音樂劇在中國的發展歷史

① 中國音樂劇發展從哪些方面入手

首先，音樂劇內容製作更具本土特色。由於嚴格的版權制度、演出制度等因素，國外音樂劇的中文版發展一直很緩慢。自中文版《媽媽咪呀！》在國內巡演獲得巨大成功後，引發了國外音樂劇中文版製作的熱潮。從中文版製作機構來看，亞洲聯創、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等演出機構與國外音樂劇製作機構合作不斷加深，這從邀請國外知名導演、購買國外經典音樂劇版權、成立中外合資公司等方面都得以充分體現。最近，亞洲聯創公司與英國真正好公司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將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推出《歌劇魅影》等一系列世界經典音樂劇中文版，音樂劇中文版製作步伐將不斷加快。
其次，國內原創音樂劇與話劇、戲曲等元素的融合度不斷加強，原創音樂劇的題材更加多樣化和本土化。
最近一兩年，國內原創音樂劇開始嘗試與話劇、中國傳統戲曲等融合，或在話劇劇情中加入音樂、舞蹈元素推動情節發展，或者將中國傳統戲曲的唱腔與現代流行音樂、舞蹈等元素融合，各種創新不斷涌現，體現了音樂劇本土化的新發展（詳見表一）。
同時，中國本土原創音樂劇劇目的題材也更加多樣化，主要是改編國內觀眾比較熟悉的古老傳說、經典故事、現代小說、漫畫、影視劇等作品，吸引了不少觀眾和媒體的關注，如根據花木蘭代父從軍故事改編的《花木蘭》、根據梁祝愛情故事改編的《蝶》、根據民間傳說白蛇傳改編的《白娘子愛情四季》以及根據武俠小說、漫畫、電影改編的《天龍八部》、《三毛流浪記》、《杜拉拉升職記》等。

② 音樂劇的歷史

在17世紀~18世紀的歐洲，音樂成了人們用來表達思想和感情的有力工具。在歐洲，各種各樣的音樂都得以茂盛發展，出現了清唱劇和歌劇。但華麗或庄嚴的歌劇或清唱劇並不能完全滿足觀眾，於是出現了被稱之為「居於雜耍和歌劇中間」的藝術形式。 歷史上第一部「音樂劇」是約翰·凱的《乞丐的歌劇》，首演於1728年倫敦，當時被稱為「民間歌劇」，它採用了當時流傳甚廣的歌曲作為穿插故事情節的主線。1750年，一個巡迴演出團在美國北部首次上演了《乞丐的歌劇》，這便是美國人親身體驗音樂劇的開端。1866年，《黑魔鬼》成為美國第一部的音樂劇。德國的喜劇，《穿緊身衣跳舞的女孩》，滑稽的歌曲，以及侏儒和妖精的扮相等等，奇異的場面令人驚異。美國人對音樂劇的興奮和擁護「就像當年米蘭人等待普契尼的新歌劇，或維也納人等待勃拉姆斯的新作交響曲一般」。

下面的鏈接有關於音樂劇的詳述，希望能幫到你
http://ke..com/view/9921.htm#5

③ 中國音樂劇有哪些

音樂劇是由喜歌劇及輕歌劇（或稱「小歌劇」）演變而成的，早期稱作「音樂喜劇」，後來簡稱為「音樂劇」，是19世紀末起源於英國的一種歌劇體裁，是由對白和歌唱相結合而演出的戲劇形式。音樂劇熔戲劇、音樂、歌舞等於一爐，富於幽默情趣和喜劇色彩。它的音樂通俗易懂，因此很受大眾的歡迎。音樂劇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上演，但演出最頻密的地方是美國紐約市的百老匯和英國的倫敦西區。因此百老匯音樂劇這個稱謂可以指在百老匯地區上演的音樂劇，又往往可是泛指所有近似百老匯風格的音樂劇。和歌劇的分別是，音樂劇經常運用一些不同類型的流行音樂以及流行音樂的樂器編制;在音樂劇裡面可以容許出現沒有音樂伴奏的對白;而音樂劇裡面亦沒有運用歌劇的一些傳統，例如沒有了宣敘調和詠嘆調的區分，歌唱的方法也不一定是美聲唱法。但音樂劇和歌劇的區分界線仍然有不少學者爭議，例如格什溫(Gershwin)作曲的波吉與佩斯(台灣翻譯乞丐與盪婦)就曾同時被人稱作歌劇、民謠歌劇和音樂劇。一些音樂劇如悲慘世界是從頭到尾都有音樂伴奏，而一些輕歌劇如卡門卻有對白。音樂劇普遍比歌劇有更多舞蹈的成分，早期的音樂劇甚至是沒有劇本的歌舞表演。雖然著名的歌劇作曲家華格納在十九世紀中期已經提出總體藝術，認為音樂和戲劇應融合為一。但在華格納的樂劇裡面音樂依然是主導，相比之下，音樂劇里戲劇、舞蹈的成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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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中國歌舞片發展歷史 詳細的

中國歌劇的發展歷程

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安全工程0902班
彭嘉--200901145076
在所有「舶來」的音樂體裁樣式中，「opera」大約最令國人感到陌生隔閡。別的暫且不提，僅從「opera」被翻譯成「歌劇」一事便可看出其中存在的誤解。「opera」一詞不僅原本並沒有「歌劇」的意思（源出義大利語opus――「作品」的復數形式），而且就其真正的內涵而言，也絕不僅僅意味著「歌唱的（或帶歌的）戲劇」。或許，opera的本來含義更接近「音樂戲劇」，但這又會與瓦格納的「Musikdrama」（通譯為樂劇）相混淆。無論如何，opera在中文語境中既已約定俗成被稱為「歌劇」，我們對此當不必過份認真。畢竟，「名」與「實」，稱呼與本質，並不是一碼事。但是，中文裡找不到opera的確切對等詞這一事實提醒我們，「歌劇」是一門「異種」藝術樣式，如想求得對它的理解和認識，可能需要我們雙倍的努力和耐心。
歌劇的這種「異種稟性」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我國歌劇事業的舉步維艱。曾幾何時，我國音樂界中對歌劇「民族化」的爭論何其熱烈，但最終卻無法達成有說服力的結論；歌劇的發展與我國傳統戲曲的關系似乎永遠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難題；也曾聽到過一種論調，認為中國歌劇的關鍵是「宣敘調」問題的突破；還有許多人想當然地一概而論，西方歌劇重「樂」輕「戲」，戲劇價值很值得懷疑。而當上述（此外還有很多）問題還沒有來得及在理論上得到真正澄清時，我們的耳旁又斜殺出一個「程咬金」的聲音：「音樂劇」正躍躍欲試登場亮相。「音樂劇」的商業效應和藝術魔力，沖擊著我們原本並不成熟、並不穩固的音樂戲劇觀念，因而歌劇究竟是什麼，在當前似乎越發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另一方面，歌劇在所有重要的西方音樂體裁中，又是一個身份最為曖昧的「雜交」品種，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人們真正有效地觸及歌劇的本質。我們現在所熟悉的音樂分析方法，大多是針對以器樂作品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工具模式，因而在面對歌劇音樂時，不是「文不對題」，就是「捉襟見肘」。「純音樂」的耳朵所習慣尋找的，是音樂中的「有機統一」或「深層結構」，面對歌劇中伴隨劇情的音樂進展，所感到的往往是茫然不知所措。反過來，持「純戲劇」觀念的人們也經常指責歌劇的慣例和手法沒有生活根基，缺乏可信性。我們還時常聽到一種大家都認可的說法――「歌劇是將音樂、戲劇、文學、舞蹈、美術等融為一體的綜合性舞台藝術」。但其實，這種歌劇定義與其說它發人深思，不如說它妨礙我們進一步思索。
二十世紀中國歌劇創作的拓荒者是黎錦暉，他創作了兒童歌舞劇《麻雀與小孩》《小小畫家》等共12部，在當時的中國曾產生了巨大影響，並為中國歌劇創作開了先河。1934年聶耳和田漢推出《揚子江暴風雨》，這種「話劇加唱」的做法後來也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歌劇結構形式。從三十年代中期起，上海、重慶一些專業作曲家在創造民族歌劇方面作了不同方式的探索，出現了《西施》(陳歌辛，1935)、《桃花源》(陳田鶴，1939)、《上海之歌》(張昊，1939)、《大地之歌》(錢仁康，1940)、《沙漠之歌》(王洛賓，1942)等作品，其中大多借鑒西洋大歌劇的創作經驗，力圖解決音樂戲劇化問題。在這些作品中，成就較高、影響最大者，當推黃源洛的《秋子》。在延安也出現了《農村曲》(向隅等作曲)和《軍民進行曲》(星海作曲)這兩部作品。不久，在延安秧歌運動基礎上產生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安波作曲)、《夫妻識字》(馬可作曲)這種載歌載舞、新穎活潑的廣場歌舞劇形式，改變了中國歌劇藝術的發展方向並且直接孕育著大型歌劇《白毛女》(馬可等作曲)的誕生。《白毛女》在我國歌劇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標志著中國歌劇終於尋找到了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形成了自身鮮明的美學品格。繼《白毛女》之後，又出現了《劉胡蘭》(羅宗賢等作曲)

《赤葉河》(梁寒光作曲)等優秀劇目。後來歌劇史家把從《兄妹開荒》到《白毛女》《劉胡蘭》《赤葉河》等優秀劇作在短時期內連續出現稱為「第一次歌劇高潮」。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十七年中，我國歌劇創作在創作思維上形成幾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繼承戲曲傳統，代表性劇目有《小二黑結婚》(馬可等作曲)、《紅霞》(張銳作曲)、《紅珊瑚》(王錫仁、胡士平作曲)、《竇娥冤》(陳紫等作曲)；一種是以民間歌舞劇、小調劇或黎氏兒童歌舞劇作為參照系，創作新型歌舞劇，其代表作為《劉三姐》；一種是以話劇加唱作為自己的結構模式，其代表作為「文革」後出現的《星光啊星光》(傅庚辰、扈邑作曲)；一種以傳統的借鑒西洋大歌劇為參照系，代表作有《王貴與李香香》 (梁寒光作曲)、《草原之歌》(羅宗賢作曲)、《望夫雲》(鄭律成作曲)、《阿依古麗》(石夫、烏斯滿江作曲)；最後一種是以《白毛女》創作經驗為參照系，在觀念和手法堅持以內容需要為一切藝術構思的出發點，既不受制於、也不拒絕任何一種手法，只要內容需要，可以兼取西洋歌劇手法、板腔手法或話劇加唱手法。這種創作模式有兩部歌劇傑作——《洪湖赤衛隊》(張敬安、歐陽謙叔作曲)、《江姐》(羊鳴、姜春陽、金砂作曲)，足可證明其卓有建樹。
到了新時期，由於歌劇生存環境的變化和藝術觀念、歌劇趣味的發展，歌劇創作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的趨勢：
一種是雅化趨勢，即沿著嚴肅大歌劇的方向繼續深入開掘，把歌劇綜合美感在更高審美層次達到整合均衡作為主要的藝術探索目標。這種探索的早期成果是《護花神》(黃安倫曲)、《傷逝》(施光南曲)，隨後是《原野》(金湘曲)、《仰天長嘯》(蕭白曲)、《阿里郎》(崔三明等曲)、《歸去來》(徐占海曲)，到了九十年代之後，又有《馬可孛羅》(王世光曲)、《安重根》(劉振球曲)、《楚霸王》(金湘曲)、《孫武》(崔新曲)、《張騫》、《蒼原》(徐占海等曲)、《鷹》（劉錫金曲）、《阿美姑娘》(石夫曲)等作品。就其思想性、藝術性和歌劇綜合美的高層次營雜邙論，《原野》、《蒼原》、《張騫》可視為新時期嚴肅大歌劇創作的高峰。
另一種是俗化趨勢，即把美國百老匯音樂劇作為參照系，探索在中國發展我們自己的通俗音樂劇的途徑。這方面最早的成果是八十年代初的《我們現代的年輕人》(劉振球曲)、《風流年華》(商易曲)和《友誼與愛情的傳說》(徐克曲)，此後這類探索貫穿於整個八九十年代，公演過的新劇目不下百部，但鮮有成功者。
繼歌劇《白毛女》之後，我國的歌劇有了很大發展。並逐步向歌劇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等方面不斷邁進。歌劇音樂也在繼承傳統和借鑒外國歌劇的成功經驗方面作出了一些新的大膽的嘗試，並出現了一大批以反映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為內容的優秀歌劇。其中一些歌劇選曲在全國人民中間廣泛流傳，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時期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中國建立後，隨著專業歌劇團體的建立和演出的「劇場化」，在繼承革命歌劇革命傳統的同時，出現了《王貴與李香香》（五幕，於村根據李季的原詩編劇，梁寒光作曲。1950年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小二黑結婚》（五幕，中央戲劇學院歌劇系根據趙樹理的同名小說集體改編，田川、楊蘭執筆，馬可、喬谷、賀飛、張佩衡作曲。1953年於北京首演）、《劉胡蘭》（二幕，於村、海嘯、盧肅、陳紫等改編。陳紫、茅沅、葛光銳等作曲。中央實驗歌劇院1954年於北京首演）和《草原之歌》（六幕五場，任萍編劇，羅宗賢作曲，1955年中央實驗歌劇院於北京首演）、《星星之火》（侶朋等編劇，李劫夫作曲）等。 1957年，中國劇協、中國音協聯合召開了「新歌劇討論會」，對1949年以來的當代歌劇發展進行了廣泛地探討，在此後的10年間又出現了一批優秀作品。如《紅霞》（石漢編劇，張銳作曲，1957年首演）、《洪湖赤衛隊》（竹本和、楊會召編劇，歐陽謙叔、張敬安作曲，1959年首演）、《啞姑泉》（張萬一、張沛編劇，張沛、張文秀、李秉衡作曲，1959年首演）、《柯山紅日》（陳其通編劇，庄映、陸明作曲，1959年首演）、《紅珊瑚》

（趙忠、鍾藝兵等編劇，王錫仁、胡士平作曲，1960年首演）、《竇娥冤》（侶朋根據關漢卿原作編劇，陳紫、杜宇作曲，1960年首演）、《劉三姐》（柳州市《劉三姐》劇本創作組創編，廣西壯族自治區《劉三姐》匯演大會改編，1960年首演）、《江姐》（嚴肅根據長篇小說《紅岩》編劇，羊鳴、姜春陽、金砂作曲，1964年首演）、《阿依古麗》（海嘯編劇，石夫、烏斯滿江作曲，1966年首演）等。
在中國歌劇史上，這10年是大豐收的10年。從宏觀上看，這批歌劇在表現題材和內容上，比建國初期有了較大的開拓，在繼承民族傳統方面也有新的探索，成果是喜人。其中《紅珊瑚》、《洪湖赤衛隊》和《江姐》尤為突出，在社會上反響最大。 綜觀我國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歌劇，可以說我國的音樂工作者在這一領域里的探索和實驗所取得的成績和成功是十分喜人的，這些歌劇之所以成功，在音樂上最主要的經驗就是突出了民族化和群眾性。在歌劇音樂創作上，「民族化一直是重視和貫穿在歌劇創作的實踐中並且是有成績的」（梁寒光《歌劇民族化問題及其他》1961年11月《文匯報》）。安波也認為：「提倡民族化是與全盤西化的錯誤思想對立的，其對立之處，不在於要與不要外國的東西，而在於如何要法。„„如果能和民族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做到完全地恰當地統一，那麼，這就是正確的要法.」（《關於新歌劇的提高問題》）我國五、六十年代的歌劇創作，基本上遵循了這一規律去進行的，那麼多的歌劇唱段在人民中間廣泛流傳，就是因為這些唱段優美、流暢的旋律以及所塑造的藝術形象，反映了人們的現實生活並深深地打動了他們的心。
當歷史進入到80年代前後，我國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都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我國的歌劇藝術在經過「文革」10年的停頓後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並且在美學觀念、創作風格、表現手法等方面都經歷了一場程度不同的變革。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在全國各地共上演了約200餘部歌劇作品，其數量之多是驚人的。其中以《傷逝》（王泉、韓偉根據魯迅同名小說編劇，施光南作曲）、《芳草心》（根據評彈和話劇《真情假意》改編，向彤、何兆華執筆，王祖皆、張卓婭作曲）、《火把節》（陸 編劇，金午、楊寶智作曲）、《第一百個新娘》（胡獻廷、徐學達等編劇，王世光、蔡克翔作曲）、《原野》（萬方根據曹禺同名話劇改編，金湘作曲）、《情人》（劉文玉、魯東勇編劇，雷雨聲、楊余燕作曲）、《牛郎織女》（吳祖光所編詩劇，陳遠林作曲）、《深宮慾海》（馮柏銘編劇，劉振球作曲）以及《仰天長嘯》（郁文編劇，蕭白作曲）、《山野里的游戲》（王廷松、徐立根編劇，李黎夫、彭川作曲）等。
還值得提出的是在80年代中出現的一部我國歌劇史上比較特別的「歌舞故事劇」——《搭錯車》，以其進入萬人體育館的大膽之舉和超千場的演出記錄，在全國引起了轟動和反響，令人震驚。
1990年在湖南株州召開的「全國歌劇觀摩演出」可以說是對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國歌劇創作與表演的一次檢閱和總結。這次觀摩會中演出的15部歌劇，在題材的主旋律與多樣化、在探索嚴肅大歌劇的新高度以及在音樂劇的創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是喜人的。其中《海篷花》（趙振勝、傅清泉編劇，鄭兵作曲）、《桃花渡》（李靜林、余清泉編劇，呂冰作曲）、《徵婚啟事》（鄧海南編劇，冬林作曲）、《木棉花開了》（王鴻編劇，薛彪作曲）以及《人間自有真情在》（陳振華、姜述寶編劇，王猛作曲）等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改革開放後的現代生活和時代風貌。而《從前有座山》（張林枝編劇，劉振球作曲）、《阿里郎》（余京連、金哲學等編劇，崔雲明、安國敏、許元植、崔昌逵作曲）、《歸去來》（丁小春編劇，徐占海作曲）以及《青稞王子》（栗粟、劉光弟編劇，林一、董秉常作曲）等則用現實主義手法來描寫遠古神話故事，並在結構、樣式等方面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特別是在探索嚴肅大歌劇的新高度方面，如《從前有座山》、《歸去來》和《阿里郎》等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人間自有真情在》、《海篷花》等則是十多年來音樂劇創作的一個總結。
綜觀80年代前後我國的歌劇音樂創作，在突出主旋律，站在時代高度和突出歌劇的音樂性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是建國後歌劇創作的一個高峰，但是這些歌劇與建國後五、六十年代的歌劇創作相比，還遠不如其在人民群眾中間的影響，原因應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當是作者對作品的時代精神的創造性與音樂語言和音調的創新問題以及在突出作品的個性等方面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有相當一部分作品還沒有進行很好的精雕細刻，因此在藝術上顯得比較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