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哪個電視台在播放大型音樂劇《東方紅》
電視台不太可能全播。音像店很容易買到光碟，很多，很便宜。
『貳』 求大型音樂劇《東方紅》的基本特徵，作品的繼承，創新幾個方面的內容。
《東方紅》誕生於「文革」前夕，這一點看似偶然，而實際上卻恰是最富歷史意味的一刻，它彷彿為「十七年」中國電影畫上了一個意味深長、可堪回味的句號。
《東方紅》是為新中國成立15周年而創作的大型歌舞劇，1965年被搬上銀幕。音樂、舞蹈工作人員共三千多人聯合創作演出。以《葵花向太陽》（序曲）、《東方的曙光》、《星火燎原》、《萬水千山》等七個段落，刻畫了中國人民反帝、抗日、內戰至新中國成立的過程。
歌舞劇《東方紅》率先誕生
1964年正值新中國成立15周年，慶祝活動中需要一些重點節目。7月13日，周恩來受陳毅邀請到上海，觀賞第五屆「上海之春」開幕式演出過的音樂舞蹈劇《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看罷此劇，周恩來受到啟發，下決心親自抓一部大型舞蹈史詩作品。
周恩來一回到北京，馬上找來周揚及文化部、總政文化部有關負責人談了他的設想。周恩來表示：「我有這么一個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國慶，把我們革命的發展，從黨的誕生起，通過藝術表演，逐步地表現出來……」一開始有人主張用音樂會的形式，後來周恩來建議是否能搞歌舞會，這樣更貼近群眾，更容易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7月18日決意提出，7月底晚會開始啟動，這意味著僅僅50天的時間就要弄出一台大型晚會。
關於大歌舞的名稱問題，導演周巍峙建議用「東方紅」，周恩來立即表示贊同。而且參考了國外的概念後又經過討論研究決定，晚會還冠以了「音樂舞蹈史詩」的名稱。
周恩來親自在全國調兵遣將，動用了3000多人的大型陣容，聚集了當時最權威、最著名的作詞、作曲家和歌唱家，綜合歌曲、戲劇、舞蹈等多種藝術形式講述了從帝國主義侵華，中國共產黨成立，二萬五千里長征，八年抗戰，到新中國成立的革命歷程。
將歌舞劇搬上銀幕
《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演出結束後，八一電影製片廠奉命同北京電影製片廠、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一起承擔拍攝該電影的任務。為此周恩來特意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電影藝術家座談會，討論怎樣把舞台演出搬到銀幕上。「要讓觀眾像坐在大會堂里看《東方紅》演出一樣」被當作拍這部電影的總體要求。
在實際拍攝工作中，有些舞台演出的特點在拍電影時都成了特大難點。比如，原來大歌舞全部演出的幻燈背景，是由200多個小幻燈同時投影到天幕上，組成大約800平方米整幅巨大的，可以有簡單動作（如流水、飛雲、光芒等）的畫面———幾乎同電影的切換鏡頭差不多，有很好的藝術效果。但在拍電影時，幻燈背景的亮度不夠，而如果把強烈的電影燈光打到台上，幻燈背景就成了白茫茫一片，拍攝陷入困境。
後來經周恩來批示，劇組從上海借來全國著名的制燈專家蔡祖泉同志到《東方紅》攝制組工作，用提高幻燈背景亮度的方式解決了這個難題。另外，周恩來又交代外貿部的林海雲用外匯在國外購買伊斯曼彩色膠片，以保證電影的拍攝質量。
在周恩來的全力支持下，攝制組僅花了三個月時間就全部拍攝完畢《東方紅》一部彩色寬銀幕和一部彩色普通銀幕兩部電影的所有鏡頭。到1965年9月，周恩來再次到八一電影製片廠親自審查了《東方紅》，這部電影終告完成。
文字出處：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紅鏡頭中的周恩來》
整理：本報記者劉晉鋒
回眸
《東方紅》劇組四十年後再聚首
今年是《東方紅》誕生四十周年，中央電視台《藝術人生》劇組歷經幾個月的時間找尋當年參與舞蹈史詩創作和演出的人們，期望3000多人重新聚首。當晚有200多位主要的演職員匯聚一堂，所有的話題都隨著「東方紅」展開。
革命夫妻導演周巍峙與演員王昆
導演周巍峙戲稱自己是《東方紅》的「打雜兒」，理由是劇組里大小所有的事務都歸他管。當年，周巍峙經歷了《東方紅》劇組從創意到雛形到最後完成的整個過程。當王昆和周巍峙同坐在台上的時候，並沒有多少人知曉他們是一對革命夫妻。周巍峙率先表態，選角兒依賴實力，當年妻子參與演出並沒有「走後門」。王昆說，當時兩人相見相處的時間也並不多。他總是晚歸，她總是早起，兩人或許會在清晨打個照面。
郭蘭英的謙和
面對幾百位當年《東方紅》的戰友，郭蘭英在簡短的十幾分鍾采訪中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不要說了，沒時間了，留給他們吧。」她甚至把自己在歌舞會上演唱的《南泥灣》的功勞也推掉，解釋說自己並不是首演，之前在延安已經有了合唱。此外，印象最深的是她的開場「三鞠躬」。嗓音甜美的郭蘭英留給觀眾的是另一種謙和的作風。
賈世駿唱出了偉人的感覺
賈世駿當年在劇中演唱的是《長征》，只善歌唱、不善表演的他由於動作的不協調在舞台上鬧過很多笑話。好在賈世駿進步飛快，最後的舞台效果超出想像，賈世駿感受最深的還是劇作體現的精神。演出之後有導演找到賈世駿商量能否出演毛澤東。他婉言回絕，理由是：第一演技不好；第二演唱者的形象在觀眾中已普遍被接受，突然以偉人形象出現，觀眾會不適應。
文字資料由《藝術人生》劇組提供。
評價
電影的一個特殊品種
電影評論家羅藝軍評價《東方紅》
對於《東方紅》這部在特定情況下產生的「音樂歌舞史詩」，原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電影評論家羅藝軍有一些獨到的看法：這部電影產生於極左思潮泛濫的年代，它採用歌舞的形式，把過去流行的歌曲串起來，屬於電影中的一個特殊品種，應該說它在藝術上有一定的創新，而影片中的革命激情也有可取之處。
因為它是把一部成型的舞台劇搬上銀幕，電影導演談不上有什麼了不起的創作，但它在鏡頭運用方面還算細致。這部電影的局限之處在於，它所反映的歷史與真實的歷史之間到底有多大的距離？
采寫：本報記者劉晉鋒
電影筆記
動容於被貶低和壓抑已久的藝術尊嚴
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過來的人，相信大多不會忘記一部名為《東方紅》的大型音樂歌舞史詩電影和片頭那首雄渾而輝煌的同名樂章。在人們的印象中，這部電影和《東方紅》的旋律早已遠遠超越了它們自身的存在，而被滄桑的歲月和急遽變幻的時空沉澱為一段關乎我們這個民族和她的每一個體的某種揮之不去、刻骨銘心的歷史記憶。這記憶不是漂浮於人們大腦皮層的那種似是而非的視聽表象，而更像是一道被烈火與青銅所鑄就的歷史銘文，深深地鐫刻進我們的肌膚和血液，交融於我們的骨肉和靈魂。它就像童年某個清冽的早晨，在人們耳畔奏響的一首遼遠而明朗的晨曲，與那些寫滿了虔誠的篤信和熾熱憧憬的純真年華緊緊纏繞在一起，讓人咀之而低回，嚼之而沉湎。
記得在「文革」剛剛結束的歲月里，被塵封了10年之久的影片《東方紅》，在一塊塊陳舊得有些泛黃的銀幕上重新閃爍顯影的時候，郭蘭英那一曲《南泥灣》曾使無數巾幗須眉為之淚灑沾襟。或許人們並不是僅僅感懷於這首久違了的優美的民歌，而是動容於一種被貶低與壓抑已久的藝術精髓與藝術尊嚴的蹣跚復歸。那些歷經時代的錘煉和汰選而屹立不倒的音樂歌舞經典，曾經與它們的演繹者一道被無情地打入另冊，一去十餘載，生死兩茫茫。一個懷疑與否定美的年代，最終必遭人們的否定與唾棄，而那些美的創造者、傳播者與欣賞者，卻總是能夠披瀝風霜，傲視冰雪，即使輾轉成泥，也依舊芬芳如故。正是由此，「文革」陰霾初散之際，包括《東方紅》在內的一批舊片才得以重見天日。
影片《東方紅》具有宏富闊大的篇章架構和沉鬱激盪的敘事品貌，不僅源於它包蘊了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近代革命音樂舞蹈的累累碩果，同時，亦源自它薈萃了從軍隊到地方16個專業文藝團體共計3000多名新中國優秀藝術家的珠璣精華。尤其值得今人唏噓稱道的是，這部尊為史詩的文藝巨片，在創作、排練與拍攝的過程當中，並未因「詩」而廢「史」，而是以一種嚴謹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和現實主義美學原則，准確把握了「詩」與「史」的審美表現關系，以「詩」證「史」，「詩」、「史」互見，從而使影片既准確深刻地傳達出一份厚重而蒼涼的歷史追懷感，又抒發了作為勝利者對於自身輝煌業績的歡欣和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