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張明敏北京音樂會

㈠ 求張明敏1984年演唱會完整無刪減版視頻

這個很難辦，你上電驢搜搜吧，也許可能有，不然只能到影像店（有悠久歷史的）看

㈡ 求中國改革開放後流行音樂的發展歷程

1977年起，隨著對外開放的先聲，少量港台流行音樂通過廣州進入內地。1979年，廣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內地中國唱片總公司獨家壟斷唱片生產和發行的格局解體。

內地開始大規模生產流行音樂。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一年即生產800萬盒帶。采錄了內地幾乎所有有名的歌手。伴隨盒式錄音機的引進，劉文正、鄧麗君等歌手的盒帶開始流入內地，引發了內地聽眾的強烈追捧。

1980年起，台灣校園民謠風靡內地。內地流行音樂開始進入開拓時期。同年，《北京晚報》與東方歌舞團舉辦「新星音樂會」，同年，《北京晚報》記者劉孟洪發表文章為歌曲《何日君再來》辯護，引發激烈爭論。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麗君的歌曲一度被視為「靡靡之音」。但由於她的音樂充滿魅力，但仍不斷輸入鄧麗君灌錄的各種音樂製品，並於1986年正式解除了對她的歌曲禁令。當時在中國大陸流傳著這樣的說法：「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其中體現出的開放與包容，值得人民歡欣鼓舞，改變使人進步。

從1979年到1984年，大陸成立的音像出版單位達三百多家。由於中國當時還沒有著作權法，所以，大量的出版社使用內地歌手大量翻唱港台作品。鄧麗君、劉文正幾乎是所有歌手們學唱的樣板。大批內地詞曲作家也開始了流行音樂寫作的嘗試。

經過五年的發展，對流行音樂的爭論漸漸淡化。1984年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邀請了香港歌手張明敏和奚秀蘭，表明了國家層面上對流行音樂的認同。張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國心》和奚秀蘭演唱的《阿里山的姑娘》不脛而走，說明流行音樂受歡迎程度。

1985年，北京國際聲像藝術公司舉行「南腔北調大匯唱」音樂會，將流行音樂形式與傳統戲曲、民歌相結合取得了成功。廣州率先舉行了「紅棉杯新人新風新歌大獎賽」，開流行音樂大賽先河。中央電視台「九州方圓」欄目採用流行歌曲為主題曲。

1986年，中央電視台青年歌手大獎賽首次設立「通俗唱法」，同年，中國音樂家協會舉辦「首屆全國民歌通俗歌手大賽」。

最具標志性的事件則是由中國錄音錄像出版公司和東方歌舞團錄音公司共同主辦、獻給世界和平年的首屆中國百名歌星演唱會《讓世界充滿愛》。 演唱會上，一批內地原創作品，特別是《讓世界充滿愛》和崔健的《一無所有》大獲成功，宣告中國內地流行音樂的崛起。

(2)采訪張明敏北京音樂會擴展閱讀：

華語歌壇的全面融合

進入新世紀以來，對於中國流行音樂來說，有三個關鍵詞最為重要。它們是網路音樂、數字音樂(blog)和選秀。網路音樂在中國的發展幾乎與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同步，1997年，音樂人陳哲即建立了第一家音樂網站。

到2000年，全國已有各類音樂網站數百家。同年，北京喜洋洋唱片有限公司與新浪網合作在網站上推廣盧庚戌(聽歌)的新歌《蝴蝶花》。

2001年，雪村的《東北人都是活雷鋒》在網路上一炮走紅，成為歌壇特大新聞。從此，眾多的歌手發現了一個新的可能。2004年，《老鼠愛大米》、《丁香花》、《兩只蝴蝶》相繼走紅，網路歌曲迅速成為風靡一時的文化現象。

在網路歌曲興起之前，內地的互聯網行業經歷了一段艱難時期。一些網站因為無法明確贏利模式而出現財政危機，有的開始大規模裁員。

但是一種新業務的出現改變了一切，這就是彩鈴服務。簡便的支付方式，個性化的音樂選擇使得消費者大為興奮。網路歌曲的作者、網路運營商和通訊運營商也就挖到了第一桶金，獲得了巨大的利潤。

㈢ 流行音樂開始進入她的發展的黃金時段是從84年張明敏的出現

學音樂開始進入她的發展的黃金時段，是從84年張明敏的出現，對的，是從84年張明敏的出現開始的

㈣ 張明敏的個人經歷

張明敏的演藝生涯證明了他是個歌壇的強者，打從1979年開始他的演藝生涯以來，他一直注重勤學苦練，藝術上精益求精，力求把最好的歌曲、最佳的演藝奉給親愛的聽眾和觀眾。他接受過戴思聰、宋遲、魏秀賢等許多位老師的嚴格訓練，並深得他們的好評。
1984年，張明敏憑一曲《我的中國心》成為盡人皆知的著名愛國歌手，現時，他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執行董事。20年來，他走過了一條不平坦的路。
張明敏先生自幼喜愛唱歌，對音樂有著一種特殊的天賦。家庭的清貧雖然未能使他跨進音樂學校的大門，但一顆熱忱的心並未被現實的境況所冷卻。憑著頑強的意志，不屈的精神和執著的追求，自學成材。1979年，23歲的他參加了香港工聯會和香港電台主辦的「全港工人演唱賽」和「全港業余歌手演唱賽」，連得兩個冠軍。同年，他的名字上了香港電台優秀歌手「龍虎榜」，頗有名氣的永恆唱片公司為他錄制了第一張個人專輯《鄉間的小路》。
從此以後，張明敏先生全身心投入了藝術的工作，和歌唱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1982年，當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中篡改侵華歷史時，他懷著極大的民族義憤，錄制了第二張專輯「中華民族」唱片，在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中引起強烈的共鳴，獲得了「黃金唱片獎」。而後，「我是中國人」、「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我的中國心」等專輯相繼問世，把他的知名度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峰。
著名歌詞作家黃沾、王福齡兩位先生專為他譜寫了充滿愛國激情的「我的中國心」，歌曲灌成唱片後，銷量超過百萬張，獲得1983年「白金唱片」譽獎。
1984年，正值《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際，中國中央電視台首次正式邀請張明敏先生參加「1984春節聯歡晚會」。於是，他帶著「我的中國心」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演唱的香港歌手。這次演出，獲得盛大好評，為中國的流行音樂注入了新的生機，也成為他生命歷程的一個新里程碑。
自此，「我的中國心」一曲更流行全國。1984年8月應北京青年報的邀請，他作為第一位香港歌星在首都舉行個人演唱會，並為當時全國開展的「愛我中華，修我長城」活動舉行了義演。1988年，他為第11屆亞運會集資籌款，歷時一年多，走了24個城市，開了154場個人演唱會，取得空前成功，至今尚未有歌手突破。1990年參演春晚歌曲：《獻出心中誠與愛》、《我們愛這個錯》。 1984年至今，張明敏先生在大陸的義演活動不計其數：為「愛我中華，修我長城」活動，為殘疾人，為北京亞運會，為賑災扶貧，為希望工程，為中國旅遊。如此多的義演，不是一般的歌星所能做到的。如果說，當初永恆唱片公司包裝他時，是把熱愛中國的形象貼在他身上，那麼漸漸地，這種愛已經浸入了他的肌膚，變成了他的血肉他的「中國心」了。他深情地說：「我對祖國有深厚的感情，《我的中國心》是我全部感情的總和。當我登上長城的時候，面對著千山萬壑，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多麼自豪啊！」
張明敏先生不僅是一位愛國歌手，也是一位出色的社會活動家。二十年來，他藉助自己的名望，為推動中港兩地青年的交流，促進香港的平穩過度，做了大量有意的社會工作。他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二屆政府的推選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青年聯合第6-8屆香港特邀委員；廣西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常務會董兼宣傳部主任、香港青年聯會顧問、北京市青年聯合會副主席、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北京海外聯誼會理事、港進聯青年委員會主席、第九屆港區人大選舉會議成員。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13年了，他為自己二十幾年來所追求而為之奮斗的事業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我是一個很平凡的人，能用自己的歌聲和工作來促進中港兩地青年的交流與合作，為香港的平穩過度和中港兩地的繁榮發展，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做些貢獻，是我最大的心願和快樂。」 張明敏1957年生在香港，曾是九龍一家電子表廠負責校時的小工。他自幼喜歡唱歌，一直想成為一名歌手，也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但除了在22歲那年獲得過一次全港業余歌唱大賽的冠軍外，幾無任何成績可言。198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張明敏以民歌手形象出現在舞台上，但始終是個小角色，生活還是靠在電子表廠的工作。
1983年2月，香港青年聯合會的工作人員找到張明敏，要錄一首愛國歌曲，名叫《我的中國心》，因為一直沒找到合適的人，想請他去試唱一下。張明敏是一個無名小輩，他覺得無所謂，就去了。他一唱就深深地喜歡上了這首歌，旋而他拿這首歌作為主打錄了一盒磁帶投放市場，那時他沒有錢，只能一切就簡，磁帶投入市場後，幾乎沒有什麼反響。他很失望和沮喪，依然做他的職業工人、業余歌手。 1984年1月，英國時任首相撒切爾夫人來華訪問，發表了「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政府將於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權。當時，正在做著央視「1984年春聯歡晚會」的導演黃一鶴想請一位香港演員來參加春節聯歡晚會。為了解香港演藝界的情況黃一鶴導來到深圳，因為那兒能看到香港電視台的節目。但他們沒找到一首合適的歌。
某一天，他們乘車外出。路上，司機放了一盤磁帶，車里立時響起了《我的中國心》的優美旋律。黃一鶴越聽越激動，這不就是我們要找的歌嗎！他迅速翻錄了這盒磁帶帶回到北京，給上級打報告，希望能請《我的中國心》的原唱張明敏來北京參加春節聯歡晚會的演出，這個報告很快被批准。
張明敏成了第一個參加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香港演員，由於參加了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演出，張明敏在內地一夜之間成為紅歌星。雖然《我的中國心》這首歌並沒能讓張明敏掙到什麼錢，但他毫不在意，覺得這首歌給他帶來的精神及政治財富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盡管張明敏在內地很有名，可當時香港還沒有回歸，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講普通話，唱國語歌的人在香港沒有市場，因此靠唱國語歌走紅內地的張明敏在香港依然無聲無息。為了生活，他只能又回到電子表廠當工人。
曾在1990年春晚翻唱過《我們愛這個錯》。 上世紀90年代初，張明敏開始經商，他開辦過卡拉OK廳、酒廊、公共關系公司和廣告公司，結果都以失敗告終止。經過多年奮斗，如今張明敏成為香港一家生物科技上市公司的執行董事。
斗轉星移，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風靡神州大地的愛國歌手，如今唱歌已成為副業。張明敏深有感觸地說：「我想我的人生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大的變化，全憑一首《我的中國心》所賜。」
2014年12月19日，2014年以來香港社會充斥著負能量，例子如早前發生非法「佔中」事件，讓人發覺香港的年輕人，因生長在一個富裕的環境中，漸漸忘記了過去，忘記了背後的祖國。身為愛國歌手的張明敏感到擔憂，自覺有責任對香港社會發放正能量和開導一下年輕人，希望透過音樂將訊息傳開去，觸發出推出新碟《我的中國夢》、想法，更獲得美亞娛樂支持，他除了香港外還打算發行到內地 。

㈤ 在大陸第一個開演唱會的港台歌手是誰

第一在大陸開演唱會的是「羅文」廣州中山紀念堂 1985年3月14日 之後是「陳百強」廣州天河 1988年

㈥ 張明敏在記住鄉愁徵集歌曲音樂會唱的是什麼歌

張明敏在這個音樂會上演唱的是《鄉愁》。

㈦ 張明敏一曲《我的中國心》唱出了多少人的心聲

1984年的春節晚會上，有一首歌深深打動了普天下華夏兒女的心。25年來，它傳遍大江南北，激盪五湖四海。它的名字叫《我的中國心》。
1984年，一曲《我的中國心》打動無數華夏兒女的心。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中小學教科書時，公然篡改侵略中國的歷史，這激起了香港著名音樂人黃沾的憤慨。很快，黃沾和王福齡共同創作出愛國歌曲《我的中國心》，交給當時香港的青年歌手張明敏演唱。
出生於香港的張明敏，祖籍福建晉江。受父母影響，張明敏對於祖國的感情在童年時便悄然萌芽。7歲時，他開始學唱國語歌，並最終在粵語歌盛行的香港，堅定地站到了「國語歌手」這個當時並不被看好的舞台上。
1983年，中國和英國開始就香港回歸問題正式會談。
歷經百年滄桑的香港將要回歸的消息，讓當時的央視春晚總導演黃一鶴心裡一動：能不能把香港歌手請到北京來參加第二年的春節晚會？想法得到了央視台領導的贊成，黃一鶴立即行動起來。
當時，由於香港尚未回歸，黃一鶴一行人只能到鄰近香港的廣東各地了解香港演藝界的情況。黃一鶴至今清楚地記得，有一天，在深圳的一輛中巴車上，他在一堆粵語歌中突然聽到了一首用普通話演唱的歌曲，「河山只在我夢里，祖國已多年未親近……」歌曲的旋律和演唱者的聲音，洋溢著濃濃的中國情。
「這是什麼歌？」黃一鶴興奮地問司機。「《我的中國心》」，司機用廣東話回答。黃一鶴沒聽懂。司機急了：「哎呀，你自己看啦！」黃一鶴接過司機遞來的磁帶盒一看——香港歌手張明敏的專輯《我的中國心》。
這首歌的詞曲氛圍非常符合黃一鶴對春節晚會的總體設想，激動之餘，他一錘定音——登台春晚的就是張明敏了！
1984年春節前夕的一個中午，年僅28歲的張明敏接到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電話，邀請他在當年的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演唱《我的中國心》。
那時，作為一名國語歌手，張明敏感覺到自己在內地應該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憑著當時香港人對內地僅有的一點了解，他又擔心內地觀眾不會接受一位香港歌手。
思前想後，拿不定主意的張明敏將心事告訴了家人。沒想到，他的母親一聽立即表示：支持兒子去北京。「你好好考慮一下，你唱的是普通話歌曲，最大的發展天地在內地。香港就這么大，而且聽普通話歌的人很少。你應該到內地去唱。」母親的支持，讓張明敏下定了決心。
1984年除夕之夜，身著中山裝，戴著眼鏡的張明敏登上了春晚舞台。
「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當激昂的歌聲響起時，電視機前的每一位中國人，心中最柔軟的神經都被觸動了。
遠在萊茵河畔的劉芳本，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時就感動得掉下眼淚。
這位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德語教授，早在1976年就作為翻譯人員在德國工作過幾個月，1978年她作為改革開放後首批公派留學生遠赴德國深造，1984年劉芳本榮獲德國洪堡基金會科研獎學金，再次留學德國。
有一次，劉芳本到一位華人朋友家做客，順便借了幾盤中文磁帶，當《我的中國心》旋律響起的時候，劉芳本一下子被打動了，「這首歌唱的不就是我的情景和心情嗎？」說的是德語，早餐吃的是麵包黃油，可是在劉芳本的心裡，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祖國，思念著自己的親人。
回想25年前的那個除夕夜，張明敏充滿感激之情。他說：「上春晚演唱《我的中國心》，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它不但給了我一個事業的支點，更重要的是，它讓一顆中國心完全融入了我的血脈。從那以後，我人生中的每一次選擇和每一步腳印，都由這顆中國心來決定。」
經典歌曲之所以能夠穿越時空，除了它具有被大眾認可的優美旋律外，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容著的情感因素和文化符號往往會造就出一種動人心魄的力量。
從春節聯歡晚會返回香港後，張明敏最初並不知道他的歌在內地造成了多大的轟動，直到有一天，中央電視台打來電話說：「明敏，你來領歌迷的信吧，你的信已堆了滿滿一屋子。」
在信中，不計其數的歌迷鼓勵張明敏發揚自己的風格，多唱愛國、愛中華的民族歌曲。這份源自歌迷的熱忱而真摯的愛，讓張明敏心中產生了要為國家、為歌迷做點什麼的激情和沖動。
1985年，中國第一次取得了亞運會的舉辦權。得知這一消息，張明敏的民族激情立刻被點燃了。
「那個時候，我一心就想著讓《我的中國心》這首歌喚起所有中國人對祖國舉辦亞運會的自豪感，喚起人們對祖國的愛。」很快，他試著給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寫了一封信，懇請允許他到內地舉辦巡迴演唱會，為亞運會進行義演。
張明敏怎麼也沒想到，僅僅10多天後自己就接到了總書記的回信，支持他的請求。
帶著激情，張明敏解除了與香港唱片公司的合約，全心投入到這次巡迴義演的准備中。經過一年多籌備，1987年底，張明敏籌資數百萬港幣，帶著從香港運來的音響、燈光，開始了為期兩年的全國演出。在巡迴演出中，張明敏深深體會到了一首歌曲的力量。
僅僅在巡迴演出的第一年時間里，張明敏就幾乎走遍全國，舉辦了154場個人演唱會。
1997年，在慶祝香港回歸大型文藝演出上，《我的中國心》的旋律再次響起。在這個載入歷史的時刻，張明敏用歌聲向世界表達了香港人和所有海外華人的心聲。
20多年過去了，現在香港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唱《我的中國心》。
2004年，泉州體育館。
「河山只在我夢里，祖國已多年未親近……」當這首早已在人們心裡唱了不知多少遍的《我的中國心》再一次從張明敏口中響起時，全場沸騰了。
偌大的體育館里，沒有尖叫，只有喝彩；沒有騷亂，只有五彩的閃光棒和小小的五星紅旗在空中有節奏地舞動。演唱會現場，就連許多孩子也有板有眼地跟著節拍，讓自己小小的身子隨著旋律輕輕搖晃。
當激揚的歌聲唱到「我的中國心」這句詞時，細心的人們忽然發現，張明敏把歌詞改成了「我們的中國心」。
「這一字之差，意義截然不同。」張明敏意味深長地說，「那個時候香港已經回歸，我不再是一個遊子，也不再感到自己是在孤獨地唱這么一首國語歌。我身邊的人們和我一樣，都有了一顆中國心，我們的中國心！這種融入大家庭的感覺難以用語言來述說，唯有加一個字，用歌聲來表達。」
1984年春晚結束後，回到香港的張明敏發現，盡管《我的中國心》一夜間紅遍了內地，可在當時尚未回歸祖國的香港，絕大多數港人依然不會唱這首國語歌。這讓身處香港的張明敏有種孤單的感覺。
「現在不同啦，香港回歸了，學普通話的人多了。20多年過去了，現在香港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唱《我的中國心》。」張明敏不無「得意」地說。
20多年來，作為內地與香港文化交流最早的實踐者，張明敏多次帶香港企業家和演出團體走訪內地的西部山區，並深入到礦區、農村演出。他在內地參加的義演活動更不計其數。而每到一地，凡是有他出場，人們都會異口同聲地高唱《我的中國心》。
2008年2月21日，這天是中國傳統的元宵佳節。就在這一天，我國的探月衛星「嫦娥一號」，為家鄉的親人送來了38萬公里之外的「天籟之音」，那是32首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經典曲目，《我的中國心》位列其中。
當時，國防科工委月球探測工程中心提出了150多首建議曲目，經過全國人民的投票和專家評審，最終選出了包括《在那遙遠的地方》、《歌唱祖國》、《東方紅》、《我的中國心》等在內的32首衛星攜帶曲目。
2008年，當「嫦娥一號」衛星經過漫漫旅程到達38萬公里之遙的月球之境時，這32首歌曲與「嫦娥」一起縈繞在千年夢想之地的軌道上。
詩人艾青在《我愛這土地》中寫道：「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塊土地愛得深沉。」
這，也是華夏兒女唱響《我的中國心》時共同的心聲。

㈧ 當年在春晚演唱《我的中國心》的歌手張明敏近況如何

因為我也不是一個特別關心娛樂的人，所以我覺得張明敏應該就是和大多數普通人一樣，過著自己的生活吧。而且現在他的年紀應該挺大了，估計也不會再有什麼商演之類的了，在家安度晚年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嗎。可能就是和我們身邊的那些大爺一樣，每天看看花鳥魚蟲，去公園溜溜彎之類的。

從那以後，張明敏就徹底火了，所有人都知道有這么一個人，知道有這么一首歌，不過呢，後來他卻慢慢地淡出娛樂圈了。好像是回歸到自己的生活了，不過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畢竟娛樂圈裡的競爭太過激烈，也不太適合他這種性格。

㈨ 李海鷹的記者訪談

從「扒別人的」到「被別人扒」
早期給很多香港歌曲配曲，其實就是扒人家的歌，把歌詞換一下，然後根據記憶自己配上樂器和曲子，然後再拿出去賣。老實說這種事情的確侵犯了人家的版權，但在那時候，大家都還沒有版權的概念。不光是廣東，全中國的流行音樂，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記者:我查到的所有資料都顯示，您是在1983年進入流行樂壇的，為什麼是在這一年?在我印象中，在那之前就已經開始流行了鄧麗君，在那年之後，張明敏1984年進央視春晚，香港流行音樂才正式開始登陸內地。但您進入流行樂壇的時間，似乎剛好在二者之間。
李海鷹:資料上記錄的年份，其實是我正式進入太平洋影音公司作配曲時的年份。其實在那之前，我是從部隊出來的。如果說最早接觸音樂，已經說不清楚是在什麼時候，但我記得自己15歲時，有人送了我一把秦琴，也就是類似於二胡的一種樂器，我在樓道里用撥片撥，嘴裡哼著胡謅的廣東小調。結果住在樓上的一個上海工程師下樓來，看了一眼我撥弦，對「這琴不高級，小提琴才高級。」然後把秦琴放到了我肩上，拿了把木尺遞給我，「在琴弦上來回鋸，用不著撥。」這算是我小提琴的啟蒙吧。但也就是因為這個，一年之後，我作為全校惟一會五線譜和略懂小提琴的人考進了廣州粵劇團，然後又進入廣州星海音樂學院作曲進修班學習了一年半。
1983年時，開始有唱片公司找我來做配曲，這種工作解釋起來有點費勁，應該是相當於出版社的約稿。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變成了自由音樂人。所以，一般跟人說起來，我都說自己1983年進入流行樂壇。我個人應該說，那時就受鄧麗君的影響更大。
記者:粵劇團也算是個有編制的文藝單位吧，如今似乎大家不太看重這個了，但在80年代初，似乎很難想像有人甘願放棄體制內的生活，跑出來單乾的。當時，您就沒有過顧慮?
李海鷹:好像……我還真沒有過什麼顧慮。因為我記得在80年代初期時，廣州這里的流行音樂行業就已經比較先進，幾乎是領先全國了，當時廣州的太平洋，新時代，中唱，白天鵝，簡直就是整個中國流行音樂的四大天王啊，所以從粵劇團出來的時候，我沒有任何猶豫，家裡也沒有特別反對，因為當時是唱片公司覺得我配器比較有潛力，水平也不錯，所以才請我過來的，我算是憑本事吃飯吧，有本事在，不怕沒單位。在早期，其實我配了不少中國民歌+架子鼓這樣的東西，有時也有一些弦樂，這種形式的磁帶，當時真的很好賣，街上那些拎著四個喇叭雙卡錄音機的，大部分裡面都放這些呢，還有舞廳里，因為架子鼓節奏感比較好，所以很多跳舞的也都在用。
早期那段時間，還給很多香港歌曲配曲，其實就是扒人家的歌，把歌詞換一下，然後根據記憶，自己配上樂器和曲子，然後再拿出去賣。雖然老實說這種事情的確侵犯了人家的版權，但在那時候，改革開放剛開始，大家都還沒有什麼版權的概念，出現這種事情也很正常。不光是廣東，全中國的流行音樂，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記者:80年代初，大家對於「流行音樂」的概念還不夠明確，而對於流行文化和廣東，更有很多誤解，比如我記得小時候學校里的老師還在教育我們，說廣東那邊受港台影響深，年輕人都是喇叭褲、漢奸頭，手裡拎著錄音機，放出來的都是靡靡之音。您這樣的，應該就算是靡靡之音的作者了吧?後來覺得，廣東流行音樂的興起，應該不僅是受影響的問題吧，畢竟廣東人也不是沒有原則和主見，不管在早期還是什麼時候，廣東音樂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您覺得呢?
李海鷹:關於廣東流行音樂和北方流行樂的興起，的確有點不同。北方，比如北京，歷來都是文化中心，在那裡呆一陣你就知道，那裡有一種感覺，就是各種思想、各種潮流都能匯聚在那裡，你可以在北京談論先鋒藝術，也可以在那裡聽京劇，這些東西還很好地融合在同一座城市之中。但這個文化中心同時也決定了，它對於任何新鮮事物，不是屬於它本身文化衍生出來的事物，都會有一種排斥感，因為它是中心嘛，因此一改革開放，在北京好多事情都需要很激烈地爭論之後，才有可能被人們所接受。說白了就是說完了才做，很浪費時間。
而廣東則不同，廣東人在接受任何新音樂方面，都沒有什麼障礙。香港那邊的流行音樂一過來，聽著好聽，聽著比革命樣板戲更讓大家興奮，人們自然也就跟著去唱，跟著喜歡了，不像北京，還要辯論半天，廣東人不管那些，真的直接就做起來了。我記得改革開放剛開始那陣，也的確是有不少東西讓我不太習慣的，這邊也在一些事情上有過爭論，但在流行音樂方面，廣東基本沒猶豫過，發展得很堅決，也很快，所以，到1985年前後，廣東流行音樂也就形成了一個高峰。
廣東這邊的音樂人在研究香港台灣的流行歌曲，而北方的音樂人，像崔健這樣的，直接接觸到甲殼蟲。
記者:1986年時，中國音樂界，南北有三件事情值得一提。第一件比較大，可以寫入音樂史了:崔健站到了工體，向全世界吼出了他的《一無所有》；同樣在這一年，百名歌星集體演唱了《讓世界充滿愛》，這也讓大家發現了流行音樂人合力的前景。另外一件聽起來比較小，但與您有點關系，而且也很有意義:太平洋公司推出了實驗性的專集《為我們驕傲》，其中就收有您的七首原創歌曲。
李海鷹:《為我們驕傲》的推出，其實還是和政府有關。1985年，廣州舉辦了一屆「紅棉杯」新歌新風新人大獎賽，推出了「十大歌星」、「十大金曲」———這種做法也是學香港的，但在內地，還是第一次，這也開創了內地音樂的排行榜先例。這事出來的時候，北京之類的城市，唱流行歌的人該被怎麼定義，什麼樣的是娛樂明星什麼樣的是表演藝術家，還在討論之中呢。當時北方跟娛樂最搭邊的，應該就算是春節聯歡晚會了。但這並不代表著北方音樂人就沒開始作為。在那段時間，廣東這邊的音樂人在研究香港台灣的流行歌曲，而北方的音樂人因為語言障礙加地域流傳，他們沒機會聽到這些。但北京有很多駐華使領館啊，一改革開放，外國人的東西也來了。北京音樂人，像崔健這樣的，可能聽不了鄧麗君，但他們可以直接接觸到甲殼蟲。
事實上，流行音樂這幾十年來，全世界的重心依然在歐美。所以長期就是這樣的現象，港台學日韓，日韓學歐美，根子還在西方。至於中國南方北方，其實差異並不大。我那時候就在研究邁克爾·傑克遜，其實跟北方音樂人，也沒什麼區別，大家都是在學習，都是在模仿。所以，崔健在1986年的出現，也只能說明，中國北方的流行音樂，已經開始有了原創，有了自己的風格。但他們這種原創，和我們一樣是吸收外面的流行元素。只不過廣東音樂人過了一手而已。但像電燈，像汽車，我們也都是過了一手學來的，大家不照樣都在用著，也沒什麼特別不好。
而廣東這邊，因為流行歌曲的起步就是從唱片公司做起的，而不是從音樂人手中起步的，這就使得它的商業味道比較重，當時唱片公司對原創歌曲沒信心，自然原創出現的也就比較少。另外，其實如果說樂隊和現場演出，廣州出現得也很早，70年代末，廣州就有「茶座」駐場樂隊，但他們也是靠翻唱港台、歐美流行歌曲混飯吃。在《為我們驕傲》出現之後，為了支持新人大獎賽及原創作品，廣州文化局規定:歌手們每晚唱港台歌曲不得超過30%。從這之後，我才真正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了原創方面。
《彎彎的月亮》是典型的廣東調，整個被雨水淋出來的感覺。跟整體上高亢、硬氣的「西北風」完全是兩種路子。我更離譜，找來了當時就覺得「聲音很飄」的劉歡來唱軟綿綿的《彎彎的月亮》
記者:但您似乎沒經過多少醞釀，很快您就寫出了《彎彎的月亮》，順帶還捧紅了劉歡。
李海鷹:《彎彎的月亮》實在是個特例。寫流行歌曲，其實很多時候你搞不清楚的，有些地方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更多的時候，人們的喜好和心理，你是無從琢磨。所以，並不是經驗豐富就能寫出最流行的歌曲來。
《彎彎的月亮》，其實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中國還是「西北風」盛行的時候。所有人都覺得，把歌寫成這樣才能好賣，好唱。1989年，音樂電視片《大地情雨》製作組請我給他們配插曲，結果我想了想，當時真是「靈光一閃」，差不多半小時內就把曲子寫好了，取了個名字就叫了「彎彎的月亮」。這首歌是典型的廣東調，整個被雨水淋出來的感覺。跟整體上高亢，硬氣的西北風完全是兩種路子。結果寫完了，錄出來，很多行家都說實在太陰柔了。《黃土高坡》作曲者蘇越搖著頭說:「軟綿綿的，兒歌一樣的東西，怎麼出得來?」但我更離譜，找來了當時就覺得「聲音很飄」的劉歡來唱，軟綿綿的《彎彎的月亮》，感覺的確讓人耳目一新。更巧的是，這首歌的首播又恰逢廣州電台推出全國首個流行音樂排行榜，結果導致了歌曲迅速包攬各項冠軍，不但在內地走紅，還反攻到了香港，很多人都記得香港有兩個版本的《彎彎的月亮》。
當時整個中國盛行:「西北風」，為什麼會有這么一個現象呢?我分析是因為這片土地跟中國太多的事情有關了。所以那時出現了很多描述這片土地的作品，像《黃土地》，《紅高粱》，油畫《父親》等等。
流行音樂與時代從來都是很緊密地結合，所以自然也不能免俗地尋根。當時把陝西民歌的確挖掘了不少，而且挺有意思的，大家也都沒覺得土。因為這類歌曲實際上也的確符合當時的不少年輕人的心態。搖滾，在當時，甚至有很多人看來都是有些另類的東西，但年輕人需要呼喊，需要發泄他們的精力，而西北風這樣的唱法，剛好適合他們，積極，健康向上，充滿陽剛。不過西北風作為一種歌壇的形態，出現一批是不錯的，但最後演變成「非西北風不唱」就有點過了，這點也挺有意思，其實很多東西，流行歌曲也好，經濟方面的也好，甚至影視也好，只要有人開頭做了，大家都一窩蜂地跟過去，這是中國人的一個弱點。 回望之後，不停地轉身
《亞洲雄風》這些歌曲的流行背後，其實體現著另外一種思潮，就是北京的文化中心意識的體現。
記者:咱們終於說到90年代了。進入上世紀90年代，第一件值得說的事情，自然是1990年的亞運會。那次在北京舉行的亞運會，其實對整個中國流行樂壇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由此就誕生了很多優秀的音樂作品，劉歡、韋唯等眾多歌手開始大紅大紫。事實上，在那前後流行起來的一些體育歌曲，已經與西北風有著明顯的區別了，但與之後1993年、1994年開始的流行音樂高潮相比，又有一定的區別，您是怎麼看待當時這批作品的?
李海鷹:《亞洲雄風》這些歌曲的流行背後，其實體現著另外一種思潮，就是北京的文化中心意識的覺醒。北京作為首都，擁有著被稱為「正統」的文化，這種文化很不容易被同化。而任何流行文化想要進入北京這個圈子，它也必定要有一個被消化然後再拿出的過程。所以，80年代流行音樂在南方，在廣東這邊興起的時候，北京並沒有很迅速地跟上，但它的這種「正統」因素一旦發揮，那麼就會形成一種擁有北京特殊氣質的流行元素。所以在90年代初開始，北京就開始爆發了，在那之後第一次流行音樂高峰開始，北京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流行音樂中心地位，這與首都的這種特殊文化氛圍有很大關系。處在這其中，古典的、現代的、民族的，什麼樣的東西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這就跟廣東不同。在廣東，就算流行音樂再差，也能占據音樂的半壁江山。
記者:似乎我們還是得回到您的代表作之一的《彎彎的月亮》，也就是在這一時期，這首歌開始被香港人翻唱了，這在內地流行音樂界的確算個了不起的創舉。
李海鷹:被香港人翻唱的，其實是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巫啟賢的，另外一個是呂方的。呂方那個版本，其實是華納香港方面購買的版權。但他們改的時候，把歌詞改成往思鄉的情緒上走，但對我來說，這首歌根本不是想說思鄉。在那首歌寫完幾年之後，我仔細思考後覺得，其實這首歌的主旨，表現的是一種回望，一種從經濟時代向農業時代的回望，一種現代人群向自己舊有的精神家園的回望，這種回望，跟尋根有相似的地方，但又不是尋根。在我看來，我們不能否認人們都有尋找精神家園的傾向，我也有。我們國家不是宗教國家，我們的傳統文化在這之前被割裂過，所以更有尋找精神家園的理由。但不論是尋找還是回望，在那個時代，都不會明白自己的心究竟該往哪裡擺。就像《一無所有》裡面唱的那樣，「我曾經問個不休」。
記者:90年代中期，中國流行音樂迎來了它真正的黃金時代。從1993年開始，不管是北京、上海、廣州，還是香港、台北，幾大流行音樂中心都有非常有代表性的流行音樂產生，甚至直到今天依然都有人在傳唱，在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您的作品，但我注意到，就在1994年時，您居然開始舉行個人作品音樂會了———一般情況下，舉辦個人作品音樂會，都是一位創作者開始有些走下坡路了之後，才進行的回顧和總結。但更奇怪的是，在那之後，您還有更加經典的音樂出現……
李海鷹:每個音樂人的創作，都會有高潮和低谷。在高峰的時候，這個人可能可以寫出一些很有影響力的東西，結果大家就會把他的這些作品當作這個人的標桿———比如我和《彎彎的月亮》，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永遠保持在同樣的高水平上。我覺得，不管是《彎彎的月亮》還是之後的一些歌，我感觸最深的，就是我並沒有因為一首歌而形成標桿，換句話說，我沖過去了。
1994年舉辦過一屆我的個人作品音樂會，當時幾乎全國的音樂人都在支持我。那次是在北京搞的，當時很多廣東音樂人，都專程飛到北京去，買票進場來支持我，而北京的那些搞流行音樂的，也都在後台出口處站著，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一種姿態，一種表態支持的方式。
記者:好像那場演唱會劉詩昆老師也去了吧?這在當時似乎也是流行音樂界的一大創舉，讓一向演奏嚴肅的古典音樂的鋼琴家現場演奏流行音樂，您是怎麼做到的?
李海鷹:其實那次音樂會不是劉詩昆老師第一次在現場彈這支曲子。因為我認識他，就是在一場電視台辦的宴會上看到他彈這曲子的。後來我要辦個人音樂會了，突然想起這件事，就給那家電視台打了個電話，他們台長挺支持我，就給了我劉詩昆的電話，打過去，問他是否願意在這個場合彈，他就來了。結果誰也沒想到會有那麼轟動。劉老師當時往那裡一坐，一抬手，一開始，然後到了中間的部分，總之一首曲子下來，下面觀眾一共鼓了六次掌———連劉詩昆老師自己都樂了，沒想到會有這么好的效果，搞得他自己也很興奮。
那次個人音樂會，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最值得說的一點，就是它的現場感。那次是一個完整的現場音樂會，真演奏、真唱。這比「真唱運動」早很多。在我看來，音樂的本質就是現場演奏和現場的演唱，就像體育的魅力在於它的不可預知性，在賽前，你只能知道誰是熱門，但你永遠都不會事先知道，劉翔在比賽前是否會退賽。現場版的音樂最大的魅力也在於此，每個人、每一次的發揮都不相同，你不知道下一秒誰會出現意外。但流行歌壇就是這樣，很多人為了穩定，寧可假唱。
記者:您又舉辦了一次個人音樂會，相比於1994年的那次，您覺得這次又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李海鷹:我覺得，這兩次個人音樂會，都是一種記錄。不光是對我，對很多和我同一個時代成長起來的音樂人來說，都是一個記錄。事實上我們那一代音樂人，不管是寫歌的還是唱歌的，歲數也都不小了，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以後是沒有多少次這樣的機會了。所以，我這兩場個人音樂會，對很多歌手應該也都是一種一輩子的紀念吧。這次音樂會讓我同樣感動的是，在中國這30年來流行音樂界的許多歌手同樣都來了，而且都坐在台下看著，這在流行音樂界，已經很難了。
這次的音樂會，比上一次最大的特色在於:這次居然出動了交響樂團———流行歌曲用交響樂團來伴奏，難道不值得這些音樂人留下記憶么? 尋找文化中一脈相承的東西
記者:在1994-1995年那段整個中國的流行音樂輝煌期之後，很多音樂人選擇了沉寂，但您似乎既沒有選擇蟄伏等待下一次的高峰到來，同樣也沒選擇繼續創作同類型的歌曲。您的道路有些奇特，因為在1999年的時候，我們又聽到了另外一首您堪稱標桿性的作品:《七子之歌》。聽說這首歌也是您的「靈感」之作?
李海鷹:這首歌的淵源也有些奇特。當時是央視要拍一個紀錄片，叫《澳門歲月》，為澳門回歸做准備的。當時他們邀請我給這個節目做幾首歌，這個歌詞是他們找來的，說是聞一多寫的，關於澳門的一首詩。後來我想看看這詩的前因後果，看看聞一多到底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寫出來的，於是就到外面去買聞一多全集，但從頭翻到尾，也沒有翻出來這首詩在哪裡。後來我就想試一下，因為我的故鄉中山與澳門隔得並不遠，就運用了一些家鄉的歌謠感覺進去。當時根本沒想過什麼國家任務，但後來這首歌很受歡迎，結果被確定為唯一的主題歌曲，這些其實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澳門人都很喜歡這首歌。
記者:後來這首歌還跟著嫦娥一號上了天，是不是覺得有點無心插柳的感覺?
李海鷹:那也是他們選的，當時是國防科工委選出來，帶到天上去的，他們通知過我，但也就是通知，我自己並沒有對此進行過任何努力。
記者:從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末，其實香港方面一直對內地流行音樂有著很大的影響，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甚至還出現過四大天王在人民大會堂同台唱歌的壯觀景象。但進入新世紀之後，香港流行音樂對內地的影響看起來正在減弱，甚至香港歌手的專集，也幾乎必備普通話版了。
李海鷹:香港流行音樂的問題其實很復雜。整個香港的繁榮，都與大陸息息相關。不管是轉口貿易，還是它的經濟對整個珠三角地區的輻射，都可以算做一體化基礎上的真正共同繁榮。香港的流行文化也是，從無到有，從低到高，從吸收外來元素到自己引領地區流行趨勢。內地之前對香港的趨之若鶩，也跟當年香港向西方、向日韓學習流行一樣。如今香港流行音樂沒有當年在內地那麼紅火，很大原因也在於如今內地人的眼界也開闊了，這正是改革開放的最大貢獻之一。在眼界開闊了之後，面對香港的那些流行元素，我們自然不容易像剛開始接觸時那麼興奮，畢竟大家的選擇都很多了。
流行文化這種東西不像法典那麼至高無上，也沒那麼嚴謹，更不需要太過認真地去總結一套理論，進行研究。流行文化就是這樣，該自然沉澱的，就會自然沉澱下來，過了很多年之後，變成經典。像《彎彎的月亮》之類的歌曲就是。這種東西，應該是古今如一的。因為根據歷史學家考證，像《陽關三疊》這些名家詩詞，其實在古代它就是流行歌曲。有人告訴我，他們考證當年的陽關城，真是在城西就有那麼一排酒樓，唐代酒樓就有唱曲兒的，估計在那裡唱的歌，《陽關三疊》自然免不了，那時就是這樣的風俗。
記者:來之前我把您這幾十年來的代表歌曲又翻聽了一遍，感覺您這些年來創作的歌曲，都有點曲風偏軟，這是不是跟您生活在南方有關?因為我們聽香港流行音樂，也很少能聽到那些比較硬朗、比較鏗鏘的歌曲，當然，搖滾除外。
李海鷹:1994年時，曾經召開過南北流行音樂人的一個研討會。但就我個人而言，並不認同這種地域性的劃分。我承認我的歌大多都是走偏輕柔的路子，但我覺得這更多是與作者自身有關，而單純地根據地域劃分南派北派，並不科學。因為流行音樂屬於文化的范疇，中國的文化，又有著悠久的歷史，就算中央集權開始，也有2000多年了。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都是從中央輻射開的。就算你說南方、說廣東，廣東這幾千年來同樣是在中央統治下的，並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制度，所以，就算劃分也只能是分個人。
不過，如果真要說南派，我覺得廣東最大的好處在於，它雖然一直處於中央的統治范圍之內，但自古以來始終被中央認為是「蠻夷之地」，處於「化外」，中央對它的要求也不高，接受統治就行，所謂的「教化」程度並沒有那麼深，對所謂文化正統的觀念也沒有那麼深。這樣的先決條件也就決定了廣東在接受新鮮事物方面沒有內地其他原來文化中心圈的那些地方那麼多障礙。接受新思想、新思潮比較容易———包括我們自己，誰都不會把廣東當作是中國的中心。所以，你看清朝末年，同盟會辛亥革命也好、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也好，都是從廣東起步，因為他們容易接受這些思想。不過，廣東人接受了新思想，要想再進一步地發展，就必須進京，打入文化核心層，讓文化中心的人也接受。所以你看當年康有為要實施自己的主張，就必須進京，革命也必須北伐，打到北京才行。
所以，前段時間廣東提出建設文化大省，我覺得想法很好，我非常支持。因為廣東的文化思想本來就領先，而因為經濟建設領先全國，文化硬體配套建設得也不錯，如今在軟體上也開始下功夫，自然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目標。但是，這種建設不能偏，廣交、廣芭這些團隊應該有，但這些得搞出一些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東西。而流行文化在廣東本來就占據了不可忽視的地位，但流行文化的發展則要更多依靠市場，而不是政府主導。就像流行音樂，它和古典音樂，和文革及在那之前的歌頌音樂都不相同的是，流行音樂唯一的評判標准，是公眾是否喜歡，聽起來很民主的樣子，但也很現實。
我做的是音樂，是流行音樂，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庫中尋找，在精神方面去尋找祖宗留下來的東西。
記者:進入新世紀之後，您的創作似乎又開始轉移方向了，以影視作品的音樂居多，為什麼呢?
李海鷹:其實從《七子之歌》以後，我的主要精力就已經投放到影視方面的音樂上了。因為我不是很想做實驗性的音樂，不想做只被專家們認可的東西，我喜歡做讓大眾認可的東西。這也算是我自己的方式吧，因為在我看來，古典和流行，沒界限。不管什麼時候，人們對於比較有特點、有張力、大型的、精緻的作品，都會有一定的期待，這也是我的目標和方向了。
記者:搞了這么多年的流行音樂創作，也出了如此多的精品，您應該也算得上是廣東流行音樂界的翹楚了。就您看來，您的創作之路對後來的廣東流行音樂界都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是否可以這樣說，因為您的創作風格，導致了整個廣東流行音樂界的風格變成了現在這樣相對集中?
李海鷹:我覺得不能這么說。就我個人而言，我的流行音樂創作，屬於古典音樂+民族音樂的模式，如果說對我有影響的流行音樂人，我不能不說，當年的鄧麗君的確算一個。但流行文化屬於大眾文化，不能說是由一個人來進行引領或者影響。它是由很多人、很多歌、很多創作人共同製造出來的。而且，廣東的特色就在於，它在這幾十年來，一直在思想方面引領全國風氣之先，這也就決定了廣東的創作人不可能只接受一種單一的模式和風格的熏陶，更無從談起讓某一人統領誰。我唯一認可的，是自己的創作人身份。而創作人的工作，只是去做，文化創作的事是個人的，但不是主觀的。所謂的引領一時風氣之類的，只能是後人來進行總結。
不光是人，我覺得作品也一樣。一部文化作品，該有多大的影響力，就會有多大的影響力，這不是行政上的干預就能起作用的。你看，曹雪芹就不用去想什麼領導方面的問題，他的作品開始是禁書，但在來看，不照樣是經典?而創作者則不應該在作品一出來就急著去關心它的社會反饋，得沉下心來，製作一些有價值的、有思考的東西，走自己獨特的路，一個創作者得耐得住寂寞。我覺得作為作者，就該寫點自己的東西，你又不是搞行政的，總想那些獎做什麼?
記者:從現在看來，您的這些歌曲，曲風實在多樣，但您給人留下的經典作品，在您說來可都是「靈感之作」，能不能透露一下，這么多年支撐您的「靈感」的源頭是什麼呢?畢竟很多音樂人，在寫完其中一些的優秀歌曲之後，創作能力便開始減弱了。
李海鷹:要說源頭……還得算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但我研究傳統文化，不是上下五千年一起看，我是從古代吸取營養，然後作用於現代。我覺得，1842年之後，也就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就開始變了，到胡適，「五四」之後又變了。我覺得自從「五四」之後中國就一直沒有好的、可以算得上是流行作品的東西出現。所以我看的一般都是祖宗的文化，看1842年之前的東西。但我研究這些，不是單純地去做研究，或者說將古代的東西保存下來。像我也看戲劇，但並不是想把崑曲保留並發揚光大。我做的是音樂，是流行音樂，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庫中去尋找，在精神方面去尋找祖宗留下來的東西。從元明清的劇本，到古代的倫理、道德，在現代看起來，很多東西依然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基礎，戰亂和動盪環境下產生的東西，不會是這個民族生存的基礎。所以，我之前說《彎彎的月亮》時大家都在尋根，都在回望，我告訴你為什麼，因為我找到了自己的根，那就是我們無比深厚的傳統文化。
而且，如果說吸收，我認為更應該吸收它最根本的東西。在我看來就算是傳統文化，其中太多具體的東西也都有它的高峰和低谷。像唐詩宋詞元雜劇明清小說，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高峰。我們為什麼這么說?因為在這段時間內，有人把它玩到頭了，讓後人只能望其項背，無法超越了。但這些東西里，又有一脈相承的東西，就像《紅樓夢》里也有詩歌，但我們任何人都不會說，《紅樓夢》里的詩歌超越了所有唐詩。我想，我要吸收的就是這些一脈相承的東西。

㈩ 台灣歌手張明敏唱的走在鄉間的小路上

《走在鄉間的小路上》又叫做《鄉間的小路上》、《鄉間的小路》，是台灣著名音樂人葉佳版修的代表詞曲作權品之一。由內地著名女中音歌唱家蘇小明1980年在新星音樂會上引入大陸並唱響。《走在鄉間的小路上》還被選入蘇教版五年級教材中。
原唱齊豫，後來被葉佳修、劉文正、蘇小明、張明敏、潘安邦、王潔實、蔡琴、卓依婷、錦綉二重唱等翻唱。1984年春節聯歡晚會上，張明敏演唱了此曲。在台灣，葉佳修被稱為「鄉村田園歌謠始祖」，是20世紀80年代台灣「民歌運動」中的領軍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