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劇湯顯祖

A. 寫出傳奇戲劇《牡丹亭》的湯顯祖，為什麼說自己是塊木頭

湯顯祖的作品浪漫至極，特別是《牡丹亭》，因「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情之所至，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而聞名於世。但是，湯顯祖的人生經歷卻不像他的作品那般浪漫，而是歷經坎坷。

B. 湯顯祖的紀念設施

江西撫川湯顯祖紀念館 該紀念館為紀念臨川明代著名的戲劇家、文學家、「東方的莎士比亞」湯顯祖而於1995年建立的歷史名人紀念館，是江西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紀念館位於撫州城區東南2公里處文昌大道旁，佔地180畝，主要由四夢村、娛樂村、度假村三大部分組成。主展廳清遠樓是一座仿明建築的兩層樓閣，一樓是展廳，通過繪畫、照片等形式展示湯顯祖正直的一生及其流傳千古的「臨川四夢」；二樓則是戲劇舞台——四夢台，經常上演「四夢」摺子戲，使遊人在委婉動人的音樂中領略撫州光輝燦爛的文化藝術。
館內環境優雅，樓台亭閣十分壯觀，所有的景點都與湯顯祖有關；三生橋、破繭山房、清遠樓、聽泉茶社自不必說，而四夢村裡的牡丹亭、梅花庵、四夢廣場、壁照、半亭、毛澤東手碑、毓靄池、杜麗娘墓、瑤台、黃粱飯店、勝業坊、錢廊，使人彷彿身處《臨川四夢》夢境之中。它們不僅將湯顯祖的四部名劇——《牡丹亭》、《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中的場景結合園林特點藝術地予以展現，同時還將湯顯祖生平、「臨川四夢」對後世的影響及湯顯祖在世界劇壇和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對世人進行展示。其中湯翁高尚的人格，公道正值的官品，輝煌的藝術成就給遊人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整個紀念館文化內涵豐富，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良好載體。
湯顯祖紀念館不僅文化底蘊深厚，而且環境極其優美。館內既保留了一種原始林木狀態，還栽種了許多適合觀賞的經濟林木。在館內，春有鳥語花香，夏有綠樹成蔭，秋有魚肥果碩，冬有青松傲雪。在館內還將撫州的林木資源集中展示，辟有玉蘭園、山茶園、松柏園、桂花園和桃花島，引種了香榧、銀杏、金錢松、紅楓等國家珍稀植物，是一個令人流連忘返的植物園。 浙江遂昌湯顯祖紀念館 該紀念館位於遂昌縣城北街四弄，於1995年4月在縣城建成。面積900平方米，由前院、館舍、後園三部分組成，環境優美，古樸雅緻。館內陳列內容豐富，格調高雅，集中介紹湯顯祖生平、在遂昌政績，以及湯顯祖的藝術創作成就。遂昌作為湯顯祖主政和《牡丹亭》的醞釀創作之地，一直以來就是中外湯學專家、學者尋訪遺跡，搜集史料，進行各種形式研究活動之地。在2006中國·遂昌湯顯祖文化節暨湯顯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周育德將「中國湯顯祖研究會」的牌匾授予遂昌，這標志著中國湯顯祖研究會正式落戶遂昌，使遂昌成為名副其實的湯學研究中心。 湯顯祖墓 湯顯祖墓是一座湯顯祖和他原配夫人吳氏及繼室夫人趙氏、傅氏的合葬墓。解放前夕，墓地幾遭夷平。1957年曾進行培修，「文化大革命」中又遭破壞，1982年10月遷址人民公園，這里成了文人憑吊、學者瞻仰的名勝之地。湯墓原址被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
（概述圖片來源 ）

C. 中國音樂的歷史

中國音樂，文獻一般追溯到黃帝時代，據考古發現，中國音樂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豐富的音樂文化。

中國音樂曾經對中國周邊地區的音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從孔子傳六藝到唐代的胡琴再到近代的西方音樂，中國音樂又在吸收外來音樂要素的過程中不斷充實發展。

中國素號「禮樂之邦」，古代音樂在人格養成、文化生活和國家禮儀方面有著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孔子提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學習步驟。

(3)中國音樂劇湯顯祖擴展閱讀：

中國音樂從很早已經掌握七聲音階，但一直偏好比較和諧的五聲音階，重點在五聲中發展音樂，同時將中心放在追求旋律、節奏變化，輕視和聲的作用。中國音樂的發展方向和西方音樂不同，西方音樂從古希臘的五聲音階，逐漸發展到七聲音階，直到十二平均律。

從單聲部發展到運用和聲。所以西方音樂如果說像一堵厚重的牆壁，上面輪廓如同旋律，磚石如同牆體，即使輪廓平直只要有和聲也是牆，正像亨德爾的某些作品。

中國音樂則不同，好像用線條畫出的中國畫，如果沒有輪廓（旋律）則不成其為音樂，但和聲是可有可無的。所以從未接觸中國音樂的西方人聽中國音樂「如同飄在空中的線」，而從未接觸西方音樂的中國人則覺得西方音樂如同「混雜的雜訊」。

D. 中國音樂簡史

一、遠古時期

中華民族音樂的蒙昧時期早於華夏族的始祖神軒轅黃帝兩千餘年。據今六千七百年 至七千餘年的新石器時代，先民們可能已經可以燒制陶塤，挖制骨哨。這些原始的樂器 無可置疑地告訴人們，當時的人類已經具備對樂音的審美能力。 遠古的音樂文化根據古代文獻記載具有歌、舞、樂互相結合的特點。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的樂舞就是最好的說明。當時，人們所歌詠的內容，諸如"敬天常"、"奮五穀"、"總禽獸之極"反映了先民們對農業、畜牧業以及天地自然規律的認識。這些歌、舞、樂互為一體的原始樂舞還與原始氏族的圖騰崇拜想聯系。例如黃帝氏族曾以雲為圖騰，他的樂舞就叫做《雲門》。關於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見《呂氏春秋》所記塗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這首歌的歌詞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實意。這便是音樂的萌芽，是一種孕而未化的語言。

二、夏、商時期

夏商兩代是奴隸制社會時期。從古典文獻記載來看，這時的樂舞已經漸漸脫離原始氏族樂舞為氏族共有的特點，它們更多地為奴隸主所佔有。從內容上看，它們漸漸離開了原始的圖騰崇拜，轉而為對征服自然的人的頌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於是便出現了歌頌夏禹的樂舞《大夏》。夏桀無道，商湯伐之，於是便有了歌頌商湯伐桀的樂舞《大蠖》。商代巫風盛行，於是出現了專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覡（男巫）。他們為奴隸主所豢養，在行祭時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樂為職業的人。奴隸主以樂舞來祭祀天帝、祖先，同時又以樂舞來放縱自身的享受。他們死後還要以樂人殉葬，這種殘酷的殉殺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隸主的殘酷統治，而在客觀上也反映出生產力較原始時代的進步，從而使音樂文化具備了迅速發展的條件。 據史料記載，在夏代已經有用鱷魚皮蒙制的鼉鼓。商代已經發現有木腔蟒皮鼓和雙鳥饕餮紋銅鼓，以及製作精良的脫胎於石樺犁的石磐。青銅時代影響所及，商代還出現了編鍾、編鐃樂器，它們大多為三枚一組。各類打擊樂器的出現體現了樂器史上擊樂器發展在前的特點。始於公元前五千餘年的體鳴樂器陶塤從當時的單音孔、二音孔發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發出十二個半音的音列。根據陶塤發音推斷，我國民族音樂思維的基礎五聲音階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而七聲至少在商、殷時已經出現。

三、西周、東周時期

西周和東周是奴隸制社會由盛到衰，封建制社會因素日趨增長的歷史時期。西周時期宮廷首先建立了完備的禮樂制度。在宴享娛樂中不同地位的官員規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隊的編制。總結前歷代史詩性質的典章樂舞，可以看到所謂"六代樂舞"，即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蠖》，周時的《大武》。周代還有采風制度，，收集民歌，以觀風俗、察民情。賴於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經春秋時孔子的刪定，形成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最優秀的部分是"風"。它們是流傳於以河南省為中心，包括附近數省的十五國民歌。此外還有文人創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詩性的祭祀歌曲"頌"這幾種體裁。就其流傳下來的的文字分析，《詩經〉中的歌曲以可概括為十種曲式結構。作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專門的名稱"亂"。在《詩經》成書前後，著名的愛國詩人屈原根據楚地的祭祀歌曲編成《九歌》，具有濃重的楚文化特徵。至此，兩種不同不同音樂風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輝映成趣。 周代時期民間音樂生活涉及社會生活的十幾個側面，十分活躍。世傳伯牙彈琴，鍾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於此時。這反映出演奏技術、作曲技術以及人們欣賞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還總結出"得之於心，方能應之於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樂人秦青的歌唱據記載能夠"聲振林木，響遏飛雲"。更有民間歌女韓娥，歌後"餘音饒梁，三日不絕"。這些都是聲樂技術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樂文化高度發達的成就還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墓葬中的古樂器為重要標志。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樂寶庫提供了當時宮廷禮樂制度的模式，這里出土的八種一百二十四件樂器，按照周代的"八音"樂器分類法（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幾乎各類樂器應有盡有。其中最為重要的六十四件編鍾樂器，分上、中、下三層編列，總重量達五千餘公斤，總音域可達五個八度。由於這套編鍾具有商周編鍾一鍾發兩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區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從而證實了先秦文獻關於旋宮記載的可靠。曾侯乙墓鍾、磐樂器上還有銘文，內容為各諸侯國之間的樂律理論，反映著周代樂律學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論已經確立。五聲階名（宮、商、角、徵、羽）也已經確立。這時，人們已經知道五聲或七聲音階中以宮音為主，宮音位置改變就叫旋宮，這樣就可以達到轉調的效果。律學上突出的成就見於《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就是以宮音的弦長為基礎，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宮音下方的純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長減去三分之一（損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純五度商音；以次繼續推算就得到五聲音階各音的弦長。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內十二個半音（十二律）的弦長，就構成了"三分損益律制"。這種律制由於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這樣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發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謂"黃鍾不能還原"，給旋宮轉調造成不便。 但這種充分體現單音音樂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續至今。

四、秦、漢時期

秦漢時開始出現"樂府"。它繼承了周代對采風制度，搜集、整理改變民間音樂，業績終了大量樂工在宴享、郊祀、朝賀等場合演奏。這些用作演唱的歌詞，被稱為樂府詩。樂府，後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和氣越也都稱之為樂府。 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麴"，並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麴由著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它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於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在漢代還有"百戲"出現，它是將歌舞、雜技、角抵（相撲）合在一起表演的節目。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損益的方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五、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由相和歌發展起來的清商樂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權的重視，設置清商署。兩晉之交的戰亂，使清商樂流入南方，與南方的吳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時，這種南北融合的清商樂又回到北方，從而成為流傳全國的重要樂種。漢代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國的歌曲以開始傳入內地。北涼時呂光將在隋唐燕樂中佔有重要位置的龜茲（今新疆庫車）樂帶到內地。由此可見當時各族人民在音樂上的交流已經十分普及了。 這時，傳統音樂文化的代表性樂器古琴趨於成熟，這主要表現為：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題解琴曲標題的古琴專著《琴操》。三國時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書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產生。當時，出現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繼出現，如嵇康、阮籍等，《廣陵散》（《聶政刺秦王》）、《猗蘭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問世。 南北朝末年還盛行一種有故事情節，有角色和化妝表演，載歌載舞，同時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戲。這已經是一種小型的雛形戲曲。 這一時期律學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晉代荀瑁找到管樂器的"管口校正數"。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損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辦法，創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決了三分損益律黃鍾不能還原的難題。

六、隋、唐時期 隋唐兩代，政權統一。

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勇於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著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於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為主要標志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隋、唐時期的七步樂、九部樂就屬於燕樂。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漢族）、西涼（今甘肅）樂、高昌（今吐魯番）樂、龜茲（今庫車）樂、康國（今俄國薩馬爾漢）樂、安國（今俄國布哈拉）樂、天（今印度）樂、高麗（今朝鮮）樂等。其中龜茲樂、西涼樂更為重要。燕樂還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據白居易的《立部伎》詩，坐部伎的演奏員水平高於立部伎。 風靡一時的唐代歌舞大麴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它繼承了相和大麴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見於《教坊錄》著錄的唐大麴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為著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著名詩人白居易寫有描繪該大麴演出過程的生動詩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著一批批才華出眾的音樂家。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為快；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後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一。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現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著唐琵琶的某些特點。 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唐代曹柔還創立了減字譜的古琴記譜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七、宋、金、元時期

宋、金、元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志，較隋唐音樂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隨著都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游藝場"瓦舍"、"勾欄"應運而生。在"瓦舍"、"勾欄"中人們可以聽到叫聲、嘌唱、小唱、唱賺等藝術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說唱類音樂種類崖詞、陶真、鼓子詞、諸宮調，以及雜劇、院本的表演；可謂爭奇斗艷、百花齊放。這當中唱賺中的纏令、纏達兩種曲式結構對後世戲曲以及器樂的曲式結構有著一定的影響。而鼓子詞則影響到後世的說唱音樂鼓詞。諸宮調是這一時期成熟起來的大型說唱曲種。其中歌唱佔了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詞發展的遺緒，宋代詞調音樂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種長短句的歌唱文學體裁可以分為引、慢、近、拍、令等等詞牌形式。在填詞的手法上已經有了"攤破"、"減字"、"偷聲"等。南宋姜夔是既會作詞，有能依詞度曲的著名詞家、音樂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減字譜的琴歌《古怨》傳世。這些作品多表達了作者關懷祖國人民的心情，描繪出清幽悲涼的意境，如《揚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樂以郭楚望的代表作《瀟湘水雲》開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現了作者愛戀祖國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樂器的發展長河中，宋代出現了"馬尾胡琴"的記載。到了元代，民族樂器三弦的出現值得注意。在樂學理論上宋代出現了燕樂音階的記載。同時，早期的工尺譜譜式也在張炎《詞源》和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出現。近代通行的一種工尺譜直接導源於此時。宋代還是我國戲曲趨於成熟的時代。它的標志是南宋時南戲的出現。南戲又稱溫州雜劇、永嘉雜劇，其音樂豐富而自然。最初時一些民間小調，演唱時可以不受宮調的限制。後來發展為曲牌體戲曲音樂時，還出現了組織不同曲牌的若干樂句構成一種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戲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傳世的三種南戲劇本《張協狀元》等見於《永樂大麴》。戲曲藝術在元代出現了以元雜劇為代表的高峰。元雜劇的興盛最初在北方，漸次向南方發展，與南方戲曲發生交融。代表性的元雜劇作家有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另外還有王實甫、喬吉甫，世稱六大家。典型作品如關漢卿的《竇娥冤》，《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元雜劇有嚴格的結構，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過場）構成。一折內限用同一宮調，一韻到底，常由一個角色（末或旦）主唱，這些規則，有時也有突破，如王實甫的《西廂記》達五本二十折。元雜劇對南方戲曲的影響，造成南戲（元明之際叫做傳奇）的進一步成熟。出現了一系列典型劇作，如《拜月庭》、《琵琶記》等等。這些劇本經歷代流傳，至今仍在上演。當時南北曲的風格 已經初步確立，以七聲音階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聲音階為主的南曲柔婉。隨著元代戲曲藝術的發展，出現了最早的總結戲曲演唱理論的專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論》，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則是北曲最早的韻書，他把北方語言分為十九個韻部，並且把字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這對後世音韻學的研究以及戲曲說唱音樂的發展均有很大的影響。

八、明、清時期

由於明清社會已經具有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市民階層日益壯大，音樂文化的發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點明代的民間小曲內容豐富，雖然良莠不齊，但其影響之廣，已經達到"不問男女"，"人人習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編輯，刊刻小曲成風，而且從民歌小曲到唱本，戲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問世。如馮夢龍編輯的《山歌》，朱權編輯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譜》等。 明清時期說唱音樂異彩紛呈。其中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以及牌子曲，琴書，道情類的說唱曲種更為重要。南方秀麗的彈詞以蘇州彈詞影響最大。在清代，蘇州出現了以陳遇乾為代表的蒼涼雄勁的陳調；以馬如飛為代表的爽直酣暢的馬調；以俞秀山為代表的秀麗柔婉的俞調這三個重要流派。以後又繁衍出許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詞以山東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韻大鼓較為重要。而牌子曲類的說唱有單弦，河南大調曲子等；琴書類說唱有山東琴書，四川揚琴等；道情類說唱有浙江道情，陝西道情，湖北漁鼓等，少數民族也出現了一些說唱曲如蒙古說書、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時期歌舞音樂在各族人民中有較大的發展，如漢族的各種秧歌，維吾爾族燈木卡姆，藏族的囊瑪，壯族的銅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蘆笙舞等等。 以聲腔的流布為特點，明清戲曲音樂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明初四大聲腔有海鹽、餘姚、弋陽、崑山諸腔，其中的崑山腔經由江蘇太倉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調細膩流暢，發音講究字頭、字腹、字尾而贏得人們的喜愛。崑山腔又經過南北曲的匯流，形成了一時為戲曲之冠的昆劇。最早的昆劇劇目是明梁辰魚的《浣紗記》，其餘重要的劇目如明湯顯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長生殿》等。弋陽腔以其靈活多變的特點對各地的方言小戲發生重要影響，使得各地小戲日益增多，如各種高腔戲。明末清初，北方以陝西西秦腔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發展，它影響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陝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這種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經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 明清時期，器樂的發展表現為民間出現了多種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樂，河北吹歌，江南絲竹，十番鑼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豐富的琴歌《陽關三疊》、《胡茄十八拍》等廣為流傳。琵琶樂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鵝》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問世，至清代還出現了華秋萍編輯的最早的《琵琶譜》。明代末葉，著名的樂律學家朱載育計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鄰兩個律（半音）間的長度比值，精確到二十五位數字，這一律學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創。

九、近現代時期

這一時期始自清代末葉的鴉片戰爭，在歷經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農民革命，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百多年來，音樂文化的發展交織著傳統音樂和歐洲傳入的西洋音樂，但音樂文化的發展是以民主，科學為主要潮流的。 傳統音樂首先以革命民歌的發展為以熱潮，如反映太平天國革命的《洪秀全起義》，抗議沙俄入侵的《迫遷歌》，"五四"時期痛斥軍閥出賣祖國鎮壓百姓的城市小調《堅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紅色根據地，邊區，解放區，革命歌曲更具有優秀的傳統，如《天心順》，《綉金匾》等。戲曲音樂中京劇的形成影響及於全國，出現了程長庚、譚鑫培以及後來的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等一代名優。各種地方小戲、評劇、越劇、楚劇等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民族器樂則以民間出現各種器樂演奏的社團為特點，如"天韻社"，"大同樂會"等等。這反映出民族器樂的發展有著深厚的民間活動基礎。這種民族音樂民間活動的特點造就出許多卓越的民間藝人，其中華彥鈞（瞎子阿炳）就是傑出的代表。此外，各種琴譜、琵琶譜的編定、出版也多了起來。 西洋音樂的傳入中國雖可以上溯到元、明時期，但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影響於中國應當是清末民初的學堂民歌運動。當時一些要求效法歐美，富國強兵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倡導了這一運動，如梁啟超、沈心工、李書同等。學堂樂歌作為學生音樂教材，以宣傳愛國反帝，擁護共和，以及學習歐美科學文明為內容，如《中國男兒》，《體操－兵操》等，這些樂歌又不僅流傳於學校，而且廣泛影響到社會各界。這些樂歌多借用外來曲調填詞，也有少數根據本國曲調填詞，還有少數創作曲調。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我國開始興起了傳播西洋音樂，改進國樂的音樂活動，並建立了一些音樂社團，如"北大音樂研究社"、"中華美育社"、"國樂改進社"。而專業音樂教育最初就是在這些音樂社團的基礎上建立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創建國立音樂院，這是正規專業音樂教育的開始。肖友梅嘔心嚦血，畢生獻給了我國早期專業音樂教育事業。"五四"時期，著名的語言學家、作曲家趙元任是我國早期專業音樂創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語言音調同歌曲音調的結合，善於吸收傳統音樂中的營養，寫出了《賣布謠》，《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傳至今的作品。民族音樂家劉天華則從學習西洋音樂中探索改進國樂的道路，創辦了"國樂改進社"，寫出了《光明行》、《空山鳥語》、《病中吟》等二胡獨奏曲，並且把二胡納入專業音樂教育課程。黎錦暉創作了大量的兒童歌舞劇，如《小小畫家》、《麻雀與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劇《可憐的秋香》等，這些作品也是我國新歌劇創作的的早期探索。王光祈作為我國第一代音樂學家，在中國音樂史學以及比較音樂學上具有開創性的貢獻。三十年代著名的音樂教育家，作曲家黃自對專業音樂教育的鞏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養出一批專業音樂工作者如劉雪庵，江定仙，賀綠汀等，他創作的《玫瑰三願》、《南鄉子》等藝術歌曲仍然回響在今天的音樂會舞台上。他還寫出了我國第一部清唱劇《長恨歌》。這一時期，專業音樂的發展以歌曲為主要體裁，器樂曲相對來說較為薄弱。但在器樂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現了一些較好的作品，如賀綠汀的鋼琴曲《牧童短笛》，瞿維的鋼琴曲《花鼓》，馬思聰的小提琴曲《內蒙組曲》，馬可的管弦樂曲《陝北組曲》，民族器樂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華彥鈞的《二泉映月》。

E. 崑曲牡丹亭音樂賞析

「來閑庭院，搖漾春如線，」這是杜麗娘第一次踏進自家後花園時，看到眼前的「好天氣」而嘆出的一句詞，唱腔婉轉動人、曼 從結構上看，《驚夢》這出戲它可分為「游園」和「驚夢」兩部分；就內容而言，主要寫女主人公杜麗娘的青春覺醒，夢里鍾情，是她反抗和追求的叛逆之路的開始，文采飛揚，歷來為人們所傳誦。妙悠然，「爛漫春光下，步步美人歸，」寫杜麗娘游園前對鏡梳妝時的內心活動。這支曲子是在杜麗娘贊嘆「好天氣也」的念白之後起唱的，所以從春光，春意落筆。「裊晴絲吹來閑庭院，搖漾春如線。」是寫大地回春以後，各種冬眠的昆蟲都蘇醒了，紛紛吐絲活動，這些蟲絲是很細的，只有在風和日麗的時候才能見到。「裊晴絲」就是指這種搖曵、飄忽的春遊絲，也吹進了這冷落的庭院。作者不寫桃柳蜂蝶，唯獨選取了纖細的游絲，此中大有新意妙理。一、這樣寫完全是從規定情景出發，它不是主觀隨意性的產物。所以在小庭深院中的女主人公難以直接看到奼紫嫣紅的春色，在這里只能從晴絲上體味到一點可憐的春光。二、這樣寫與人物身份、性格相吻合，杜麗娘是一位過著閑適而愁悶的深閨人物，她是個對春天十分「關情」的妙齡少女，唯其這樣，才會有此細心而專注的觀察。游絲是很細的，不是心細專注的人是很難發現的。所以說這兩句同人物身份性格相吻合。三、這樣寫體現出人物微妙心緒的理想物化形態，「晴」與「情」、「絲」與「思」諧音，所以「晴絲」語意雙關。它即指晴空里的游絲，又是女主人公心中纏綿飄忽的情絲。無論是「游絲」還是這種「情思」，它都是這般纖細朦朧，都是那樣的難以捉摸。春風將輕軟的游絲吹進幽深庭院的景象，也可以看作是春光打開了麗娘閉鎖的心扉，被萌生的情思逐漸摧開的那種心理寫照。作者描繪的既是游絲裊裊的春景，也是情思纏綿的春情。情與景，物與我，虛與實結合的非常巧妙，真稱得上是體察入微。

F. 關漢卿和湯顯祖，到底哪個是號稱中國的「莎士比亞」

湯顯祖號稱中國的「莎士比亞」，1964年，徐朔方的《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指出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時代相同，但具體的戲劇創作傳統不同，前者依譜按律填寫詩句曲詞，後者則以話劇的開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筆，認為湯顯祖的創作空間與難度更大。

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兩次鑽研了湯顯祖與莎士比亞，聯系劇作家與中西歷史文化發展的關系，指出湯顯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會，比起莎士比亞的伊麗莎白時代而言，要封閉落後得多，故而湯顯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麗娘敢於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難能可貴。

(6)中國音樂劇湯顯祖擴展閱讀

湯顯祖一生蔑視封建權貴，常得罪名人。早年參加進士考試，因拒絕掌朝的張居正的招致而落選。中進士後，也拒絕當時執掌朝政的張四維、申時行的拉攏。在南京時，不和當時已有很大名聲的王世貞、世懋兄弟往來，甚至在王舉行的公宴上謝絕和詩。

晚年淡泊守貧，不肯與郡縣官周旋。這種性格作風使他同講究厲行氣節、抨擊當時腐敗政治的東林黨人顧憲成、鄒元標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這樣「耿介」或「縱誕」的人物。湯顯祖的這種性格特點在作品中也有明顯反映。

G. 關於中國民族音樂劇的資料

地域文化對民族音樂的影響 http://www.ilib.cn/Periodical.Articles/anysfxyxb/2005/04/anysfxyxb200504061.html

中國民族音樂發展史

遠古、奴隸社會前期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音樂文化的歷史也非常久遠。大約從五萬年前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我們的祖先就創造了簡單的樂器和樂舞。山西萬泉（現屬萬榮縣）荊村和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屬於這一時期的骨哨、陶塤，有的已可吹奏由兩、三個音構成的簡單旋律，同時還有鼓、磬等打擊樂器和管樂器。
最初的音樂是人類勞動生活的再現，是從勞動中直接產生的。原始時期的音樂總是常常和詩歌、舞蹈結合在一起的。
原始音樂歌舞與勞動生活的關系如此密切，它的社會功用也是顯而易的。但當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社會生產關系日益復雜，音樂藝術的內容和作用也隨著擴大、而廣泛用於鍛煉身體、抒發感情、祀神祈年，以及娛樂、求愛等各種社會生活側面；美的因素增長了，音樂的形式也更為豐富多樣了。從此，音樂遂以一種獨立的藝術樣式，作為社會意識形之一，隨著社會的演進而不斷地向前發展。
原始社會到夏禹的時候開始崩潰，奴隸社會逐漸形成、社會上有了階級的區分，音樂藝術了逐漸注入了階級的意識。如夏代的代表性樂舞《大廈》，是直接歌頌法代統治者本身的。與過去歌頌圖騰祖先的情況很不相同。傳說《大廈》是歌頌夏禹治水有功。音樂的階級分化，在樂器的應用上也有所反映。奴隸社會創造了象編鍾、編磬之類的貴重樂器，這是音樂進步的一種表現。但是這類樂器，從一開始就只能是貴族統治階級的專有物，奴隸不必說了，一般部落民也是根本不可能備置應用的。他們最多隻能奏弄塤一類比較簡單的樂器。古人常稱貴族家庭為「鍾鳴鼎食之家」，就是這種真實寫照。

西 周

西周是奴隸制度發展到鼎盛時期，它在殷商各種典章制度的基礎上，制定了一整套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禮樂制度。西周統治者特別重視禮和樂的社會作用，認為禮可以分別貴賤等級。樂可以使人互相和敬，兩者結合起來，就能夠維護貴族的等級秩序而有效地統治人民。
西周的宮庭音樂大體可分為六代之樂、雅樂、頌樂、房中樂和四夷之樂等幾種。六代之樂是指歷代傳下來的六部大型樂舞。這些樂舞主要用於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特點是規模宏大而聲調平淡、緩慢、給人以嚴肅靜穆之感。頌也是大典樂歌，用於天子祭祖、大射、視學以及兩君相見等重要典禮中，內容大都是史詩性的，往往帶有一些神話色彩；音調也以緩慢為特色，但比六代之樂可能要清越一些，唱時用瑟伴奏。
雅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的內容與頌相似，所用場合亦大體相同；小雅比較接近於民歌或者根據民歌改編而成。常用於士大夫飲酒禮中，唱時用瑟或琴伴奏，稱為"弦歌"。房中樂是後妃們在宮內侍宴時唱奏的樂歌，以周南、召南之類民歌為主，唱時不用鍾、磬，只用琴、瑟伴奏。四夷之樂是指來自秦、楚、吳、越等邊區各民族的音樂，多屬歌舞性質，伴奏以吹奏樂器為主。
從遠古到奴隸社會前期，是我國音樂逐步成型和開始發展的時期。商代由於冶煉等工技的發展，促進了樂器製造的進步。出現了鍾、鐃等等銅制擊樂器、編管樂器也有發展。
春 秋 戰 國 時 代

西周以後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奴隸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轉變，社會思想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在新思潮的影響下，舊的禮樂制度受到沖擊而瀕於崩潰，民間俗樂得到較大的發展，並受到一些傾向於政治革新的諸侯和士大夫們的重視。
民間俗樂首先是鄭、衛、宋、齊等封建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繁榮起來的，所以後來士大夫們就用"鄭衛之音"或"鄭聲"來作為俗樂的代稱。
俗樂中以民歌和民間歌舞為最重要，從現存《詩經》所集的十五國風，可以大體看到當時民歌的豐富多采。內容方面除一般勞動歌曲、愛情歌曲外、有傾訴農民痛苦生活的，如《七月》；有詛咒封建強迫婚姻制度的，如召南《行露》；也有揭露統治階級不勞而獲的諷刺歌曲，如魏風《代檀》等等。
歌詞大都是四言體，也有長短句或楚騷體的，音樂多採用分節歌形式，在屈原整理或仿作的民間歌舞《九歌》和《離騷》中，還有"少歌"和"亂"等結構名稱。亂是音樂的高潮部分，說明當時的大型音樂作品在結構上已有新的發展。
所謂鄭衛之音是民間俗樂、節奏活潑、表情豐富，與宮庭雅樂的"和平靜穆"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受到一些開明政治家的重視，當時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後來的秦始皇等都很注意利用俗樂。對此，當時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爭論，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竭力主張維護舊的禮樂，認為俗樂淫放，不利於鞏固封建統治；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則反對統治者搞任何音樂活動，說這是勞民傷財的事。由於他們的意見都不符合新興統治者的意願，所以都末得到採納。
俗樂的繁盛促進了表演藝術的提高，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傳秦青的歌唱有"聲振林木"之勢，韓娥的歌唱能給人以"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印象。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樂器方面也有很大發展，弦樂器有琴、瑟、箏、築之分，吹樂器有管、笛、竽、笙之別，形制多種多樣；編鍾、編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編鍾，全套共六十四枚，每鍾能發兩音，在中心音域約三個八度內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顯示了樂器製造的高度水平。
樂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進展，出現了琴、瑟、築等樂器的獨奏家，如善鼓琴的師曠、伯牙；善擊築的高漸離；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隨著音樂的進步，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關於音階、調式和轉調的理論，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當時的五聲音階由宮、商、角、徵、羽五個音組成；加變宮、變徵則成七聲音階，但與現代流行的七聲音階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一個"變音"的六聲音階。十二管是指一組能奏出十二個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稱初見於《國語》，它們是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
所謂鄭衛之音是民間俗樂、節奏活潑、表情豐富，與宮庭雅樂的"和平靜穆"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受到一些開明政治家的重視，當時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後來的秦始皇等都很注意利用俗樂。對此，當時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爭論，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竭力主張維護舊的禮樂，認為俗樂淫放，不利於鞏固封建統治；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則反對統治者搞任何音樂活動，說這是勞民傷財的事。由於他們的意見都不符合新興統治者的意願，所以都末得到採納。
俗樂的繁盛促進了表演藝術的提高，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傳秦青的歌唱有"聲振林木"之勢，韓娥的歌唱能給人以"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印象。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樂器方面也有很大發展，弦樂器有琴、瑟、箏、築之分，吹樂器有管、笛、竽、笙之別，形制多種多樣；編鍾、編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編鍾，全套共六十四枚，每鍾能發兩音，在中心音域約三個八度內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顯示了樂器製造的高度水平。
樂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進展，出現了琴、瑟、築等樂器的獨奏家，如善鼓琴的師曠、伯牙；善擊築的高漸離；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隨著音樂的進步，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關於音階、調式和轉調的理論，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當時的五聲音階由宮、商、角、徵、羽五個音組成；加變宮、變徵則成七聲音階，但與現代流行的七聲音階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一個"變音"的六聲音階。十二管是指一組能奏出十二個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稱初見於《國語》，它們是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
秦 漢
秦漢時開始出現"樂府"。它繼承了周代對采風制度，搜集、整理改變民間音樂，業績終了大量樂工在宴享、郊祀、朝賀等場合演奏。這些用作演唱的歌詞，被稱為樂府詩。樂府，後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和氣越也都稱之為樂府。
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麴"，並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麴由著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它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於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
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在漢代還有"百戲"出現，它是將歌舞、雜技、角抵（相撲）合在一起表演的節目。
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損益的方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國、兩晉、南北朝

由相和歌發展起來的清商樂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權的重視，設置清商署。兩晉之交的戰亂，使清商樂流入南方，與南方的吳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時，這種南北融合的清商樂又回到北方，從而成為流傳全國的重要樂種。漢代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國的歌曲以開始傳入內地。北涼時呂光將在隋唐燕樂中佔有重要位置的龜茲（今新疆庫車）樂帶到內地。
這時，傳統音樂文化的代表性樂器古琴趨於成熟，這主要表現為：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題解琴曲標題的古琴專著《琴操》。三國時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書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產生。當時，出現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繼出現，如嵇康、阮籍等，《廣陵散》（《聶政刺秦王》）、《猗蘭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問世。
南北朝末年還盛行一種有故事情節，有角色和化妝表演，載歌載舞，同時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戲。這已經是一種小型的雛形戲曲。
這一時期律學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晉代荀瑁找到管樂器的"管口校正數"。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損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辦法，創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決了三分損益律黃鍾不能還原的難題。
隋、唐時期
隋唐兩代，政權統一。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勇於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著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於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為主要標志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隋、唐時期的七步樂、九部樂就屬於燕樂。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漢族）、西涼（今甘肅）樂、高昌（今吐魯番）樂、龜茲（今庫車）樂、康國（今俄國薩馬爾漢）樂、安國（今俄國布哈拉）樂、天（今印度）樂、高麗（今朝鮮）樂等。其中龜茲樂、西涼樂更為重要。燕樂還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據白居易的《立部伎》詩，坐部伎的演奏員水平高於立部伎。
風靡一時的唐代歌舞大麴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它繼承了相和大麴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見於《教坊錄》著錄的唐大麴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為著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詩人白居易寫有描繪該大麴演出過程的詩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著一批批才華出眾的音樂家。
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為快；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後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
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一。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現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著唐琵琶的某些特點。
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唐代曹柔還創立了減字譜的古琴記譜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金、元時期
宋、金、元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志，較隋唐音樂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
隨著都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游藝場"瓦舍"、"勾欄"應運而生。在"瓦舍"、"勾欄"中人們可以聽到叫聲、嘌唱、小唱、唱賺等藝術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說唱類音樂種類崖詞、陶真、鼓子詞、諸宮調，以及雜劇、院本的表演；可謂爭奇斗艷、百花齊放。這當中唱賺中的纏令、纏達兩種曲式結構對後世戲曲以及器樂的曲式結構有著一定的影響。而鼓子詞則影響到後世的說唱音樂鼓詞。諸宮調是這一時期成熟起來的大型說唱曲種。其中歌唱佔了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詞發展的遺緒，宋代詞調音樂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種長短句的歌唱文學體裁可以分為引、慢、近、拍、令等等詞牌形式。在填詞的手法上已經有了"攤破"、"減字"、"偷聲"等。南宋姜夔是既會作詞，有能依詞度曲的著名詞家、音樂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減字譜的琴歌《古怨》傳世。這些作品多表達了作者關懷祖國人民的心情，描繪出清幽悲涼的意境，如《揚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
宋代的古琴音樂以郭楚望的代表作《瀟湘水雲》開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現了作者愛戀祖國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樂器的發展長河中，宋代出現了"馬尾胡琴"的記載。到了元代，民族樂器三弦的出現值得注意。
在樂學理論上宋代出現了燕樂音階的記載。同時，早期的工尺譜譜式也在張炎《詞源》和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出現。近代通行的一種工尺譜直接導源於此時。 宋代還是我國戲曲趨於成熟的時代。它的標志是南宋時南戲的出現。南戲又稱溫州雜劇、永嘉雜劇，其音樂豐富而自然。最初時一些民間小調，演唱時可以不受宮調的限制。後來發展為曲牌體戲曲音樂時，還出現了組織不同曲牌的若干樂句構成一種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戲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傳世的三種南戲劇本《張協狀元》等見於《永樂大麴》。
戲曲藝術在元代出現了以元雜劇為代表的高峰。元雜劇的興盛最初在北方，漸次向南方發展，與南方戲曲發生交融。代表性的元雜劇作家有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另外還有王實甫、喬吉甫，世稱六大家。典型作品如關漢卿的《竇娥冤》，《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元雜劇有嚴格的結構，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過場）構成。一折內限用同一宮調，一韻到底，常由一個角色（末或旦）主唱，這些規則，有時也有突破，如王實甫的《西廂記》達五本二十折。元雜劇對南方戲曲的影響，造成南戲（元明之際叫做傳奇）的進一步成熟。出現了一系列典型劇作，如《拜月庭》、《琵琶記》等等。這些劇本經歷代流傳，至今仍在上演。當時南北曲的風格已經初步確立，以七聲音階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聲音階為主的南曲柔婉。
隨著元代戲曲藝術的發展，出現了最早的總結戲曲演唱理論的專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論》，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則是北曲最早的韻書，他把北方語言分為十九個韻部，並且把字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這對後世音韻學的研究以及戲曲說唱音樂的發展均有很大的影響。
明 清 時 期

由於明清社會已經具有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市民階層日益壯大，音樂文化的發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點明代的民間小曲內容豐富，雖然良莠不齊，但其影響之廣，已經達到"不問男女"，"人人習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編輯，刊刻小曲成風，而且從民歌小曲到唱本，戲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問世。如馮夢龍編輯的《山歌》，朱權編輯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譜》等。明清時期說唱音樂異彩紛呈。其中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以及牌子曲，琴書，道情類的說唱曲種更為重要。南方秀麗的彈詞以蘇州彈詞影響最大。
在清代，蘇州出現了以陳遇乾為代表的蒼涼雄勁的陳調；以馬如飛為代表的爽直酣暢的馬調；以俞秀山為代表的秀麗柔婉的俞調這三個重要流派。以後又繁衍出許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詞以山東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韻大鼓較為重要。而牌子曲類的說唱有單弦，河南大調曲子等；琴書類說唱有山東琴書，四川揚琴等；道情類說唱有浙江道情，陝西道情，湖北漁鼓等，少數民族也出現了一些說唱曲如蒙古說書、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時期歌舞音樂在各族人民中有較大的發展，如漢族的各種秧歌，維吾爾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瑪，壯族的銅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蘆笙舞等等。
以聲腔的流布為特點，明清戲曲音樂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明初四大聲腔有海鹽、餘姚、弋陽、崑山諸腔，其中的崑山腔經由江蘇太倉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調細膩流暢，發音講究字頭、字腹、字尾而贏得人們的喜愛。崑山腔又經過南北曲的匯流，形成了一時為戲曲之冠的昆劇。最早的昆劇劇目是明梁辰魚的《浣紗記》，其餘重要的劇目如明湯顯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長生殿》等。弋陽腔以其靈活多變的特點對各地的方言小戲發生重要影響，使得各地小戲日益增多，如各種高腔戲。明末清初，北方以陝西西秦腔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發展，它影響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陝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這種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經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
明清時期，器樂的發展表現為民間出現了多種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樂，河北吹歌，江南絲竹，十番鑼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豐富的琴歌《陽關三疊》、《胡茄十八拍》等廣為流傳。琵琶樂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鵝》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問世，至清代還出現了華秋萍編輯的最早的《琵琶譜》。明代末葉，著名的樂律學家朱載育計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鄰兩個律（半音）間的長度比值，精確到二十五位數字，這一律學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創。
近 現 代 時 期

這一時期始自清代末葉的鴉片戰爭，在歷經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農民革命，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百多年來，音樂文化的發展交織著傳統音樂和歐洲傳入的西洋音樂，但音樂文化的發展是以民主，科學為主要潮流的。傳統音樂首先以革命民歌的發展為以熱潮，如反映太平
天國革命的《洪秀全起義》，抗議沙俄入侵的《迫遷歌》，"五四"時期痛斥軍閥出賣祖國鎮壓百姓的城市小調《堅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紅色根據地，邊區，解放區，革命歌曲更具有優秀的傳統，如《天心順》，《綉金匾》等。戲曲音樂中京劇的形成影響及於全國，出現了程長庚、譚鑫培以及後來的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等一代名優。 各種地方小戲、評劇、越劇、楚劇等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民族器樂則以民間出現各種器樂演奏的社團為特點，如"天韻社"，"大同樂會"等等。這反映出民族器樂的發展有著深厚的民間活動基礎。這種民族音樂民間活動的特點造就出許多卓越的民間藝人，其中華彥鈞（瞎子阿炳）就是傑出的代表。
此外，各種琴譜、琵琶譜的編定、出版也多了起來。西洋音樂的傳入中國雖可以上溯到元、明時期，但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影響於中國應當是清末民初的學堂民歌運動。
當時一些要求效法歐美，富國強兵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倡導了這一運動，如梁啟超、沈心工、李書同等。學堂樂歌作為學生音樂教材，以宣傳愛國反帝，擁護共和，以及學習歐美科學文明為內容，如《中國男兒》，《體操－兵操》等，這些樂歌又不僅流傳於學校，而且廣泛影響到社會各界。這些樂歌多借用外來曲調填詞，也有少數根據本國曲調填詞，還有少數創作曲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我國開始興起了傳播西洋音樂，改進國樂的音樂活動，並建立了一些音樂社團，如"北大音樂研究社"、"中華美育社"、"國樂改進社"。
而專業音樂教育最初就是在這些音樂社團的基礎上建立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創建國立音樂院，這是正規專業音樂教育的開始。肖友梅嘔心嚦血，畢生獻給了我國早期專業音樂教育事業。
"五四"時期，著名的語言學家、作曲家趙元任是我國早期專業音樂創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語言音調同歌曲音調的結合，善於吸收傳統音樂中的營養，寫出了《賣布謠》，《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傳至今的作。
民族音樂家劉天華則從學習西洋音樂中探索改進國樂的道路，創辦了"國樂改進社"，寫出了《光明行》、《空山鳥語》、《病中吟》等二胡獨奏曲，並且把二胡納入專業音樂教育課程。
黎錦暉創作了大量的兒童歌舞劇，如《小小畫家》、《麻雀與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劇《可憐的秋香》等，這些作品也是我國新歌劇創作的的早期探索。
王光祈作為我國第一代音樂學家，在中國音樂史學以及比較音樂學上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三十年代著名的音樂教育家，作曲家黃自對專業音樂教育的鞏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養出一批專業音樂工作者如劉雪庵，江定仙，賀綠汀等，他創作的《玫瑰三願》、《南鄉子》等藝術歌曲仍然回響在今天的音樂會舞台上。他還寫出了我國第一部清唱劇《長恨歌》。
這一時期，專業音樂的發展以歌曲為主要體裁，器樂曲相對來說較為薄弱。但在器樂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現了一些較好的作品，如賀綠汀的鋼琴曲《牧童短笛》，瞿維的鋼琴曲《花鼓》，馬思聰的小提琴曲《內蒙組曲》，馬可的管弦樂曲《陝北組曲》，民族器樂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華彥鈞的《二泉映月》。

H. 被譽為東方莎士比亞的中國劇作家是

有幾種說法，不過按一般的習慣，應該是指湯顯祖：
1、清代戲劇家李漁：李漁初名仙侶，字謫凡，號天徒，宗譜稱佳九公，也有叫李十郎的。李漁是清代前期重要的劇作家和戲劇理論家，劇作有《笠翁傳奇十種》，戲劇理論主要見於收入《笠翁一家言》的《閑情偶寄》。

2、關漢卿，元曲藝術的一代大師，代表作《竇娥冤》、《救風塵》、《魯齋郎》。

3、湯顯祖：明代傳奇劇作大家湯顯祖的作品代表著典型的東方風格，被現代人稱為「東方的莎士比亞」。

湯顯祖（公元1550年-公元1616年），字義仍，號海若、若士、清遠道人，江西臨川人。湯顯祖年輕時以博學飲譽海內，明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34歲時考中進士，次年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後因上書指斥當時內閣大臣任人唯私，作風專橫被貶到廣東省徐聞縣，四年後調任浙江省遂昌縣任縣令。五十歲時辭官回到了家鄉——臨川。此後十七年他一直呆在臨川專心從事寫作。

湯顯祖是一位著名的詩人，寫有數千首詩，但影響當時與後人的是他的四部戲曲作品：《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紫釵記》，合稱「臨川四夢」。其中最出色的是《牡丹亭》，據說《牡丹亭》一出世，曾令《西廂記》減價。《牡丹亭》的曲文非常清麗舒雅，情節構想也極具奇巧。

湯顯祖在戲曲創作上提出了「意趣神色」的理論，在詩文創作上則推崇「自然靈氣」，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江西撫州、浙江遂昌和他的家鄉臨川都有紀念館。

4、曹禺：曹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天才劇作家。他原名萬家寶，出生在天津一個封建官僚家庭，從小喜愛戲劇，廣泛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自幼看慣了封建家庭內部的種種錯綜復雜的矛盾，養成了憂郁敏感的性格。1922年他升入天津南開中學，參加南開新劇團，演出中外劇作，顯示了表演才能，並廣泛涉獵新文學作品，開始寫作小說和新詩。升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廣泛接觸歐美文學作品。在中西戲劇的熏陶下，1933年的深秋，23歲的曹禺創作出《雷雨》。1934年春，《雷雨》由靳以推薦給巴金先生，巴金非常賞識曹禺的才華，立刻在他和靳以創辦的《文學季刊》上陸續刊登這個四幕話劇本，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雷雨》標志著中國話劇藝術開始走向成熟，是觀眾最喜愛的一部話劇，也成為演出地區最廣、演出次數最多的經典名著之一。1935年曹禺寫出劇本《日出》，獲《大公報》文藝獎。它與《雷雨》前後輝映於劇壇，奠定了曹禺在中國話劇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禺任教於南京戲劇專科學校，寫了他惟一的涉及農村階級斗爭的劇作《原野》。這三部戲劇是曹禺的代表作品。解放後，他任文聯主席，響應黨的號召，創作了話劇《明朗的天》、歷史劇《膽劍篇》（執筆）、《王昭君》等作品。經過時間檢驗，這些作品只具有政治意義，藝術上成就不大。晚年曹禺為此而追悔，認為自己太聽話，以致斷送了自己的藝術生命。
澳大利亞曹禺研究學者陸葆泰說，中國戲劇大師曹禺劇作為人類優秀劇作中之一部分，若選出十位或十五位世界劇史上的代表作家，曹禺先生當之無愧。他在文學技巧使用上具有創造性，善於將人類已有的技巧根據本民族的欣賞習慣予以化解和重組，「要故事，要穿插，要緊張的場面」的欣賞習慣為中國讀者所接受；在思想認識上，《雷雨》反映出了中國封建主義的根深蒂固以及封建主義與新興資本主義之間的激烈斗爭，傳統倫理與人性自然追求之間的尖銳矛盾。受中國傳統戲劇的熏陶，曹禺劇作趣味盎然，情節集中，深為讀者、觀眾歡迎。曹禺所塑造的人物，填補了世界戲劇畫廊中中國人物形象的空白，與世界戲劇大師莎士比亞、易卜生、奧尼爾等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一樣，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舞台上歷演不衰。繁漪、金子、陳白露等女性形象在舞台上栩栩如生地展現了舊社會中國女性的悲慘境遇。曹禺致力於挖掘人性深層的矛盾，他的劇作不僅是舊時代的回聲，還是對人的心靈世界的開掘。
曹禺被譽為「東方的莎士比亞」，其作品是中國現代文化的瑰寶，劇本還被廣泛地改編成電影、歌劇、京劇、花鼓戲、音樂劇等藝術形式。雖然，在劇本數量和質量上，我們都很難將曹禺與莎士比亞進行對比，但至少有一點他們是共同的：他們都不僅屬於歷史，也屬於當代。當許多名噪一時的顯赫之作逐漸被淡忘的時候，曹禺卻還在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