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有誰選修中外音樂史，論文題目是什麼
選修音樂史是課程，論文題目是自己設定。
㈡ 跪求一《中國音樂歷史與審美》的論文作業，題目是為自己喜歡的一首中國歌曲賞析，謝謝了！！
《煙花易冷》風格上和以前的中國風作品略有改變。
這首歌不再如《東風破》、《青花瓷》、《本草綱目》和《蘭亭序》那樣把玩、觀賞一種中國文化，而是登上了更高的視角去感悟、品評歷史，這種高度已經遠超其他音樂人。史冊如此殘酷，人性如此渺小，瞬間的美好只能在浮圖塔、伽藍雨中魂牽夢縈。紅塵滾滾而過，絢爛多姿的煙花，雨打石板，鏗鏘回盪著金屬的質感，如同兵器撞擊，卻化作了美妙的音符。
歌曲前奏清婉舒緩，眼前幾朵煙花綻放，漸漸隕落，還剩下星星點點，如流星雨般滴落人間，絢爛的煙花逃遁空門之中，這分明是一個現代人在歷史的天空下孤獨的佇立，他長著一雙古代文物的眼睛，一睜開便看見了眼前的蒼涼，回想起當年的繁華。又彷彿一縷纏綿不盡的幽魂，在執著追尋絕世情緣，從古代，直到現在。
試問，歷史在記錄下豐功偉業時，有誰垂詢過個體的感受？ 藝術家們光從書本上神遊是無法得到這種對歷史的別樣感觸的，周傑倫、方文山兩人以歷史駐足者的姿態，努力沉浸進去，儼然逆旅過客。通過音樂的形式把感觸如迷彩煙花般釋放出來，配合得天衣無縫，顯示了周、方兩人境界上至高的追求。
匆忙的吉他、凝重的鋼琴，西方樂器用來演繹東方文化，格調卻如此和諧。
用凄美愛情故事烘托對歷史和文化的思考，體現的是對理想、人生、古今的深刻醒悟。脫去了慾念的外衣，把脫俗展示給紅塵，使浮華的現代有了深度，淺顯的慾念自慚形穢。這正是周傑倫跨時代的真正內涵。他在用冷靜的思索，來展示對塵世間奢華的認識，禪語佛曲中流露出的全部都是現代的靈動。體現的是對理想、人生、古今的深刻卓見。
周傑倫對音樂的理解，對音樂的追求，對人生成就的理性思考，走過一個又一個巔峰，高處不勝孤獨。看到的只是一縷稍縱即逝的影子，但這也是緣分，我們的緣分。
煙花易冷，伽藍雨把當世的浮華澆滅，冷卻，思索。
從洛陽伽藍記的繁華描述折射到現在。守住孤城，實際上就是堅守自己的內心，守著思想能夠捕捉的剎那間掠過的最高點，最美處。 不冷煙花 整首歌的中國風形式，境界上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更加高超。周傑倫的中國風形式絕非簡單的「耍酷」，是對一個重大的歷史變遷，大的時間旁觀去進行感悟評判，從嘻哈到中國風彌漫，隨後到了現在，一種更宏大的到了極致的文化味道。這種境界的追求意境登峰造極，四顧無人，只有周方組合，看膩看淡之後，才可能超越。
可能這種極致又會再延續一兩年，但很明顯，前方已經沒有更恢宏的道路了。之後需要從新界定，從虛無走向寫實主義道路才能突破，不然自己都會覺得很空，容易產生歷史虛無主義。從雨果的浪漫主義到狄更斯的現實主義，真正的音樂大師都要玩這路子。
周傑倫若是僅僅玩票倒也罷了，那他自然就在伽藍、東風、青花里邊顛倒迷離，自己把自己玩得轉；如想再有深層次突破，粉碎虛空，那麼自己的過去的層面就要被踩在腳下，必須走寫實主義中國風的新路，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把這條路走好。很多人寫實、民謠、搖滾等大都比較形而下，周、方兩人這種具有相當的裝飾性以及宏大構築的藝術風格卻僅見，現在，只好等周、方能夠跳出伽藍雨的巔峰把音樂推向高境界。
㈢ 那裡有關於古代音樂史的論文
光輝的開端
（史前時代—前16世紀）
中國音樂的歷史，古代文獻一般追溯到黃帝。盡管關於黃帝的傳說夾雜著後人的理想成分，並有不少神怪內容，不完全可信（例如說黃帝時代建立了「十二律」，就是把後來的創造歸功於黃帝的說法，與現代科學考古發現不合。）要把黃帝作為中國音樂的源頭，也嫌太晚了：現代考古發現已把中國音樂的歷史，從黃帝時代大大向前推進棗其歷史遠比黃帝時代古老！
1986年—987年，在河南省舞陽縣賈湖村新石器遺址發掘出了隨葬的至少16支骨笛，據碳14測定，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這些骨笛用鶴類尺骨製成，大多鑽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還遺留著鑽孔前刻劃的等分標記，個別音孔旁邊另鑽一小孔，應是調整音高用的。這些情況起碼說明，那時人們已對音高的准確有一定要求，對音高與管長的關系也已具備初步認識。經音樂工作者對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測音可知，號稱以五聲音階為主的中國，其實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備了有著穩定結構，超出五聲的音階形態了。(這一歷史事實雄辯地說明，中國音樂後來以五聲為主，並不象有人臆想的，是所謂「音階發育不完善」，而是一種歷史的、審美的選擇結果。)這也證明當時的音樂已發展到了相當高的程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在這之前，中國音樂一定還存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這段時間以千年還是以萬年計，現在難以猜測。
除骨笛外，新石器時期的樂器，還發現有骨哨、塤、陶鍾、磬、鼓等。這些樂器分布於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時間跨度也很大，說明它們是中國原始時期的主要樂器。其中鍾、磬、鼓在後世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至於塤和哨，還有與骨笛形制、原理相同（今天稱為「籌」）的樂器，甚至直到今天仍存活於民間。
塤是一種很有特點的樂器，用土燒制而成，外形似蛋(或作各種變形)，其大小近似中人的拳頭，中空，頂端開一吹孔，胸腹部開一個或數個指孔。塤是除骨笛之外，已發現的原始時代樂器中唯一能確定地發一個以上樂音的樂器，原始時期的塤只有1-3個音孔，只能吹出2-4個音，(這很可能與在不大的蛋形的塤上開孔，比在管狀的笛上開孔要難以計算有關。)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音階發展的進程，尤其能揭示出在中國音階的發展進程中佔有重要地位的音程關系；當今有學者指出，那就是從只能發兩個音的一音孔塤起便一再被強調的小三度音程。這一觀點對於認識中國音階的發展，音階音之間的律學關系，乃至中國的七聲音階仍以五聲為骨幹現象的內在機理，無疑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原始時期的音樂和舞蹈密不可分，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歷史上共有的現象，中國也不例外。最遲在公元前11世紀，中國已稱這種音樂舞蹈結合的藝術形式為「樂」，甚至在音樂舞蹈各自成為獨立的藝術形式之後，「樂」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樂，一直保存著它的模糊詞義。今天「樂」已專指音樂，所以學者通稱原始時期的「樂」為「樂舞」。現存的有些原始岩畫非常生動地描繪了原始樂舞的場面，那是一種群體的歌舞活動。據後來文獻保留下的片斷「記憶」可知，原始樂舞的舉行跟祈求豐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產活動的再現成份。
原始時期，樂舞並不成其為社會分工對象，原始社會不存在專職的樂工，樂舞一般是部落社會的全社會活動。因此，原始時期的樂舞，並沒有以專門的藝術形式的面貌和身份，從社會上獨立出來。
嚴格地說，到大約公元前21世紀夏代建立以後，樂舞才真正作為一種社會分工，從社會中取得獨立。傳說夏代初期的國君啟和最後的國君桀，都曾用大規模樂舞供自己享樂，說明終夏一代，社會已造就出一大批專職的樂舞人員，這正是樂舞作為藝術而獨立於社會的標志。
由於原始樂舞即和原始巫術、祭祀等活動結合無間的緣故，人們對樂舞乃至一些樂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產生得很早。國家產生以後，統治者便會利用和加強音樂神秘觀，以便操縱、控制樂舞，用來加強其統治。保存下來的一些音樂神話故事便是這樣的社會背景的產物。傳說分為章節的大型樂舞《九辯》、《九歌》都是夏代國君啟從天上得來的。我們從出土的戰國初年（公元前5世紀）的樂器上，還能看到啟的圖象，似乎他那時已具有司音樂之神的地位了。又傳說黃帝得到一種長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動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獸的骨頭作鼓槌，敲打起來，「聲聞五百里」，黃帝用這面鼓揚威天下。夔和雷獸都是想像中的神奇動物。那時的鼓，實際上和後世一樣，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 （今稱揚子鱷）皮的，因此 也成了神話材料。後來，夔轉化成為主管音樂的「人」（神）。蒙鼓的夔成為主管音樂的神，應該看作是支配節奏的鼓這件樂器在樂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賈湖骨笛的出土地點，靠近傳說中夏代的夏台，這告訴我們，夏代的活動區域，正是中國音樂高水平發展的地區。傳說中夏代樂舞明顯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們剝去上述《九辯》、《九歌》是啟從天上得來的神話成份，那麼，就只剩下現實中的《九辯》、《九歌》確實無比瑰麗優美這一點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發人們產生「此曲只應天上有」的遐想，並由此而進一步創造出神話來。
鍾鼓之樂（1）
（前16世紀—前221）
--------------------------------------------------------------------------------
這一段歷史長達一千三百年左右，跨越商、西周、春秋、戰國，直至秦統一中國。它又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商代，西周以後則屬後期。這兩個時期既有共同之處，即以「鍾鼓之樂」為主，又有比較明顯的區別。
商代活動的區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區仍在今河南一帶，和夏代一樣。所以商直接繼承了夏的音樂，並不斷地向前發展，把它推到令人矚目的高度。
商代社會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尊事鬼神。雖說是「殷因於夏禮」（《論語·為政》），祭祀等巫術活動的繁復卻是大大超過夏代的，所以史家對之有「巫文化」之稱。凡祭祀等「禮」，舉行時必然要伴以歌舞，這是從原始時期以來的傳統，古人所謂「禮沒有樂伴隨便不能施行」的話，正是對於這種傳統作的總結。即使晚至西漢中期（公元前二世紀），哪怕是窮荒之地，在祭祀當地的土地神時，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伴奏，齊聲歌唱。早在商代就更不用說，祭祀等巫術活動是一定要伴有隆重的樂舞的。商代的另一個社會特點恰恰是崇尚樂舞。商人以音樂與神鬼對話，是認認真真唱給神鬼聽的。樂舞成為人們進獻、事奉、娛樂神鬼，以使人神溝通的重要手段。
㈣ 中國音樂史論文怎麼寫 考研都是閉卷寫吧
論文的核心在於觀點，我們在改學生作業的時候最喜歡的是以小見大的論點。
有一個竅門，版就是抓住權一個音樂史上的人物性格特點、或是一個事件。訂立你自己的觀點，然後打通上下歷史時間。從背景、原因、結果和未來影響的角度下筆。一般這樣的論文只要觀點和文筆不是太離譜，我們會考慮到思路的清晰，給出一個相對較好的分數。
考研是閉卷
㈤ 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論文有什麼題目
畢業論文？
㈥ 求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論文
你可以寫學堂樂歌啊，這就使20世紀初的新型學校音樂教育，代表人物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其中李叔同的作品審美功用更高些
也可以寫寫那些學校音樂教育的發展，一般學校的，專業的都可以啊
才發現你這問題是09年的，我的回答肯定沒有用了……
㈦ 求一篇關於 中國近代音樂發展史的論文啊 2000字左右。。。謝謝了！！！
摘要：從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是中國近代音樂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於「海派」的文化傳統，上海成為中國新式音樂教育的試驗場；其次，上海外國租界的音樂生活，為中國專業音樂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階層的存在，以及濃厚的商業氛圍，現代化傳媒的興盛，使上海醞釀滋生了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
關鍵詞：近代中國音樂；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國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國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學術界普遍的關注。作為近代新文化一個方面的近代中國音樂的形成和發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與上海城市獨特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以及經濟社會狀況有密切的關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國音樂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不但會使我們對近代中國音樂發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過一個側面使我們對上海城市的個性有深切的體會①。
一、近代音樂傳播先驅
上海，由於獨特的歷史因緣和獨特的文化環境，成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橋頭堡，也成為醞釀近代中國新文化的溫床。近代中國新音樂的形成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近代的音樂發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和普及；一是傳統音樂的傳承與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樂的傳播和普及為近代中國音樂形成的主要動力和內容。
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大致通過以下途徑：1、基督教堂所帶來的西方宗教音樂；2、新式軍隊中輸入的西洋軍樂；3、海外留學生帶回來的西洋音樂；4、近代學堂對西洋音樂的普及。這四種途徑先後出現，而尤其以第四種因素對中國近代音樂的面貌影響最為深遠。上海在近代中國夙得風氣之先，在近代西洋音樂傳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現則在於它成為近代新式學堂普及西洋音樂之最早試驗場。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來就成為海外基督教在華傳教的大本營，因此基督教堂所帶來的音樂對上海信徒的熏染尤為深遠。但教會音樂對於中國近代音樂形成的貢獻畢竟有限，新音樂的形成更依賴於新式音樂教育的發展。由於基督新教把教育作為在華傳教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財力用於辦學，而其所辦學堂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傳授西洋音樂。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傳教士在華辦學以上海為最早，而學堂中設置音樂教育科目也以上海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創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學中已把音樂與語文、算術、聖經等科目相提並論。創辦於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為展示平時教學成果，還舉辦音樂會。音樂會的規模不僅限於學生之間的互相交流，還半年一次對家長們，一年一次對普通市民公開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從事新式音樂教育的中國人。他出生於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學，1903年回國後，在南洋公學附屬小學任教，開設了中國最早的唱歌課。1904年出版了《學校唱歌集》，開創了「學堂樂歌」的形式。學堂樂歌是中國人最早用西洋音階譜寫的歌曲，成為近代音樂史的發端。上海的務本女塾、南洋中學等學校以及滬學會等團體都邀請沈心工指導唱歌。在沈心工《學校唱歌集》出版後，很多學堂開設了樂歌課，通過陸續出版的音樂教科書籍，初步的音樂知識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規定音樂課為初級小學的必修課。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為「吾國樂界開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為中國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做出巨大貢獻。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鑄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學。在日本他參加了沈心工發起的「音樂講習會」。並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音樂教育論》，這是我國最早系統闡述近代音樂教育問題的論文。1907年歸國他即與高硯耘、馮亞雄等人在上海創辦「夏季音樂講習會」。這是一個利用暑期傳授西洋音樂的組織，其科目有樂典、和聲學、風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橫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創辦「上海貧兒院」，院中設音樂部，並成立貧兒院管弦樂隊，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西式管弦樂隊。雖然1912年音樂部就停辦了，貧兒院也約於1921年左右結束③，但卻成為中國人創辦西式管弦樂隊的最初嘗試。可以說中國新式音樂教育是從上海發端，並逐漸普及到全國。
二、租界的音樂生活與近代中國音樂人才的培育
由於近代中國音樂形成的主要動力和內容是西洋音樂理念、技巧的輸入和傳播以及根據西洋音樂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學生成為中國近代音樂形成的最早先驅者。但是新音樂的普及和建立卻依然要依靠在中國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費、欣賞市場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涌現的本土音樂家。上海由於其在近代中國的獨特的歷史機緣和文化傳統，最早形成了較廣泛的近代音樂的消費市場並涌現了大量的音樂人才，為近代中國音樂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醞釀場所。而追根溯源，又與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樂隊有密切關系。
1.租界的音樂生活與上海近代音樂消費市場的培育
根據《南京條約》的相關規定，1843年上海開埠成為通商口岸，當時在上海縣城之外劃定了一塊外國商人的居留地，這成為上海租界的起源。後來，租界不斷擴張，並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機構，逐漸發展成了一塊在中國領土上的「國中之國」，成為外國列強侵略中國的最好見證。但是，它也帶來了一些副產品——為中國大眾親身領略西洋音樂的魅力提供了場所。租界里的外國商人為了豐富自己的業餘生活，逐漸形成了一些文化娛樂組織。早在1850年英國人就成立了業余劇團，演出需要音樂伴奏，於是組織了樂隊。1879年逐漸發展成上海公共樂隊。1881年公共樂隊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機構工部局接手管理，並成立工部局音樂委員會。1907年，銅管樂隊擴大為管弦樂隊。1919年以後樂隊聘請義大利著名音樂家梅百器擔任指揮，並從歐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樂家，迎來了它的輝煌時期，並逐漸迎來了「東方第一」管弦樂隊的美譽。1922年公共樂隊改名上海工部局樂團。當時工部局每年給樂隊28萬兩的高額預算撥款。每年從10月到翌年5月為演出季節，每周的星期天都舉行定期音樂會①。起初樂隊主要在市政廳的音樂廳內演出，主要局限於外國觀眾。但是據英國學者畢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來，上海工部局樂隊逐漸注重為中國居民服務。樂隊指揮的「年報」中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國觀眾的出席。並開始在中文報紙上刊登演出廣告。「1928年，3／4的觀眾是中國人，據報道，1930年中國人的興趣甚高。1931年樂隊在室內演出時，20％的觀眾是中國人，此後這個比例穩定上升。」以至於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樂與吹奏樂委員會上，有人指出中國納稅人希望工部局繼續資助樂隊，因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價值。並且，1928年後開始有中國人被吸納進入工部局的音樂委員會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樂隊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樓裡面演奏室內音樂會。1929年，這幢大樓賣給了開發商，上海工部局樂隊搬進了上海商業和公共空間——大光明電影院，後來又搬遷到蘭心大戲院。「在市政廳，上海工部局樂隊似乎僅僅是工部局的一個文化附屬品，只為外僑社群服務。而在整個上海娛樂界，管弦樂隊成了這個城市越來越重要的文化財富。」③同時樂隊的演奏也從室內走向露天，在夏天，樂隊會舉行露天音樂會，在兆豐公園（現中山公園）、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外灘公園（現黃浦公園）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後，隨著中國人可以進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娛樂場所，中國觀眾觀賞西洋音樂的機會無疑更多了。
通過以上敘述，可以看出，雖然租界的音樂生活開始只局限於外僑社群，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國觀眾逐漸增多，可以說逐漸在中國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樂的消費群。這個消費群的形成和擴大，無疑為中國音樂人才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氛圍。
2.工部局樂隊對國立音樂院的影響
對於中國近代音樂的發展來說，創建中國人自己的音樂學府，作為研究和培養人才的機構，無疑是重要的舉措。中國第一所高級音樂研究和教育機構本來創建於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學成立學生社團「北京大學音樂團」，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學音樂會」。1918年改名「北京大學樂理研究會」。1922年以「樂理研究會」為基礎成立北京大學附屬音樂傳習所，成為中國第一個近代音樂專業教育機構。隨後，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北京藝術專科學校等高校紛紛設立音樂系、科，似乎預示著北京將成為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並不是中國新音樂成長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長劉哲認為「音樂有礙教化，也與社會人心無關」，命令關閉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藝術專科學校中所有音樂系科，經過師生抗爭，結果只有女子師范大學的音樂系被保留下來。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則成立了中國第一所音樂專科學校——國立音樂院。
國立音樂院的創辦與蕭友梅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本來是北京音樂教育界的領導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據譚抒真回憶，他辭去北京學校的音樂系工作，一方面他覺得教師水平低，又與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為上海人才多，還有外國音樂家，所以自己來上海了①。而許步曾更進一步認為國立音樂院之所以選址在上海，是由於上海工部局樂隊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國第一所音樂學校國立音樂院（1929年改為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在上海成立。國立音樂院的成長與工部局樂隊的影響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除歸國留學生之外，國立音樂院長期從上海工部局樂隊招聘老師和研究指導。初建時，10名音樂教師中，外國教師即佔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樂隊成員。1929年，鮑里斯·扎哈羅夫成為鋼琴系主任，而長期擔任樂隊指揮的富華則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還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難民音樂家如佛萊思克爾、沃爾持·約雅敬等也在此任教。這些外籍教師對國立音樂院教學的貢獻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羅夫直到1943年去世為止，一直在上海教鋼琴。以至於有學者說，在中國的第一代鋼琴家、音樂家中幾乎沒有一人未曾跟他學過鋼琴。
其次，樂隊和音樂院雖然沒有組織上的聯系，但是兩者有很密切的合作。樂隊給音樂院的學生提供優惠票，和中國愛樂社合作演出音樂會，並且開始逐漸演奏中國音樂家的作品，吸收中國演奏員。1929年，樂隊首次與中國獨奏音樂家馬思聰舉行音樂會。1930年首次演奏中國人創作的交響樂作品——黃自的單樂章序曲《懷舊》。1931年上海音專的教師黃自當選為工部局音樂會員會委員。1927年工部局樂隊讓中國音樂家譚抒真代替休假的隊員參加演出。1935年5位中國人首次作為實習生參加工部局樂隊的演出。此後，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生在上海工部局樂隊表演越來越頻繁② 。在這期間（1934-1942），中國人繼續進入樂隊。1938年，譚抒真、黃貽鈞、陳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為上海工部局樂隊的成員。到1941年樂隊中華人達到5人③。中國獨（唱）奏音樂家的演出也頻繁起來，如鋼琴家沈雅琴、李惟寧、吳樂懿,小提琴家王人藝,歌唱家黃友葵、胡然、趙梅伯、斯義桂等相繼在1930年代與工部局樂隊合作演出④。應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對於上海年輕一代有抱負的音樂家來說，能與該樂隊演奏或歌唱乃是他們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說的，演出並不一定總是能帶來經濟效益，但它們提供了聆聽、觀摩和演奏的機會，這是中國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樂隊不但具有歷史的功績，就機構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響樂團的前身。
3.音樂大師的聚集與中國音樂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於其獨特的歷史機緣，成為近代中國國際音樂大師聚集之地，這為中國近代音樂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難得的良機。首先，工部局樂隊給中國帶來了像柏克、梅百器、富華這樣的音樂大師，如果沒有樂隊他們根本不會居住在這個國家。此外，上海的國際地位使它成為難民的避難所。俄國十月革命後，大量俄國音樂家流亡上海。二戰爆發後，眾多猶太音樂家流亡上海。他們或者擔任管弦樂隊成員，或者成為私人音樂教師，或者成為國立音樂院的教員，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後俄僑設立的私人音樂學校就有18所之多⑥。這為中國學生提供了從學這些大師的機會，雖然很多人並沒有成為國立音樂院的教師，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則提供了可能。比如，從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親自教博聰，富華指導後來出任音樂院院長的戴粹倫，沃爾特·約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萊思克爾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賢等。
上海良好的音樂氛圍和高水平樂隊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樂家在全球巡迴演出中把上海作為一站。從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樂家相繼訪問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萊斯勒、約瑟夫·西蓋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鋼琴家阿圖爾·魯賓斯坦、B·莫伊耶維奇等①。國際音樂家到上海的演出，無疑開拓了中國音樂家的視野。比如據記載，黎錦暉在上海聽交響音樂如同「上課」一樣，事前必將登載在《申報》上工部局樂隊的當天音樂會節目說明認真讀過，然後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禮拜五去聽，風雨無阻，8年無間斷。對於當時來華的歌舞劇團的演出，如：米蘭來的歌劇班演出的正歌劇和輕歌劇，「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團」演出的大型舞劇和各式舞蹈，上海俄僑演出的歌舞劇，以及從歐美、日本來華的鄧肯舞蹈團、寶冢歌舞團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計找機會觀摩，既使觀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籌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樂大師聚集上海，為中國音樂家提供了親身從教的機會，而著名音樂家的巡迴演出則為中國音樂家提供觀摩的可能，這些對於中國音樂家的迅速成長和提高技藝無疑是難得的良機，非當時中國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費生活與通俗音樂的滋生
流行音樂的先祖是發源於美國的爵士樂和搖滾樂。20世紀流行音樂在全球迅猛發展，到今日已成為全球音樂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近代音樂也不盡是西方高雅音樂在中國的傳播和生根的過程，還包括中國近代通俗音樂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上海不僅是近代中國高雅音樂的搖籃，更是近代通俗音樂的發祥地。音樂史研究者雖然對流行音樂的研究還不多，分期也並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認上世紀80年代的流行歌曲與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聯系。當時黎錦暉以「時代曲」之名創作於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別快車》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標志了20世紀中國流行音樂的產生。在該階段產生了以黎錦暉及其「明月歌舞團」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稱這個流行音樂的第一階段為「黎錦暉時代」③。而所謂「黎錦暉時代」其實亦可以稱為「上海時代」，因為黎錦暉的整個活動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樂的繁榮與上海的城市特點有密切關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個流行音樂的繁榮。
那麼為什麼會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國流行音樂呢？這要從上海這座城市的獨特歷史和文化個性尋找原因。有學者指出，20世紀流行音樂的迅猛發展是20世紀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現代科技的發展、商業炒作和現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④。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於上海特殊的歷史機緣和文化傳統，使它在選擇及接受外來文化上有非常積極和開放的態度，這種文化傳統被稱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開放、靈活、多樣、寬容等特點⑤，這為上海接受、容納通俗音樂這種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礎。此外，都會的經濟繁榮，促進了都市大眾文化生活的興盛，也為流行音樂提供和擴大了流行空間。當時的上海無疑是中國近代娛樂業最為興盛的城市，繁多的飯店、酒吧、咖啡館、夜總會等服務業及娛樂場所,為流行音樂的發展提供了生存空間。
其次,商業炒作和現代傳媒的出現大大加速了流行音樂的傳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業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業的熏染。同時，上海又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很多現代化的娛樂消費形式只有上海才最為普及，比如電影、唱片、電台等。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國的唱片業中心，也是無線電廣播的中心，又是電影業中心。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樂廣為傳播。
唱片和留聲機於20世紀初葉傳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漸發展為中國唱片業的中心，擁有國內數量最多和實力最強的唱片企業，生產大量內容豐富的唱片。唱片開始還只是印製中國傳統戲曲為主。但到了30年代，新興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階層所喜愛，很快成為唱片錄制的重要內容。1928年，黎錦暉創作、黎明暉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錄製成唱片，在社會上迅速傳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誕生。一些實力雄厚的大企業爭相為明星灌錄唱片，從此錄制流行歌曲唱片成為各公司的重頭戲。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錦集」，為紅極一時的電影女明星們錄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陳玉梅、黎明暉、王人美、李麗蓮、夏佩珍、胡珊、談瑛、陳燕燕、黎莉莉、嚴月嫻等。為了爭取歌星們錄音，各公司專為她們「量身定做」歌曲，並不惜給予優厚的報酬，如百代公司曾給予周璇6%的版稅。有些年紀尚輕的女歌星一個月的收入可達20至30元，令世人羨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錄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據中國唱片廠1964年登記的舊唱片模板目錄統計，在百代、麗歌、和聲、高亭、勝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為150餘張，白虹有125張，姚莉有117張，龔秋霞有67張，王人美有62張，另有白光、李麗華、李麗蓮、李香蘭、歐陽飛鶯、吳鶯音、張露、黎莉莉、嚴華、梅熹等錄制的唱片①。
唱片業之外，廣播事業也擴大了通俗音樂的傳播渠道，為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市場。廣播電台的興盛使收音機在中產階級市民中逐漸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收音機里欣賞通俗音樂。
上世紀30年代，上海電影業、特別是有聲電影的發展更促進了流行音樂的繁榮。1931年中國第一部國產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在上海首映，國產故事片在30年代的興盛由此拉開序幕。電影需要配樂、插曲，這為流行音樂提供了新的創作和表演的市場。而電影的魅力更使穿插於其中的主題曲、插曲不脛而走、深入人心。本來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廳、酒吧、夜總會等為表演空間，有聲電影則為歌星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進行歌舞表演為主的歌舞團、歌唱社成員進入了電影界。如一直在黎錦暉的中華歌舞團和明月歌舞社從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為30年代聯華影業公司「四大名旦」中的兩位；周璇在進入電影界以前，先後輾轉於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劇社、新華歌劇社，早已是紅極一時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龔秋霞等，也都是在當紅歌星的位置上走進銀幕。歌星們從影後，繼續維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電影而傳播，電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這種情況使一些原本並非歌星出身的電影明星也紛紛地開始灌錄唱片，如胡蝶、陳燕燕、陳玉梅、李麗蓮、夏佩珍、胡珊、談瑛、嚴月嫻等②。無論是電影明星出唱片，還是歌星拍電影，結果往往是其拍攝的影片與灌錄的唱片同樣受到崇拜者的熱愛。電影這種新興娛樂工具對通俗音樂的推動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說，「從20年代末開始，中國城市歌舞音樂與中國電影音樂，特別是電影歌曲的發展合為一體，成為中國娛樂性通俗音樂的主體」③。足見當時電影對於通俗音樂的促進作用。
總之，由於上海濃厚的商業氛圍，具備較完善的市場運作機制，並受到唱片公司、無線電台、有聲電影等新型娛樂媒體的強力支撐，流行歌曲發展的勢頭極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國通俗音樂的第一個浪潮。
其三，市民階層的龐大為通俗音樂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樂具有創作題材貼近現實生活、富於情趣化，格式簡煉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強調群眾性、強化交流等特點①，這些都符合現代都市市民階層的審美需求。類似《毛毛雨》等「家庭愛情歌曲」大都表現男女情愛，歌詞內容、旋律、風格深受市民階層的喜愛。上海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都市，有龐大的市民群體，這為以迎合現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樂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進步的或嚴肅的音樂家，在流行音樂的創作上，也採取了較為積極態度。除了當時有黎錦暉、黎錦光、姚敏、嚴華等極負盛名的流行樂壇作曲家外，還有任光譜寫的《漁光曲》、《燕燕歌》，劉雪庵譜寫的《早行樂》、《何日君再來》，賀綠汀譜寫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傳頌一時的經典性的流行音樂作品②。
四、結語
近代上海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歷史機緣，由原來的一個小縣城發展成中國最大的都市，也成為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國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為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窗口，也成為中國近代新文化醞釀形成的重鎮。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國音樂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對中國近代文化貢獻的一個側面。
概括地說，上海由於其濱江帶海的地理位置和華洋雜處的社會形態，形成了敢為天下先的文化傳統，因此成為中國輸入西洋音樂的最初舞台，並成為新式音樂教育的試驗場；而由於外國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樂隊的存在，為中國人直接體驗和學習西洋音樂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大量市民階層的存在，以及濃厚的商業氛圍，現代化傳媒的興盛也醞釀滋生了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
當然，隨著抗日戰爭的開始，中國的音樂出現了新的內容，作為孤島的上海雖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榮，但是由於脫離了民族的主戰場，其音樂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上海在音樂方面的影響又有所轉折。這將成為另文考察的內容。
㈧ 請問 中國音樂史與中國傳統音樂史的研究領域有什麼區別啊
中國音樂史是研究在一定的社會與人文環境歷史背景下音樂的發展與傳承。
中國傳統音專樂研究沒有歷史的背景，屬主要是中國音樂（不包括新音樂在內的）的研究，包括民歌，歌舞，曲藝，戲曲和樂器。傳統音樂重要的是其表現風格，並不是時間先後。
你說的中國傳統音樂史應該是作為一個分枝，包括在中國音樂史的發展里，
不知道這樣簡單的講你能懂么，都是我個人的觀點哈。你可以查查網路全書，好多書的緒論也有解釋。
㈨ 中國古代音樂史結業論文
有不止一篇，選擇其一給您，大約5000字
不過，希望您主要是借鑒，通過自己的思考，融會貫通，加以修改，增加屬於您自己的東西
=====================
關於中國古代音樂史學
「知識創新"的思考
中國古代音樂史學作為一門
人文學科，面對新世紀「知識創
新」的學術潮流，如何尋求它的時
代定位，已經成為每一位新世紀
古代音樂史學工作者深入思考的
時代課題。
中國古代音樂史學這一學科
的成熟與發展，是綜合文學、史
學、音樂學學科知識而實現的。如
黃翔鵬先生提出的「曲調考證」方
法及其成果就是以歷史學、文字
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和樂
器學、音樂形態學、古譜學、古音
韻學等多種知識資源的創造性運
用與整合為基礎的，其所表現出
的「知識創新」意識不言而喻。
筆者以為，面向21世紀的中
國古代音樂史學的發展，在「知識
創新」 的潮流中可能會出現如下
一些趨勢：
1．「知識更新周期」將會進
一步縮短。在21世紀人類文明的
發展進程中，歷史節奏將表現出
較前代越來越迅疾的趨向，生產
發展越來越迅速，經濟往來越來
越頻繁，科學發明越來越密集，歷
史節奏的這種急驟演進，是與知
識經濟時代生產關系諸因素的推
動分不開的。在這樣的社會背景
24 <音樂研究>季刊
中，新的音樂史學研究成果的生
產周期相應縮短，越來越多經歷
過重構的知識成果呼喚著社會的
檢驗；新的音樂史實的發展演變
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劉
再生先生在論述20世紀中國古
代音樂史研究時曾有統計：「自
1922年第一部葉伯和的《中國音
樂史》誕生至本世紀90年代，中
國音樂史著作總共出版了四、五
十種之多，平均每兩年就有一部
著作問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們
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
的史學新成果還不敷應用之需
要。例如出版於1985年的《中國
音樂詞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訂，而
1992年出版的《中國音樂詞典•續
編》中的許多人物詞條，情況也已
經發生了許多變化，它們均已不
大適應當前的應用(近聞人民音
樂出版社已出資贊助該詞典的修
訂，我們期待新版《中國音樂詞
典》的盡早面世)。此外，在經過
20多年的學科發展之後，音樂史
學界該當有普遍吸納綜合創新成
果的史著問世了。
2． 隨著知識體系的立體化
發展，知識傳播途徑向著數字化、
網路化方面呈多元發展的趨勢。
迅速發展的網路技術可以使我們
在研究中產生的古代音樂史學成
郭樹群
果，立體化地快捷傳遍千家萬戶。
所謂立體化，是指成果的圖、文、
形、聲融為一體的電子展示方式。
那些以音樂圖像學、考古學、樂律
學、文獻學、民俗學、民族學交叉
研究而產生的音樂史學成果，如
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網路上融合為
一種面貌全新的音樂學知識載
體，供人們利用。據已發表的我國
數字化圖書館技術信息，北京數
字方舟技術有限公司推出的關於
信息源加工、存儲、檢索的產品，
每分鍾可以全自動掃描錄入圖書
資料160頁(雙面)，每天可處理
圖文50萬頁，而且採用了國際通
用的先進圖像壓縮技術。這對於
我們所期待的音樂學知識電子
化、立體化前景的實現，無疑充滿
了一種振奮的激情。在過去的日
子里，我們也注意到，中國古代音
樂史學領域已出現了一些很受歡
迎的電子讀物。例如王子初、馮光
生、韓寶強主編的《曾侯乙編鍾》
(光碟)，修海林參與主編的《中國
古典音樂欣賞》(系列CD盤)，方
建軍研製開發的《金石之樂：中國
音樂考古資料計算機管理系統》
(D劉再生《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
各不同— —20世紀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
《中國音樂學)1999年第4期。
資料庫軟體等。
3． 以文字為載體的文本教
材呈需求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面
向21世紀的音樂教育將向著全
社會的終身教育方向發展。各級
各類人才對音樂學知識的需求更
多地來源於各種不同類型的教科
書。為此中國音樂史學教材文本
的多樣化，將是音樂史學工作者
予以關注的。各種類型的音樂史
學課程教材，應當注意體現新的
特點。有人將其歸納為：(1)要體
現一種歷史的兼容性(即應充分
體現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音樂史
學領域已經達到的認識成果)；
(2)要體現一種時代的涵容性(即
應涵容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提出的
新問題和獲得的新成果)；(3)還
應體現邏輯的展開性(即應注意
以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概念發展的
邏輯體系實現歷史與邏輯的統
一)。①
4．面對21世紀，「文化的整
合」、「知識的重構」恐怕是常議不
衰的話題。就中國古代音樂史學
來看，在這種觀念的沖擊下，我以
為加強基礎理論研究仍然是應對
這種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國
古代音樂史學在我國人文學科的
大家庭中，無疑應屬於「年輕的一
代」，其具有突破意義的發展，當
在2O世紀8O年代以後，即許多
史家所認可的近代音樂史學發展
的「第三階段」。學科發展歷史的
淺近，使其作為一門學科的稚嫩
仍在所難免。因此，對於基礎理論
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猶顯必要。例
如就中國音樂文獻學、「曲調考
證」一類研究而言，其創新和突破
都還存在著基礎理論研究尚顯薄
弱的問題。首先在中國古代音樂
文獻學學科範疇，雖已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進展，但在中國傳統文
獻學的框架體系內，如何突出音
樂文獻學的特點；在音樂文獻學
的學科理論研究，音樂文獻的編
纂、出版，音樂文獻的目錄、版本
研究等方面，都與中國傳統文化
中的文獻學研究存在著一定的差
距。就「曲調考證」的研究方法而
論，如果對於中國樂律學、中國古
代音樂、中國古代文化的基礎研
究做的更系統一點，恐怕黃翔鵬
先生的研究也不會顯得那樣艱
難，以致發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嘆：
「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學生接著做
嘛，我做不完還有下一輩⋯ ⋯」②
鑒於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的這種實
際狀況，在「知識創新」的新世紀
里，中國古代音樂史學基礎理論
研究的拓展，恐怕還會出現蓄勢
增強的狀況。
面對21世紀中國古代音樂
史學的種種發展趨勢，史學工作
者能否具有應對能力，這也不能
不是我們通過回顧和展望而予以
回答的。
首先，我們看到在過去的一
個世紀里，特別是在世紀末的近
3O個年頭中，中國古代音樂史學
工作者在守護傳統史學研究方法
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領域的開拓、
創新中，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以文獻資料類著作言，馮文慈先
生點注的《律學新說》《律呂精
義》，丘瓊蓀先生的《歷代樂志律
志校釋》(第一、二分冊)、蕭煉子
的《宋書樂志校釋》、王昆吾和任
半塘的《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詞
集》、金千秋的《全宋詞中的樂舞
資料》、吉聯抗先生的《中國古代
音樂論著譯著叢書》、修海林的
《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中國藝
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資料室編的
《中國音樂書譜志》《中國音樂研
究所藏中國音樂音響目錄》，郭樹
群、陳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編
的《中國樂律學百年論著綜錄》、
還有尚待出版的《歷代樂志律志
校釋》(第三、四、五分冊)、《古樂
書鉤沉》《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
料》《樂府詩集箋校》等等，它們勾
勒出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研究的文
獻學框架。以研究成果類的專著
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
崔憲的《曾侯乙編鍾鍾銘校釋及
其律學研究》是直指中國古代音
樂史學重要難題的攻關之作；而
馮文慈的《中外音樂交流史》、陶
亞兵的《中西音樂交流史稿》、鄭
祖襄的《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概
論》、修海林的《中國古代音樂教
育》則屬於填補空白的開拓性學
術著作；此外具有開拓意義的學
術專著還有丘瓊蓀的遺著《燕樂
探微》、李純一的《中國上古出土
樂器綜論》、吳釗的《追尋逝去的
音樂蹤跡— — 圖說中國音樂史》
等。王子初等主編的《中國音樂文
物大系》多卷本，則以新的音樂史
料系統為今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支持。特別是新近出版的黃翔鵬
先生的《樂問》，更以時代的學術
創新風范為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的
「知識創新」提供了廣闊天地。同
時，我們還不能忘記托起這些重
要專著的則是數以千計的具有創
新意義的學術論文。它們共同構
成了21世紀中國古代音樂史學
① 孫正聿《教材建設新理念》，《光明Et
報))2000年9月27 Et。
② 鄭祖襄《把「沒有音樂的音樂史」變為
有可聽作品的音樂史》，《中國音樂學)1999
年第2期。
2001年3月第1期25
「知識創新」的基石。
就學術的發展來看，雖然交
叉學科的發展為中國古代音樂史
學學術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創新空
間，但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卻不
能被學術發展趨於綜合的潮流所
替代或置換。近期，許多學者注意
到了這種傾向。鄭祖襄先生談到：
「中國古代歷史及其文化的獨特
性決定了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是一
門不可替代的獨立學科。」① 修海
林先生談到：「音樂史作為嚴格的
歷時科學，其主要的任務，仍然是
在歷時性的敘述中，依著縱向的
歷史發展脈絡，追溯古今，在久遠
漫長的文化變遷中敘述音樂的發
展。」② 馮文慈先生則在提及了解
我國古代音樂文獻時，要打開歷
史的視野，「對音樂文化的觀念持
有符合我國實際的辯證發展目
光，注意避免以現代的音樂文化
觀念切割歷史，特別是不能以現
代西方的音樂觀念來圈套我國歷
史。」固在這世紀之交的學術發展
中，這種學科的自主意識為中國
古代音樂史學的創新發展如何走
穩自己的路，起到了時代的定位
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
歷時中展開共時— — 為中國音樂
史研究開拓新路徑的感想》，使我
們對於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的「知
識創新」得到新的啟示。它要求中
國古代音樂史學工作者「隨時注
意到各個歷史時期的諸多剖面」；
要注意「音樂與社會的政治、經
濟、文化活動方面諸因素在共時
性文化空間中的相互影響和制
約」；而我們以往則「比較重視對
縱向發展的歷時性描述，以及揭
示其中的某種規律，但是對於歷
史上處於某一共同狀態下音樂生
26 <音樂研究)季刊
活剖面的分析，對其中某一類音
樂文化模式的研究卻用力不足。」④
顯然，這一新途徑具有以知識重
構為特點的創新意義。此外，項陽
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國弓弦樂器
史》，在文化人類學、文化地理學、
音樂考古學等不同層面上，營造
了中國弓弦樂器不同歷史時段共
時性的文化發展空間，中國弓弦
樂器歷時性發展的史實因此而更
為充實、豐富；洛秦先生主張音樂
史學與民族音樂學的溝通，為古
代音樂史學研究開拓了新的思
路；這些學者的努力都為中國古
代音樂史學的「知識創新」提出了
新的思考。
20世紀末葉，中國古代音樂
史學領域還經歷著研究人才的新
老交替過程。作為中國音樂史學
第三發展階段的見證人，我們看
到了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界前輩學
者楊蔭瀏以及吉聯抗、藍玉崧、夏
野、金文達先生以宏富的知識財
富，為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全部的
貢獻；我們也承受了黃翔鵬先生
閃爍著創新精神的學術甘露，並
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於事業未
竟而難以泯滅的心靈之窗，也依
然在接受著尚健在的前輩師長惠
及後學的心靈滋潤；當然，我們也
經歷著新一代學術帶頭人崛起在
新的學術起點上的激動。如果說
中國古代音樂史學領域第一代學
人的學術起步還是空谷足音，那
么第二代學人的努力就使得學科
建設及其成果具備了相當的規
模，而第三代學人的成長，則已處
於規模初具完備的專業教育體系
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備
博士學位學習資格的第三、四代
學人已基本走出了單一師承關系
的教育途徑，相當一些人具有跨
學科研究的知識結構與能力，這
樣他們在知識結構上明顯地趨於
全面，在治學方法上則更為豐富。
特別是在經歷了90年代初商品
經濟大潮的沖擊，這一代學者相
繼尋找到自己恰當的社會定位，
他們的學術潛能正在良好的拓展
環境中孕育、催化。為此，我們有
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紀里，中國古
代音樂史學「知識創新」的良好前
景，正將由這一代學人描繪。正如
藍玉崧先生數年前講的「芳林新
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中
國古代音樂史學之林，將會在這
蔚為壯觀的新老傳承和交替中，
在群體的互為支持中，根深葉茂，
惠及人間。
(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國古
代音樂史學研究成果的綜述，所
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
及的、本人認為能夠說明「知識創
新」論點的一些例證，偏頗或疏漏
在所難免，敬請學界同行指正。)
作者單位：天津音|樂學院
①鄭祖襄著<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概論)，
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墓)( 修海林『在歷時中展開共時—— 為
中國音樂史研究開拓新路徑的感想)，<中國
音樂)2000年第2期。
③馮文慈《中國古代音樂文獻目錄概要
(上)》，『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0年第3
期。
㈩ 中國音樂史論文1500
（一）論文名稱
論文名稱就是課題的名字
第一，名稱要准確、規范。准確就是論文的名稱要把論文研究的問題是什麼，研究的對象是什麼交待清楚，論文的名稱一定要和研究的內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確地把你研究的對象、問題概括出來。
第二，名稱要簡潔，不能太長。不管是論文或者課題，名稱都不能太長，能不要的字就盡量不要，一般不要超過20個字。
（二）論文研究的目的、意義研究的目的、意義也就是為什麼要研究、研究它有什麼價值。這一般可以先從現實需要方面去論述，指出現實當中存在這個問題，需要去研究，去解決，本論文的研究有什麼實際作用，然後，再寫論文的理論和學術價值。這些都要寫得具體一點，有針對性一點，不能漫無邊際地空喊口號。主要內容包括：⑴研究的有關背景(課題的提出)：即根據什麼、受什麼啟發而搞這項研究。⑵通過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學實際，指出為什麼要研究該課題，研究的價值，要解決的問題。
（三）本論文國內外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文獻綜述）
規范些應該有，如果是小課題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廣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尋找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從而確定本課題研究的平台(起點)、研究的特色或突破點。
（四）論文研究的指導思想
指導思想就是在宏觀上應堅持什麼方向，符合什麼要求等，這個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學、政治理論，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發展規劃，也可以是有關研究問題的指導性意見等。
（五）論文寫作的目標
論文寫作的目標也就是課題最後要達到的具體目的,要解決哪些具體問題，也就是本論文研究要達到的預定目標：即本論文寫作的目標定位，確定目標時要緊扣課題,用詞要准確、精練、明了。常見存在問題是：不寫研究目標；目標扣題不緊；目標用詞不準確；目標定得過高, 對預定的目標沒有進行研究或無法進行研究。
（六）論文的基本內容
研究內容要更具體、明確。並且一個目標可能要通過幾方面的研究內容來實現，他們不一定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大家在確定研究內容的時候，往往考慮的不是很具體，寫出來的研究內容特別籠統、模糊，把寫作的目的、意義當作研究內容。
基本內容一般包括：⑴對論文名稱的界說。應盡可能明確三點：研究的對象、研究的問題、研究的方法。⑵本論文寫作有關的理論、名詞、術語、概念的界說。
（七）論文寫作的方法
具體的寫作方法可從下面選定： 觀察法、調查法、實驗法、經驗總結法、 個案法、比較研究法、文獻資料法等。
（八）論文寫作的步驟
論文寫作的步驟，也就是論文寫作在時間和順序上的安排。論文寫作的步驟要充分考慮研究內容的相互關系和難易程度，一般情況下，都是從基礎問題開始，分階段進行，每個階段從什麼時間開始，至什麼時間結束都要有規定。課題研究的主要步驟和時間安排包括：整個研究擬分為哪幾個階段；各階段的起止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