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匈奴音樂史

『壹』 中國音樂史分哪幾個階段

中 國 音 樂 史

一、遠古時期

中華民族音樂的蒙昧時期早於華夏族的始祖神軒轅黃帝兩千餘年。據今六千七百年 至七千餘年的新石器時代，先民們可能已經可以燒制陶塤，挖制骨哨。這些原始的樂器 無可置疑地告訴人們，當時的人類已經具備對樂音的審美能力。 遠古的音樂文化根據古代文獻記載具有歌、舞、樂互相結合的特點。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的樂舞就是最好的說明。當時，人們所歌詠的內容，諸如"敬天常"、"奮五穀"、"總禽獸之極"反映了先民們對農業、畜牧業以及天地自然規律的認識。這些歌、舞、樂互為一體的原始樂舞還與原始氏族的圖騰崇拜想聯系。例如黃帝氏族曾以雲為圖騰，他的樂舞就叫做《雲門》。關於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見《呂氏春秋》所記塗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這首歌的歌詞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實意。這便是音樂的萌芽，是一種孕而未化的語言。

二、夏、商時期

夏商兩代是奴隸制社會時期。從古典文獻記載來看，這時的樂舞已經漸漸脫離原始氏族樂舞為氏族共有的特點，它們更多地為奴隸主所佔有。從內容上看，它們漸漸離開了原始的圖騰崇拜，轉而為對征服自然的人的頌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於是便出現了歌頌夏禹的樂舞《大夏》。夏桀無道，商湯伐之，於是便有了歌頌商湯伐桀的樂舞《大蠖》。商代巫風盛行，於是出現了專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覡（男巫）。他們為奴隸主所豢養，在行祭時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樂為職業的人。奴隸主以樂舞來祭祀天帝、祖先，同時又以樂舞來放縱自身的享受。他們死後還要以樂人殉葬，這種殘酷的殉殺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隸主的殘酷統治，而在客觀上也反映出生產力較原始時代的進步，從而使音樂文化具備了迅速發展的條件。 據史料記載，在夏代已經有用鱷魚皮蒙制的鼉鼓。商代已經發現有木腔蟒皮鼓和雙鳥饕餮紋銅鼓，以及製作精良的脫胎於石樺犁的石磐。青銅時代影響所及，商代還出現了編鍾、編鐃樂器，它們大多為三枚一組。各類打擊樂器的出現體現了樂器史上擊樂器發展在前的特點。始於公元前五千餘年的體鳴樂器陶塤從當時的單音孔、二音孔發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發出十二個半音的音列。根據陶塤發音推斷，我國民族音樂思維的基礎五聲音階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而七聲至少在商、殷時已經出現。

三、西周、東周時期

西周和東周是奴隸制社會由盛到衰，封建制社會因素日趨增長的歷史時期。西周時期宮廷首先建立了完備的禮樂制度。在宴享娛樂中不同地位的官員規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隊的編制。總結前歷代史詩性質的典章樂舞，可以看到所謂"六代樂舞"，即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蠖》，周時的《大武》。周代還有采風制度，，收集民歌，以觀風俗、察民情。賴於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經春秋時孔子的刪定，形成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最優秀的部分是"風"。它們是流傳於以河南省為中心，包括附近數省的十五國民歌。此外還有文人創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詩性的祭祀歌曲"頌"這幾種體裁。就其流傳下來的的文字分析，《詩經〉中的歌曲以可概括為十種曲式結構。作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專門的名稱"亂"。在《詩經》成書前後，著名的愛國詩人屈原根據楚地的祭祀歌曲編成《九歌》，具有濃重的楚文化特徵。至此，兩種不同不同音樂風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輝映成趣。 周代時期民間音樂生活涉及社會生活的十幾個側面，十分活躍。世傳伯牙彈琴，鍾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於此時。這反映出演奏技術、作曲技術以及人們欣賞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還總結出"得之於心，方能應之於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樂人秦青的歌唱據記載能夠"聲振林木，響遏飛雲"。更有民間歌女韓娥，歌後"餘音饒梁，三日不絕"。這些都是聲樂技術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樂文化高度發達的成就還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墓葬中的古樂器為重要標志。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樂寶庫提供了當時宮廷禮樂制度的模式，這里出土的八種一百二十四件樂器，按照周代的"八音"樂器分類法（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幾乎各類樂器應有盡有。其中最為重要的六十四件編鍾樂器，分上、中、下三層編列，總重量達五千餘公斤，總音域可達五個八度。由於這套編鍾具有商周編鍾一鍾發兩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區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從而證實了先秦文獻關於旋宮記載的可靠。曾侯乙墓鍾、磐樂器上還有銘文，內容為各諸侯國之間的樂律理論，反映著周代樂律學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論已經確立。五聲階名（宮、商、角、徵、羽）也已經確立。這時，人們已經知道五聲或七聲音階中以宮音為主，宮音位置改變就叫旋宮，這樣就可以達到轉調的效果。律學上突出的成就見於《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就是以宮音的弦長為基礎，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宮音下方的純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長減去三分之一（損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純五度商音；以次繼續推算就得到五聲音階各音的弦長。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內十二個半音（十二律）的弦長，就構成了"三分損益律制"。這種律制由於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這樣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發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謂"黃鍾不能還原"，給旋宮轉調造成不便。 但這種充分體現單音音樂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續至今。

四、秦、漢時期

秦漢時開始出現"樂府"。它繼承了周代對采風制度，搜集、整理改變民間音樂，業績終了大量樂工在宴享、郊祀、朝賀等場合演奏。這些用作演唱的歌詞，被稱為樂府詩。樂府，後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和氣越也都稱之為樂府。 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麴"，並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麴由著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它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於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在漢代還有"百戲"出現，它是將歌舞、雜技、角抵（相撲）合在一起表演的節目。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損益的方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五、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由相和歌發展起來的清商樂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權的重視，設置清商署。兩晉之交的戰亂，使清商樂流入南方，與南方的吳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時，這種南北融合的清商樂又回到北方，從而成為流傳全國的重要樂種。漢代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國的歌曲以開始傳入內地。北涼時呂光將在隋唐燕樂中佔有重要位置的龜茲（今新疆庫車）樂帶到內地。由此可見當時各族人民在音樂上的交流已經十分普及了。 這時，傳統音樂文化的代表性樂器古琴趨於成熟，這主要表現為：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題解琴曲標題的古琴專著《琴操》。三國時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書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產生。當時，出現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繼出現，如嵇康、阮籍等，《廣陵散》（《聶政刺秦王》）、《猗蘭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問世。 南北朝末年還盛行一種有故事情節，有角色和化妝表演，載歌載舞，同時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戲。這已經是一種小型的雛形戲曲。 這一時期律學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晉代荀瑁找到管樂器的"管口校正數"。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損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辦法，創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決了三分損益律黃鍾不能還原的難題。

六、隋、唐時期 隋唐兩代，政權統一。

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勇於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著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於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為主要標志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隋、唐時期的七步樂、九部樂就屬於燕樂。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漢族）、西涼（今甘肅）樂、高昌（今吐魯番）樂、龜茲（今庫車）樂、康國（今俄國薩馬爾漢）樂、安國（今俄國布哈拉）樂、天（今印度）樂、高麗（今朝鮮）樂等。其中龜茲樂、西涼樂更為重要。燕樂還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據白居易的《立部伎》詩，坐部伎的演奏員水平高於立部伎。 風靡一時的唐代歌舞大麴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它繼承了相和大麴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見於《教坊錄》著錄的唐大麴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為著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著名詩人白居易寫有描繪該大麴演出過程的生動詩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著一批批才華出眾的音樂家。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為快；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後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一。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現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著唐琵琶的某些特點。 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唐代曹柔還創立了減字譜的古琴記譜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七、宋、金、元時期

宋、金、元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志，較隋唐音樂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隨著都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游藝場"瓦舍"、"勾欄"應運而生。在"瓦舍"、"勾欄"中人們可以聽到叫聲、嘌唱、小唱、唱賺等藝術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說唱類音樂種類崖詞、陶真、鼓子詞、諸宮調，以及雜劇、院本的表演；可謂爭奇斗艷、百花齊放。這當中唱賺中的纏令、纏達兩種曲式結構對後世戲曲以及器樂的曲式結構有著一定的影響。而鼓子詞則影響到後世的說唱音樂鼓詞。諸宮調是這一時期成熟起來的大型說唱曲種。其中歌唱佔了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詞發展的遺緒，宋代詞調音樂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種長短句的歌唱文學體裁可以分為引、慢、近、拍、令等等詞牌形式。在填詞的手法上已經有了"攤破"、"減字"、"偷聲"等。南宋姜夔是既會作詞，有能依詞度曲的著名詞家、音樂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減字譜的琴歌《古怨》傳世。這些作品多表達了作者關懷祖國人民的心情，描繪出清幽悲涼的意境，如《揚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樂以郭楚望的代表作《瀟湘水雲》開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現了作者愛戀祖國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樂器的發展長河中，宋代出現了"馬尾胡琴"的記載。到了元代，民族樂器三弦的出現值得注意。在樂學理論上宋代出現了燕樂音階的記載。同時，早期的工尺譜譜式也在張炎《詞源》和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出現。近代通行的一種工尺譜直接導源於此時。宋代還是我國戲曲趨於成熟的時代。它的標志是南宋時南戲的出現。南戲又稱溫州雜劇、永嘉雜劇，其音樂豐富而自然。最初時一些民間小調，演唱時可以不受宮調的限制。後來發展為曲牌體戲曲音樂時，還出現了組織不同曲牌的若干樂句構成一種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戲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傳世的三種南戲劇本《張協狀元》等見於《永樂大麴》。戲曲藝術在元代出現了以元雜劇為代表的高峰。元雜劇的興盛最初在北方，漸次向南方發展，與南方戲曲發生交融。代表性的元雜劇作家有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另外還有王實甫、喬吉甫，世稱六大家。典型作品如關漢卿的《竇娥冤》，《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元雜劇有嚴格的結構，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過場）構成。一折內限用同一宮調，一韻到底，常由一個角色（末或旦）主唱，這些規則，有時也有突破，如王實甫的《西廂記》達五本二十折。元雜劇對南方戲曲的影響，造成南戲（元明之際叫做傳奇）的進一步成熟。出現了一系列典型劇作，如《拜月庭》、《琵琶記》等等。這些劇本經歷代流傳，至今仍在上演。當時南北曲的風格 已經初步確立，以七聲音階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聲音階為主的南曲柔婉。隨著元代戲曲藝術的發展，出現了最早的總結戲曲演唱理論的專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論》，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則是北曲最早的韻書，他把北方語言分為十九個韻部，並且把字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這對後世音韻學的研究以及戲曲說唱音樂的發展均有很大的影響。

八、明、清時期

由於明清社會已經具有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市民階層日益壯大，音樂文化的發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點明代的民間小曲內容豐富，雖然良莠不齊，但其影響之廣，已經達到"不問男女"，"人人習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編輯，刊刻小曲成風，而且從民歌小曲到唱本，戲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問世。如馮夢龍編輯的《山歌》，朱權編輯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譜》等。 明清時期說唱音樂異彩紛呈。其中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以及牌子曲，琴書，道情類的說唱曲種更為重要。南方秀麗的彈詞以蘇州彈詞影響最大。在清代，蘇州出現了以陳遇乾為代表的蒼涼雄勁的陳調；以馬如飛為代表的爽直酣暢的馬調；以俞秀山為代表的秀麗柔婉的俞調這三個重要流派。以後又繁衍出許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詞以山東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韻大鼓較為重要。而牌子曲類的說唱有單弦，河南大調曲子等；琴書類說唱有山東琴書，四川揚琴等；道情類說唱有浙江道情，陝西道情，湖北漁鼓等，少數民族也出現了一些說唱曲如蒙古說書、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時期歌舞音樂在各族人民中有較大的發展，如漢族的各種秧歌，維吾爾族燈木卡姆，藏族的囊瑪，壯族的銅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蘆笙舞等等。 以聲腔的流布為特點，明清戲曲音樂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明初四大聲腔有海鹽、餘姚、弋陽、崑山諸腔，其中的崑山腔經由江蘇太倉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調細膩流暢，發音講究字頭、字腹、字尾而贏得人們的喜愛。崑山腔又經過南北曲的匯流，形成了一時為戲曲之冠的昆劇。最早的昆劇劇目是明梁辰魚的《浣紗記》，其餘重要的劇目如明湯顯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長生殿》等。弋陽腔以其靈活多變的特點對各地的方言小戲發生重要影響，使得各地小戲日益增多，如各種高腔戲。明末清初，北方以陝西西秦腔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發展，它影響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陝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這種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經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 明清時期，器樂的發展表現為民間出現了多種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樂，河北吹歌，江南絲竹，十番鑼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豐富的琴歌《陽關三疊》、《胡茄十八拍》等廣為流傳。琵琶樂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鵝》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問世，至清代還出現了華秋萍編輯的最早的《琵琶譜》。明代末葉，著名的樂律學家朱載育計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鄰兩個律（半音）間的長度比值，精確到二十五位數字，這一律學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創。

九、近現代時期

這一時期始自清代末葉的鴉片戰爭，在歷經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農民革命，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百多年來，音樂文化的發展交織著傳統音樂和歐洲傳入的西洋音樂，但音樂文化的發展是以民主，科學為主要潮流的。 傳統音樂首先以革命民歌的發展為以熱潮，如反映太平天國革命的《洪秀全起義》，抗議沙俄入侵的《迫遷歌》，"五四"時期痛斥軍閥出賣祖國鎮壓百姓的城市小調《堅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紅色根據地，邊區，解放區，革命歌曲更具有優秀的傳統，如《天心順》，《綉金匾》等。戲曲音樂中京劇的形成影響及於全國，出現了程長庚、譚鑫培以及後來的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等一代名優。各種地方小戲、評劇、越劇、楚劇等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民族器樂則以民間出現各種器樂演奏的社團為特點，如"天韻社"，"大同樂會"等等。這反映出民族器樂的發展有著深厚的民間活動基礎。這種民族音樂民間活動的特點造就出許多卓越的民間藝人，其中華彥鈞（瞎子阿炳）就是傑出的代表。此外，各種琴譜、琵琶譜的編定、出版也多了起來。 西洋音樂的傳入中國雖可以上溯到元、明時期，但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影響於中國應當是清末民初的學堂民歌運動。當時一些要求效法歐美，富國強兵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倡導了這一運動，如梁啟超、沈心工、李書同等。學堂樂歌作為學生音樂教材，以宣傳愛國反帝，擁護共和，以及學習歐美科學文明為內容，如《中國男兒》，《體操－兵操》等，這些樂歌又不僅流傳於學校，而且廣泛影響到社會各界。這些樂歌多借用外來曲調填詞，也有少數根據本國曲調填詞，還有少數創作曲調。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我國開始興起了傳播西洋音樂，改進國樂的音樂活動，並建立了一些音樂社團，如"北大音樂研究社"、"中華美育社"、"國樂改進社"。而專業音樂教育最初就是在這些音樂社團的基礎上建立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創建國立音樂院，這是正規專業音樂教育的開始。肖友梅嘔心嚦血，畢生獻給了我國早期專業音樂教育事業。"五四"時期，著名的語言學家、作曲家趙元任是我國早期專業音樂創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語言音調同歌曲音調的結合，善於吸收傳統音樂中的營養，寫出了《賣布謠》，《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傳至今的作品。民族音樂家劉天華則從學習西洋音樂中探索改進國樂的道路，創辦了"國樂改進社"，寫出了《光明行》、《空山鳥語》、《病中吟》等二胡獨奏曲，並且把二胡納入專業音樂教育課程。黎錦暉創作了大量的兒童歌舞劇，如《小小畫家》、《麻雀與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劇《可憐的秋香》等，這些作品也是我國新歌劇創作的的早期探索。王光祈作為我國第一代音樂學家，在中國音樂史學以及比較音樂學上具有開創性的貢獻。三十年代著名的音樂教育家，作曲家黃自對專業音樂教育的鞏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養出一批專業音樂工作者如劉雪庵，江定仙，賀綠汀等，他創作的《玫瑰三願》、《南鄉子》等藝術歌曲仍然回響在今天的音樂會舞台上。他還寫出了我國第一部清唱劇《長恨歌》。這一時期，專業音樂的發展以歌曲為主要體裁，器樂曲相對來說較為薄弱。但在器樂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現了一些較好的作品，如賀綠汀的鋼琴曲《牧童短笛》，瞿維的鋼琴曲《花鼓》，馬思聰的小提琴曲《內蒙組曲》，馬可的管弦樂曲《陝北組曲》，民族器樂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華彥鈞的《二泉映月》。

『貳』 中國音樂史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的依據是什麼

要說到音樂文化就不得不說到賈胡骨笛的發現。。。。。。
賈湖骨笛是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吹奏樂器。賈湖骨笛的出土,是我國音樂考古學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國音樂文化有九千年文明史的最直接有力的佐證.從已發掘的實物看,其形制極為固定,製作十分規范,實質較好,表現力極強,多數音域可達兩個八度以上.
賈湖骨笛是迄今為止中國考古發現的最古老的樂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樂器。 該骨笛是用鶴類尺骨管製成。磨製精細，7孔。在第六孔與第七孔之間有一小孔，經測音可以發兩變音，應為調整第七孔發音而鑽的調音孔。值得注意的是，該墓出土有兩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據測音研究，它們是一雌一雄，印證了中國自古雌雄笛的傳統。 此笛經試奏，證明是一種豎吹骨笛，也是後世豎笛或洞簫類樂器的祖型。當時的人們利用此笛吹奏出有節奏的音符，以此表達對生活的感受和對神靈的尊敬；現代音樂家們使用此笛仍能吹奏五聲階的曲子《小白菜》。 用鶴的尺骨製成，多為七孔，取其中保存完整者，用豎吹方法測試，可奏出六聲音階的樂音。此遺址骨笛是世界上發現年代最早、至今尚可演奏的樂器，反映了我國史前音樂文明的高度發達。經過探索，音色明亮、古樸，有著原始風格的古樂之聲已經從賈湖骨笛「散入」現代人的耳鼓。 「它有兩個八度的音域，並且音域內半音階齊全。這意味著賈湖骨笛不僅能夠演奏中原傳統的五聲或七聲調式的樂曲，而且能夠演奏富含變化音的少數民族或外國的樂曲。」李宏說，「這種實踐，讓我們清楚了賈湖骨笛在音樂文化中所具有的意義。賈湖骨笛已經具備七音階甚至變化音級，而與之同時期的其他旋律樂器卻處於三聲以內的音域范圍，而七音階的產生，無疑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我們的實踐，強烈沖擊了曾經認定的傳統音樂以五聲為主幹的觀點，也讓我們折服於史前先民那不可思議的創造力！」
參考資料：http://..com/question/212174840.html

『叄』 新音樂運動帶來中國音樂史發展的哪些重大變化

根據史籍記載：維吾爾族原是公元三世紀游牧於中國北方和西北貝加爾湖以南、額爾齊斯河和巴爾喀什湖一帶的游牧民族。由於受部落間戰爭的影響，各個部落的分支逐漸遷徙西域（今新疆），先後曾被譯為「韋紇」、「烏紇」、「袁紇」、「回紇」、「回鶻」、「畏兀兒」，以後才改為「維吾爾」，沿襲至今

源族說法不一
維吾爾民族人按自己的發展史記載。本民族與突厥族同出與匈奴民族，是匈奴族的單於的兩個王子發生爭斗分裂，帶領自己的部下逐漸形成了突厥和回鶻兩個不同的民族，回鶻就是維族的先民，所以維吾爾語與其他的突厥族語言基本相同，只是發音上有所區別，包括遠在小亞細亞的已經與當地民族融合很久的土耳其語都和維吾爾語基本相同，維吾爾族人到土耳其一個月就可以完全學會土耳其語和亞塞拜然語，他們聽這兩種語言與聽哈薩克等民族語言沒有什麼區別，就像是在聽方言。而許多民族學家錯誤的認為其先民是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紀北方游牧民族丁零以迄鐵勒。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漢文文獻中對「維吾爾」這個族名有不同的譯寫。4世紀寫作「袁經」，6世紀末、7世紀初寫作「韋紇」，788年以前寫作「回紇」，788年以後至13世紀70年代改寫為「回鶻」，13世紀70年代至17世紀40年代寫作「畏兀兒」，17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初則稱「回部」或「纏回」等。還有人認為其族源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紀的「呼揭」、「烏揭」，甚至遠古塔里木盆地的原始土著民族。
唐天寶三年(744年)回紇消滅突厥汗國，居住在鄂爾渾河和色楞格河沿岸的回紇人建立了回紇汗國，其統轄范圍包括貝加爾湖西南、葉尼塞河上游、阿爾泰山西南、天山以北、興安嶺以東等廣大地區，後曾佔領過天山以南部分地區、七河流域、真珠河(今錫爾河)、撥賀那(今費爾干納)等地，與唐朝長期友好，曾兩次派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並與唐多次和親

『肆』 中國古代音樂史分為哪些階段

分為六個階段，包括：

一、遠古的音樂（即原始社會的音樂）

當最早的人類開始製造原始的工具和集體進行勞動的時候，原始的音樂便在他們的勞動節奏和勞動呼聲中萌發了幼芽。

二、夏、商、西周至春秋時期的音樂（即奴隸社會的音樂）

在奴隸社會中，創造音樂的是奴隸──大量的樂工都是名副其實的奴隸，而享有音樂的則是貴族奴隸主階級。他們不僅把音樂作為享樂的手段，也把它用作加強其政治統治的工具。在當時，最受尊崇的就是奴隸主階級用於祭祀等重大典禮的樂舞。

三、戰國、秦、漢的音。

戰國時期的巨大變革帶來了社會的進步，也促進了音樂文化的發展，然而，封建割據的分裂局面和相互爭霸的戰爭卻阻礙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要求統一成了時代的趨勢。

四、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唐的音樂

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動亂的時期。這時，國家分裂，戰亂頻仍，錯綜復雜的矛盾扭曲了社會的形象。固有的秩序，舊時的信念，統統都已幻滅。人們冀求著新的精神寄託，音樂便是一個理想的避難所。

五、宋、元的音樂

隋唐以來的曲子，到宋代及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成了一種廣泛流行的歌曲形式。它的發展，直接導致了宋詞創作的繁榮。

不少著名詞人的作品被運用於實際的演唱，它們既豐富了曲子的內容，也促進了曲子的發展，出現了「減字」、「偷聲」、「攤破」、「犯調」等變化運用和發展曲調的手法，產生了徐緩抒情而細膩深刻的「慢曲」，成為當時流行的一種曲式。

六、明、清的音樂

「崑山腔」是明代戲曲聲腔中成就極高、影響極廣的一種。它在元末明初時即已形成，但當時海鹽腔盛行，故未能受到廣泛重視。

(4)中國匈奴音樂史擴展閱讀

商、周時期出現的樂器中，對後世影響較廣的有笙、竽和琴瑟笙的開始出現是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和字，寫作，據郭沫若考證，它就是早期的笙。

樂器所取得的上述進展，不僅有力地證明了歷史文獻中關於春秋時期已經存在七聲音階（七律）和十二律實際應用的記載是確實可靠的，而且它們的出現實際要比這些記載早得很多。同理，相關的樂律理論體系也會在實踐中逐漸形成，只是晚些時候才能見諸文字記載，曾侯乙鍾的銘文是這一論斷的有力證據。

奴隸制時代音樂所取得的成就，為中國古代音樂文化揭開了光輝的一頁，給以後音樂文化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具有深遠的影響。

『伍』 中國音樂歷史分哪些時期和其特點

一、區分：

1.以年代之分的主線：趙，衛之音，俗稱靡靡之音也。其發展在戰國時代，趙、衛二國。通俗的說就是現代的流行音樂。不過極美，屬於古代典型貴族音樂這類。其餘的從遠古一直到近代中國的都是以正統音樂為主；現代中國發展的音樂就有西方元素的引入，這里的元素指的是思想，其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海，最終發展至港台地區演變為現在的流行音樂；再一個就是當代中國上世紀80年代年以前的革命歌曲，直至今日的從革命歌曲到流行音樂的演變。

2.以地區之分為主線：京劇，越劇，閩劇，川劇，花燈，黃梅戲，二人傳，信天游等等在中國各個省市都有自己的獨特音樂，具體的可以詳細查查。

3.樂器之分：相信你知道的樂器比我知道的還多還懂。就我來說，除了傳統的那些樂器以外特別愛聽的還有這幾類，馬頭琴（還是馬尾琴，蒙古的）、葫蘆絲(傣族）、手鼓（新疆）等等名族樂器。

二、特點：多以地區之分差別最大（根本原因：經濟發展）。各個年代的發展多受當時的政治局面（影響文化發展方向）、經濟狀況（影響休閑需求）以及皇帝愛好（以傾國之力影響格局）的影響頗多。

『陸』 黃曉亮的《中國風音樂史》是在什麼期刊發表急求。。

「江南桃花朵朵開，歲堤春曉，蘇三發如雪。彩雲追月東風破，西廂和尚醉青樓。

牡丹江畔憶長安，紅顏看穿，應是花戀蝶。卻望春風逍遙嘆，花田錯盡中國瘋。」

短短六十字，把十八首歌曲拼了個齊整。《醉青樓》(范逸臣)、《憶長安》(吳品醇)、《花戀蝶》《牡丹江》(南拳媽媽)、《歲堤春曉》(羅志祥)、《花田錯》(王力宏)、《東風破》《發如雪》(周傑倫)、《和尚》《紅顏》(胡彥斌)、《逍遙嘆》(胡歌)、《看穿》(何炅)、《蘇三說》《望春風》(陶喆)、《江南》(林俊傑)、《彩雲追月》(愛戴)、《西廂》(後弦)、《桃花朵朵開》(阿牛)。頗有以牙還牙的架勢，就差譜個曲拿上街唱了。

瘋之三科班教授也瘋狂

別以為只有流行樂壇的新新人類們熱愛中國風樂曲，出自正兒八經的音樂學院的教授學子，因為有深厚的中國音樂功底，也開始在「中國風」的池子里搗騰出很大的水花。

曾經以一曲《阿姐鼓》蜚聲海內外的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何訓田何老師，被公認是業界走出象牙塔走進流行樂的成功人士，不僅唱片大賣，還參與不少商業創作，可謂名利雙收。他在一年多前為網路游戲《神跡》做音樂的時候，就大量運用了笛子、箏等民族樂器。在製作朱哲琴新專輯《七日談》時，他提出了「泛亞洲音樂風格」，但是仔細聽來，還是中國風的內核。拿《夕陽西下》來說，笛子和手風琴的運用很有亦古亦今的味道，MV中，雖然演員妝容有點像日本古代的藝伎，但是大量水墨畫的背景運用十足中國元素。

此外，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賈達群和瞿小松也是現代音樂和中國古典樂曲優良結合的典範。與流行樂手不同，這些教授雖然熱衷於中國風，卻有更豪邁的目標。「樹立當代中國人對中國古典音樂文化的自信！」這是瞿小松的豪言，他的作品中，瘋狂熱愛將笛子、嗩吶、古箏、二胡等古代樂器與現代打擊樂融會。

瘋評:古時的月亮比現在的圓

瘋了，中國風。

彷彿當年的「股瘋」一樣，群起跟風的人，其實並沒有幾把刷子，以為填了傳統的詩詞歌賦，扯了幾下二胡就是中國風了；耳朵們也沒有多少分辨中國風好壞的能力，鋪天蓋地中國風一片叫好聲中，正反映了聽眾對中國傳統的一種陌生感、疏離感，以至於聽到一句「寂寞沙洲冷」就彷彿突然有了多少感悟一樣——好似考完GRE之後，背出了唐詩若干首的快感。

因此，中國風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是被荒廢、被遺忘的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勝利——就像瓊瑤當年登場的時候，「庭院深深」、「在水一方」、「幾度夕陽紅」等的勝利。外國的月亮變成了古時的月亮，反正都比現在的大且圓。

這種勝利是表層的、膚淺的，這種勝利就好比翻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最好聽的，還是那句原版的「你問我愛你有多深」，就像《西廂》，最好聽的是「樹上的鳥兒」那一句。

鏈接:啥是「中國風」呀？

·對於什麼是中國風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通行的觀點認為純粹的中國風是「結合中國獨特樂種，歌詞具有中國文化內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編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圍，歌曲以懷舊的中國背景與現在節奏的結合，產生含蓄、憂愁、幽雅、輕快等歌曲風格。」(黃曉亮《中國風音樂史》)當然很多中國風樂曲實際上是「類似中國風」，流行音樂中，本來就沒有嚴格的要求，好聽是最重要的，哪怕稀奇古怪。

·別看這些日子「中國風」盛行，其實，它比你能夠想像的歷史還久遠。1932年，我國著名音樂家老志誠創作了鋼琴《牧童之樂》，成為中國現代音樂史上第一首成熟的中國風鋼琴曲，用西方樂器開拓了「中國意境」。

『柒』 傳統樂種與中國音樂史有何關系

傳統樂種與中國音樂史的關系：傳統音樂中所包含的音樂種類與范圍，在當今的中國音樂中，不僅有著豐富的歷史資源，同時也有著豐富的民間傳統資源。這些資源是活著的傳統，它們吸引著中外學者們的興趣。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創建國立音樂院，這是正規專業音樂教育的開始。肖友梅嘔心嚦血，畢生獻給了我國早期專業音樂教育事業。「五四」時期，著名的語言學家、作曲家趙元任是我國早期專業音樂創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民族音樂家劉天華則從學習西洋音樂中探索改進國樂的道路，創辦了「國樂改進社」，寫出了《光明行》、《空山鳥語》等二胡獨奏曲，並且把二胡納入專業音樂教育課程。

黎錦暉創作了大量的兒童歌舞劇，如《小小畫家》、《麻雀與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劇《可憐的秋香》等，這些作品也是我國新歌劇創作的的早期探索。

(7)中國匈奴音樂史擴展閱讀：

王光祈作為我國第一代音樂學家，在中國音樂史學以及比較音樂學上具有開創性的貢獻。三十年代著名的音樂教育家，作曲家黃自對專業音樂教育的鞏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

他培養出一批專業音樂工作者如劉雪庵，江定仙，賀綠汀等。他創作的《玫瑰三願》、《南鄉子》等藝術歌曲仍然回響在今天的音樂會舞台上。他還寫出了我國第一部清唱劇《長恨歌》。這一時期，專業音樂的發展以歌曲為主要體裁，器樂曲相對來說較為薄弱。

但在器樂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現了一些較好的作品，如賀綠汀的鋼琴曲《牧童短笛》，瞿維的鋼琴曲《花鼓》，馬思聰的小提琴曲《內蒙組曲》，馬可的管弦樂曲《陝北組曲》，民族器樂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華彥鈞的《二泉映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