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音樂史上音樂教育的發展

A. 現在中國的音樂教育水平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一) 興趣培養

中小學音樂教育最主要的任務是培養學生的音樂專愛好和興趣，這屬符合中小學音樂教育的發展規律和性質。[3]音樂愛好和興趣是學生在這方面取得持續發展的保證，所以說，培養音樂愛好和興趣是中小學音樂教育的基礎性內涵。傳統雙基教學和音樂興趣培養不但不矛盾，反而互補。

（二）教學改善

教師一般採用的這種關於知識技能教學的方法――「視唱聽音和識譜知識」存在嚴重問題。主要由教師講授，學生被動地去模仿，而沒有參與體驗。老師孤立地傳授和訓練知識技能，忽視激發與培養學生的音樂興趣，這種教學方式顯然不符合青少年身心發展規律和中小學音樂教育特點。[4]其次，教師過於強調「視唱聽音和識譜知識」，
教學重要性的現象存在於整個音樂教學中。不論哪個方面的教學都圍繞知識技能的訓練和傳授來展開，實際是以掌握知識技能作為音樂教學為最主要的目的，剝奪學生創造與表現音樂和享受音樂的權利，使得學生對這種教學產生了一種畏懼心理和反感。

B. 音樂教育學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後，音樂學科教育研究呈迅猛化發展態勢。德國經過19世紀末至20世紀60年代以來三次重大的音樂教育改革，為學校音樂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打下了穩定發展的基礎。1965年「聯邦學校音樂周」正式建立了「音樂教育研究」學科，其發展勢頭更猛。據統計，僅科隆大學「社會學研究檔案中心」與「德國社會科學信息中心」協作搜集1987年以來德語國家范圍內所計劃的、實施中的和已完成的音樂教育研究項目的資料就有500份，運用於「嚴格意義上適合音樂教育」的科學研究方法有1175種[7]（p.4）。盡管這些研究在方法選擇與結果上往往大相徑庭，但卻推動了研究工作的發展。在現代音樂教育學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德國音樂教育家多弗萊因在大型音樂辭書《音樂的歷史與現狀》（簡稱《MGG》的第10卷《音樂教育學》卡塞爾1961年出版）中說「《普通音樂教育學》未能問世，這樣的著作似應力圖展示關於基本原理的科學研究，尤其要力圖描述出關於音樂教育學方面的各種多姿多彩的活動」。[6]（pp.310-311）至70年代初，對普通音樂教育的研究已逐步深入。德國學者克勞斯·芬克爾（Klaus Finkel）在《音樂教育學目前的傾向和外觀》一書中，提出了音樂教育學的構想圖，按這個構想音樂教育學應由「主體分析」，包括個體心理學、發展心理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等；「對象分析」，包括音樂理論、音樂史、民族音樂學、音樂家美學等；「具體分析」，包括學習目標、教材研究、教學方法等三大部分組成。[1]（pp.8-9）這個構想圖，實際上是引用了德國學者勞赫·海爾曼(Rauhe Hermann)在《音樂教育學與各門科學的聯系》一文中提出的設想。這篇論文收在德國音樂教育家席格里特·阿貝爾一施圖魯特（Sigrid Abel-Struth）主編的《音樂教育學》第6卷（全10卷，塑特出版社）中，這部書的第9卷還收入《作為一門科學音樂教育學的發展》（1970）[1]（pp.9-10）。可見，當時德國音樂學科教育研究的狀況。
美國也是學科教育研究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出版了很多論著，不過這些論著往往不用「音樂學科教育學」的術語，而代以其它的名稱。如美國著名音樂教育家H·F·艾伯利斯、G·R·霍弗、R·H·克勞特曼合著《音樂教育的理論基礎》（1984年），是美國大學音樂教育專業研究生和本科生所使用的綜合性教科書。這本書涉及音樂教育在歷史、哲學、美學、社會學、心理學、課程論、測量評價等方面的基礎理論，這些基礎理論多取自廣泛而典型的學術研究成果，來自美國音樂教育實踐，並體現出現代教育研究方法在音樂教育領域應用的基本輪廓。從構成學科教育學應包括目標論、內容論、方法論、評價論等不可或缺的四要素的內容來看，這本書也符合這方面內容的要求。
日本是音樂教育學研究發展較快的國家之一。主要表現在學科教育理論建構日趨系統、完整，陸續有一些專著問世。如浜野政雄《音樂教育學概論》（音樂之友社，1967年），作者力圖從實際的立場出發，尋求音樂各方面的原理，系統地抓住其全貌。又如供田武嘉津《音樂教育學》（音樂之友社，1974年），作者謀求從哲學、教育心理學、音樂學及史學觀上有系統地把握音樂教育學，以及閏間豐吉《音樂科教育學概論》（音樂之友社，1985年）等。為了紀念日本音樂教育學會成立10周年和20周年，由日本音樂教育學會編寫出版了《音樂教育學的展望》（音樂之友社，1979年）和《音樂教育學的的展望Ⅱ》（音樂之友社，1991年），對音樂教育學的內容做了較全面的論述。
提及世界范圍內音樂學科教育研究的發展還應充分研究國際音樂教育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cation，縮寫ISME）的作用。為了促進世界各國的音樂教育，1953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音樂理事會創建了國際音樂教育協會。自1953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會議，自1968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專家討論會，還不定期的舉行專家討論會。具體的做法是，組織國際會議和專家討論會，商討全球音樂教育問題；促進國際間各層次音樂教育工作者聯絡，與音樂家、音樂表演、作曲、民間音樂、青年音樂家以及音樂圖書管理人員等有關國際、各地區、各國有關組織合作，在音樂教育方面做進一步研究。
在我國，伴隨新學制而產生的音樂學科教育研究發端於19世紀末。1897年清政府創辦了南洋公學師范院，首開「教授法「課程。1904年清政府明令規定師范生要學習「教育法」和」「各科教授法」。1907年中、小學正式設置了音樂課程，定名為「樂歌」、「唱歌」課。「五四」運動前後，我國各科教學法課程建設得到了發展。蔡元培先生的「五育並重」、「美育救國」等主張，推動和促進了藝術教育的發展。1922年的「壬戌學制」，採納了陶行知先生以「教學法」代替「教授法」的主張，一字之變，說明學科教育研究注意到了「教」與「學」的雙邊關系??范院校設置了藝術教育課程，其中包括「歌唱教學法」課程。僅從當時政府機構教育部先後頒布的《初級中學音樂課程綱要》（1923年6月4日）、《小學音樂課程標准》（1932年10月）、《修正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准》（1940年9月），就可以看出當時音樂教學法研究的水平。
1939年，當時政府機構教育部頒發了《師范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施行要點》，正式將課程定名為「分科教材及教法研究」，目的在於糾正師范教育中只重視教法研究而忽視教材研究的問題。1946年當時政府機構教育部頒布的《修正師范學院規程》，進一步明確規定分科教材教法是專業訓練科目，並對具體內容作出明確規定。在此期間，我國一些音樂教育家結合介紹國外音樂教學理論和方法，相繼寫出一批音樂教學法研究的著作，對我國音樂教育學科建設做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1950年8月頒布《北京師范大學暫行規程》，明確規定中學教材教法為該校的公共必修課程。此外，還規定中等師范學校必須開設小學教材教法課程。1952年7月教育部師范教育司印發的《師范學院教學計劃（草案）》中對開設此課做了明確規定。1957年教育部在修訂教學計劃時，將「教學法」課程恢復定名為「教材教法」課。教學內容被規定為：了解中小學教材過程中的經驗與問題進行研究。50年代中期，學習蘇聯中小學和幼兒園的音樂教學法，翻譯出版了一批音樂教學法著作。當時音樂學科教育研究對象主要是唱歌教學的方法，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以傳授知識技能為主要教學任務以及程式化的五段教學模式等。從理論研究的角度看，這一段的音樂學科教育研究偏重於具體教學經驗的介紹或信息的傳播，其研究領域過於狹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學校音樂教育得到健康的發展，音樂學科教育研究蓬勃地開展起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教育學門類下將「教材教法」研究定為二級學科，確定了學科教育研究的地位。1979年6月，教育部頒發了全日制中小學音樂教學大綱，同年12月在高師藝術專業教學座談會上確定高師開設《中學音樂教材教法》課程。1986年底，國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指出：我們不但要建立自己的教育學，還要建立自己的學科教育學。翌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教材教法研究」更名為「學科教學論」。1986年，國家教委藝術教育委員會成立，隨後制定了《全國學校藝術教育總體規劃（1986-2000年）》，這就為我國音樂學科教育研究邁上新台階打下了基礎。1980年後，陸續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小學音樂教育的著作。此外，中國音樂家協會音樂教育委員會多次舉辦了「全國國民音樂教育改革研討會」，對推動音樂教育的深化改革，促進音樂學科教育研究，影響越來越大。
《中國音樂教育》、《中小學音樂教育》等國家和地方性音樂教育專刊的創辦，以及全國性音樂學術刊物音樂教育專欄的設置，為進一步開展音樂學科教育研究創造了良好的環境。總之，20世紀80年代末以前的幾十年，是我國音樂教育學的萌芽、積累、醞釀、准備時期。近十幾年來教育學、心理學、音樂學、音樂美學等學科的新發展，為音樂教育學的構建奠定了理論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收進了國外的各種音樂教育理論和音樂教學法體系，開拓了我們的視野，啟迪了我們的思想，轉變了音樂教育觀念，為音樂教育學的構建准備了思想基礎；蓬蓬勃勃的音樂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鍛煉培養並形成了一支音樂學科教育研究的隊伍，其中有一批長期從事音樂教材教法研究並具有較高的音樂教育理論與修養水平的學者，成為音樂教育學構建的組織基礎。
這一時期，我國出版的有關音樂教育各種問題的研究文獻為數不少，尤其與音樂教育教學實踐相關內容的文獻更不勝枚舉。但是突破以往音樂教材教法的局限，拓寬和深化音樂學科教育研究的范疇，著力探索音樂教育活動對人的全面發展的影響及規律，從宏觀上研究音樂教育理論，向音樂學科教育學發展的研究還亟待加強。音樂學科教育實踐呼喚著音樂學科教育研究向更高層次發展和升華。1986年前後，我國的一些學者陸續發表了國外音樂教育學研究現狀的介紹和對音樂教育學體系和結構的設想方面的文章。1988年國家教委藝術教育主管部門組織醞釀藝術教育科研課題時，再一次提出進行有關音樂教育學研究問題。同年年底，由曹理負責組織成立了「普通學校音樂教育學研究」課題組。1989年8月此課題被列入國家教委教育科學「七五」規劃重點項目——中國學校藝術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第三階段研究課題。課題組以橫跨全國七省市的高師擔任音樂教育教法課程的教師為主要成員，先後組織五次課題研討會，撰寫了近40萬字的《普通學校音樂教育學》（曹理主編，繆裴言、廖家驊副產編，1993年上海教育出版，獲1995年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為了組織起來更有效地、更系統地進行音樂學科教育研究，1990年12月，以高師教師為主成立了中國音協音樂教育學學會。
中國音樂教育學學會的成立，實現了我國學科教育研究的一次飛躍。10年來，音樂教育學學會與中國音樂教育學學會等學術團體相互配合、相互協作，充分發揮了協調效應的作用，成為推動我國音樂教育改革與發展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一是組織了音樂學科教育研究的多種學術活動。堅持了年會制度，進行專題研討，組織學術交流活動。這些活動緊緊圍繞本學會發展的目標展開，主題更加集中，研究的問題更加專門化，研究的方法更加靈活，注重實效，如中外音樂教育比較研究、音樂課程建設研究、民族音樂教育研究等。二是集合了學術研究的隊伍。這個學會的成員以高師或其它院校音樂教育專業擔任本課程的教師為主，開展學術研究的「共同語言」較多，在音樂學科教育研究上比較有特色。學會成員，從開展課題研究時只有兩名副教授，發展到現在以教授、副教授為主，有的還是博士研究生導師或碩士研究生導師。他們其中大多數人具有獨立完成音樂學科教育科研課題的能力，承擔了省市級的科研項目，並能與其他人合作完成國家級的科研項目。
如國家教育科學「八五」重點課題項目「普通學校美育理論與實踐」，其中學校音樂教育分為三個子課題：「中國當代普通學校音樂教育理論實踐」，課題負責人姚思源；「中國近現代普通學校音樂教育理論與實踐」，課題負責人伍雍誼；「外國學校音樂教育研究」，課題負責人曹理。音樂教育學會的一些成員分別參加了以上的三個課題研究，課題成果以叢書形式體現。三是加強了學科課程建設的研究。在第10屆年會上圍繞21世紀全國音樂學科教育學的建設與發展主題進行了專題研討，總結過去，展望並規劃未來。出版了提供專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學習本課程的教材——音樂教學法、音樂教學論、音樂學科教育學。四是擴大了對外交流。舉辦了達爾克羅茲教學法、奧爾夫教學法、柯達伊教學法等培訓班。邀請美國學者來華講學，介紹美國幼兒音樂教育發展的現狀等。
近十年來，我國音樂學科教育研究，空前活躍，取得了豐碩成果。從廣度看，1993年國家教委藝術委員會主辦「全國音樂教育優秀論文評選」，至今舉辦了三屆，參選論文總計達4604篇，影響十分廣泛，而且呈迅速上升的趨勢，第三屆參選論文（2177篇）是第一屆參選論文（887篇）的2.45倍。各種學術刊物、學術會議發表的有關音樂教育教學研究方面的論文每年平均有300餘篇。這說明音樂學科教育研究有著十分廣闊的群眾基礎。從深度看，出版冠名「音樂教育學」和「音樂教育」的專著有10餘部。作為音樂教育學學科群出版的其它著作也有幾十部。
音樂教育學的學科發展方興未艾。它有著較大的發展餘地。它是一門十分年輕的學科，還顯得較為稚嫩薄弱，有待我們不斷地去豐富、完善面向21世紀的音樂教育、音樂學科教育研究面臨著一個又一個新問題，諸如在全面推進素質教育中音樂教育如何定位？在構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體系過程中，如何形成更加完善的音樂教育體系？如何針對21世紀我國基礎教育的改革制定音樂課程的標准、教材、教法？高師音樂教育如何為基礎教育服務？高師的音樂學科教育學課程應如何改革？如何培養和提高本科的師資和科研隊伍的水平？音樂教育如何推進本土音樂文化與外來音樂文化教育及本國各民族音樂文化的結合，進行跨音樂文化研究？如何搞好傳統音樂文化教育與現代音樂文化跨時代的融合？如何在重視搞好本土、本民族音樂文化的同時，吸收共享世界其它各國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等等。這些問題有待在音樂教育學的研究中進一步解決。

C. 求一篇關於 中國近代音樂發展史的論文啊 2000字左右。。。謝謝了！！！

摘要：從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是中國近代音樂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於「海派」的文化傳統，上海成為中國新式音樂教育的試驗場；其次，上海外國租界的音樂生活，為中國專業音樂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階層的存在，以及濃厚的商業氛圍，現代化傳媒的興盛，使上海醞釀滋生了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

關鍵詞：近代中國音樂；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國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國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學術界普遍的關注。作為近代新文化一個方面的近代中國音樂的形成和發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與上海城市獨特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以及經濟社會狀況有密切的關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國音樂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不但會使我們對近代中國音樂發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過一個側面使我們對上海城市的個性有深切的體會①。

一、近代音樂傳播先驅

上海，由於獨特的歷史因緣和獨特的文化環境，成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橋頭堡，也成為醞釀近代中國新文化的溫床。近代中國新音樂的形成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近代的音樂發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和普及；一是傳統音樂的傳承與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樂的傳播和普及為近代中國音樂形成的主要動力和內容。

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大致通過以下途徑：1、基督教堂所帶來的西方宗教音樂；2、新式軍隊中輸入的西洋軍樂；3、海外留學生帶回來的西洋音樂；4、近代學堂對西洋音樂的普及。這四種途徑先後出現，而尤其以第四種因素對中國近代音樂的面貌影響最為深遠。上海在近代中國夙得風氣之先，在近代西洋音樂傳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現則在於它成為近代新式學堂普及西洋音樂之最早試驗場。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來就成為海外基督教在華傳教的大本營，因此基督教堂所帶來的音樂對上海信徒的熏染尤為深遠。但教會音樂對於中國近代音樂形成的貢獻畢竟有限，新音樂的形成更依賴於新式音樂教育的發展。由於基督新教把教育作為在華傳教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財力用於辦學，而其所辦學堂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傳授西洋音樂。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傳教士在華辦學以上海為最早，而學堂中設置音樂教育科目也以上海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創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學中已把音樂與語文、算術、聖經等科目相提並論。創辦於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為展示平時教學成果，還舉辦音樂會。音樂會的規模不僅限於學生之間的互相交流，還半年一次對家長們，一年一次對普通市民公開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從事新式音樂教育的中國人。他出生於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學，1903年回國後，在南洋公學附屬小學任教，開設了中國最早的唱歌課。1904年出版了《學校唱歌集》，開創了「學堂樂歌」的形式。學堂樂歌是中國人最早用西洋音階譜寫的歌曲，成為近代音樂史的發端。上海的務本女塾、南洋中學等學校以及滬學會等團體都邀請沈心工指導唱歌。在沈心工《學校唱歌集》出版後，很多學堂開設了樂歌課，通過陸續出版的音樂教科書籍，初步的音樂知識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規定音樂課為初級小學的必修課。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為「吾國樂界開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為中國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做出巨大貢獻。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鑄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學。在日本他參加了沈心工發起的「音樂講習會」。並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音樂教育論》，這是我國最早系統闡述近代音樂教育問題的論文。1907年歸國他即與高硯耘、馮亞雄等人在上海創辦「夏季音樂講習會」。這是一個利用暑期傳授西洋音樂的組織，其科目有樂典、和聲學、風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橫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創辦「上海貧兒院」，院中設音樂部，並成立貧兒院管弦樂隊，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西式管弦樂隊。雖然1912年音樂部就停辦了，貧兒院也約於1921年左右結束③，但卻成為中國人創辦西式管弦樂隊的最初嘗試。可以說中國新式音樂教育是從上海發端，並逐漸普及到全國。

二、租界的音樂生活與近代中國音樂人才的培育

由於近代中國音樂形成的主要動力和內容是西洋音樂理念、技巧的輸入和傳播以及根據西洋音樂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學生成為中國近代音樂形成的最早先驅者。但是新音樂的普及和建立卻依然要依靠在中國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費、欣賞市場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涌現的本土音樂家。上海由於其在近代中國的獨特的歷史機緣和文化傳統，最早形成了較廣泛的近代音樂的消費市場並涌現了大量的音樂人才，為近代中國音樂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醞釀場所。而追根溯源，又與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樂隊有密切關系。

1.租界的音樂生活與上海近代音樂消費市場的培育

根據《南京條約》的相關規定，1843年上海開埠成為通商口岸，當時在上海縣城之外劃定了一塊外國商人的居留地，這成為上海租界的起源。後來，租界不斷擴張，並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機構，逐漸發展成了一塊在中國領土上的「國中之國」，成為外國列強侵略中國的最好見證。但是，它也帶來了一些副產品——為中國大眾親身領略西洋音樂的魅力提供了場所。租界里的外國商人為了豐富自己的業餘生活，逐漸形成了一些文化娛樂組織。早在1850年英國人就成立了業余劇團，演出需要音樂伴奏，於是組織了樂隊。1879年逐漸發展成上海公共樂隊。1881年公共樂隊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機構工部局接手管理，並成立工部局音樂委員會。1907年，銅管樂隊擴大為管弦樂隊。1919年以後樂隊聘請義大利著名音樂家梅百器擔任指揮，並從歐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樂家，迎來了它的輝煌時期，並逐漸迎來了「東方第一」管弦樂隊的美譽。1922年公共樂隊改名上海工部局樂團。當時工部局每年給樂隊28萬兩的高額預算撥款。每年從10月到翌年5月為演出季節，每周的星期天都舉行定期音樂會①。起初樂隊主要在市政廳的音樂廳內演出，主要局限於外國觀眾。但是據英國學者畢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來，上海工部局樂隊逐漸注重為中國居民服務。樂隊指揮的「年報」中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國觀眾的出席。並開始在中文報紙上刊登演出廣告。「1928年，3／4的觀眾是中國人，據報道，1930年中國人的興趣甚高。1931年樂隊在室內演出時，20％的觀眾是中國人，此後這個比例穩定上升。」以至於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樂與吹奏樂委員會上，有人指出中國納稅人希望工部局繼續資助樂隊，因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價值。並且，1928年後開始有中國人被吸納進入工部局的音樂委員會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樂隊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樓裡面演奏室內音樂會。1929年，這幢大樓賣給了開發商，上海工部局樂隊搬進了上海商業和公共空間——大光明電影院，後來又搬遷到蘭心大戲院。「在市政廳，上海工部局樂隊似乎僅僅是工部局的一個文化附屬品，只為外僑社群服務。而在整個上海娛樂界，管弦樂隊成了這個城市越來越重要的文化財富。」③同時樂隊的演奏也從室內走向露天，在夏天，樂隊會舉行露天音樂會，在兆豐公園（現中山公園）、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外灘公園（現黃浦公園）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後，隨著中國人可以進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娛樂場所，中國觀眾觀賞西洋音樂的機會無疑更多了。

通過以上敘述，可以看出，雖然租界的音樂生活開始只局限於外僑社群，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國觀眾逐漸增多，可以說逐漸在中國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樂的消費群。這個消費群的形成和擴大，無疑為中國音樂人才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氛圍。

2.工部局樂隊對國立音樂院的影響

對於中國近代音樂的發展來說，創建中國人自己的音樂學府，作為研究和培養人才的機構，無疑是重要的舉措。中國第一所高級音樂研究和教育機構本來創建於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學成立學生社團「北京大學音樂團」，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學音樂會」。1918年改名「北京大學樂理研究會」。1922年以「樂理研究會」為基礎成立北京大學附屬音樂傳習所，成為中國第一個近代音樂專業教育機構。隨後，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北京藝術專科學校等高校紛紛設立音樂系、科，似乎預示著北京將成為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並不是中國新音樂成長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長劉哲認為「音樂有礙教化，也與社會人心無關」，命令關閉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藝術專科學校中所有音樂系科，經過師生抗爭，結果只有女子師范大學的音樂系被保留下來。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則成立了中國第一所音樂專科學校——國立音樂院。

國立音樂院的創辦與蕭友梅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本來是北京音樂教育界的領導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據譚抒真回憶，他辭去北京學校的音樂系工作，一方面他覺得教師水平低，又與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為上海人才多，還有外國音樂家，所以自己來上海了①。而許步曾更進一步認為國立音樂院之所以選址在上海，是由於上海工部局樂隊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國第一所音樂學校國立音樂院（1929年改為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在上海成立。國立音樂院的成長與工部局樂隊的影響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除歸國留學生之外，國立音樂院長期從上海工部局樂隊招聘老師和研究指導。初建時，10名音樂教師中，外國教師即佔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樂隊成員。1929年，鮑里斯·扎哈羅夫成為鋼琴系主任，而長期擔任樂隊指揮的富華則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還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難民音樂家如佛萊思克爾、沃爾持·約雅敬等也在此任教。這些外籍教師對國立音樂院教學的貢獻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羅夫直到1943年去世為止，一直在上海教鋼琴。以至於有學者說，在中國的第一代鋼琴家、音樂家中幾乎沒有一人未曾跟他學過鋼琴。

其次，樂隊和音樂院雖然沒有組織上的聯系，但是兩者有很密切的合作。樂隊給音樂院的學生提供優惠票，和中國愛樂社合作演出音樂會，並且開始逐漸演奏中國音樂家的作品，吸收中國演奏員。1929年，樂隊首次與中國獨奏音樂家馬思聰舉行音樂會。1930年首次演奏中國人創作的交響樂作品——黃自的單樂章序曲《懷舊》。1931年上海音專的教師黃自當選為工部局音樂會員會委員。1927年工部局樂隊讓中國音樂家譚抒真代替休假的隊員參加演出。1935年5位中國人首次作為實習生參加工部局樂隊的演出。此後，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生在上海工部局樂隊表演越來越頻繁② 。在這期間（1934-1942），中國人繼續進入樂隊。1938年，譚抒真、黃貽鈞、陳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為上海工部局樂隊的成員。到1941年樂隊中華人達到5人③。中國獨（唱）奏音樂家的演出也頻繁起來，如鋼琴家沈雅琴、李惟寧、吳樂懿,小提琴家王人藝,歌唱家黃友葵、胡然、趙梅伯、斯義桂等相繼在1930年代與工部局樂隊合作演出④。應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對於上海年輕一代有抱負的音樂家來說，能與該樂隊演奏或歌唱乃是他們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說的，演出並不一定總是能帶來經濟效益，但它們提供了聆聽、觀摩和演奏的機會，這是中國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樂隊不但具有歷史的功績，就機構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響樂團的前身。

3.音樂大師的聚集與中國音樂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於其獨特的歷史機緣，成為近代中國國際音樂大師聚集之地，這為中國近代音樂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難得的良機。首先，工部局樂隊給中國帶來了像柏克、梅百器、富華這樣的音樂大師，如果沒有樂隊他們根本不會居住在這個國家。此外，上海的國際地位使它成為難民的避難所。俄國十月革命後，大量俄國音樂家流亡上海。二戰爆發後，眾多猶太音樂家流亡上海。他們或者擔任管弦樂隊成員，或者成為私人音樂教師，或者成為國立音樂院的教員，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後俄僑設立的私人音樂學校就有18所之多⑥。這為中國學生提供了從學這些大師的機會，雖然很多人並沒有成為國立音樂院的教師，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則提供了可能。比如，從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親自教博聰，富華指導後來出任音樂院院長的戴粹倫，沃爾特·約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萊思克爾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賢等。

上海良好的音樂氛圍和高水平樂隊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樂家在全球巡迴演出中把上海作為一站。從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樂家相繼訪問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萊斯勒、約瑟夫·西蓋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鋼琴家阿圖爾·魯賓斯坦、B·莫伊耶維奇等①。國際音樂家到上海的演出，無疑開拓了中國音樂家的視野。比如據記載，黎錦暉在上海聽交響音樂如同「上課」一樣，事前必將登載在《申報》上工部局樂隊的當天音樂會節目說明認真讀過，然後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禮拜五去聽，風雨無阻，8年無間斷。對於當時來華的歌舞劇團的演出，如：米蘭來的歌劇班演出的正歌劇和輕歌劇，「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團」演出的大型舞劇和各式舞蹈，上海俄僑演出的歌舞劇，以及從歐美、日本來華的鄧肯舞蹈團、寶冢歌舞團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計找機會觀摩，既使觀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籌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樂大師聚集上海，為中國音樂家提供了親身從教的機會，而著名音樂家的巡迴演出則為中國音樂家提供觀摩的可能，這些對於中國音樂家的迅速成長和提高技藝無疑是難得的良機，非當時中國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費生活與通俗音樂的滋生

流行音樂的先祖是發源於美國的爵士樂和搖滾樂。20世紀流行音樂在全球迅猛發展，到今日已成為全球音樂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近代音樂也不盡是西方高雅音樂在中國的傳播和生根的過程，還包括中國近代通俗音樂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上海不僅是近代中國高雅音樂的搖籃，更是近代通俗音樂的發祥地。音樂史研究者雖然對流行音樂的研究還不多，分期也並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認上世紀80年代的流行歌曲與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聯系。當時黎錦暉以「時代曲」之名創作於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別快車》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標志了20世紀中國流行音樂的產生。在該階段產生了以黎錦暉及其「明月歌舞團」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稱這個流行音樂的第一階段為「黎錦暉時代」③。而所謂「黎錦暉時代」其實亦可以稱為「上海時代」，因為黎錦暉的整個活動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樂的繁榮與上海的城市特點有密切關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個流行音樂的繁榮。

那麼為什麼會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國流行音樂呢？這要從上海這座城市的獨特歷史和文化個性尋找原因。有學者指出，20世紀流行音樂的迅猛發展是20世紀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現代科技的發展、商業炒作和現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④。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於上海特殊的歷史機緣和文化傳統，使它在選擇及接受外來文化上有非常積極和開放的態度，這種文化傳統被稱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開放、靈活、多樣、寬容等特點⑤，這為上海接受、容納通俗音樂這種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礎。此外，都會的經濟繁榮，促進了都市大眾文化生活的興盛，也為流行音樂提供和擴大了流行空間。當時的上海無疑是中國近代娛樂業最為興盛的城市，繁多的飯店、酒吧、咖啡館、夜總會等服務業及娛樂場所,為流行音樂的發展提供了生存空間。

其次,商業炒作和現代傳媒的出現大大加速了流行音樂的傳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業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業的熏染。同時，上海又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很多現代化的娛樂消費形式只有上海才最為普及，比如電影、唱片、電台等。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國的唱片業中心，也是無線電廣播的中心，又是電影業中心。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樂廣為傳播。

唱片和留聲機於20世紀初葉傳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漸發展為中國唱片業的中心，擁有國內數量最多和實力最強的唱片企業，生產大量內容豐富的唱片。唱片開始還只是印製中國傳統戲曲為主。但到了30年代，新興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階層所喜愛，很快成為唱片錄制的重要內容。1928年，黎錦暉創作、黎明暉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錄製成唱片，在社會上迅速傳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誕生。一些實力雄厚的大企業爭相為明星灌錄唱片，從此錄制流行歌曲唱片成為各公司的重頭戲。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錦集」，為紅極一時的電影女明星們錄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陳玉梅、黎明暉、王人美、李麗蓮、夏佩珍、胡珊、談瑛、陳燕燕、黎莉莉、嚴月嫻等。為了爭取歌星們錄音，各公司專為她們「量身定做」歌曲，並不惜給予優厚的報酬，如百代公司曾給予周璇6%的版稅。有些年紀尚輕的女歌星一個月的收入可達20至30元，令世人羨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錄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據中國唱片廠1964年登記的舊唱片模板目錄統計，在百代、麗歌、和聲、高亭、勝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為150餘張，白虹有125張，姚莉有117張，龔秋霞有67張，王人美有62張，另有白光、李麗華、李麗蓮、李香蘭、歐陽飛鶯、吳鶯音、張露、黎莉莉、嚴華、梅熹等錄制的唱片①。

唱片業之外，廣播事業也擴大了通俗音樂的傳播渠道，為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市場。廣播電台的興盛使收音機在中產階級市民中逐漸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收音機里欣賞通俗音樂。

上世紀30年代，上海電影業、特別是有聲電影的發展更促進了流行音樂的繁榮。1931年中國第一部國產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在上海首映，國產故事片在30年代的興盛由此拉開序幕。電影需要配樂、插曲，這為流行音樂提供了新的創作和表演的市場。而電影的魅力更使穿插於其中的主題曲、插曲不脛而走、深入人心。本來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廳、酒吧、夜總會等為表演空間，有聲電影則為歌星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進行歌舞表演為主的歌舞團、歌唱社成員進入了電影界。如一直在黎錦暉的中華歌舞團和明月歌舞社從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為30年代聯華影業公司「四大名旦」中的兩位；周璇在進入電影界以前，先後輾轉於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劇社、新華歌劇社，早已是紅極一時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龔秋霞等，也都是在當紅歌星的位置上走進銀幕。歌星們從影後，繼續維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電影而傳播，電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這種情況使一些原本並非歌星出身的電影明星也紛紛地開始灌錄唱片，如胡蝶、陳燕燕、陳玉梅、李麗蓮、夏佩珍、胡珊、談瑛、嚴月嫻等②。無論是電影明星出唱片，還是歌星拍電影，結果往往是其拍攝的影片與灌錄的唱片同樣受到崇拜者的熱愛。電影這種新興娛樂工具對通俗音樂的推動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說，「從20年代末開始，中國城市歌舞音樂與中國電影音樂，特別是電影歌曲的發展合為一體，成為中國娛樂性通俗音樂的主體」③。足見當時電影對於通俗音樂的促進作用。

總之，由於上海濃厚的商業氛圍，具備較完善的市場運作機制，並受到唱片公司、無線電台、有聲電影等新型娛樂媒體的強力支撐，流行歌曲發展的勢頭極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國通俗音樂的第一個浪潮。

其三，市民階層的龐大為通俗音樂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樂具有創作題材貼近現實生活、富於情趣化，格式簡煉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強調群眾性、強化交流等特點①，這些都符合現代都市市民階層的審美需求。類似《毛毛雨》等「家庭愛情歌曲」大都表現男女情愛，歌詞內容、旋律、風格深受市民階層的喜愛。上海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都市，有龐大的市民群體，這為以迎合現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樂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進步的或嚴肅的音樂家，在流行音樂的創作上，也採取了較為積極態度。除了當時有黎錦暉、黎錦光、姚敏、嚴華等極負盛名的流行樂壇作曲家外，還有任光譜寫的《漁光曲》、《燕燕歌》，劉雪庵譜寫的《早行樂》、《何日君再來》，賀綠汀譜寫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傳頌一時的經典性的流行音樂作品②。

四、結語

近代上海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歷史機緣，由原來的一個小縣城發展成中國最大的都市，也成為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國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為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窗口，也成為中國近代新文化醞釀形成的重鎮。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國音樂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對中國近代文化貢獻的一個側面。

概括地說，上海由於其濱江帶海的地理位置和華洋雜處的社會形態，形成了敢為天下先的文化傳統，因此成為中國輸入西洋音樂的最初舞台，並成為新式音樂教育的試驗場；而由於外國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樂隊的存在，為中國人直接體驗和學習西洋音樂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大量市民階層的存在，以及濃厚的商業氛圍，現代化傳媒的興盛也醞釀滋生了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

當然，隨著抗日戰爭的開始，中國的音樂出現了新的內容，作為孤島的上海雖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榮，但是由於脫離了民族的主戰場，其音樂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上海在音樂方面的影響又有所轉折。這將成為另文考察的內容。

D. 中國音樂發展史

非常多'從朝代來說'先秦由於自太久遠'只能從史料和出土文物研究'我國早期是歌舞樂三位一體'到夏商時期夏商出現銅質樂器'樂舞有大夏等'西周春秋戰國'有了完善禮樂制度'有專門音樂機構'因為樂器發展到當時種類繁多'有了八音分類法'有了三分損益法'有了師乙這種音樂家'有了儒墨法等不同音樂思想'秦漢時期'有了記譜法和更多音樂理論'有了樂府'和宮廷音樂'鼓吹曲'魏晉南北朝'出現了新的音樂理論和記譜法'隋唐五代'宮廷音樂十部樂'西域樂器傳入'霓裳羽衣舞這種大麴還有教坊梨園誕生'產生一批優秀音樂家'如萬寶常'中外音樂大交流'宋遼金元時期'說唱音樂產生'雜劇和南戲發展為戲曲形成打基礎'音樂理論有蔡元定十八律'文人音樂姜夔'明清時期戲曲誕生'民族器樂西安鼓樂'福建南音'說唱發展鼓子詞等''清末民初'西方音樂傳入'學堂樂歌興起'近代音樂刊物'音樂理論著作產生'

E. 中國專業音樂教育的起源，發展與反思

關於人類社會音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洪荒時代。在人類還沒有產生語言時，就已經知道利用聲音的高低、強弱等來表達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隨著人類勞動的發展，逐漸產生了統一勞動節奏的號子和相互間傳遞信息的呼喊，這便是最原始的音樂雛形；當人們慶賀收獲和分享勞動成果時，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達喜悅、歡樂之情，這便是原始樂器的雛形。

a、弦樂器起源的傳說

墨丘利（Mercury）是希臘神話中諸神的使神。有一天他在尼羅河畔散步，無意中踩到一個東西，那東西發出了美妙的聲音。他拾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個空龜殼內側附有一條乾枯的筋。於是墨丘利從中得到啟發，發明了弦樂器。後人考證弦樂器出現在墨丘利之前，但弦樂的發明有可能正是從此得到了啟發。

b、管樂器起源的傳說

在中國古代，距今五千年前的黃帝時期有一位叫做伶倫的音樂家，傳說中他曾進入西方昆侖山內采竹為笛。當時恰有五隻鳳凰在空中飛鳴，他便合其音而定律。雖然這一傳說並不完全可信，但把它作為管樂器的起源也未嘗不可。

原始時代的人類，他們的勞動生活，可以說是和音樂為伴而開拓發展，兩者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音樂是直接從人類的勞動生活中產生出來的。
3.中國古代音樂
黃帝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君王，他在五千年前就創造了歷法和文字。當時，除了前述的伶倫之外，還有一位名叫「伏羲」的音樂家。據說伏羲是人首蛇身，曾在母胎中孕育了十二年。他彈奏的琴本來有五十根弦，但由於音調過於悲傷，黃帝把他的琴斷去一半，改為二十五弦。

在黃帝時代的傳說中，還有一位名叫神農的音樂家，據說他是牛首蛇身。神農曾教人耕作五穀，曾遍嘗百草而發現醫葯，還曾經創造了五弦琴。因此可以理所當然地設想，當時的音樂的是五聲音階。

在中國古代，有關音樂方面的書籍不下三百種。孔子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同時又是一位音樂家，他曾寫過許多論述音樂的隨筆，我們可以在論語中看到他對音樂的一些評論。孔子在古琴方面的造詣很高，他能自己作曲，並把悲哀與歡樂付諸琴韻之中。孔子把琴藝親自傳授給弟子，在他的三千弟子中，通六藝者就達七十二人。他的教學內容，可稱為「詩、書、禮、樂」。「禮」是謂理天地陰陽之秩序，「樂」即取得和諧。在孔子的哲學中，道德與音樂居於同等地位，他提倡的是以音樂來提高品德。

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的宮廷音樂多為舞樂，即融詩、舞、音樂於一體，與今天的舞蹈是完全不同的。

4.埃及、阿拉伯的古代音樂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金字塔內石壁的雕刻上，我們可以看到音樂演奏者的行列，從而想像出當時演奏音樂的盛況。雕刻中有以手指彈奏的豎琴狀弦樂器，還有各種笛類樂器。

阿拉伯等地區的器樂也相當發達，很早以前他們就開始使用在一個八度之間分為十七個音名的特殊音階了。

5.希臘古代音樂
希臘音樂的起源也籠罩著一層神秘的色彩。傳說中阿波羅神主管音樂，下轄九位繆斯（Muse）女神，因此音樂也稱為Music或Musik。在希臘樂器中，有一種叫做阿烏洛斯的V字型雙管笛，還有一種叫做里拉（Lyra）的手琴，齊特爾（Kithara）則是一種類似吉它的弦樂器，這些樂器都是從埃及或阿拉拍傳入的。

6.純律的產生
公元前六世紀，古希臘大哲學家和數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用一種稱為弦琴(Monochord)的單弦樂器，首先解釋出純律理論，根據弦的長度計算出了當時所使用的一切音程。

中世紀音樂

一、基督教與中世紀的音樂

中世紀時代的歐洲，教會比國家或其它社會集團，都有更強大的統治權力。在那個時代，包括哲學的各種學問和藝術都為教會服務，中世紀的音樂由於基督教而取得了不尋常的發展。在教會音樂中，開創了復調音樂的形式並完成了對位法。最初印刷樂譜，是教會為了作彌撒而用的。鍵盤樂器的興起以至其教授法，沒有一件事能夠離開教會而產生。從音樂的全部理論到記譜法，以至合唱、合奏，多半都是中世紀教會的遺產。今天的交響樂和歌劇的內容雖然絕大部分是描寫世俗的，也不能說與中世紀的教會無關。

教會音樂，最初大概是原封不動地採用了從猶太王國傳來的形式，即歌唱聖詩、朗誦聖經，可以想像是純粹的聲樂。宗教音樂歷來以聲樂為主，這是因為聲樂有歌詞。與此相反，器樂主要是作為世俗音樂而得以發展起來的。

二、羅馬式音樂

「羅馬風格」一詞主要來自那個時代的建築用語。羅馬式音樂是世界藝術史上最偉大的紀念碑式遺物之一。這種音樂既無和聲也無伴奏，其特徵是以齊唱形式為主，通過教堂天井的迴音產生庄嚴的和聲感，其純朴、清麗的宗教感情與羅馬風格的教堂建築是完全一致的。

羅馬式音樂是中世紀這一時期的重要音樂形式之一，其代表當首推格雷戈里聖詠（Gregorian Chant），這是典型的天主教音樂。在漫長的中世紀里，音樂方面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正是格雷戈里聖詠，它是純粹的單旋律的歌唱。在格雷戈里聖詠中，已經有多利亞調式、弗利幾亞調式、里第亞調式、混合里第亞調式等四種教會調式及其變格調式。到了十六世紀，出現了伊奧尼亞調式及愛利亞調式，進而形成今日的大、小調音階。在格雷戈里一世時代，已經在羅馬設立了稱為「歌唱班」的教授聖詠的學校，這可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音樂學校之一。

安普羅修斯（Ambrosius，340－397）聖詠則收集了在教會中所唱的歌曲，為教會音樂制定了由七音組成的四種教會調式音階，還創造了對唱的形式等。在聖詠中，歌詞與語言的語勢、聲調的高低和節奏的關系以極為理想的形式得到解決，它們非常自然而完善地表現了宗教感情，可以看作是到這一時代為止的音樂藝術的總結。
文藝復興時期的音樂

一、哥特風格和文藝復興

從十三世紀中後期到十四世紀，歐洲社會進入文藝復興時期，北歐興起了哥特風格的藝術，哥特風格表現得最明顯的是在建築方面。在音樂中，哥特風格從未明確地形成為代表一個時代的形式，但起始於奧干努姆（Organum）的復調形式，相當明確地表現出哥特風格的特徵。在十二世紀時期的許多經文歌中，除了庄嚴的格雷戈里聖詠的固定旋律之外，還有採用舞蹈旋律和愛情歌曲的旋律，配以不同的歌詞和拍子共同歌唱的形式。

二、文藝復興與音樂

音樂上的文藝復興，略晚於其他文藝形式如文學、美術等。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首先可以舉出弗朗切斯?蘭迪諾（Francescl Landino，1325(?)－1397），他採用了同時歌唱三種不同歌詞的這一大膽手法，留下了許多牧歌和敘事曲。杜法伊（Guillaume Dufay，1400－1474）則完成了四聲部手法。奧干努姆（Organum）的復調手法，更導致了以巴赫為頂峰的對位法理論的完成。

從十一世紀末葉到十三世紀末葉，歐洲發生了十字軍東征事件。這一歷史事件對於東西方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影響，在音樂上的顯著表現是出現了游吟詩人、游吟歌手、抒情歌手等人物，所唱的詩歌內容有情歌、敘事詩式的故事、自然的贊美詩以及宗教或道德方面的內容等等。作為樂器則使用類似豎琴那樣的小型手琴或古提琴族內的樂器。
1.對旋律、節奏、和聲和樂器學的新形式的實驗反映出新的能源形式和各種新的機械發明對現在和未來生活的有力影響。

2.對音樂的民族性格的更大強調，伴隨著更廣闊的國際聽眾，導致所有國家的人民之間更深刻的了解。

3.通過運輸、交通和音樂復制工作手段的繼續進步而不斷成長著的潛在聽眾。

4.音樂教育的普及不僅協助那些在音樂上有天賦才能的人們達到最高的發展，而且也使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分享未來音樂的光榮奇遇。

F. 中國教育史上，音樂被正式列為普通音樂教育之一科目始於何時

我國有史料記載的音樂教育早在遠古時期業已產生。《尚書·舜典，中說：「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史記·五帝本紀)也說：「以夔為典樂，教胄子。」夔即是堯舜時期的樂師，他的任務就是教育王公貴族子弟。上述記載說明了堯舜時期已經有職業 (或是半職業)的音樂教師．

誠然，具體的音樂教育須是學校音樂教育，這要從我國最早的學校——「成均」說起。 (春秋繁露》雲：「成均，均為五帝之學；」鄭玄在《周禮》、《禮記》的注釋中也曰：「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並由此推斷出「成均」是以音樂教育為主的學校．由此看來，我國的學校音樂教育從「成均」起就已經開始了。
到了周代，出現了較為嚴密的學校教育網路，統治者為了利用音樂以強化其統治，還設置了專門的音樂教育機構——「大司樂」，以管理和協調全國的音，樂教育。其樂教內容主要有「樂德」、「樂語」、「樂舞」幾種，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音樂教育機構。

綜上所述，我國的音樂教育早在遠古時期就已經開始了。

近代，作為使受教育者得以全面發展的音樂普及教育在中國的歷史上，也許可以從一八三九年鴉片戰爭前夕算起。這一年的十一月四日，於一八O七年到中國的傳教士馬禮遜在澳門開辦了一所學堂，其中設置的課程就有音樂。這所學堂雖然辦的早，但可惜的是在所有的學生中，後來致力於音樂事業的一個也沒有。所以對我國音樂教育事業幾乎沒有發生什麼影響。

五十年後的一八九八年，鄧家江在廣州開辦了「時敏學堂」。在他的首屆十名音樂畢業生中，有一人，就是辛亥革命時成為孫中山總統府秘書的肖友梅。他在留學德國後，畢生致力中國的音樂教育事業，因此在音樂教育的歷史上，「時敏學堂」還是應當記上一筆的。

肖友梅一九二O年歸國以後，除主持了第一個專業音樂教學機構——北大音專傳習所外，還竭力與北洋軍閥政府交涉，終於使教育部同意在北京的小學課程中，將「唱歌」列為必修課。這個提案是在一九二二年通過的，距今已整整七十一年了。從那以後，中小學課程中亦包括音樂課相沿成習。肖友梅不愧為中國音樂教育史上的奠基人。

G. 國內外音樂課程及教學歷史是如何發展的

始時期的音樂和舞蹈密不可分，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歷史上共有的現象，

音樂史中國也不例外。最遲在公元前11世紀，中國已稱這種音樂舞蹈結合的藝術形式為「樂」，甚至在音樂舞蹈各自成為獨立的藝術形式之後，「樂」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樂，一直保存著它的模糊詞義。今天「樂」已專指音樂，所以學者通稱原始時期的「樂」為「樂舞」。現存的有些原始岩畫非常生動地描繪了原始樂舞的場面，那是一種群體的歌舞活動。據後來文獻保留下的片斷「記憶」可知，原始樂舞的舉行跟祈求豐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產活動的再現成份。
原始時期，樂舞並不成其為社會分工對象，原始社會不存在專職的樂工，樂舞一般是部落社會的全社會活動。因此，原始時期的樂舞，並沒有以專門的藝術形式的面貌和身份，從社會上獨立出來。
嚴格地說，到大約公元前21世紀夏代建立以後，樂舞才真正作為一種社會分工，從社會中取得獨立。傳說夏代初期的國君啟和最後的國君桀，都曾用大規模樂舞供自己享樂，說明終夏一代，社會已造就出一大批專職的樂舞人員，這正是樂舞作為藝術而獨立於社會的標志。 由於原始樂舞即和原始巫術、祭祀等活動結合無間的緣故，人們對樂舞乃至一些樂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產生得很早。國家產生以後，統治者便會利用和加強音樂神秘觀，以便操縱、控制樂舞，用來加強其統治。保存下來的一些音樂神話故事便是這樣的社會背景的產物。傳說分為章節的大型樂舞《九辯》、《九歌》都是夏代國君啟從天上得來的。我們從出土的戰國初年（公元前5世紀）的樂器上，還能看到啟的圖象，似乎他那時已具有司音樂之神的地位了。又傳說黃帝得到一種長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動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獸的骨頭作鼓槌，敲打起來，「聲聞五百里」，黃帝用這面鼓揚威天下。夔和雷獸都是想像中的神奇動物。那時的鼓，實際上和後世一樣，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 （今稱揚子鱷）皮的，因此 也成了神話材料。後來，夔轉化成為主管音樂的「人」（神）。蒙鼓的夔成為主管音樂的神，應該看作是支配節奏的鼓這件樂器在樂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賈湖骨笛的出土地點，靠近傳說中夏代的夏台，這告訴我們，夏代的活動區域，正是中國音樂高水平發展的地區。傳說中夏代樂舞明顯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們剝去上述《九辯》、《九歌》是啟從天上得來的神話成份，那麼，就只剩下現實中的《九辯》、《九歌》確實無比瑰麗優美這一點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發人們產生「此曲只應天上有」的遐想，並由此而進一步創造出神話來。
音樂史

H. 簡述中國音樂通史發展

音樂史是把歷史上的音樂現象以及與音樂有關聯的諸事實進行歷性研究、闡述與領會理解的學問。音樂史學所研究的是人類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音樂作品、事件、人物和與音樂有關的人類的各種活動事實的總體，從中進行科學總結和歸納。音樂既是一種歷史的存在，但也瞬間即逝，除了有記載的史料外，許多具體的音樂現象是不可能進行驗證的，所以，音樂史的研究有著與其他藝術所不同的特殊性。

「中國音樂史」是一門專門闡述中國音樂發展歷史的學科，是高等音樂、藝術院校和高等師范院校音樂教育專業學生的學科課程課之一。

《中國音樂通史概述》是為音樂院校學生學習「中國音樂史」基礎理論課而寫的一本通史教材。作為一本音樂史教科書，它所包羅的范圍應當非常廣泛。大家都知道，音樂的歷史應包括音樂創作、音樂表演、音樂教育、音樂家、樂器、樂律學、音樂文獻、音樂美學、音樂考古、各民族的音樂歷史以及中外音樂文化交流的歷史等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