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音樂考古對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研究的重要性
1．史（料）學價值 音樂考古學以人類古代音樂文化活動的物質遺存為基本研究對象，其調查、發掘以及專題研究的資料與成果，作為人類古代音樂文化活動的實物史料和當今學術界據之而獲得的認識，在探討人類古代音樂文化面貌及其演變過程與規律的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歷史悠久、史料豐厚的中國，相對於以文獻史料為基本研究對象的傳統歷史學研究而言，音樂考古學的資料及其史學價值，至少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1）證「史」之有：證明歷史文獻記載的正確——確有其人、確有其事。據《周禮春官大司樂》記載，兩周時期貴族奴隸主有身份之別、等級之異，他們所使用的鍾、磬樂器數量和設置方位也相應地存在「宮縣（懸）」、「軒縣」、「判縣」和「特縣」的差異。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隨州擂鼓墩1號墓中室發現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金石樂器組合，它們呈三面陳放，構成了一個「軒縣」設置形式。而同墓出土文獻資料表明，墓主人乙系諸侯國曾國的國君[19]。諸侯級別、「軒縣」式陳列，不僅說明文獻記載是史出有據，同時還為歷史文獻史料做了時代化、個性化的實物性具體闡釋。 2）正「史」之誤：糾正文獻記載之史實的錯誤。作為對史實的記錄，歷史文獻難免因作史者受到的時間、空間等客觀條件限制和「世界觀」、「方法論」等主觀因素的制約以及時間的流逝所產生的損毀，而存在遺漏、闕如甚至錯誤。因此，正「史」之誤、補「史」之無，當為出土文物史料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史記》記載，漢代武帝時期，創設了管理樂舞活動的最高行政機構——樂府。然而，1976年在陝西臨潼秦皇陵出土了一件青銅鍾[20]，鍾鈕銘文表明，樂府早在秦代就已經存在。「樂府」鍾的出土，糾正了歷史文獻之誤，將樂府的歷史提前到了西漢之前。 3）補「史」之無：補充文獻記載之史實的遺漏、模糊與闕如。尤其是作為對時間藝術——音樂的記錄，一般意義上的音樂文獻永遠只能將人類古代音樂文化活動的實際音響置於闕如狀態，必須通過出土器物給予一定的補充。湖北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鍾磬樂器及其配件上，有銘文和墨書文字3756個，記錄著同一律位在周、楚、申、曾等不同諸侯國家或地區的不同名稱及其相互關系、獨特的「甫——曾」音名體系以及唱名在不同八度組別中的變異等樂律學理論[21]（，堪稱對先秦中國音樂理論文獻的全面補遺。而20世紀70年代關於先秦中國合瓦形青銅編鍾一鍾雙音原理的認識，更是全面展示了音樂考古資料及其相關研究的補「史」價值——音樂考古工作者根據青銅編鍾形制、紋飾等方面的形態變化及其實測音響的相關規律，揭示出先秦中國合瓦形青銅編鍾的雙音原理及其在古代音樂藝術實踐中的本來面貌。但是，傳世文獻對相關的史實幾乎未作記錄，僅有的只言片語在一鍾雙音的事實被認證之後，方有學者予以解釋，然其結論學術界仍存爭議。[22] 4）創寫「史」前史：創寫人類尚無文獻記載之前的歷史。考古發現及其相關研究成果證明，在有文獻記載之前，人類存在於地球的歷史，至少有兩百餘萬年！也就是說，假如將人類用文字記錄、傳播文化的發展階段稱為歷史時期的話，那麼，在人類進入所謂的歷史時期之前，還曾經歷過時間更為漫長的史前時期。而這一時期，直接關系著人類的產生，關系著文化的形成，關系著文明的誕生，關系著藝術的起源，關系著作為藝術的音樂的萌芽等眾多方面問題的認識與研究。 在中國有史時期之前的人類文化遺址中，考古工作者中發現了大量的音樂文化遺存。例如1985年以來，考古學家在河南省舞陽縣賈湖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的骨笛就有數十件之多。這些骨笛製作規范、講究，還保存有制器者有意設計、調整音孔距離的劃痕，其中一支骨笛在七千多年後的今天，仍然能吹奏發音，其樂音至少能構成六聲音階[23]。它們的出土，不僅將中國音樂的歷史提到了距今八千多年前的史前時期，更為重要的是，圍繞這些骨笛展開的系統性音樂考古學研究，將對全面認識當時人類音樂文化的歷史面貌，具有其它任何類別的非考古資料都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 綜上所述，從廣義的歷史學角度而言，作為探討人類古代音樂文化面貌及其演變過程與規律的學問，音樂考古學的音響史料價值和史學意義是其它任何學科都難以替代的，具體而言，至少體現在「證」、「正」、「補」、「創」等四個方面。其中，前三個價值體現了音樂考古學與傳統音樂史學的密切關系——在有「史」時期的人類文化歷史研究工作中，它們宛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或缺，並相得益彰！音樂考古資料使歷史文獻記載的內容具體化、實物化，同時，音樂文獻記載也使出土實物材料的內涵被揭示得更加全面、系統。二者相互印證，構成了近現代學術界開展史學研究工作的史料基礎與學術基石。而第四方面的價值，則以其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展示了音樂考古資料與音樂考古學研究的特殊意義和學術價值。
『貳』 中國古代音樂史結業論文
有不止一篇，選擇其一給您，大約5000字
不過，希望您主要是借鑒，通過自己的思考，融會貫通，加以修改，增加屬於您自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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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古代音樂史學
「知識創新"的思考
中國古代音樂史學作為一門
人文學科，面對新世紀「知識創
新」的學術潮流，如何尋求它的時
代定位，已經成為每一位新世紀
古代音樂史學工作者深入思考的
時代課題。
中國古代音樂史學這一學科
的成熟與發展，是綜合文學、史
學、音樂學學科知識而實現的。如
黃翔鵬先生提出的「曲調考證」方
法及其成果就是以歷史學、文字
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和樂
器學、音樂形態學、古譜學、古音
韻學等多種知識資源的創造性運
用與整合為基礎的，其所表現出
的「知識創新」意識不言而喻。
筆者以為，面向21世紀的中
國古代音樂史學的發展，在「知識
創新」 的潮流中可能會出現如下
一些趨勢：
1．「知識更新周期」將會進
一步縮短。在21世紀人類文明的
發展進程中，歷史節奏將表現出
較前代越來越迅疾的趨向，生產
發展越來越迅速，經濟往來越來
越頻繁，科學發明越來越密集，歷
史節奏的這種急驟演進，是與知
識經濟時代生產關系諸因素的推
動分不開的。在這樣的社會背景
24 <音樂研究>季刊
中，新的音樂史學研究成果的生
產周期相應縮短，越來越多經歷
過重構的知識成果呼喚著社會的
檢驗；新的音樂史實的發展演變
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劉
再生先生在論述20世紀中國古
代音樂史研究時曾有統計：「自
1922年第一部葉伯和的《中國音
樂史》誕生至本世紀90年代，中
國音樂史著作總共出版了四、五
十種之多，平均每兩年就有一部
著作問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們
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
的史學新成果還不敷應用之需
要。例如出版於1985年的《中國
音樂詞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訂，而
1992年出版的《中國音樂詞典•續
編》中的許多人物詞條，情況也已
經發生了許多變化，它們均已不
大適應當前的應用(近聞人民音
樂出版社已出資贊助該詞典的修
訂，我們期待新版《中國音樂詞
典》的盡早面世)。此外，在經過
20多年的學科發展之後，音樂史
學界該當有普遍吸納綜合創新成
果的史著問世了。
2． 隨著知識體系的立體化
發展，知識傳播途徑向著數字化、
網路化方面呈多元發展的趨勢。
迅速發展的網路技術可以使我們
在研究中產生的古代音樂史學成
郭樹群
果，立體化地快捷傳遍千家萬戶。
所謂立體化，是指成果的圖、文、
形、聲融為一體的電子展示方式。
那些以音樂圖像學、考古學、樂律
學、文獻學、民俗學、民族學交叉
研究而產生的音樂史學成果，如
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網路上融合為
一種面貌全新的音樂學知識載
體，供人們利用。據已發表的我國
數字化圖書館技術信息，北京數
字方舟技術有限公司推出的關於
信息源加工、存儲、檢索的產品，
每分鍾可以全自動掃描錄入圖書
資料160頁(雙面)，每天可處理
圖文50萬頁，而且採用了國際通
用的先進圖像壓縮技術。這對於
我們所期待的音樂學知識電子
化、立體化前景的實現，無疑充滿
了一種振奮的激情。在過去的日
子里，我們也注意到，中國古代音
樂史學領域已出現了一些很受歡
迎的電子讀物。例如王子初、馮光
生、韓寶強主編的《曾侯乙編鍾》
(光碟)，修海林參與主編的《中國
古典音樂欣賞》(系列CD盤)，方
建軍研製開發的《金石之樂：中國
音樂考古資料計算機管理系統》
(D劉再生《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
各不同— —20世紀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
《中國音樂學)1999年第4期。
資料庫軟體等。
3． 以文字為載體的文本教
材呈需求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面
向21世紀的音樂教育將向著全
社會的終身教育方向發展。各級
各類人才對音樂學知識的需求更
多地來源於各種不同類型的教科
書。為此中國音樂史學教材文本
的多樣化，將是音樂史學工作者
予以關注的。各種類型的音樂史
學課程教材，應當注意體現新的
特點。有人將其歸納為：(1)要體
現一種歷史的兼容性(即應充分
體現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音樂史
學領域已經達到的認識成果)；
(2)要體現一種時代的涵容性(即
應涵容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提出的
新問題和獲得的新成果)；(3)還
應體現邏輯的展開性(即應注意
以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概念發展的
邏輯體系實現歷史與邏輯的統
一)。①
4．面對21世紀，「文化的整
合」、「知識的重構」恐怕是常議不
衰的話題。就中國古代音樂史學
來看，在這種觀念的沖擊下，我以
為加強基礎理論研究仍然是應對
這種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國
古代音樂史學在我國人文學科的
大家庭中，無疑應屬於「年輕的一
代」，其具有突破意義的發展，當
在2O世紀8O年代以後，即許多
史家所認可的近代音樂史學發展
的「第三階段」。學科發展歷史的
淺近，使其作為一門學科的稚嫩
仍在所難免。因此，對於基礎理論
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猶顯必要。例
如就中國音樂文獻學、「曲調考
證」一類研究而言，其創新和突破
都還存在著基礎理論研究尚顯薄
弱的問題。首先在中國古代音樂
文獻學學科範疇，雖已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進展，但在中國傳統文
獻學的框架體系內，如何突出音
樂文獻學的特點；在音樂文獻學
的學科理論研究，音樂文獻的編
纂、出版，音樂文獻的目錄、版本
研究等方面，都與中國傳統文化
中的文獻學研究存在著一定的差
距。就「曲調考證」的研究方法而
論，如果對於中國樂律學、中國古
代音樂、中國古代文化的基礎研
究做的更系統一點，恐怕黃翔鵬
先生的研究也不會顯得那樣艱
難，以致發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嘆：
「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學生接著做
嘛，我做不完還有下一輩⋯ ⋯」②
鑒於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的這種實
際狀況，在「知識創新」的新世紀
里，中國古代音樂史學基礎理論
研究的拓展，恐怕還會出現蓄勢
增強的狀況。
面對21世紀中國古代音樂
史學的種種發展趨勢，史學工作
者能否具有應對能力，這也不能
不是我們通過回顧和展望而予以
回答的。
首先，我們看到在過去的一
個世紀里，特別是在世紀末的近
3O個年頭中，中國古代音樂史學
工作者在守護傳統史學研究方法
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領域的開拓、
創新中，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以文獻資料類著作言，馮文慈先
生點注的《律學新說》《律呂精
義》，丘瓊蓀先生的《歷代樂志律
志校釋》(第一、二分冊)、蕭煉子
的《宋書樂志校釋》、王昆吾和任
半塘的《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詞
集》、金千秋的《全宋詞中的樂舞
資料》、吉聯抗先生的《中國古代
音樂論著譯著叢書》、修海林的
《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中國藝
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資料室編的
《中國音樂書譜志》《中國音樂研
究所藏中國音樂音響目錄》，郭樹
群、陳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編
的《中國樂律學百年論著綜錄》、
還有尚待出版的《歷代樂志律志
校釋》(第三、四、五分冊)、《古樂
書鉤沉》《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
料》《樂府詩集箋校》等等，它們勾
勒出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研究的文
獻學框架。以研究成果類的專著
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
崔憲的《曾侯乙編鍾鍾銘校釋及
其律學研究》是直指中國古代音
樂史學重要難題的攻關之作；而
馮文慈的《中外音樂交流史》、陶
亞兵的《中西音樂交流史稿》、鄭
祖襄的《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概
論》、修海林的《中國古代音樂教
育》則屬於填補空白的開拓性學
術著作；此外具有開拓意義的學
術專著還有丘瓊蓀的遺著《燕樂
探微》、李純一的《中國上古出土
樂器綜論》、吳釗的《追尋逝去的
音樂蹤跡— — 圖說中國音樂史》
等。王子初等主編的《中國音樂文
物大系》多卷本，則以新的音樂史
料系統為今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支持。特別是新近出版的黃翔鵬
先生的《樂問》，更以時代的學術
創新風范為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的
「知識創新」提供了廣闊天地。同
時，我們還不能忘記托起這些重
要專著的則是數以千計的具有創
新意義的學術論文。它們共同構
成了21世紀中國古代音樂史學
① 孫正聿《教材建設新理念》，《光明Et
報))2000年9月27 Et。
② 鄭祖襄《把「沒有音樂的音樂史」變為
有可聽作品的音樂史》，《中國音樂學)1999
年第2期。
2001年3月第1期25
「知識創新」的基石。
就學術的發展來看，雖然交
叉學科的發展為中國古代音樂史
學學術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創新空
間，但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卻不
能被學術發展趨於綜合的潮流所
替代或置換。近期，許多學者注意
到了這種傾向。鄭祖襄先生談到：
「中國古代歷史及其文化的獨特
性決定了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是一
門不可替代的獨立學科。」① 修海
林先生談到：「音樂史作為嚴格的
歷時科學，其主要的任務，仍然是
在歷時性的敘述中，依著縱向的
歷史發展脈絡，追溯古今，在久遠
漫長的文化變遷中敘述音樂的發
展。」② 馮文慈先生則在提及了解
我國古代音樂文獻時，要打開歷
史的視野，「對音樂文化的觀念持
有符合我國實際的辯證發展目
光，注意避免以現代的音樂文化
觀念切割歷史，特別是不能以現
代西方的音樂觀念來圈套我國歷
史。」固在這世紀之交的學術發展
中，這種學科的自主意識為中國
古代音樂史學的創新發展如何走
穩自己的路，起到了時代的定位
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
歷時中展開共時— — 為中國音樂
史研究開拓新路徑的感想》，使我
們對於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的「知
識創新」得到新的啟示。它要求中
國古代音樂史學工作者「隨時注
意到各個歷史時期的諸多剖面」；
要注意「音樂與社會的政治、經
濟、文化活動方面諸因素在共時
性文化空間中的相互影響和制
約」；而我們以往則「比較重視對
縱向發展的歷時性描述，以及揭
示其中的某種規律，但是對於歷
史上處於某一共同狀態下音樂生
26 <音樂研究)季刊
活剖面的分析，對其中某一類音
樂文化模式的研究卻用力不足。」④
顯然，這一新途徑具有以知識重
構為特點的創新意義。此外，項陽
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國弓弦樂器
史》，在文化人類學、文化地理學、
音樂考古學等不同層面上，營造
了中國弓弦樂器不同歷史時段共
時性的文化發展空間，中國弓弦
樂器歷時性發展的史實因此而更
為充實、豐富；洛秦先生主張音樂
史學與民族音樂學的溝通，為古
代音樂史學研究開拓了新的思
路；這些學者的努力都為中國古
代音樂史學的「知識創新」提出了
新的思考。
20世紀末葉，中國古代音樂
史學領域還經歷著研究人才的新
老交替過程。作為中國音樂史學
第三發展階段的見證人，我們看
到了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界前輩學
者楊蔭瀏以及吉聯抗、藍玉崧、夏
野、金文達先生以宏富的知識財
富，為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全部的
貢獻；我們也承受了黃翔鵬先生
閃爍著創新精神的學術甘露，並
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於事業未
竟而難以泯滅的心靈之窗，也依
然在接受著尚健在的前輩師長惠
及後學的心靈滋潤；當然，我們也
經歷著新一代學術帶頭人崛起在
新的學術起點上的激動。如果說
中國古代音樂史學領域第一代學
人的學術起步還是空谷足音，那
么第二代學人的努力就使得學科
建設及其成果具備了相當的規
模，而第三代學人的成長，則已處
於規模初具完備的專業教育體系
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備
博士學位學習資格的第三、四代
學人已基本走出了單一師承關系
的教育途徑，相當一些人具有跨
學科研究的知識結構與能力，這
樣他們在知識結構上明顯地趨於
全面，在治學方法上則更為豐富。
特別是在經歷了90年代初商品
經濟大潮的沖擊，這一代學者相
繼尋找到自己恰當的社會定位，
他們的學術潛能正在良好的拓展
環境中孕育、催化。為此，我們有
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紀里，中國古
代音樂史學「知識創新」的良好前
景，正將由這一代學人描繪。正如
藍玉崧先生數年前講的「芳林新
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中
國古代音樂史學之林，將會在這
蔚為壯觀的新老傳承和交替中，
在群體的互為支持中，根深葉茂，
惠及人間。
(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國古
代音樂史學研究成果的綜述，所
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
及的、本人認為能夠說明「知識創
新」論點的一些例證，偏頗或疏漏
在所難免，敬請學界同行指正。)
作者單位：天津音|樂學院
①鄭祖襄著<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概論)，
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墓)( 修海林『在歷時中展開共時—— 為
中國音樂史研究開拓新路徑的感想)，<中國
音樂)2000年第2期。
③馮文慈《中國古代音樂文獻目錄概要
(上)》，『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0年第3
期。
『叄』 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
= =。歷史越向前，音樂流傳越廣。
從遠古祭祀等活動到歷朝個代掌權者將其列為宮內。
http://..com/question/99507256.html
http://wenku..com/view/0eaafbe9e009581b6bd9ebf4.html
PS：字很多的，本來想自己給你概括的，越看越絕望。。。
『肆』 中國古代音樂史總結
光輝的開端
（史前時代—前16世紀）
中國音樂的歷史，古代文獻一般追溯到黃帝。盡管關於黃帝的傳說夾雜著後人的理想成分，並有不少神怪內容，不完全可信（例如說黃帝時代建立了「十二律」，就是把後來的創造歸功於黃帝的說法，與現代科學考古發現不合。）要把黃帝作為中國音樂的源頭，也嫌太晚了：現代考古發現已把中國音樂的歷史，從黃帝時代大大向前推進棗其歷史遠比黃帝時代古老！
1986年—987年，在河南省舞陽縣賈湖村新石器遺址發掘出了隨葬的至少16支骨笛，據碳14測定，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這些骨笛用鶴類尺骨製成，大多鑽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還遺留著鑽孔前刻劃的等分標記，個別音孔旁邊另鑽一小孔，應是調整音高用的。這些情況起碼說明，那時人們已對音高的准確有一定要求，對音高與管長的關系也已具備初步認識。經音樂工作者對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測音可知，號稱以五聲音階為主的中國，其實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備了有著穩定結構，超出五聲的音階形態了。(這一歷史事實雄辯地說明，中國音樂後來以五聲為主，並不象有人臆想的，是所謂「音階發育不完善」，而是一種歷史的、審美的選擇結果。)這也證明當時的音樂已發展到了相當高的程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在這之前，中國音樂一定還存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這段時間以千年還是以萬年計，現在難以猜測。
除骨笛外，新石器時期的樂器，還發現有骨哨、塤、陶鍾、磬、鼓等。這些樂器分布於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時間跨度也很大，說明它們是中國原始時期的主要樂器。其中鍾、磬、鼓在後世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至於塤和哨，還有與骨笛形制、原理相同（今天稱為「籌」）的樂器，甚至直到今天仍存活於民間。
塤是一種很有特點的樂器，用土燒制而成，外形似蛋(或作各種變形)，其大小近似中人的拳頭，中空，頂端開一吹孔，胸腹部開一個或數個指孔。塤是除骨笛之外，已發現的原始時代樂器中唯一能確定地發一個以上樂音的樂器，原始時期的塤只有1-3個音孔，只能吹出2-4個音，(這很可能與在不大的蛋形的塤上開孔，比在管狀的笛上開孔要難以計算有關。)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音階發展的進程，尤其能揭示出在中國音階的發展進程中佔有重要地位的音程關系；當今有學者指出，那就是從只能發兩個音的一音孔塤起便一再被強調的小三度音程。這一觀點對於認識中國音階的發展，音階音之間的律學關系，乃至中國的七聲音階仍以五聲為骨幹現象的內在機理，無疑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原始時期的音樂和舞蹈密不可分，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歷史上共有的現象，中國也不例外。最遲在公元前11世紀，中國已稱這種音樂舞蹈結合的藝術形式為「樂」，甚至在音樂舞蹈各自成為獨立的藝術形式之後，「樂」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樂，一直保存著它的模糊詞義。今天「樂」已專指音樂，所以學者通稱原始時期的「樂」為「樂舞」。現存的有些原始岩畫非常生動地描繪了原始樂舞的場面，那是一種群體的歌舞活動。據後來文獻保留下的片斷「記憶」可知，原始樂舞的舉行跟祈求豐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產活動的再現成份。
原始時期，樂舞並不成其為社會分工對象，原始社會不存在專職的樂工，樂舞一般是部落社會的全社會活動。因此，原始時期的樂舞，並沒有以專門的藝術形式的面貌和身份，從社會上獨立出來。
嚴格地說，到大約公元前21世紀夏代建立以後，樂舞才真正作為一種社會分工，從社會中取得獨立。傳說夏代初期的國君啟和最後的國君桀，都曾用大規模樂舞供自己享樂，說明終夏一代，社會已造就出一大批專職的樂舞人員，這正是樂舞作為藝術而獨立於社會的標志。
由於原始樂舞即和原始巫術、祭祀等活動結合無間的緣故，人們對樂舞乃至一些樂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產生得很早。國家產生以後，統治者便會利用和加強音樂神秘觀，以便操縱、控制樂舞，用來加強其統治。保存下來的一些音樂神話故事便是這樣的社會背景的產物。傳說分為章節的大型樂舞《九辯》、《九歌》都是夏代國君啟從天上得來的。我們從出土的戰國初年（公元前5世紀）的樂器上，還能看到啟的圖象，似乎他那時已具有司音樂之神的地位了。又傳說黃帝得到一種長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動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獸的骨頭作鼓槌，敲打起來，「聲聞五百里」，黃帝用這面鼓揚威天下。夔和雷獸都是想像中的神奇動物。那時的鼓，實際上和後世一樣，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 （今稱揚子鱷）皮的，因此 也成了神話材料。後來，夔轉化成為主管音樂的「人」（神）。蒙鼓的夔成為主管音樂的神，應該看作是支配節奏的鼓這件樂器在樂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賈湖骨笛的出土地點，靠近傳說中夏代的夏台，這告訴我們，夏代的活動區域，正是中國音樂高水平發展的地區。傳說中夏代樂舞明顯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們剝去上述《九辯》、《九歌》是啟從天上得來的神話成份，那麼，就只剩下現實中的《九辯》、《九歌》確實無比瑰麗優美這一點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發人們產生「此曲只應天上有」的遐想，並由此而進一步創造出神話來。
鍾鼓之樂
（前16世紀—前 221)
這一段歷史長達一千三百年左右，跨越商、西周、春秋、戰國，直至秦統一中國。它又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商代，西周以後則屬後期。這兩個時期既有共同之處，即以「鍾鼓之樂」為主，又有比較明顯的區別。
商代活動的區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區仍在今河南一帶，和夏代一樣。所以商直接繼承了夏的音樂，並不斷地向前發展，把它推到令人矚目的高度。
商代社會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尊事鬼神。雖說是「殷因於夏禮」（《論語·為政》），祭祀等巫術活動的繁復卻是大大超過夏代的，所以史家對之有「巫文化」之稱。凡祭祀等「禮」，舉行時必然要伴以歌舞，這是從原始時期以來的傳統，古人所謂「禮沒有樂伴隨便不能施行」的話，正是對於這種傳統作的總結。即使晚至西漢中期（公元前二世紀），哪怕是窮荒之地，在祭祀當地的土地神時，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伴奏，齊聲歌唱。早在商代就更不用說，祭祀等巫術活動是一定要伴有隆重的樂舞的。商代的另一個社會特點恰恰是崇尚樂舞。商人以音樂與神鬼對話，是認認真真唱給神鬼聽的。樂舞成為人們進獻、事奉、娛樂神鬼，以使人神溝通的重要手段。
歌舞大麴
（前221—公元960）
這段歷史將近1200年，它同樣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包括秦、兩漢、三國、晉（前221—公元420年），後一時期為南北朝、隋、唐、五代（420—960年）。兩個時期的共同特點是：歌舞大麴是音樂的主要形式。它們的區別則在於：前一時期漢族音樂是主要的音樂成份，後一時期經過歷史上空前的中外各族音樂大交流而達到了歌舞音樂的峰巔。
秦立國很短，只有14年時間，但它卻並不是過渡性質，而是開創性質，漢只是承襲秦的制度而已。在音樂上，漢就承襲了秦創立的樂府機構。秦代管理音樂有兩大機構。其一是「太樂」，從屬於「奉常」，「奉常」是掌禮的，所以「太樂」是管的禮儀音樂。另一就是「樂府」，從屬於「少府」，「少府」的職能是搜羅全國各地的物品供皇帝揮霍，所以「樂府」也就是搜羅各地有特色的歌舞供皇帝精神享受的機構了。
樂府在漢武帝時（前140—前87）受到格外重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搜集了「趙、代、秦、楚」（相當於今天陝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蘇）廣大地區的民歌，又請著名文人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創作詩賦、歌詞，由李延年作曲。李延年是富有音樂傳統的中山地方的人，父母兄弟都是從事音樂工作的伎人。李延年因為善舞的妹妹受漢武帝寵幸而被封為「協律都尉」，這是個不見於常設職位的臨時封贈，但李延年在這個職位上充分發揮了自己的音樂才智。所謂「協律」，指音樂的創作和演出，李延年善作曲，也善改編新曲，人們稱他的音樂是「新聲」、「新聲曲」、「新變聲」。
新音樂品種的形成和
聲樂器樂的全面發展
（公元960—公元1911）
這一段歷史包括宋（遼、金）、元、明、清，其特點是：不但以前佔主導地位的歌舞音樂繼續有所發展，而且產生了許多新的音樂品種，從而使聲樂和器樂得到了全面發展，成為中國近代音樂的基礎。
如前所述，中國的音樂，在隋唐以前一直被深鎖在高門大宅里，普通平民雖然是音樂的創造者，也是新的音樂品種的提供者，但卻並不能最終享有它們。這種現象在隋唐時終於有所改變，那時侯，佛教寺院的廟會之類附帶著成了平民的音樂活動園地，酒樓也時有詩歌的演唱。到宋代以後，進一步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由於工商業發展，都市繁榮，以市民為代表的平民有了自己的娛樂場所，當時稱之為「瓦市」、「勾欄」，「瓦市」「勾欄」在都市之中，既經營貿易，也進行平民藝術的演出活動。如果說宋代以前的音樂幾乎都是以宮廷演出為代表的話，那麼，宋代以後的音樂就要以這些「瓦市」、「勾欄」，還有其後的「戲樓」、「茶館」等的演出為代表；對於歷史來說，宮廷音樂已無足輕重。所以，宋代前的中國音樂史幾乎是宮廷音樂史，宋以後事實上已是市民（或平民）的音樂史。
『伍』 中國音樂在世界的地位
中國音樂分為中國古代音樂史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中國當代音樂史呢，每塊的地位是不同的，你要哪部分？
『陸』 中國古代音樂史的斷代及其主流音樂形態。
中國古代音樂史是指從遠古至1840年的中國音樂文化的發展及沿革。目前對於我國古內代音容樂的斷代的主流觀點是音樂學家黃翔鵬的觀點。即分為三段五期。五個時期是指：遠古、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三個階段是指：1遠古、夏商周兩個時期是以鍾磬樂為代表的先秦樂舞階段；2秦漢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是以歌舞大麴為代表的歌舞伎樂階段；3五代宋元明清是以戲曲音樂為代表的近世俗樂階段。
『柒』 中國古代音樂史 現代音樂 當代又是什麼個意思 啊
古代是指1912年以前的
現代是指1912年到1949年的
當代是指1949至今的
『捌』 求學習中國古代音樂史的意義' 我是學音樂專業的' 古箏專業' 要求結合實際和自身' 謝謝！
有意義啊，當然有意義了。①民族音樂是每個人的民族歸屬感的象徵。只有聽回著我們的民樂，我們才答能找回民族魂，喚醒我們的民族意識；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對吧？③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的影響力在世界上日益擴大，這個時侯，一個民族的文明能否影響其他民族，能否實現民族文明的同質化，這是對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又一個檢驗；④民族音樂如蓮花般清雅脫俗，出污泥而不染，有很大的市場，對個人來說也有很大的經濟效益。
這樣回答，希望能幫助你。
『玖』 簡評中國古代音樂史
在初民的原始狩獵與祭祀等活動中，產生了最早的中國民歌，也揭開了五音匯聚的音樂史頁。經數千年的發展演進，中國音樂始終向世界敞著開放的胸懷，始終激發出自由和真切的吶喊，吞吐吸納，借鑒融會，共構成七彩繽紛的中華樂章。
中國音樂的歷史，古代文獻一般追溯到黃帝。盡管關於黃帝的傳說夾雜著後人的理想成分，並有不少神怪內容，不完全可信（例如說黃帝時代建立了「十二律」，就是把後來的創造歸功於黃帝的說法，與現代科學考古發現不合。）要把黃帝作為中國音樂的源頭，也嫌太晚了：現代考古發現已把中國音樂的歷史，從黃帝時代大大向前推進棗其歷史遠比黃帝時代古老！
1986年—987年，在河南省舞陽縣賈湖村新石器遺址發掘出了隨葬的至少16支骨笛，據碳14測定，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這些骨笛用鶴類尺骨製成，大多鑽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還遺留著鑽孔前刻劃的等分標記，個別音孔旁邊另鑽一小孔，應是調整音高用的。這些情況起碼說明，那時人們已對音高的准確有一定要求，對音高與管長的關系也已具備初步認識。經音樂工作者對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測音可知，號稱以五聲音階為主的中國，其實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備了有著穩定結構，超出五聲的音階形態了。(這一歷史事實雄辯地說明，中國音樂後來以五聲為主，並不象有人臆想的，是所謂「音階發育不完善」，而是一種歷史的、審美的選擇結果。)這也證明當時的音樂已發展到了相當高的程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在這之前，中國音樂一定還存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這段時間以千年還是以萬年計，現在難以猜測。
除骨笛外，新石器時期的樂器，還發現有骨哨、塤、陶鍾、磬、鼓等。這些樂器分布於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時間跨度也很大，說明它們是中國原始時期的主要樂器。其中鍾、磬、鼓在後世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至於塤和哨，還有與骨笛形制、原理相同（今天稱為「籌」）的樂器，甚至直到今天仍存活於民間。
塤是一種很有特點的樂器，用土燒制而成，外形似蛋(或作各種變形)，其大小近似中人的拳頭，中空，頂端開一吹孔，胸腹部開一個或數個指孔。塤是除骨笛之外，已發現的原始時代樂器中唯一能確定地發一個以上樂音的樂器，原始時期的塤只有1-3個音孔，只能吹出2-4個音，(這很可能與在不大的蛋形的塤上開孔，比在管狀的笛上開孔要難以計算有關。)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音階發展的進程，尤其能揭示出在中國音階的發展進程中佔有重要地位的音程關系；當今有學者指出，那就是從只能發兩個音的一音孔塤起便一再被強調的小三度音程。這一觀點對於認識中國音階的發展，音階音之間的律學關系，乃至中國的七聲音階仍以五聲為骨幹現象的內在機理，無疑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原始時期的音樂和舞蹈密不可分，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歷史上共有的現象，中國也不例外。最遲在公元前11世紀，中國已稱這種音樂舞蹈結合的藝術形式為「樂」，甚至在音樂舞蹈各自成為獨立的藝術形式之後，「樂」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樂，一直保存著它的模糊詞義。今天「樂」已專指音樂，所以學者通稱原始時期的「樂」為「樂舞」。現存的有些原始岩畫非常生動地描繪了原始樂舞的場面，那是一種群體的歌舞活動。據後來文獻保留下的片斷「記憶」可知，原始樂舞的舉行跟祈求豐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產活動的再現成份。
原始時期，樂舞並不成其為社會分工對象，原始社會不存在專職的樂工，樂舞一般是部落社會的全社會活動。因此，原始時期的樂舞，並沒有以專門的藝術形式的面貌和身份，從社會上獨立出來。
嚴格地說，到大約公元前21世紀夏代建立以後，樂舞才真正作為一種社會分工，從社會中取得獨立。傳說夏代初期的國君啟和最後的國君桀，都曾用大規模樂舞供自己享樂，說明終夏一代，社會已造就出一大批專職的樂舞人員，這正是樂舞作為藝術而獨立於社會的標志。
由於原始樂舞即和原始巫術、祭祀等活動結合無間的緣故，人們對樂舞乃至一些樂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產生得很早。國家產生以後，統治者便會利用和加強音樂神秘觀，以便操縱、控制樂舞，用來加強其統治。保存下來的一些音樂神話故事便是這樣的社會背景的產物。傳說分為章節的大型樂舞《九辯》、《九歌》都是夏代國君啟從天上得來的。我們從出土的戰國初年（公元前5世紀）的樂器上，還能看到啟的圖象，似乎他那時已具有司音樂之神的地位了。又傳說黃帝得到一種長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動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獸的骨頭作鼓槌，敲打起來，「聲聞五百里」，黃帝用這面鼓揚威天下。夔和雷獸都是想像中的神奇動物。那時的鼓，實際上和後世一樣，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 （今稱揚子鱷）皮的，因此 也成了神話材料。後來，夔轉化成為主管音樂的「人」（神）。蒙鼓的夔成為主管音樂的神，應該看作是支配節奏的鼓這件樂器在樂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賈湖骨笛的出土地點，靠近傳說中夏代的夏台，這告訴我們，夏代的活動區域，正是中國音樂高水平發展的地區。傳說中夏代樂舞明顯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們剝去上述《九辯》、《九歌》是啟從天上得來的神話成份，那麼，就只剩下現實中的《九辯》、《九歌》確實無比瑰麗優美這一點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發人們產生「此曲只應天上有」的遐想，並由此而進一步創造出神話來。
『拾』 談學音樂的學生為什麼要學習中國古代音樂史
1、中國的十二平均律是最早的也是沿用至今很科學的音域劃分方法。2、中國的音樂於西方的音樂有本質上的區別，中主靜，西主動。（音樂被稱為世界的語言。無論是詭辯論還是唯物論或者唯心論，講的都是敬靜中有動。一首打動人心的歌因是由內而外，而學習中國古代音樂史就是修煉內心的過程）3、現在的綜合國力比拼里有一條叫軟實力，軟實力講的就是一個國家的文化，中國古代音樂史自然名列其中，這也是學習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