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音樂在中國現代的發展

① 中國傳統音樂與現代音樂發展有什麼關聯

現代音樂，它肯定是由中國傳統音樂的因素，也就是中國傳統音樂是現代音樂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組成的基礎，也就是說，現代音樂是繼承中國傳統音樂的基礎之上形成的。

② 中國傳統音樂的發展前景

中國傳統音樂簡介：我們在許多民樂CD中都可看到「國樂」二字，這「國樂」指的是從古代流傳下來，在近代又有所發展的屬於「國粹」的音樂，可見「國樂」的創作時間指的是古代；
「新音樂」指的是那些學習過西方音樂的人所寫的音樂，如學堂樂歌，可見新音樂的創作時間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
「中國音樂」則不僅指古代傳承下來的音樂，也指中國人按西方理論創作和改編的音樂。
「中國傳統音樂」是指中國人運用本民族固有方法、採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創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態特徵的音樂，不僅包括在歷史上產生、流傳至今的古代作品，還包括當代作品。可見，傳統音樂包括「國樂」但不包括「新音樂」，但它們都是「中國音樂」。
傳統音樂是我國民族音樂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傳統音樂與新音樂的區別並不在於創作時音的先後，而是在於其表現形式及風格特徵。如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漁舟唱晚》雖是近代音樂作品，但其表演形式屬中華民族所固有，所以也是傳統音樂。相反，學堂樂歌、鋼琴獨奏曲《牧童短笛》等因其音樂形態特徵借鑒了西方音樂，故不是傳統音樂。
傳統音樂的劃分最早見於中國音樂研究所編寫的《民族音樂概論》，分為五大類：歌曲、歌舞音樂、說唱音樂、戲曲和器樂，但大多院校在教學中把歌舞音樂並入民歌，於是就變成四大類：民歌、民族器樂、曲藝（即「說唱」）音樂、戲曲音樂。
實際上，「民族音樂」、「傳統音樂」和「民間音樂」又是三個不同的概念：「民族音樂」包括傳統音樂和新音樂；而「民間音樂」只是傳統音樂的一個類別。且我國的民族音樂是非常豐富的，除了民間音樂，還包括宮廷音樂、宗教音樂和文人音樂。
杜亞雄先生則將中國傳統音樂分類如下：民間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宮廷音樂；其中民間音樂包括民間歌曲、民間器樂、民間歌舞、戲曲音樂和說唱音樂；文人音樂包括古琴音樂、詩詞吟誦調、文人自度曲；宗教音樂包括佛教音樂、道教音樂、基督教音樂、伊期蘭教音樂、薩滿教及其它宗教音樂；宮廷音樂包括祭祀樂、朝會樂、導迎及巡幸樂、宴樂。
「戲曲」
戲曲「四大聲腔」
四聲腔，展輝煌，對戲曲，有影響；
崑山腔，經改良，藝術上，有開創。
弋陽腔，節奏強，加滾白，調高亢；
梆子腔，聲響亮，花苦音，巧用上。
皮黃腔，二合一，稱二黃，和西皮；
西皮剛，二黃抑，後發展，成京劇。
聲腔中以崑山腔、弋陽腔、梆子腔、皮黃腔為典型。

③ 中國古典音樂的發展歷程

音樂是人類不能缺少的語言，也是人類靈魂的升華。從原始人不斷抗拒自然界的威脅以及漫長的艱苦勞動中提煉出最早的音樂，到現今世界各國豐富多彩的音樂體系，不能不說是一個文明的奇跡。
在五千年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文明史展現了極其輝煌燦爛的一頁。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音樂也同樣源遠流長。早在文字發明之前，當我們的祖先由類人猿進化為人，為了使生命個體能夠存在和種族能夠延續，在人類必須從事的兩項最基本的生產活動：勞動和生殖中，隨同工具的使用和語言的產生，就孕育了音樂。事實上，人的左、右腳行走，心臟和脈搏的跳動，就是最簡單的節奏；而原始人單調的語言只要有高低的語調變化，也就蘊含了旋律的因素。在春秋時期，華夏大地百家爭鳴的浪潮碰撞出璀璨的火花，而同時代歐洲正處於一片荒蠻之中，中國音樂在迎接黎明曙光的時候，歐洲音樂還在漫漫長夜裡徘徊。
在周朝時，政府部門設立了由「大司樂」總管的音樂機構。教學的課程主要有樂德、樂語、樂舞。所謂的樂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倫理道德觀念；樂語就是「興道、諷誦、言語」等禮教行為規范；樂舞則包括大舞、小舞等音樂理論、音樂詩篇的唱誦、舞蹈以及六代樂舞的表演。
六代樂舞據傳是歷代留傳下來的六部史詩性樂舞，包括黃帝時的《雲門大卷》，堯時的《咸池》，舜時的《大韶》，禹時的《大夏》，商湯時的《大闈》，以及演述周武王伐紂戰爭活動全過程的《大武》。它們在周代被用於宮廷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等重大典禮活動。其中特別是《大武》和被認為歌頌文德為主題的《大韻》，更被經常演出於天子大祭、禮學、養老等典儀中。象「羽舞」、「皇舞」、旌舞」等，是宮廷中的娛樂性小舞。
周代宮廷除樂舞之外，宮廷中另有用於天子祭祖、大射、視學及兩君相見等重要典禮的大典樂歌，如頌、雅；以及後妃們在內宮侍宴時唱的房中樂，不用鍾、磬，只用琴、瑟伴奏。這都體現了音樂已從原始的樂舞中分化了出來。周代宮廷中還有秦、楚、吳、越等地的四夷之樂的表演，說明了當時各民族風俗性的歌舞已有一定的交流。
從上述文獻可以得知，周秦音樂文化是中國音樂高度發展的重要坐標。這一系列成就，還在於從理論上奠定了我國古代樂律學的基礎。
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的秦王朝作為一個中央集權國家，為適應政治上大一統和文化管理上一體化的需要，曾設有專門管理音樂的官署——樂府。劉邦建立的西漢政權，也擴大了樂府的機構和職能。當時政府非常重視民間俗樂，令樂府四齣收集「趙、代、秦、楚之謳」，兼收並蓄西域、北狄等邊遠民族的音樂。在廣泛收集各地民歌的基礎上，以音樂家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對此進行整理、加工、填詞改編，以供宮中祭祀、宴樂之用。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收集的民歌計134首，另有可能附有樂譜的「周謠歌詩聲曲折」及「河南周歌詩聲曲折」各75篇。
在漢魏時期，宮廷引進了不少民間歌舞和百戲。其中有漢高祖命樂工向?人學來的以「猛銳」見稱的《巴渝舞》；最初表演鴻門宴上「項庄舞劍，項伯以衣袖鬲之」保護漢高祖的故事，後演變成舞時用巾象徵項伯衣袖的「巾舞」；由女性穿白色?布舞衣以長袖為舞的「白?舞」；以及手執?鼓，且歌且舞的「?舞」；舞者在盤鼓上及旁邊歌舞的「盤舞」等等。百戲則是各種雜耍技藝的總稱，包括了如同現在舞龍燈等的「魚龍曼延」，以及種種雜技魔術。
兩晉南北朝期間，戰亂頻繁，朝代更迭，隨同社會的動盪變異、民族遷移的交往擴大，外族、外域的音樂文化同中原音樂文化產生了廣泛交流，在音樂史上成為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其中清商樂是秦漢傳統音樂的余脈，曹魏政權始設清商署，實為樂府變體。晉室東渡後，這些「中原舊曲」與南方音樂互為交流，使清商樂成為包括前朝傳下來的相和歌、鼓吹曲，以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的總稱，是當時南方樂府民歌的代表。北朝民歌的歌詞多保存在樂府詩集的《梁鼓角橫吹曲》中，題材遠比南方民歌廣泛，大多反映戰爭及人民的苦難，為北方的蕪、鮮卑及漢族人創作。《木蘭辭》是北方民歌中最傑出的作品，熱情歌唱了代父從軍的女英雄花木蘭。北魏時鮮卑族統治者在宮中常命宮女歌唱「真人代歌」，又稱「北歌」。「上述祖宗開墓之所由，下及群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晨昏歌之」（《魏書?樂志》）。這種類似民族史詩的民歌用絲竹伴奏，也有用簫鼓的，是鼓吹樂的一種，梁陳時流行於南方，稱之為「代北」。
隋唐時南北重新統一，社會安定及經濟的繁榮，為音樂藝術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唐代統治者在文化上較少保守思想，廣泛吸收外來音樂文化，兼容並蓄，更使音樂達到了一個發展高峰。 在這一歷史時期內，詩歌被入樂演唱的著名歌曲中，文學與音樂的融合成為中國古典音樂發展的一個特徵。李白的《關山月》、杜甫的《清明》、劉禹錫的《竹枝歌》、王之煥的《涼州詞》、王維的《陽關曲》、《隴頭吟》、柳宗元的《漁翁》等。有的作為民歌在民間長期流傳，有的則被琴家所吸收，以琴歌形式被保存了下來。其中尤以王維為送一位西出陽關服役的友人而作的七言絕句《陽關曲》，因以情景交融手法抒寫了依依惜別的哀怨情緒，成為當時及以後人們送別朋友經常演唱的一首歌曲。
宋代，都市經濟逐漸繁榮，市民階層日益擴大。社會音樂活動的重心由宮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現了市民音樂活動場所「勾欄」、「游棚」。適合於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諸如詞調音樂、說唱音樂、戲曲音樂得到了尤為迅速的發展。
宋代同樣是我國音樂與文學交融的重要歷史階段。宋代是詞體歌曲創作的黃金時代，人們常用詞調多達八百多首，其曲調一部分來源於傳統及當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憶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來自唐代歌舞大麴的部分段落，如《陽關引》、《傾杯序》、《水調歌頭》、《聲聲慢》、《調笑令》等；以及少數民族和外來音樂，像《菩薩蠻》、《蘇幕遮》等。宋代文人創作的詞曲不僅數量眾多，而且按題材風格可大致分為婉約派與豪放派兩類。婉約派的詞內容多為男女相思離別之情的抒發，風格纖弱柔婉，講究音律與曲調的配合，以與音樂關系密切的詞人柳永、周邦彥為代表。豪放派詞曲開拓了詞的表現內容，打破了過於嚴格的音律束縛，風格雄健粗獷，發軔於北宋的蘇軾，繼之以靖康之難之後的一批南宋愛國詞人如辛棄疾、陳亮、張壽祥、岳飛等。宋人俞之豹在《吹劍錄》中曾將兩派詞風作了形象比較：「柳郎中（柳永）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蘇軾）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
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樂的詞人也常自己創作新的詞牌曲調，這種新創的歌曲稱為「自度曲」。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作有自度曲《揚州慢》、《杏花天影》等十四首，載於《白石道人歌曲》，並注有「俗字譜」（古工尺譜），是宋代詞調音樂的珍貴遺產。姜夔的自度曲詞樂渾然一體，風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結構、調式、轉調等技巧處理上精緻細膩；他的作品多用七聲音階，四度與七度音佔有重要的地位，並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宮等變化音。從而使曲調賦予一種獨特而又深遠的意韻。
明清時期，隨手工業及商品經濟的突出發展，市民音樂逐漸成為音樂藝術的主要成份。自娛性的民歌小曲、民間歌舞音樂，以及帶有商品性質的說唱、戲曲音樂，都在這一期間獲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藝術成就。
明代的卓柯月更將當時的民歌小曲同唐詩、宋詞、元曲相提並論，稱其「為我明一絕耳」（陳宏諸《寒夜錄》）。正由於文人提高了對民間文藝的認識，收集民歌的風氣也逐漸形成，如明代的馮夢龍就曾編訂出版了《桂枝兒》和《山歌》兩本民歌集子，搜集歌詞800餘首；清代先後刊出的民歌集子更達萬余種，其中李調元所集的《粵風》還包括了南方少數民族的民歌。
明清的民間歌舞也十分豐富，漢族的民間歌舞較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採茶、花燈、打連響、跑旱船、竹馬燈等；少數民族的民間歌舞中則有維吾爾族的木卡姆；藏族的鍋庄、囊瑪；苗族的跳月；侗族的玩山等繁多的種類。
在明清時期，京劇曲藝的發展也呈現了輝煌的歷史階段。
明代中葉以後長期爭逐於傳奇劇壇的，為弋、昆兩腔。起源於江西弋陽的弋陽腔高亢挺拔，稱高腔。它不用管弦，只以鑼鼓伴奏，並採用民間常見的幫腔形式，為描寫和渲染舞台環境氣氛，加助人物內心活動的刻劃等發揮了獨特的戲劇性效果，而且因唱詞通俗易解，唱腔自由靈活而經久不衰。崑山腔發源於江蘇崑山，明嘉靖年前流傳不廣，後經魏良輔、張野塘等人改進，在原崑山腔的基礎上，廣泛吸取北曲及南戲諸腔的長處，形成了「細膩水磨，一字數轉，清柔婉折，圓潤流暢」的新腔，新崑山腔在演唱上細膩抒緩，轉音若絲；在節奏上採用「贈板」，使一板三眼的曲調放慢一倍，具有「曼聲徐度」的特點；旋律創作要求「依字行腔」，講究曲調與字調的諧和；在伴奏方面形成了以笛為主的笙、簫、琵琶、三弦、月琴、鼓板等多種樂器配合的樂隊。改革後的崑山腔成為「四方歌曲必宗吳門」的全國性劇種，涌現了如湯顯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眾多名作。清代的徐大椿的《樂府傳聲》對崑腔演唱成就進行了總結，是當時一部重要的戲曲聲樂論著。清初以後，崑山腔因唱詞過分雕鑿，音樂典雅淡和，日益疏於群眾而由盛趨衰，到嘉慶之後逐漸為亂彈所替代。
亂彈自明末已廣泛流行於秦地，其聲腔以陝、甘一帶的秦腔為最早，因用梆子擊拍，故又稱「梆子腔」。梆子音樂創作板腔組合體系；曲調高昂激越，強烈急促，並有表現不同情緒的「歡音」和「苦音」，唱白通俗，尤擅刻劃人物性格和表現戲劇性沖突；而且引用了以二弦、胡呼拉弦樂器為主，梆笛、月琴及鑼鼓等打擊樂器組成的伴奏樂隊，劇目多為歷史故事，因此很快得到傳播。至清末，各地已產生了唱腔體制大致相同的梆子劇種，如山西梆子（現晉劇）、河南梆子（現豫劇）、河北梆子、山東梆子、四川梆子（即彈戲）、紹興大班（或稱亂彈）等。
其後的皮黃腔為亂彈的又一重要聲腔。皮黃腔包括西皮和二黃兩種腔調。前者起於湖北，是秦腔與當地漢調結合的產物，音調激越蒼涼；後者產生於安徽，由當地吹腔發展而成，音調委婉溫厚。清代中葉四大徽班進京後，同來自湖北的漢調藝人合作，廣泛吸收崑腔、秦腔等聲腔的劇目、曲調、表演方法，並容納民間曲調，創造了以西皮、二黃為主的新腔——皮黃腔，初步確立了京劇的格局。京劇劇目以歷史題材為主，後陸續編演了《打漁殺家》、《李陵碑》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性和愛國主義傾向、更接近群眾生活、適合時代要求的新劇目；皮黃音樂的曲調高亢朴實，不僅在板腔化結構上進一步得到發展完善，而且解決了男女分腔問題，使各個行當在唱腔上各自都能得到較好的戲劇性發揮；同時，在伴奏上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制，既有胡琴弦管等構成的「文場」，鼓板鑼鈸等構成的「武場」，也有兩者組合相輔相成的「場面」，緊密配合演員的唱念做打。正因如此，京劇至清末已一躍而成為全國最大的劇種。皮黃腔也並列於梆子腔、高腔、崑腔，成為我國近現代新興戲曲音樂的代表性聲腔。
在光緒年間已進入盛期的京劇，至清末面臨著被封建統治者攫奪和壟斷的危機，逐漸脫離人民和現實生活。清末民初，富有創新精神的「海派」京劇在上海崛起。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汪笑儂出於對清政府昏庸腐敗、屈辱媚外的不滿，自編自演了《黨人碑》、《哭祖廟》、《罵閻羅》等新戲，藉此抨擊時政，宣傳愛國，寄寓了深切的憂國憂民之情，並根據自己嗓音，吸取汪桂芬和孫菊仙二派之長，另創蒼勁悲壯、吐字有力的新腔。辛亥革命後，他還曾主持二戲劇改良社，開展戲曲改良運動。在戲曲改良運動及「文明戲」的啟示下，上海的夏月珊、夏月潤和潘月樵等也編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籲天錄》等愛國反帝、鼓吹革命的新戲，使海派京劇進一步成型。民國初年的戲曲改良活動，對戲曲藝術同社會現實和人民生活聯系起了促進作用；不少新劇目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會的黑暗，表現了人民要求擺脫封建枷鎖的願望；在唱腔、表演、舞台裝置、服裝等方面都進行了一些有益的革新。繼後的周信芳發揚「海派京劇」銳意改革的精神，於「五四」前後編演了《宋教仁》等時裝新戲。
「五四」前後，梅蘭芳等人對京劇的創新和改革的成績也十分突出。梅蘭芳曾同王瑤卿等人，融青衣、花旦、刀馬旦所長，聚唱、做、念、打於一身，別創「花衫」行當，使京劇旦角藝術臻於完美。他在辛亥革命時即編演了《一縷麻》、《鄧霞姑》等具有民主傾向的時裝京劇，及《天女散花》、《洛神》等古裝新戲；三十年代又先後編演了《木蘭從軍》、《生死恨》、《抗金兵》等贊頌民族氣節，充滿愛國熱情的新戲；在唱腔上他也進行了新的發展創造，運腔演唱凝重流暢，脆亮甜潤，寬圓兼備，具有雍容華貴的風格，世稱「梅派」；此外他對京劇旦角的身段表演、伴奏樂隊也進行了有益的改革，並在1928年、1935年分別赴美國、蘇聯演出，是使京劇贏得國際聲譽的第一人。梅蘭芳無愧於繼譚鑫培之後把京劇藝術推向更高峰的大師，他的代表作還有《宇宙鋒》、《貴妃醉酒》、《霸王別姬》等。 在傳統五聲音階的基礎上，七聲音階的體系也在逐漸形成和發展
中國古代的七聲音階：宮、商、角、變微、徽、羽、變宮，也即現代音樂中的C、D、E、F、G、A、B。在周朝已有七聲音階和十二律。公元前6世紀時，周景王（公元前544-52O年）問樂官伶州鳩什麼是七聲音階，什麼是十二律。伶州鳩在回答問題中，歷舉了宮、商、角、變微、微、羽、變宮的階名，並且說明了各音階與十二律的關系；又將七聲音階的出現推前到周武王代紂的時候（公元前1O66年）。
我國的七聲音階，主要是以雅樂和燕樂為載體。
雅樂一般泛指宮廷的祭祀活動和朝會儀禮中所用的音樂。起源於周代的禮樂度，用於郊社[祭祀天地]、宗廟[祭祀祖先]、宮廷禮儀[朝會、燕饗、賓客等]、射鄉[統治者宴享士庶代表人物]以及軍事上的大典等。後世祀奉先賢的活動[如祭泰伯、祭孔]也模仿、應用郊社、宗廟之樂。周代的禮樂制度對上述不同場合中的儀式和曲目都有嚴格的等級規定。相傳為黃帝至周武王各代所制的六樂，用於天子和少數王侯親自主持的祭祀大典和重大的宴享活動，後世的儒家把它奉為雅樂的最高典範。
雅樂的音階：（又稱古音階、舊音階或傳統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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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

④ 中國現代音樂的發展趨勢是什麼

其實現代中國音樂的發展到了一個相對尷尬的境地。現代音樂的發展在幾經掙扎回與蛻變之後經歷了好答幾個進化。在此期間有了不少的音樂回潮和融合。本人認為現代的中國音樂無論是原創還是風格的多樣化最終都會形成一種以民族特色為基礎，在此基礎上吸收各地風格音樂的音樂。從聽眾的角度出發則是更強調現代環境的「人之領域」。即為更強調對人思想和精神層面的靈魂樂。如西方出現的爵士樂就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藝術類別。在音樂的走向和表現上都已達到相對成熟的級別。中國當下的音樂類別其實很多。但是名族樂卻有著下坡的趨勢。然而學過音樂的朋友都知道，五聲音階具有相當寬容的「吶吐」。換句話說，中國音樂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中國現代音樂的發展（當然也隨著時代的進步）過程中，對於民族樂的強化也是必不可缺的。中國音樂將會是未來時代世界音樂的佼佼者之一。

⑤ 論述20世紀中國傳統音樂發展的特點

如果以音樂文化的歷史脈絡看，我們可以說20世紀是中國傳統音樂與現代專業音樂的一個分水嶺：1900年以前，中國是傳統音樂的一統天下，數千年間傳承下來的民間歌曲、戲曲、說唱、歌舞、社火、器樂、文人琴樂、廟堂之樂及詞調酬唱，遍布於傳統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成為中國民間社會廣大民眾習以為常的精神伴物。但自世紀之初始，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新舊（古今）文化、中西文化、雅俗文化的沖撞、變革、交流、吸收、融合這一歷史背景的影響下，中國音樂自身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其結果是教育、創作、表演、學術研究的高度專業化、「學院化」，史家將這種深受西方專業音樂思維模式影響而產生的音樂稱之為「新音樂」。「新音樂」只有100年，傳統音樂則有5000年或更長的歷史。但新音樂的出現卻改變了20世紀中國音樂的總格局，由世紀初傳統音樂的「一統天下」，變為「三分天下」（新音樂、西方音樂、傳統音樂）、「五分天下」（新音樂、西方音樂、傳統音樂、流行音樂、20世紀現代音樂），這一格局伴隨著20世紀中國社會向現代化推進的全部進程。因此，中國音樂的多元存在已成為一種定局，一種歷史的現實。而在這一歷史的「轉型期」，音樂家們完成了兩大歷史性任務，或曰建立了兩大歷史功勛：一是創造出屬於20世紀的中國新音樂；二是發動了一場規模巨大、持久不斷的傳統音樂採集運動，並為後人留下一個有關中國音樂音響資料、樂器、圖片、樂書、樂譜的價值巨大的資源庫~

⑥ 請以中國古琴音樂的發展為線索,論述中國傳統音樂在現代的社會地位和影響

地位和影響:
古琴作為一種古老的樂器,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 不斷迸發其迷人的魅力，其中內和豐富的表現力容, 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追求的「平和恬淡」的審美情趣。大量琴曲、琴歌的問世, 也從客觀上對於記譜法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眾多古代琴曲名篇在給人們帶來美的享受的同時, 也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古代記譜法的逐漸完善。

⑦ 簡述在近現代時期,傳統音樂新發展的表現有哪些

1840至1919年中國音樂發展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①封建統治階級的雅樂早已衰落，而且原來來版自民間俗樂的「雅部」權也處於不斷衰落的狀況；  ②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出現了大量反映當時現實生活的新民歌、地方戲曲和說唱音樂獲得了更為迅速的發展，並增加了不少新的劇種和新的曲種，還自發產生了初期的戲曲改良運動； ③隨著西方文化和近代西洋音樂文化的陸續傳入，特別是隨著新式學堂的建立和發展，從20世紀初至五四運動前後，出現了大量有別於傳統舊樂的學堂樂歌。

⑧ 中國音樂現在如何發展

21世紀中國社會主流音樂是新音樂與流行音樂共同構建的總體姿態，將會出現回與時間主流音樂答的發展趨向態勢。就新音樂而已，以西方音樂為軀體，以中國傳統音樂為靈魂的總體狀態將會相對穩定，所以21世紀中國新音樂的聲樂會必器樂有更快更順利的發展。新音樂會在與社會主流音樂趨同的發展總趨勢中繼續保存自己鮮明的民族個性。

⑨ 我看待中國近代音樂的發展

學堂樂歌在中國近代新音樂發展中的啟蒙作用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出現了學習西方的洋務運動。自1860年起，清政府為抵禦外辱，為培養急需人才，開辦了新式學校，盡管在這些學校中，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學校音樂教育，但客觀上為中國近代學校音樂教育的出現作了教育體制上的准備。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徹底破產。一次又一次喪權辱國的條約，迫使政治精英們認識到，只有向日本學習，走西方的路，才能避免亡國的危險。由於地域、交通運輸和通訊的局限，中國人看到的世界首先是日本那塊「扶桑島國」，於是效仿日本成了一時之風。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極力鼓吹「變法維新」，主張效法日本學習西方科學文明，積極提倡在學校中設立樂歌科，發展音樂教育，記述樂歌作者和評論作品，提出改革音樂的主張。康有為主張：「遠法德國、近效日本、以定學制」；梁啟超認為：「今日不從事教育則已，苟從事教育，則唱歌一科，實為學校中萬不可缺者。舉國無一人能譜新樂，實為社會之羞也」，「樂堂漸有發達之機，可謂我國教育界前途一慶幸」。

為建立全國范圍內的近代學校制度，清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章程。其中，清朝廷在接受「戊戌變法」、「義和團」、「八國聯軍侵華」等一系列事件的教訓之後，於1901年頒布實行「變法新政」的決定。於是，在國內譯自日本的各種各樣的唱歌書得以陸續刊出，國內許多新學堂逐漸普遍開設了「樂歌」課。此外，從1902年後不斷有人志願到日本及歐洲專學或兼學音樂（如蕭友梅、高壽田、馮亞雄、陳從志、路黎元等人）。至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建立後，政府教育當局又明令規定「樂歌」課為中小學校的必修課，並提出對青少年學生進行「美育」教育，唱歌已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種新風尚。這些新的歌曲，當時統稱為「樂歌」課，後來音樂界將這時期的學校歌曲統稱為「學堂樂歌」

學堂樂歌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即辛亥革命以前的將近10年；辛亥革命以後的將近10年；「五四」運動以後至全國解放以前。第一個階段可以說是它的逐步萌發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由於是將對學堂樂歌的編寫和傳播直接同宣揚「富國強兵」的愛國教育和所謂「軍國民教育」相聯系，大家對此賦予很高的熱情，也產生了一批具有明顯愛國傾向的、對當時社會引起不小影響的、優秀的學堂樂歌代表作。第二個階段可以說是它比較順利地向全國普及的階段，對所發生的種種復雜的政治斗爭缺乏精神准備，因而反映在學堂樂歌中的題材內容是從關心政治到逐步迴避政治，開始較多地注意聯系青少年的生活現實和他們的審美要求，並相應產生了一批與之相連的學生特點更鮮明的作品。第三個階段則是它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在中小學音樂教育中的延續，由於這時在學校中的音樂課一般均已改稱為「音樂課」，因此對它的稱呼也就不再沿用「學堂樂歌」，而改為「學校歌曲」。

在當時，無論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或是維新派的人士，建立新式學堂和開設音樂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喚起民眾（主要指青少年學生，也包括新軍士兵）的愛國熱情，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以維新派為主的知識分子，還有意識利用它向青少年進行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教育，希望最終達到像日本那樣實現「變法維新」的政治要求。這樣就使得本來應是向青少年進行美育和普及音樂知識的普通音樂教育，擔負起大大超過其原有使命的負荷。但正因為有了這個與千百萬人民，與民族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的出發點，人們對在當時推行學校音樂教育和傳播學堂樂歌給予了難以想像的熱誠，使得對這項工作的建設和發展塗上了一層崇高的神聖的光彩，賦予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時代緊迫感。

學堂樂歌的內容，大部分是反映了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求學習歐美科學文明，實現「富國強兵」以「救國存亡」等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政治要求。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基本符合當時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總的革命要求，如（何日醒）（夏頌萊編）、《中國男兒》（石更詞、辛漢編）等都是當時比較流行的、有代表性的學堂樂歌。另外，如《勉女權》（秋理編詞）、《纏足苦》等，是宣傳婦女解放的思想；一些作品則表達了要求實現資產階級共和政體，宣傳反對迷信、學習科學的思想，宣傳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來代替封建的舊習俗的思想。也有不少歌曲是專門作為向少年兒童進行一般的思想教育和知識教育的，辛亥革命初期，還出現了直接歌頌革命的歌曲。此外，學堂樂歌在當時曾深受一般青年知識分子的歡迎，得到了廣泛的流傳。但是必須指出，由於學堂樂歌所反映的主要是當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政治認識和改革要求，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有的摻雜了實質是大國沙文主義的觀點，有的則摻雜了實質上是大漢族主義的觀點。甚至有人還利用這種形式宣傳忠君、尊孔等封建思想。但是，在當時的學堂樂歌中，佔主動地位的還是改良派的思想觀點。

學堂樂歌的創作，處於中國近代音樂文化的起步階段，它是許多嚴肅的學者努力探索的結果，他深受維新運動和維新思想的影響。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學習一樣，在音樂創作上也大膽吸取，只要認為有用，均可「拿來」，學堂樂歌的旋律大多數采自歐美的、特別是日本的歌曲曲調，甚至有些曲調還被不同的作者反復填上不同的歌詞。用我國民歌、小調的曲調來填詞的，數量卻極少（如《採茶歌》、《祖國歌》和《纏足苦》等）。產生上述情況主要是當時絕大多數從事歌曲編配的知識分子，以及後來在學校中擔任音樂課的教師，只是一些愛好音樂、關心新式教育的民主主義者（其中多數是一些留學國外的新派知識分子），有些是應聘來我國教書的日本教師，他們大多對我國的民間音樂並不熟悉。同時，當時這些知識分子受「維新運動」的影響，片面認為只有這些歐美近代、現代音樂的曲調才能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此外，當時許多學堂樂歌的作者對歌詞應適合學生的理解力而盡可能做到通俗易懂，對於填詞同選曲在藝術上應注意結合等問題還沒有加以認真考慮。當時只有一小部分歌曲在曲調的選擇同歌詞的編配上結合較好，而在後來的實際流傳中也正是這些歌曲影響最大、延續最久。如《體操——兵操》（沈心工作歌）、《春遊》（吳懷疚作歌）、《揚子江》（王引才作歌）等就是較好的例子。在學堂樂歌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一批新的音樂教育家，通過他們對學堂樂歌的創作、編配、推廣、介紹等方面的辛勤勞動，為我國學校音樂教育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如曾志忞、李叔同三人比較突出。隨著學堂樂歌的發展，西洋音樂及各種藝術形式（當時主要是唱歌、演奏風琴、鋼琴、提琴等）才開始得到了初步的介紹和進行技藝的傳授（如在某些教會學校內設立了琴科等）。在當時出版的唱歌教科書中，大多數還附帶五線譜或簡譜的讀譜法、簡單的基礎樂理，並且對怎樣彈奏風琴、鋼琴等作了初淺概要的介紹。同時，一些基礎的音樂理論讀物也得到了出版，如曾志忞的（《樂典大意》（1904）、沈彭年的《樂理概論》（1908）、高壽田的《和聲學》（1914）等。

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既存在客觀的原因，也存在思想認識上的原因。客觀原因是：一方面由於我國學堂樂歌的產生，最初就是參照日本早期學校歌曲的經驗發展起來的，而一開始就是主要採取外國的現成歌調進行填詞的；另一方面，當時我國熱情從事學堂樂歌編寫的作者多數是留學國外的，或國內積極贊成維新的新派知識分子，他們中多數對我國的傳統音樂，特別是民族民間音樂不甚熟悉；同時，從本世紀初清廷轉而支持「廢科舉、辦學堂」的改良主張，為了滿足迅速發展起來的新學堂急需學校的教師，曾一度大量聘請日本的教師來我國擔任教學，其中包括一定數量的中小學音樂教師，他們對我國的傳統民間音樂則更不熟悉。當時我國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革，主要就是引進歐美和日本的體制和經驗，而要改掉的主要就是與封建體制密切相連的傳統舊文化（包括傳統的「舊樂」），因而當時確實不少有改革要求的知識分子認為只有用西樂才能起到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的效果。盡管當時這種思想符合大多數積極擁護改革要求的進步主張，但今天看來應說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因為事實上以我國的傳統音調進行填詞的《祖國歌》和《勉女權》都是當時比較受歡迎的學堂樂歌，它們也並不因此給人任何萎靡不振的影響。當然，在辛亥革命之後，這種現象也逐步有一定的改變。

縱觀上述學堂樂歌的興起、發展、內容和形式，都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學堂樂歌之所以能為近代國人所接受，是和當時救國的吶喊以及歌詞本身所具有的新的思想內容息息相關的。盡管它的創作方法，都是對日本和西方的借鑒或照搬，但它卻在中國音樂歷程中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在得到「從西方音樂教育體系中引進的眾多的硬體部分，如新式學校、教育體制、原版教材以及有關樂器、樂器製造工藝的技術和演奏技能的運用等」的同時，失去的卻是在採用外來模式的過程中，只注重硬體的引人，忽視了文化互遞的關系，外來音樂文化傳統與本土音樂文化傳統間價值並存及其對音樂文化思維過程的教育功效」。由於當時政治背景的影響，在急功近利的指導思想下，是不可能讓人們有更多的考慮時間和選擇的。

但不管怎樣，學堂樂歌自它誕生起，就懷著近代音樂思潮最寶貴的品質及前所未有的果敢精神，艱難地邁出了第一步，而正是伴隨這第一步充滿對傳統勢力的反抗精神和飽含愛國主義的激情，開創了中國近代音樂創作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