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誰能提供幾個音樂專業方向畢業論文題目
音樂專業的論文題目有很多，下面學術堂整理了二十個好寫的論題，供大家參考：
1、多媒體技術在視唱練耳教學中的應用
2、高校音樂專業合唱訓練與視唱練耳的關聯互動
3、公民社會塑造過程中的高校職能研究
4、冷爵士的藝術風格研究
5、論歌唱中「聲」與「情」的關系
6、論民族聲樂藝術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7、論聲樂學習和演唱中心理調適的作用
8、論西方音樂劇的發展脈絡
9、論中國傳統音樂中「和」的審美內涵
10、論中國近現代聲樂演唱發展的多元化
11、論中國藝術歌曲的風格及演唱特點
12、淺述抗戰時期在重慶創作的音樂
13、淺談「微笑」在聲樂學習中的重要作用
14、淺談西方民族音樂對我國民族音樂的影響
15、如何將視唱練耳與基本樂理教學相互滲透
16、如何提高即興伴奏的能力
17、印度寶萊塢電影音樂的特點
18、由中國好聲音引發的思考
19、《試論民歌演唱方法訓練與民歌地域風格把握——以陝北民歌為例》
20、貝多芬鋼琴奏鳴曲《暴風雨》第一樂章中減七和弦的使用技法及其審美
『貳』 如何實現"音樂教育新體系"與傳統音樂教育體系的有機結合
「讓音樂屬於每抄一個人」襲的教育理念。「新雙基」是新體系教學法的核心，新體系的新就在它選擇了與現行學校音樂教育不同的「新雙基」。2、以感性音樂活動過程為主要教學內容、以內心音樂聯覺為重要音樂能力。「新雙基」是指基本音樂情感體驗，基礎音樂活動經驗。新體系的基本特點有六條、柯達伊）的過程中、以學生掌握系統的感性音樂經驗為基本教學目標官方解釋。新體系是在引進國際三大音樂教育體系（達爾克羅茲：1。5。6、以音樂實踐活動作為重要的教學途徑、奧爾夫，結合中國音樂文化和教育實際而來。4。3、以實現自主情感體驗為基本教學要求
『叄』 中國音樂史論文1500
（一）論文名稱
論文名稱就是課題的名字
第一，名稱要准確、規范。准確就是論文的名稱要把論文研究的問題是什麼，研究的對象是什麼交待清楚，論文的名稱一定要和研究的內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確地把你研究的對象、問題概括出來。
第二，名稱要簡潔，不能太長。不管是論文或者課題，名稱都不能太長，能不要的字就盡量不要，一般不要超過20個字。
（二）論文研究的目的、意義研究的目的、意義也就是為什麼要研究、研究它有什麼價值。這一般可以先從現實需要方面去論述，指出現實當中存在這個問題，需要去研究，去解決，本論文的研究有什麼實際作用，然後，再寫論文的理論和學術價值。這些都要寫得具體一點，有針對性一點，不能漫無邊際地空喊口號。主要內容包括：⑴研究的有關背景(課題的提出)：即根據什麼、受什麼啟發而搞這項研究。⑵通過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學實際，指出為什麼要研究該課題，研究的價值，要解決的問題。
（三）本論文國內外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文獻綜述）
規范些應該有，如果是小課題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廣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尋找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從而確定本課題研究的平台(起點)、研究的特色或突破點。
（四）論文研究的指導思想
指導思想就是在宏觀上應堅持什麼方向，符合什麼要求等，這個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學、政治理論，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發展規劃，也可以是有關研究問題的指導性意見等。
（五）論文寫作的目標
論文寫作的目標也就是課題最後要達到的具體目的,要解決哪些具體問題，也就是本論文研究要達到的預定目標：即本論文寫作的目標定位，確定目標時要緊扣課題,用詞要准確、精練、明了。常見存在問題是：不寫研究目標；目標扣題不緊；目標用詞不準確；目標定得過高, 對預定的目標沒有進行研究或無法進行研究。
（六）論文的基本內容
研究內容要更具體、明確。並且一個目標可能要通過幾方面的研究內容來實現，他們不一定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大家在確定研究內容的時候，往往考慮的不是很具體，寫出來的研究內容特別籠統、模糊，把寫作的目的、意義當作研究內容。
基本內容一般包括：⑴對論文名稱的界說。應盡可能明確三點：研究的對象、研究的問題、研究的方法。⑵本論文寫作有關的理論、名詞、術語、概念的界說。
（七）論文寫作的方法
具體的寫作方法可從下面選定： 觀察法、調查法、實驗法、經驗總結法、 個案法、比較研究法、文獻資料法等。
（八）論文寫作的步驟
論文寫作的步驟，也就是論文寫作在時間和順序上的安排。論文寫作的步驟要充分考慮研究內容的相互關系和難易程度，一般情況下，都是從基礎問題開始，分階段進行，每個階段從什麼時間開始，至什麼時間結束都要有規定。課題研究的主要步驟和時間安排包括：整個研究擬分為哪幾個階段；各階段的起止時間。
『肆』 談談你對當前中國音樂教育的看法
現在生活條件好了，很多小孩學鋼琴，基本上都是為了考級而學，不是興趣要培養學生的想像力和動手能力，中國的學生考試一把手，基本上都是死記硬背，但說到動手能力和外國學生相比就相差很多了
『伍』 求《對中國音樂文化的理解與感受〉〉論文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有怎樣的人文精神，就有怎樣的藝術，就有怎樣的音樂。影響中國文化最深的儒、釋、道思想，也是音樂思想的哲學源泉。
儒家聖人孔子是一個極愛音樂的人，也是最懂得音樂的人。《論語》中記載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論語·八佾》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不僅重視音樂的美，更重視音樂中的善。這善不僅表現在古代聖人的德行事功里，也表現在一個初生的嬰兒的純潔目光里。西漢劉向的《說苑》里有一段故事說："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他把嬰兒純朴的心靈美比作他素來最敬愛的韶樂，認為這是韶樂所啟示的內容。由此可見，孔子推崇能反映善與美的音樂，能使心靈受到啟示，這也體現了音樂的心理教育功能。孔子晚年曾將三百篇詩整理得能上管弦，而且合於韶武雅頌之音，並作為教育內容之一推向社會。
道教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張"致虛疾，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道學主張"無"，是對一切限制的消融---因而走向無限。"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窮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史記·自序》）。道學著手於"無"，在真正的自由和平衡中得到的卻是無限廣闊的"有"。道學這種既辯證又達觀的人生哲理，深深影響了中國傳統藝術追求空靈而終達玄闊的特點。音樂中講究用散逸的板式、重視休止，且排斥"繁手淫聲"而追求"大音希聲"正是這種人生哲理的體現。只有"希聲"才達"大音"，道學的音樂思想，與它"無"中求"有"的哲學是一脈相承的。
莊子論樂，與老子又不同。他主張"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天地》）這是領悟宇宙里"無聲之樂"，也就是宇宙里最深微的結構型式。在莊子，這最深微的結構和規律也就是他所說的"道"，是動的，變化的，像音樂那樣，"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這道和音樂的境界是"逐叢生林，樂而無形，不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行流散徙，不主常聲。……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天運》），這道是一個五音繁會的交響樂。是充滿了浪漫精神的音樂。
禪宗是佛教在中國的一個流派。其教義是"明心見性，頓悟成佛，天然佛性，無為解脫"禪宗重視"心性"與"頓悟"，認為追求佛境界的人，只要自心洞察，明心見性，便會超凡入聖而成佛果。因此，禪宗音樂思想的特點是"以心感物"，認為對於音樂的感受，心性是很重要的。禪宗所謂"一默如雷"，主張從沉默處傾聽震耳雷鳴，就是靠心的力量，以心聽無聲，白隱禪師要禪僧去聽一隻手的聲音，就是這個道理。禪宗認為大自然無限空靜深廣，意境悠遠虛靜，只要你用心去傾聽，就能進入超知性、超功利的精神境界。受禪宗影響的音樂都追求如"萬籟此皆寂，唯聞鍾磬音"、"此曲彈未半，高堂入空山"一類的所謂"禪境"。
儒、道、禪三大哲學雖然保持著各自的理論體系，在音樂思想上卻有一處顯而易見的合流---儒學的"德善"、道學的"無"、禪宗的"空"，都不主張激越、躁動、"繁手淫聲"。這便是華夏藝術思想，也包括傳統華夏音樂藝術思想的最本質內核。
『陸』 求一篇關於 中國近代音樂發展史的論文啊 2000字左右。。。謝謝了！！！
摘要：從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是中國近代音樂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於「海派」的文化傳統，上海成為中國新式音樂教育的試驗場；其次，上海外國租界的音樂生活，為中國專業音樂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階層的存在，以及濃厚的商業氛圍，現代化傳媒的興盛，使上海醞釀滋生了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
關鍵詞：近代中國音樂；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國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國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學術界普遍的關注。作為近代新文化一個方面的近代中國音樂的形成和發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與上海城市獨特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以及經濟社會狀況有密切的關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國音樂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不但會使我們對近代中國音樂發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過一個側面使我們對上海城市的個性有深切的體會①。
一、近代音樂傳播先驅
上海，由於獨特的歷史因緣和獨特的文化環境，成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橋頭堡，也成為醞釀近代中國新文化的溫床。近代中國新音樂的形成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近代的音樂發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和普及；一是傳統音樂的傳承與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樂的傳播和普及為近代中國音樂形成的主要動力和內容。
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大致通過以下途徑：1、基督教堂所帶來的西方宗教音樂；2、新式軍隊中輸入的西洋軍樂；3、海外留學生帶回來的西洋音樂；4、近代學堂對西洋音樂的普及。這四種途徑先後出現，而尤其以第四種因素對中國近代音樂的面貌影響最為深遠。上海在近代中國夙得風氣之先，在近代西洋音樂傳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現則在於它成為近代新式學堂普及西洋音樂之最早試驗場。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來就成為海外基督教在華傳教的大本營，因此基督教堂所帶來的音樂對上海信徒的熏染尤為深遠。但教會音樂對於中國近代音樂形成的貢獻畢竟有限，新音樂的形成更依賴於新式音樂教育的發展。由於基督新教把教育作為在華傳教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財力用於辦學，而其所辦學堂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傳授西洋音樂。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傳教士在華辦學以上海為最早，而學堂中設置音樂教育科目也以上海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創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學中已把音樂與語文、算術、聖經等科目相提並論。創辦於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為展示平時教學成果，還舉辦音樂會。音樂會的規模不僅限於學生之間的互相交流，還半年一次對家長們，一年一次對普通市民公開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從事新式音樂教育的中國人。他出生於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學，1903年回國後，在南洋公學附屬小學任教，開設了中國最早的唱歌課。1904年出版了《學校唱歌集》，開創了「學堂樂歌」的形式。學堂樂歌是中國人最早用西洋音階譜寫的歌曲，成為近代音樂史的發端。上海的務本女塾、南洋中學等學校以及滬學會等團體都邀請沈心工指導唱歌。在沈心工《學校唱歌集》出版後，很多學堂開設了樂歌課，通過陸續出版的音樂教科書籍，初步的音樂知識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規定音樂課為初級小學的必修課。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為「吾國樂界開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為中國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做出巨大貢獻。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鑄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學。在日本他參加了沈心工發起的「音樂講習會」。並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音樂教育論》，這是我國最早系統闡述近代音樂教育問題的論文。1907年歸國他即與高硯耘、馮亞雄等人在上海創辦「夏季音樂講習會」。這是一個利用暑期傳授西洋音樂的組織，其科目有樂典、和聲學、風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橫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創辦「上海貧兒院」，院中設音樂部，並成立貧兒院管弦樂隊，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西式管弦樂隊。雖然1912年音樂部就停辦了，貧兒院也約於1921年左右結束③，但卻成為中國人創辦西式管弦樂隊的最初嘗試。可以說中國新式音樂教育是從上海發端，並逐漸普及到全國。
二、租界的音樂生活與近代中國音樂人才的培育
由於近代中國音樂形成的主要動力和內容是西洋音樂理念、技巧的輸入和傳播以及根據西洋音樂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學生成為中國近代音樂形成的最早先驅者。但是新音樂的普及和建立卻依然要依靠在中國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費、欣賞市場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涌現的本土音樂家。上海由於其在近代中國的獨特的歷史機緣和文化傳統，最早形成了較廣泛的近代音樂的消費市場並涌現了大量的音樂人才，為近代中國音樂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醞釀場所。而追根溯源，又與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樂隊有密切關系。
1.租界的音樂生活與上海近代音樂消費市場的培育
根據《南京條約》的相關規定，1843年上海開埠成為通商口岸，當時在上海縣城之外劃定了一塊外國商人的居留地，這成為上海租界的起源。後來，租界不斷擴張，並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機構，逐漸發展成了一塊在中國領土上的「國中之國」，成為外國列強侵略中國的最好見證。但是，它也帶來了一些副產品——為中國大眾親身領略西洋音樂的魅力提供了場所。租界里的外國商人為了豐富自己的業餘生活，逐漸形成了一些文化娛樂組織。早在1850年英國人就成立了業余劇團，演出需要音樂伴奏，於是組織了樂隊。1879年逐漸發展成上海公共樂隊。1881年公共樂隊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機構工部局接手管理，並成立工部局音樂委員會。1907年，銅管樂隊擴大為管弦樂隊。1919年以後樂隊聘請義大利著名音樂家梅百器擔任指揮，並從歐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樂家，迎來了它的輝煌時期，並逐漸迎來了「東方第一」管弦樂隊的美譽。1922年公共樂隊改名上海工部局樂團。當時工部局每年給樂隊28萬兩的高額預算撥款。每年從10月到翌年5月為演出季節，每周的星期天都舉行定期音樂會①。起初樂隊主要在市政廳的音樂廳內演出，主要局限於外國觀眾。但是據英國學者畢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來，上海工部局樂隊逐漸注重為中國居民服務。樂隊指揮的「年報」中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國觀眾的出席。並開始在中文報紙上刊登演出廣告。「1928年，3／4的觀眾是中國人，據報道，1930年中國人的興趣甚高。1931年樂隊在室內演出時，20％的觀眾是中國人，此後這個比例穩定上升。」以至於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樂與吹奏樂委員會上，有人指出中國納稅人希望工部局繼續資助樂隊，因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價值。並且，1928年後開始有中國人被吸納進入工部局的音樂委員會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樂隊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樓裡面演奏室內音樂會。1929年，這幢大樓賣給了開發商，上海工部局樂隊搬進了上海商業和公共空間——大光明電影院，後來又搬遷到蘭心大戲院。「在市政廳，上海工部局樂隊似乎僅僅是工部局的一個文化附屬品，只為外僑社群服務。而在整個上海娛樂界，管弦樂隊成了這個城市越來越重要的文化財富。」③同時樂隊的演奏也從室內走向露天，在夏天，樂隊會舉行露天音樂會，在兆豐公園（現中山公園）、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外灘公園（現黃浦公園）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後，隨著中國人可以進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娛樂場所，中國觀眾觀賞西洋音樂的機會無疑更多了。
通過以上敘述，可以看出，雖然租界的音樂生活開始只局限於外僑社群，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國觀眾逐漸增多，可以說逐漸在中國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樂的消費群。這個消費群的形成和擴大，無疑為中國音樂人才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氛圍。
2.工部局樂隊對國立音樂院的影響
對於中國近代音樂的發展來說，創建中國人自己的音樂學府，作為研究和培養人才的機構，無疑是重要的舉措。中國第一所高級音樂研究和教育機構本來創建於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學成立學生社團「北京大學音樂團」，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學音樂會」。1918年改名「北京大學樂理研究會」。1922年以「樂理研究會」為基礎成立北京大學附屬音樂傳習所，成為中國第一個近代音樂專業教育機構。隨後，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北京藝術專科學校等高校紛紛設立音樂系、科，似乎預示著北京將成為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並不是中國新音樂成長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長劉哲認為「音樂有礙教化，也與社會人心無關」，命令關閉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藝術專科學校中所有音樂系科，經過師生抗爭，結果只有女子師范大學的音樂系被保留下來。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則成立了中國第一所音樂專科學校——國立音樂院。
國立音樂院的創辦與蕭友梅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本來是北京音樂教育界的領導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據譚抒真回憶，他辭去北京學校的音樂系工作，一方面他覺得教師水平低，又與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為上海人才多，還有外國音樂家，所以自己來上海了①。而許步曾更進一步認為國立音樂院之所以選址在上海，是由於上海工部局樂隊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國第一所音樂學校國立音樂院（1929年改為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在上海成立。國立音樂院的成長與工部局樂隊的影響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除歸國留學生之外，國立音樂院長期從上海工部局樂隊招聘老師和研究指導。初建時，10名音樂教師中，外國教師即佔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樂隊成員。1929年，鮑里斯·扎哈羅夫成為鋼琴系主任，而長期擔任樂隊指揮的富華則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還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難民音樂家如佛萊思克爾、沃爾持·約雅敬等也在此任教。這些外籍教師對國立音樂院教學的貢獻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羅夫直到1943年去世為止，一直在上海教鋼琴。以至於有學者說，在中國的第一代鋼琴家、音樂家中幾乎沒有一人未曾跟他學過鋼琴。
其次，樂隊和音樂院雖然沒有組織上的聯系，但是兩者有很密切的合作。樂隊給音樂院的學生提供優惠票，和中國愛樂社合作演出音樂會，並且開始逐漸演奏中國音樂家的作品，吸收中國演奏員。1929年，樂隊首次與中國獨奏音樂家馬思聰舉行音樂會。1930年首次演奏中國人創作的交響樂作品——黃自的單樂章序曲《懷舊》。1931年上海音專的教師黃自當選為工部局音樂會員會委員。1927年工部局樂隊讓中國音樂家譚抒真代替休假的隊員參加演出。1935年5位中國人首次作為實習生參加工部局樂隊的演出。此後，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生在上海工部局樂隊表演越來越頻繁② 。在這期間（1934-1942），中國人繼續進入樂隊。1938年，譚抒真、黃貽鈞、陳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為上海工部局樂隊的成員。到1941年樂隊中華人達到5人③。中國獨（唱）奏音樂家的演出也頻繁起來，如鋼琴家沈雅琴、李惟寧、吳樂懿,小提琴家王人藝,歌唱家黃友葵、胡然、趙梅伯、斯義桂等相繼在1930年代與工部局樂隊合作演出④。應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對於上海年輕一代有抱負的音樂家來說，能與該樂隊演奏或歌唱乃是他們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說的，演出並不一定總是能帶來經濟效益，但它們提供了聆聽、觀摩和演奏的機會，這是中國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樂隊不但具有歷史的功績，就機構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響樂團的前身。
3.音樂大師的聚集與中國音樂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於其獨特的歷史機緣，成為近代中國國際音樂大師聚集之地，這為中國近代音樂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難得的良機。首先，工部局樂隊給中國帶來了像柏克、梅百器、富華這樣的音樂大師，如果沒有樂隊他們根本不會居住在這個國家。此外，上海的國際地位使它成為難民的避難所。俄國十月革命後，大量俄國音樂家流亡上海。二戰爆發後，眾多猶太音樂家流亡上海。他們或者擔任管弦樂隊成員，或者成為私人音樂教師，或者成為國立音樂院的教員，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後俄僑設立的私人音樂學校就有18所之多⑥。這為中國學生提供了從學這些大師的機會，雖然很多人並沒有成為國立音樂院的教師，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則提供了可能。比如，從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親自教博聰，富華指導後來出任音樂院院長的戴粹倫，沃爾特·約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萊思克爾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賢等。
上海良好的音樂氛圍和高水平樂隊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樂家在全球巡迴演出中把上海作為一站。從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樂家相繼訪問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萊斯勒、約瑟夫·西蓋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鋼琴家阿圖爾·魯賓斯坦、B·莫伊耶維奇等①。國際音樂家到上海的演出，無疑開拓了中國音樂家的視野。比如據記載，黎錦暉在上海聽交響音樂如同「上課」一樣，事前必將登載在《申報》上工部局樂隊的當天音樂會節目說明認真讀過，然後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禮拜五去聽，風雨無阻，8年無間斷。對於當時來華的歌舞劇團的演出，如：米蘭來的歌劇班演出的正歌劇和輕歌劇，「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團」演出的大型舞劇和各式舞蹈，上海俄僑演出的歌舞劇，以及從歐美、日本來華的鄧肯舞蹈團、寶冢歌舞團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計找機會觀摩，既使觀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籌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樂大師聚集上海，為中國音樂家提供了親身從教的機會，而著名音樂家的巡迴演出則為中國音樂家提供觀摩的可能，這些對於中國音樂家的迅速成長和提高技藝無疑是難得的良機，非當時中國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費生活與通俗音樂的滋生
流行音樂的先祖是發源於美國的爵士樂和搖滾樂。20世紀流行音樂在全球迅猛發展，到今日已成為全球音樂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近代音樂也不盡是西方高雅音樂在中國的傳播和生根的過程，還包括中國近代通俗音樂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上海不僅是近代中國高雅音樂的搖籃，更是近代通俗音樂的發祥地。音樂史研究者雖然對流行音樂的研究還不多，分期也並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認上世紀80年代的流行歌曲與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聯系。當時黎錦暉以「時代曲」之名創作於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別快車》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標志了20世紀中國流行音樂的產生。在該階段產生了以黎錦暉及其「明月歌舞團」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稱這個流行音樂的第一階段為「黎錦暉時代」③。而所謂「黎錦暉時代」其實亦可以稱為「上海時代」，因為黎錦暉的整個活動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樂的繁榮與上海的城市特點有密切關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個流行音樂的繁榮。
那麼為什麼會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國流行音樂呢？這要從上海這座城市的獨特歷史和文化個性尋找原因。有學者指出，20世紀流行音樂的迅猛發展是20世紀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現代科技的發展、商業炒作和現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④。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於上海特殊的歷史機緣和文化傳統，使它在選擇及接受外來文化上有非常積極和開放的態度，這種文化傳統被稱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開放、靈活、多樣、寬容等特點⑤，這為上海接受、容納通俗音樂這種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礎。此外，都會的經濟繁榮，促進了都市大眾文化生活的興盛，也為流行音樂提供和擴大了流行空間。當時的上海無疑是中國近代娛樂業最為興盛的城市，繁多的飯店、酒吧、咖啡館、夜總會等服務業及娛樂場所,為流行音樂的發展提供了生存空間。
其次,商業炒作和現代傳媒的出現大大加速了流行音樂的傳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業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業的熏染。同時，上海又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很多現代化的娛樂消費形式只有上海才最為普及，比如電影、唱片、電台等。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國的唱片業中心，也是無線電廣播的中心，又是電影業中心。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樂廣為傳播。
唱片和留聲機於20世紀初葉傳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漸發展為中國唱片業的中心，擁有國內數量最多和實力最強的唱片企業，生產大量內容豐富的唱片。唱片開始還只是印製中國傳統戲曲為主。但到了30年代，新興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階層所喜愛，很快成為唱片錄制的重要內容。1928年，黎錦暉創作、黎明暉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錄製成唱片，在社會上迅速傳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誕生。一些實力雄厚的大企業爭相為明星灌錄唱片，從此錄制流行歌曲唱片成為各公司的重頭戲。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錦集」，為紅極一時的電影女明星們錄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陳玉梅、黎明暉、王人美、李麗蓮、夏佩珍、胡珊、談瑛、陳燕燕、黎莉莉、嚴月嫻等。為了爭取歌星們錄音，各公司專為她們「量身定做」歌曲，並不惜給予優厚的報酬，如百代公司曾給予周璇6%的版稅。有些年紀尚輕的女歌星一個月的收入可達20至30元，令世人羨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錄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據中國唱片廠1964年登記的舊唱片模板目錄統計，在百代、麗歌、和聲、高亭、勝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為150餘張，白虹有125張，姚莉有117張，龔秋霞有67張，王人美有62張，另有白光、李麗華、李麗蓮、李香蘭、歐陽飛鶯、吳鶯音、張露、黎莉莉、嚴華、梅熹等錄制的唱片①。
唱片業之外，廣播事業也擴大了通俗音樂的傳播渠道，為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市場。廣播電台的興盛使收音機在中產階級市民中逐漸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收音機里欣賞通俗音樂。
上世紀30年代，上海電影業、特別是有聲電影的發展更促進了流行音樂的繁榮。1931年中國第一部國產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在上海首映，國產故事片在30年代的興盛由此拉開序幕。電影需要配樂、插曲，這為流行音樂提供了新的創作和表演的市場。而電影的魅力更使穿插於其中的主題曲、插曲不脛而走、深入人心。本來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廳、酒吧、夜總會等為表演空間，有聲電影則為歌星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進行歌舞表演為主的歌舞團、歌唱社成員進入了電影界。如一直在黎錦暉的中華歌舞團和明月歌舞社從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為30年代聯華影業公司「四大名旦」中的兩位；周璇在進入電影界以前，先後輾轉於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劇社、新華歌劇社，早已是紅極一時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龔秋霞等，也都是在當紅歌星的位置上走進銀幕。歌星們從影後，繼續維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電影而傳播，電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這種情況使一些原本並非歌星出身的電影明星也紛紛地開始灌錄唱片，如胡蝶、陳燕燕、陳玉梅、李麗蓮、夏佩珍、胡珊、談瑛、嚴月嫻等②。無論是電影明星出唱片，還是歌星拍電影，結果往往是其拍攝的影片與灌錄的唱片同樣受到崇拜者的熱愛。電影這種新興娛樂工具對通俗音樂的推動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說，「從20年代末開始，中國城市歌舞音樂與中國電影音樂，特別是電影歌曲的發展合為一體，成為中國娛樂性通俗音樂的主體」③。足見當時電影對於通俗音樂的促進作用。
總之，由於上海濃厚的商業氛圍，具備較完善的市場運作機制，並受到唱片公司、無線電台、有聲電影等新型娛樂媒體的強力支撐，流行歌曲發展的勢頭極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國通俗音樂的第一個浪潮。
其三，市民階層的龐大為通俗音樂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樂具有創作題材貼近現實生活、富於情趣化，格式簡煉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強調群眾性、強化交流等特點①，這些都符合現代都市市民階層的審美需求。類似《毛毛雨》等「家庭愛情歌曲」大都表現男女情愛，歌詞內容、旋律、風格深受市民階層的喜愛。上海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都市，有龐大的市民群體，這為以迎合現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樂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進步的或嚴肅的音樂家，在流行音樂的創作上，也採取了較為積極態度。除了當時有黎錦暉、黎錦光、姚敏、嚴華等極負盛名的流行樂壇作曲家外，還有任光譜寫的《漁光曲》、《燕燕歌》，劉雪庵譜寫的《早行樂》、《何日君再來》，賀綠汀譜寫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傳頌一時的經典性的流行音樂作品②。
四、結語
近代上海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歷史機緣，由原來的一個小縣城發展成中國最大的都市，也成為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國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為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窗口，也成為中國近代新文化醞釀形成的重鎮。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國音樂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對中國近代文化貢獻的一個側面。
概括地說，上海由於其濱江帶海的地理位置和華洋雜處的社會形態，形成了敢為天下先的文化傳統，因此成為中國輸入西洋音樂的最初舞台，並成為新式音樂教育的試驗場；而由於外國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樂隊的存在，為中國人直接體驗和學習西洋音樂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大量市民階層的存在，以及濃厚的商業氛圍，現代化傳媒的興盛也醞釀滋生了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
當然，隨著抗日戰爭的開始，中國的音樂出現了新的內容，作為孤島的上海雖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榮，但是由於脫離了民族的主戰場，其音樂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上海在音樂方面的影響又有所轉折。這將成為另文考察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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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民族音樂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個特點比較鮮明的體系，隨著歷史的變遷以及各個歷史時期人們的意識形態不斷發生變化，民族音樂也隨著變化和發展，而且一直都在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僅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用音樂這個特殊的方式記載著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日常生活和人文背景。「作為文化整體中的一部分，音樂是人類與人類的不同個體和各種群體創造的一種體現他們自身文化價值和文化特點的藝術形式[1]」。中國民族音樂文化根植於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土壤之中，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造就了獨特的民族音樂。一、民族音樂的歷史文化構成中國民族音樂基本上由宮廷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民間音樂四部分構成。宮廷音樂：一部分是典制性音樂，如各類祭祀樂、凱歌樂、朝會樂等；另一部分是娛樂性音樂，如各種筵宴樂、行幸樂。這兩大部分音樂體現了宮廷貴族文化的兩個側面，一是皇權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貴族階層的精神享樂。文人音樂：文人音樂包括古琴音樂與詞調音樂，它與書、繪畫、詩詞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中獨特的文人文化，琴、棋、書、畫，琴居首位。古琴音樂追求的是超塵脫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遠」的浪漫色彩，這種音樂最符合封建社會的「中和」思想，成為古人修身養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宗教音樂：（1）體現了中國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點，佛教、道教、基督教、薩滿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礎上宗教音樂各有特徵；（2）外來的宗教帶來的外來音樂和樂器不斷與本土音樂的融和；（3）較濃的民間風格，大量的宗教音樂以民間歌曲為基礎加以改動使之儀式化、教儀化。民間音樂：民間音樂分為民歌、歌舞、說唱、戲曲、器樂，以綜合藝術為主。獨特的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獨特的民族民間音樂的體裁、形式、風格、內容，成為中國民族音樂的基礎。它的特點是：（1）豐富性：中國土地遼闊，民族眾多，民間民俗千姿百態，形成了品種繁多的民間音樂。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約有30萬首左右，獨奏、重奏、合奏樂曲不可勝數；民族樂器約200餘種；中國的民族曲藝約200多個曲種；戲曲約有360多個劇種。曲藝和戲曲都是綜合性藝術，音樂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同時也是各劇種、曲種特徵和風格的主要體現者。至於這眾多劇種曲種中豐富多彩的劇目、曲目，聲腔、板式、曲牌、行當、流派、唱段、文武場音樂等，更是無法記數。（2）不確定性：民間音樂一般為口頭產生，口頭傳授。口頭發展使民間音樂更具有不確定性、變遷性、創新性、即興性。（3）通俗性：民間音樂是勞動人民共同創造的音樂文化，它表現了勞動人民的生活，抒發了他們的感情，表達了他們的意志和願望，更具濃郁的鄉土氣息和民族色彩，更貼近廣大勞動人民，並為他們所接受和喜愛。（4）實用性：許多民歌還未完全擺脫實用功能的原始形態，如各類勞動號子仍具有實用性和表現性兩種功用。它的表現性在於用藝術形式反映勞動者的力量、態度、志向和審美情趣，它是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的直接反映。二、我國民族音樂發展存在的危機進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造成了樣板戲和語錄歌幾乎是我國音樂的全部。同時盲目的閉關自守、與世隔絕，以及長期的思想桎梏和政治迫害使得音樂的發展失去了應有的動力，音樂與政治的聯姻更使得音樂創新成為一種奢望。隨後我國的改革開放深入進行，人們的心理狀態在長期的閉關鎖國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世界音樂文化和學術思潮蜂擁而至時國人顯得有點措手不及和茫然得一無所知。鄧麗君，一個有著甜美的笑容、黃鶯般輕柔的歌聲也並未因歲月的流逝而魅力稍減的女歌手，她的歌聲中是那種追求平靜甜美的知覺，是經歷動亂流離的中國人共同的感受。正是如此，首先進入大陸並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鄧麗君等一大批港台歌星。當樣板戲和語錄歌已經讓人民麻木而毫無激情的時候，鄧麗君的歌像一股清泉盪滌著人們的乾涸的心田，人們發現音樂還可以有這樣的風格，還可以這樣直截了當地抒發感情的時候，我國的流行音樂也就不可避免地隨之進入了迅速發展的軌道。與此同時，我國的民族音樂卻以一種弱勢文化的姿勢存在著，具體來看，民族音樂的危機與困難表現為：民歌傳唱漸少，民間器樂傳承後繼乏人，地方戲曲反響淡漠，傳統說唱效應不佳。即使曾因產生某個樂（劇）種而引以為豪的源地，也難有如痴如醉的追隨者，更不用說由於語言的隔閡和審美趣味的差異而導致欣賞心態的抵觸與拒絕了。怎樣看待當下民族音樂面臨的危機呢？「傳統是不可或缺的，同時它們也是很少完美的。傳統的存在本身就決定了人們要改變它們[2]」。作為傳統之一的民族音樂文化，當時代在改變時，它不可能一成不變。時空的移動，意味著傳統文化的克里斯瑪特質（charisma，非凡物質）將受到嚴峻的考驗和挑戰。在歷史語境中形成的傳統文化，隨著現代社會的到來，文化交流與傳播的迅速擴大，文化的撮合與變異成為必然。在現代社會化過程中，閉關自守和極力排外無疑是慢性自殺。也因此，中國在八十年代積極的改革開放，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以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進程。然而，國門的洞開，卻分明發現了我們多方面的差距和落後，於是，外來經濟文化的交流自然導致了我們經濟文化的吸收與變異。民族音樂就在這一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面臨了所謂的「危機」。民族音樂的危機正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傳統文化吸收與融合外來文化導致的文化發展（變異）現象。「從民俗學角度看，民俗的產生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和適應環境的需要[3]」。民族音樂作為一種民俗事象，大多記載在一定具體的民俗活動之中。即有民俗適應和滿足了歷史性的生存需要和環境需要。然而，生存空間和環境條件在當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以迫使民俗改變以適應新的需要。於是，民俗的改變也會引起民俗音樂的變化。音樂民俗的功能隨著現代化過程的發展而逐漸淡化，民族音樂也隨著依存的土壤變化而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文化傳承的變異，也即是民族音樂面臨的危機。流行音樂之所以流行，不能完全肯定為音樂本身被認可，但是至少可以肯定這種手段如果被很好地利用也應該會有利於我國民族音樂的發展的。三、民族音樂在發展中傳承幾十年以來，圍繞「民族音樂應該如何發展，民族音樂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專家學者們一直在方向上有不同的爭論。一些專家說「中國音樂的主體應『以西方音樂的根本精神進行重建』」，同時另外一些專家認為「要保持傳統音樂固定不變的形態，對於中國音樂走西化的道路必須予以否定或糾正」。而事實證明，繼承民族音樂的優秀傳統，兼容並蓄、借鑒並吸收外來音樂的形式技法，才能使民族音樂走上一條振興和發展的道路。我們在繼承民族音樂傳統的時候，絕對不能持僵化的態度，自古以來我國的民族音樂就是在互相融合變異中發展而來的。中國民樂用的樂器如胡琴、琵琶、嗩吶等都來自西域，這些少數民族音樂與漢族音樂完全融合，已經成為中華民族音樂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因為幾千年以來歷史的沉澱以及長久形成的兼容並蓄的特點，形成了我國民族音樂的難能可貴的交融品質，這些年來民族音樂與流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是由表及裡，由淺而深的過程，也是在不斷失落自我中不斷發現自我的過程。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有了民歌以流行音樂形式出現的例子。鄧麗君演唱的大多是以民間小調為素材創作的歌曲，《小城故事》《原鄉人》《路邊的野花不要采》等，台灣高山族民歌《娜魯灣情歌》的流傳更是給了大陸音樂製作人很多啟示。隨著崔健的一首《一無所有》的流傳，整個中國都颳起一股強勁的西北風，《黃土高坡》《高天上流雲》《信天游》等一大批以西北民族音樂為素材的流行歌曲到處傳唱、家喻戶曉。如果說這些都還是一種追求所謂流行、純粹為獲得某種利益的思想使然的話，那麼「北方歌王」騰格爾一直堅持把自己的音樂創作紮根在蒙古民族音樂的基礎上，使自己能一直保持在中國流行樂壇擁有一席之地；上海著名二胡演奏家馬曉暉與電聲樂隊的完美合作；馮小泉、曾格格夫婦的流行民樂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朱哲琴的《阿姐鼓》方興未艾；「彝人製造」演唱組合迅速串紅等等無不說明一點：中國民族音樂正在逐漸完成一次新的蛻變。「中國音樂文化的發展已經進入現代社會，當代的音樂文化必然帶有當代特徵，音樂文化隨著時代和這個時代的人的需要而變化發展，這本身便是一種創造，一種不脫離民族傳統並以現代生活為根本的創造。四、結語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以及多元文化的廣泛交流，對我國民族音樂的滲透、影響、融合，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技術上都有著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價值，經過潛心學習、研究、感悟，我們會開闊視野、擴大眼界，豐富演唱與教學的思維方式和想像空間，從而有效地提升民族音樂的藝術品位，更好地促進民族聲樂的繁榮和發展。參考文獻[1]張天彤．論高師民族音樂教育[J]．中國音樂，2004，(4)．[2]（美）E·希爾期，傅鏗、呂樂譯．論傳統[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徐儀明，陳江風，劉太恆．中國文化論綱[M]．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作者簡介：譚敏（1981-），女，東莞理工學院師范部藝術系專業教師，研究方向：音樂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