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音乐原理鉴赏中的大三度,小三度怎么区分,在五线谱怎么区别,有什么规律吗
如果你想知道袭大三度,小三度的规律,就必须知道大二度和小二度。
在五线谱中,之所以叫小二度的4个音有3,4,1,7只要看到他们4个音那就是大二度,因为3和4是半音关系，所以是小二度
,1,7也是半音关系所以也是大二度,但小三度,其实和大二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大二度有两个音,大三度有三个音,刚刚我们已经说了，那4个音是大二度,所以比如说3,4,5他们就是小三度了,因为里面具有4.3他们也是半音关系,所以就是说只要三个音里面有两个音是半音关系,那么无疑了,那三个音就是小三度,但比如说5,6,7三音就是大三度了,因为里面并没有两个音是半音关系,也就是说这三个音里面没有3.4和7,1所以这三个音是大三度,所以说如果别人要你求出那三个音是大三度还是小三度,你可以把那三个音列出来,看一下有没有3,4,7,1,4个音,当然啦1和4是不可以的3和7也是不可以的,必须要3配对4,7配对1这可以叫做小三,如果三个音里面没有两个音是半音关系,他们三个音都是全音关系,那么他们一定是大三度,记大二度还有个方法,在钢琴上弹出两音,如果悲伤则是小二度,如果很明朗,则是大二度,多多支持,我也在学乐理,百分百正确的。
2. 曾侯乙编钟对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的意义
编钟的发声原理大体是，编钟的钟体小，音调就高，音量也小；钟体大，音调就低，音量也大，所以铸造时的尺寸和形状对编钟有重要的影响。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我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就逐渐增多了，有9枚一组的和13枚一组的，等等……1978年，湖北随州一座战国时代（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套，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曾侯乙墓编钟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傅钟共65件组成。这些钟分3层8组挂在钟架上，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其中最小的一个钮钟高20．4厘米、质量为2．4千克，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最大的一个低音甬钟高达153．4厘米、质量为203．6千克，全套编钟总质量在2500千克以上。钟架是铜木结构的，它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如┏），全长10米以上，上下3层，高273厘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整套编钟和梁架气势宏大、壮观无比。演奏时乐队由几个人组成，用6只丁字形木锤敲高、中音，用两根长形棒撞低音。经声学专家研究，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的定音频率为256．4赫，与现在钢琴上的中央“C”频率几乎完全相等。
曾侯乙编钟用料是铜、锡、铝合金，全套编钟上装饰有人、兽、龙等花纹，铸制精美，花纹细致清晰，并刻有错金铭文，用以标明各钟的发音音调，它是公元前433年的实物。可见，远在2400多年以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
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在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
在中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近代，在中国云南、山西和湖北等地的古代王侯贵族的墓葬中，曾先后出土了许多古代的编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工艺精美，音域可以达到五个八度，音阶结构接近于现代的C大调七声音阶。另外，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2800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曾侯乙编钟是目前中国出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编钟，被誉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编钟音乐清脆明亮，悠扬动听，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又有歌钟之称。
用曾侯乙编钟演奏的乐曲《楚殇》。乐曲表现了中国古代诗人屈原被流放时的悲愤之情。
1985年8月25日杨家村出土了西周时期编钟一架。这架大型编钟，总重量为340公斤。它在西周考古发现中是不多见的稀世文物。
这架乐器，共为4组，铸造的时间各不同，可能为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制品。它对我们研究西周“钟”，“”的演变规律将有很大的帮助。从器物的用途看，既有编组使用的，又有单独使用的。从“”来看，以前出土实物不多，传世的有“克”，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四虎”等，但都是单个出现。杨家村“编”，属于西周晚期遗物，是目前已知资料中最早最完整的一套。另外，从“钟”的铭文看，对研究西周社会史和官职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充分证明编钟无愧为我国古代众乐之首，击之耳边荡漾着雄浑凝重的“金石之声”，形象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充分显示了我们祖先伟大的创造力，使人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被誉为“国宝”的编钟古乐器，从1954以来，在我省出土过多次。《隋书·音乐志》载：编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编悬的木架，西周时叫“(xuān)”，呈“月”形。演奏时用小木槌敲击，音色纯净，旋律优雅，音域宽广，表现力丰富。高音昂扬，惊天动地；低音浑厚，沉雄飞扬，演奏起来八音齐鸣，古音神韵娓娓动听。
编钟是西周时代祭祀、朝聘、宴享、歌伎的主要和声乐器，尤其适合于伴奏，富有中国古乐的独特风貌。西周时还以此礼乐制度规定名位、等级。编钟是王公贵族权势的标志。
西周编钟，距今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那时候，地球上大部分地区还是荒无人烟，有些地方虽有人群，却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那时，我们这里的祖先不但越过了钻木取火的时代，而且已达到了能用火冶炼青铜铸造编钟的先进时期，它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
[编辑本段]曾侯乙编钟
战国早期著名青铜乐器。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曾侯乙，是战国时代曾国（今湖北随州、枣阳一带）一个名叫“乙”的诸侯。此人死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1978年曾侯乙墓被发现并开掘，使得许多埋藏地底的珍贵历史文物得以重见天日。现存湖北省博物馆。
关于古代乐器，在曾侯乙墓中有着惊人的发掘。墓的东室有琴（十弦）、筝（？）、五弦（？）各一件，瑟五件，笙两件和悬鼓一具。沿北墙放有编磬，靠东南角放着巨大的建鼓。此外，还有篪两件，排萧两管，瑟七件和枹鼓等等。其中最为辉煌，堪称“国之瑰宝”的，要数庞大的乐器组合——编钟。编钟共有六十五枚，全部为青铜铸造，制作精美。钟架呈曲尺形，铜木结构。钟列在钟架上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钟十九枚，中、下层钟是编钟的主体部份，分为三组，这三组钟形制各异。一套称为“琥钟”，由十一枚长乳甬钟组成；第二套称为“赢司（音sì）钟”，由十二枚短乳甬钟组成；第三套称为“揭钟”，由二十三枚长乳甬钟组成。每件钟体上都镌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的钲间部位均刻“曾侯乙乍时”（曾侯乙作）。琴它体的铭文，基本是关于五声音阶名与八个变化音名；敲击每一只钟的正、侧都可以奏出升、降两个音。曾国其他五均调高铭文，曾国与晋、楚等国律名的对应文字等等。这些铭文是研究我国古代乐律极其宝贵的材料。
曾侯乙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略次于现代的钢琴。中声部约占三个八度，由于有音列结构大致相同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几乎能奏出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作品。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推想，这套编钟演奏时应由三位乐工，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组编钟奏出乐曲的主旋律，另有两名乐工，执大木棒撞击下层的低音甬钟，作为和声。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因为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曾侯乙墓编钟的铸成，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它是我国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的一座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出土时，整套编钟耸立如故。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 13枚，战国时发展成 61 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包括钮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及一件镈钟，共六十五件，总重量达2．5吨。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
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无不惊叹。曾侯乙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光辉成就，为今天古音律和编钟制造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最大的编钟
一九七八年发掘的举世闻名的我国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它共六十四件，(计钮钟十九件，角钟四十五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二点四公斤，高二十点二厘米；最大的一件重二百零三点六公斤，高一百五十三点四厘米。它们的总重量在二千五百公斤以上。钟架通长十一点八三米；高达二点七三米。气魄宏大，场面相当壮观。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四三三年，距今二千四百一十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通力协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摄影和扫找电镜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干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份的最佳配方，以获得优美的音色；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设计了“合瓦式”的独特钟形与复杂的钟腔结构，形成了奇妙的一钟双音和优美的旋律。这套编钟都能别两个乐音，全部音域贯穿五个半八度组，高音、低音明显，中间三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由于有了完备的中间音，所以能在任何一个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一重大发现，据弃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
为了使这套中华乐器史上珍贵的国宝发挥更大作用，科学工作者将曾侯乙编钟进行复制。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至九日，中国音协、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考古学会的学者专家共八十多人，在武汉对复制的编钟进行了鉴定。专家通过聆听和比较原件和复制品每个钟的音色、音高，并交替欣赏原件的录音和复制编演奏的《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浏阳河》、《圣诞夜》等中烁曲。他们认为复制品确实达到了原件的音响效果，高音区清脆，明
3. 杨炯 从军行 赏析
从军行
作者：杨炯
烽火照西京2，心中自不平3。
牙璋辞凤阙4，铁骑绕龙城5。
雪暗凋旗画6，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7，不作一书生。
1.《从军行》：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多以军旅战争之事为题材。
2.蜂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从边境到内地，沿途高筑烽火台，有敌情就在台上点火示警，根据敌情之缓急，逐级增加烽火的炬数。照西京：是说报警的烽火已经照达西京（长安），表明敌情严重。
3.不平：难以平静。
4.牙璋：调兵的符牒。两块合成，朝廷和主帅各执其半，嵌合处呈齿状，故名。这里指代奉命出征的将帅。凤阙：汉武帝所建的建章宫上有铜凤，故称凤阙。后来常用作帝王宫阙的泛称。
5.铁骑：精锐的骑兵，指唐军。绕：围。龙城：汉时匈奴大会祭天之处，故址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东侧。这里泛指敌方要塞。
6.“雪暗”句：大雪弥漫，落满军旗，使旗帜上的图案暗淡失色。凋：原意是草木枯败凋零，此指失去了鲜艳的色彩。
7.百夫长：泛指下级武官。此指赣江。
五言律诗是唐诗的主体，其形式与格律在初唐时已经完成。五律的一切规律和创作方法，可以通用到其他诗体，为此，这里我们再讲一首五律，顺便补充讲一点关于律诗的基础知识。
杨炯是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人。高宗显庆六年(公元六六一年)，被举为神童，送入朝廷，授校书郎，才只十一岁。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他也和王勃一样，自以为有才，对人态度傲慢，武则天当政时，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三年任满，改任盈川县令(今四川筠连县)，卒于任所。后人称他为杨盈川，他的诗文存于今者，称《杨盈川集》。
这首诗，先要讲题目。“从军行”本来不是诗题，而是一个乐府曲调的名词。远在西汉时代，汉武帝喜爱音乐歌曲，建置了一个中央音乐院，名为“乐府”。他聚集了著名的音乐家和诗人，收集全国各地民歌，制定许多新的歌曲，颁布天下，供公私演奏。这种歌曲，称为“乐府歌曲”。配合这种歌曲的唱词，称为“乐府歌辞”①，或称“乐府诗”。在中、晚唐的时候，又称“歌诗”。从形式来讲，它们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五、七言混合的，一般都是歌行体诗，采用律诗体的很少。从作用来讲，它们是给伶人歌伎唱的。诗与乐府诗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唱不能唱、或谱曲不谱曲。
这里，必须补充一下，在汉代以前，所谓“诗”，就是指能唱的曲词。一部《诗经》，三百零五首诗，都是可以唱的。到了秦汉时期，古诗已失去了曲谱，这个“诗”字渐渐成为文学形式的名词。在东汉时期，谱曲歌唱的称为“乐府歌辞”，《诗经》式的四言诗，称为“诗”。当时新流行韵五、七言诗，称为“五言”或“七言”。可以想见，“诗”是四言诗的传统名词，五、七言诗还不算是诗。刚才我说，能唱的称为“乐府歌辞”或“乐府诗”，不能唱的称为“诗”，这是魏晋以后的文学概念。
《从军行》是汉魏流传下来的乐府歌曲。汉魏诗人作“从军行”，是乐府曲辞。但是到了唐代，《从军行》古曲已经不存在了，杨炯作这篇《从军行》，只是用古乐府曲调名为题目，而这首五言律诗，事实上是不能配合乐曲歌唱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诗题称为“乐府古题”。它并不表示这首诗的曲调，而是表明这首诗的内容。因为每一个古代乐府曲调，都有一个规定的内容。例如《孤儿行》是描写孤儿生活的，《从军行》是反映从军的辛苦的。杨炯做了这首五言律诗，用了这个乐府古题，但诗的内容已不同于汉魏时代的《从军行》，可知初唐诗人用乐府古题作为诗题，大多已失去了古义。这一种体式的诗，很难分类，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也可以列入“五言律诗”一类。
这首诗的写作方法也是一般的，只要先读第一联和第四联，整首诗的内容都清楚了。第一联“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意思是说，边境上有敌人来犯，警报已传递到长安，使我心中起伏不平。为什么心中起伏不平呢?因为自己只是一个书生，没有能力为国家御敌。于是第四联接下去说：“我宁可做一个小军官，也比做一个书生有用些。”周武王的兵制，以百人为一队，队长称“百夫长”。后世就用以表示下级军官。
第二联说：领了兵符，辞别京城，率领骁勇的骑兵去围攻蕃人的京城。牙璋即牙牌，是皇帝调发军队用的符牌。凤阙，指京城，不是一般的城市，与城阙不同，汉朝时，大将军卫青远征匈奴，直捣龙城。这龙城是匈奴首领所在的地方，也是主力军所在的地方。匈奴是游牧民族，龙城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唐人诗中常用龙城，意思只是说敌人的巢穴。
第三联是形容在西域与敌人战斗的情景。围困了敌人之后，便发动歼灭战，其时大雪纷飞，使军旗上的彩画都凋残了，大风在四面八方杂着鼓声呼啸着。这时，正是百夫长为国效命的时候，一个书生能比得上他吗?
此诗第二、三联只是修饰部分，对诗意并无增加。这正是律诗初形成时的风格，艺术手法还没有发展到高度。
关于此诗的主题思想，有两种看法：唐汝询在《唐诗解》中以为是作者看到朝廷重武轻文，只有武官得宠，心中有所不平，故作诗以发泄牢骚。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以为作者看到敌人逼近西京，奋其不平之气，拜命赴边，触雪犯风，以消灭敌人，建功立业，不象书生那样无用。前者以为这是一首讽刺诗，后者以为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述志诗。这样，从第二联以下，二人的体会都不同了。我以为吴昌祺的理解比较可取，因为第一联已说明作者心中的不平是为了“烽火照西京”，如果说他是为了武人显赫而心有不平，这一句就不应该紧接在“烽火”句下了。
五、七言八句律诗，一共四个韵脚，在第二、四、六、八句尾。例如《野望》这首诗，“依”，“晖”、“归”、“薇”，是韵。“依”字是第一个韵，称为“起韵”。起韵一定，以后就得跟着用同韵的字。但《杜少府》的第一句“城阙辅三秦”，这个“秦”字已经是韵脚了。这首诗有五个韵：“秦”、“津”、“人”、“邻”、“巾”。现在，《从军行》第一句“京”字也是韵，这首诗也有五个韵。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律诗的两种协韵法。
律诗一般都用平声韵。这就意味着每首律诗第二、四、六、八句的末尾必须是平声字。于是，第一、三、五、七句的末尾相应地必须用仄声字。《野望》第一句“东皋薄暮望”，这个“望”字是仄声字，不必协韵，故这首诗的起韵是第二句的“依”字。但律诗第一句末尾也可以用平声字，例如《杜少府》和《从军行》。这第一个平声句尾必须与第二句的起韵协韵。因此，这样的诗，就有了五个韵脚。但律诗的正格是用四个韵。第一句尾的韵称为引韵，不算入正韵。
关于律诗第一句的格律，有两句歌诀：“平起仄收”和“仄起平收”。起是指第一句第二字，收是指第一句第五字(七言律诗则指第七字)。“东皋薄暮望”，“皋”是平声，“望”是仄声，这是平起仄收。“烽火照西京”，“火”是仄声，“京”是平声，这是仄起平收。这两种句法的声调不一样，影响到以下七句的声调全不一样。平起仄收的律诗声调高亢雄壮，仄起平收的律诗声调较为低沉柔婉。唐人律诗以平起仄收为正格，仄起平收为变格。
学习或欣赏唐诗，要在具有四声平仄的基础知识上注意其对偶，和声和协韵。这是唐诗语言的三种艺术手法。对偶表现诗的文字美，和声、协韵表现诗的音乐美。关于对偶与协韵，我们已经谈到过一些。现在要讲一讲和声，唐人也称为调声。
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中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上句是和声的定义，下句是协韵的定义。异音相从就是说平仄相从。平声字要和仄声字配搭。无论在一句或一联中，平仄声字必须有适当的配搭。从陈隋到初唐，诗人们已摸索到平仄配搭的规律。现在把《从军行》全诗的平仄标出来，就易于体会平仄声对诗句音调美的关系。
烽火照西京 平仄仄平平
心中自不平 平平仄仄平
牙璋辞凤阙 平平平仄仄
铁骑绕龙城 仄仄仄平平
雪暗凋旗面 仄仄平平仄
风多杂鼓声 平平仄仄平
宁为百夫长 平平仄平仄
胜作一书生 仄仄仄平平
我国汉族人民的语言或文字，通常用两字组成一个语词，成为一个语文音节。在每一句五言诗中，第二字、第四字，最要注意和声结构(七言诗还要注意第六字的和声)。这首诗除第七句外，每句的语法结构都是两个语词(名词)加一个动词或副词。例如：
烽火——照——西京
铁骑——绕——龙城
而第七句则是：
宁为——百夫长
但是在吟诵的时候，这三句都会读成：
烽火——照西——京
铁骑——绕龙——城
宁为——百夫——长
这里就可以看到第二字和第四字的重要，语法结构和音节结构出现了矛盾。许多人朗诵古诗，只会按照语法结构读。所以读不出诗的音节美来。看了《从军行》的平仄表，你可以发现，在第一句之中，第二字如果是仄声，第四字一定要用平声。在一联之中，上句第二字如果用仄声，下句第二字必须用平声。第四字也同样。这就叫“异音相从”。第二联上句，即全诗第二句，应当仍和第一句异音，而与第二句音调相同。接下去，第三联上句应当和第二联下句音调相同，而和第二联上句异音。第四联也是同样，上句和第三联下句音调相同，而和上句异音。异音相从的方法，唐代人称为“粘缀”。该用平声字的地方，你用了仄声字，该用仄声字的地方，体用了平声字，这就犯了“失粘”的声病。
如果你有多读五言诗的经验，你会发现五言诗的句法总是二字带三字，即所谓“上二下三”上二字是一个音节，下三字是一个半音节。可以是一二组合，例如“照西京”，也可以是二一组合，例如“白日晚”，也可以是一个三字名词，例如“维摩诘”。这种三字组合的名词绝对不能用在句子前面，造成上三下二的句式，就不可吟诵了②。
以上讲的是五言律诗的和声原则。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七言律诗，不过七言律诗还要讲究每句第六字的和声。相传有两句歌诀，可以帮助记忆：
“一三五不拘，二四六分明。”
这是说：律诗的每句，第一、三、五字，可以不拘平仄，自由运用，但第二、四、六字必须按照和声规律用平声或仄声字。这是指七律而言，对于五律，则应当说：“一、三不拘，二、四分明。”一、三、五虽然不拘，但平仄二字，声调毕竟有区别，熟悉律诗声调的人，在这些地方，还应当选用一个声音较美的字。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二日
① 这个“辞”字，魏晋以后，省作“词”。但唐宋以后，“词”字又多了些意义，在写作文学论文时，最好保留古写法，以示区别。本书在必要的时候，仍用“辞”字。
② 盛唐以后，出现了拗句，便突破了这个规律，有上三下二的五言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