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西方古典音乐鉴赏论文 西方音乐鉴赏怎么写
西方古典音乐有复着灿烂辉煌制的历史。奴隶社会中，古希腊、古罗马的音乐文化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世纪，宗教音乐占有统治地位；其特点是以歌唱为主的多声部音乐形式；11世纪世俗音乐和民间音乐发展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器乐逐渐取得重要地位；经历16、17世纪，器乐的发展为18世纪的古典音乐打下基础。
一、古典音乐的划分
18世纪是古典音乐的分界线。18世纪以后，进入古典音乐时期，音乐史步入一个辉煌的时代。
二、古典音乐的流派
1. 巴洛克音乐时代
这是古典音乐的第一个流派。“巴洛克”原意是不圆的珍珠，最先用在建筑上。
2.古典乐派时代
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古典乐派时代，奥地利的海顿、莫扎特和德国的贝多芬是代表人物。这个时期的音乐形式基本上是器乐，声乐退居其次。
3.浪漫主义乐派
19世纪20年代进入浪漫主义乐派时代，杰出的作曲家有德国的舒曼、门德尔松、韦伯、波兰的萧邦、奥地利的舒伯特、法国的伯辽兹。
4. 民族乐派时代
民族乐派是浪漫主义的重要分支，它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
5.印象主义乐派时代
印象主义乐派萌生于19世纪的法国巴黎，创始者是法国的德彪西。印象主义源于法国画家莫奈的《印象·日出》。
② 西方古典音乐的当代文化意义 论文~！！
给你些材料： 古典音乐的发达普及是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的文明化程度的标志。
歌德说：不爱音乐，不配作人。尼采是一个哲学的狂人,文学的狂人,也是爱乐的狂人,歌剧《卡门》他竟然去看了37次,对音乐有极深的见地。他说：没有音乐,生命是一个错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说：有了音乐,人已经不再产生欲望,这种艺术已经完全得到了满足。音乐是各种艺术中第一位的,帝王式的艺术。
前些时候报上报道几位专家的座谈会，谈的是在上海演出的奥地利马勒的交响曲。马勒在中国是新鲜的，专家们最后极富有鼓舞意味地说：现在是走向马勒的时候了。这是说中国将会走进像马勒这样大师的世界中。马勒音乐在二战后在西方大受欢迎，这反映了战后人们痛苦的心灵，人们渴望在马勒深沉的音乐里得到解脱，而这是贝多芬或者柴可夫斯基所不能给与的。在二次大战中，柴可夫斯基在美国曾一度流行，然而马勒音乐远为深刻的内涵又岂是柴可夫斯基交响曲所能比拟的。
我们所缺乏的是一种传统。与西方相比，我们的差距是双重的。所谓古典音乐本来就是发祥于欧洲，中国与日本是东方国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那也是历史悠久而灿烂的。所以当我们接受西方的古典音乐时，我们显然不可能具有他们那种文化传统。西方的宗教、教堂都有与音乐相关的地方。坐在交响音乐厅里的西方青年并非个个都懂音乐，不过至少不陌生，这就是传统的力量了。在西方，传统没有间断，虽然音乐潮流本身不断更新。中国则不然，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传统，因此我们在普及古典音乐方面要做的工作更多。歌德说：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便是惊异。莫扎特、贝多芬、马勒音乐所给予的正是这种惊异的感觉。
1997 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示,要在500万在校大学生中普及古典音乐。士可百为,唯不可俗（低俗、粗俗、庸俗）,俗不可医。大学四年最紧要的是熏染得一种气质,古典音乐似乎更易使人的气质发生变化。有了气质,能力因此跟随,知识因此吸附；有了气质,虽不一定都有鸿鹄之志,但都不会只存燕雀之心。
古典音乐与德育
达尔文：一个科学家的成功取决于丰富的精神状态和美好的感情世界,而不仅仅是一种理性思考。贝多芬：音乐要使人类的精神发出火花。音乐是比一切哲学、一切智慧更高的启示。音乐能使人的心灵与精神境界变得高尚,纯净，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爱乐使人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人变得很沉,但绝不阴,而是比不沉的人更光明,他观望着现实的世界,构想着美好的超越。他在日常中生活着,同时在另一个理想的空间中活动。爱乐的人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完美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
爱乐使人孤独。不是被人孤独,而是自己孤独自己,在孤独中发展了尊严自尊和尊人。音乐会自我沉浸，非流行歌会追星狂热。孤独是一切伟大思想家的乳母,是英雄之母,是诗人的女伴,是艺术的女友。培根:品格是在孤独中完善起来的,才能则是在社会中完善起来的。舒曼:孤独感是一种有活力的、叫人思索的、富于创造性的宁静。越是物质的生活，越显得可怜和可悲；越不是物质的生活，在越重要得多、越高尚得多的同时，也越显得孤独和悲壮。音乐不会使你富有,但会使你幸福；它不能拯救你的灵魂,但会使你的灵魂值得拯救。
古典音乐与智育
爱因斯坦对古典音乐有刻骨铭心的酷爱和热恋,他会弹钢琴,小提琴也拉得很绝。一次,在作完物理学专题演讲后,为感谢如雷的掌声,他操起小提琴拉出一段莫扎特的奏鸣曲,并说,如果我用小提琴演奏来代替言辩,将会更加愉快,更易理解。他说：如果我在早年没有接受音乐教育的话,那么我无论在什么事业上都将一事无成,音乐的感觉给我带来了新发现。可以说他的相对论是用钢琴弹出来的：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爱穿着睡衣下楼用早餐,但他几乎一点都没碰盘中的食物,他回答关切他的太太说:亲爱的,我产生了一个绝妙的意念,跟着就转到钢琴上弹了起来，他边弹边停下来记下脑中刚才闪过的火花,并再一次地叫道：绝妙的、辉煌的意念！他再且弹且记地过了半个小时,然后上楼返回自己的房间,要求不再打扰他。他几乎都把自己关在那里,两个星期后走出来时,面色都变得惨白,他把两叠写得满满的纸往桌上一放,兴高采烈地说:瞧,相对论!
据研究，小孩听了莫扎特音乐能提高数学能力。
古典音乐与体育
音乐对调剂人的和谐生活及增进身体健康有很好的作用。美科学家做对比测试:摇滚乐和爵士乐的演员们心率不齐，神经异常者占93%以上,古典音乐的交响乐演奏员患同类疾病的连5%都不到,且比一般人还要健康。音乐对人的心理作用,主要表现为对情绪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它的物理作用,能够镇静镇痛降压,调节人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日本测试:收听古典音乐的母亲,奶量比平时增加20%,如戴耳机听,则增量多达一倍；如听爵士乐,奶量竟比平常减少20-50%。据报载，有奶牛场给奶牛放古典音乐听，以提高产奶量。
古典音乐与美育
牧师收养了一个盲女孩,他带她去附近的森林名胜,那里正在举行贝多芬的交响乐系列音乐会,他们听了第六交响曲田园,在默默的回家途中,盲女孩忽然问道,牧师,请告诉我世界真是这么美吗?
音乐美比起其他艺术美更接近情感自身。它来自情感、表达情感、激起情感，是所谓激情的语言。音乐的材料——声音，有时并不需要特别的内容因素却能引起人的社会性情绪、情感反应：音色可引起轻盈、飞翔、幸福的情绪联想，也可造成迟钝、沉重、恐怖的印象；某些和弦，仿佛具有色调的意义；某些节奏可造成动荡或安静的效果。一般说来，音乐崇高美至少必须具备下列要素：题材的严肃性、内涵的丰富性、感情的强烈性以及结构富于理性等。悲剧也是音乐美重要的范畴，虽然它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悲，谁在悲，不过音乐却是最擅悲情的艺术。当我们说一部作品美，不仅是在说我能理解它，而且是在说，我认同作品的内涵，即情感上发生共鸣。可见，音乐美比其他艺术美更具情感特征，甚至这种美就是情感自身。
古典音乐与劳动
各种艺术中,只有音乐能和劳动同时进行,并起到促进作用。美国试验:恰当地运用背景音乐可提高工效30%以上,而其他法子只能提高5-10%。
③ 从西方电影与音乐看文化差异----写论文用的
从电影中看得出哪些中西方文化差异
尽管现实中的迷信意识早已在唯物主义面前败北，但至少在艺术和电影中，富有灵性的东方文化还是不时地显现出优势。超现实主义电影，最能突显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差异和差距。在杨德洛维斯基的《圣山》中，我们便可见墨西哥大师是如何不惜一切地卖弄奇幻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超现实包装”寻找科学的解说和理由。其实，西方此类电影很多时候都局限在以超现实主义现象验证着现实，而此时东方电影却能洒脱地以现实主义原则解构超现实主义现象。比较《雨月物语》，我们就会发现沟口健二是如何自信并理所当然地让鬼魂随心所欲地出入银幕。然而也正是他这种天经地义的自信，才使影片始终笼罩着一层虚实结合的快慰和朦胧幽哀的凄美意境。
一 .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人的个性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2]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而且也包括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
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所谓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便是这个道理。“东方人并不具有西方人的忙碌和竞争意识，他们总是显得严肃、执重，从不着急，时间观念淡漠。就象‘效率’一词代表着西方社会中支配人们思想的基调那样，中国人常说的‘马马虎虎’一词也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所持的态度。”[4]生活圈子的狭隘与封闭，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固定性和长久性，为了能够和睦相处，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也培养成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而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形成其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养成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④ 西方音乐史论文
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
——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
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
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
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
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
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
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
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
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
“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
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
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
“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
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
“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
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
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
⑤ 求一篇论文 论文论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对比
音乐，从广义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文化的外延，是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的一种结晶形式。从这种意义说，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的审美经验，由于滋生土壤（错综复杂的文化）的差异，它显然有别于西方古典音乐（主要是交响乐）。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得到验证： 一曲《高山流水》旋律古朴、典雅、优美、深沉；节奏平稳、舒展；音调缠绵、柔婉秀娟；体现出阴柔美。 一曲《命运交响乐》节奏明快、急促、音域宽广，曲调明朗、刚健、情绪激昂、气魄宏大；体现出阳刚美。 因此推广到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你会发现以上不只是两首乐曲风格的差异，更是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在音乐审美观点和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体现。 说到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差异，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技术层面上西方古典音乐有理论，有规范，有大量的文字和音响文献，易于流传；而中国传统音乐，没有一套完备的作曲理论与法则，较易失传。中国传统音乐以线条为主，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和声。中国传统音乐注重气息，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节奏。两者技术方面的最大不同在于音色与演奏方法。 艺术层面上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表达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并且讲求悟性慧根，因此比较主观。 西方古典音乐着重美学及功能性，故此比较客观。中国传统音乐境界的表现特点与西方古典音乐不同，西方古典音乐以深刻严肃见长，突出主客对立，大都带有正剧或悲剧色彩，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艺术精神的“壮美”；而中国传统音乐以旷达悠深见长，突出“情”和“景”的交融，主客统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和合”精神的“幽美”。 归根究底，艺术方面上的最大不同在于审美取向和价值观。 因而，也就不奇怪——西方人爱玩交响乐，台上的乐手和乐器越多越显得气派；中国人不这样也能取得同样的艺术效果，一把琵琶就能弹出悲壮的垓下之围，一架古筝就能奏出连海之春江潮水，一只古埙就能吹出千古兴衰之幽思。 总之，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带来音乐创作手法及审美观的差异：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将是二者今后发展繁荣的必经之路！
求采纳
⑥ 音乐剧论文（800字左右）
嘻嘻，华育的预初学生吧！我也是噢，你几班的？
我也正在做这个作业，刚好一查就发现了你这个帖子，你不怕老师发现吗？
头痛这个作业啊！周五就要交了，偏偏复习阶段作业特别多！
给你我的资料吧！大部分都可以抄上去。偷偷告诉你噢，这里面我抄了700字，自己就写了开头和结尾。
http://ke..com/view/9921.htm
音乐剧简介
音乐剧（Musical theater）是由喜歌剧及轻歌剧（或称“小歌剧”）演变而成的，早期称作“音乐喜剧”，后来简称为“音乐剧”，是19世纪末起源于英国的一种歌剧体裁，是由对白和歌唱相结合而演出的戏剧形式。音乐剧熔戏剧、音乐、歌舞等于一炉，富于幽默情趣和喜剧色彩。它的音乐通俗易懂，因此很受大众的欢迎。音乐剧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上演，但演出最频密的地方是美国纽约市的百老汇和英国的伦敦西区。因此百老汇音乐剧这个称谓可以指在百老汇地区上演的音乐剧，又往往可是泛指所有近似百老汇风格的音乐剧。
音乐剧（英语：Musical theater，简称 Musicals），又称为歌舞剧，是音乐、歌曲、舞蹈和对白结合的一种戏剧表演，剧中的幽默、讽刺、感伤、爱情、愤怒作为动人的组成部分，与剧情本身通过演员的语言，音乐和动作以及固定的演绎传达给观众。一些著名的音乐剧包括：奥克拉荷马、音乐之声、西区故事、悲惨世界、猫以及歌剧魅影等。
音乐剧特点
和歌剧的分别是，音乐剧经常运用一些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以及流行音乐的乐器编制;在音乐剧里面可以容许出现没有音乐伴奏的对白;而音乐剧里面亦没有运用歌剧的一些传统，例如没有了宣叙调和咏叹调的区分，歌唱的方法也不一定是美声唱法。但音乐剧和歌剧的区分界线仍然有不少学者争议，例如格什温作曲的波吉与佩斯(台湾翻译「乞丐与荡妇」)就曾同时被人称作歌剧、民谣歌剧(Folk Opera)和音乐剧。一些音乐剧如悲惨世界是从头到尾都有音乐伴奏，而一些轻歌剧如卡门却有对白。
音乐剧普遍比歌剧有更多舞蹈的成份，早期的音乐剧甚至是没有剧本的歌舞表演。虽然著名的歌剧作曲家华格纳在十九世纪中期已经提出总体艺术，认为音乐和戏剧应融合为一。但在华格纳的乐剧里面音乐依然是主导，相比之下，音乐剧里戏剧、舞蹈的成份更重要。
音乐剧与歌舞片
很多音乐剧后来又被移植为歌舞片，而剧场版本和电影版本并不一定完全相同，因为剧场擅长于场面调度和较为抽象的表达形式，利用观众的想像去幻想故事发生的环境，而电影则择长于实景的拍摄和镜头剪接的运用。西城故事是其中一个将舞台版本成功移植为电影版本的音乐剧，在横街小巷取景，开创了后来很多音乐电影的先河。亦有歌舞片移植为音乐剧的例子，例如万花嬉春是先有歌舞片，后来才被移植成音乐剧。
很多音乐剧后来又被移植为歌舞片，而剧场版本和电影版本并不一定完全相同，因为剧场擅长于场面调度和较为抽象的表达形式，利用观众的想象去幻想故事发生的环境，而电影则择长于实景的拍摄和镜头剪接的运用。西城故事是其中一个将舞台版本成功移植为电影版本的音乐剧，在横街小巷取景，开创了后来很多音乐电影的先河。亦有歌舞片移植为音乐剧的例子，例如雨中曲是先有歌舞片，后来才被移植成音乐剧。
音乐剧擅于以音乐和舞蹈表达人物的情感、故事的发展和戏剧的冲突，有时语言无法表达的强烈情感，可以利用音乐和舞蹈表达。在戏剧表达的形式上，音乐剧是属于表现主义的。在一首曲之中，时空可以被压缩或放大，例如男女主角可以在一首歌曲的过程之中由相识变成堕入爱河，这是一般写实主义的戏剧中不容许的。
音乐剧结构
音乐剧的文本由以下几个部份组成：音乐的部份称为乐谱、歌唱的字句称为句诗、对白的字句称为剧本。有时音乐剧也会沿用歌剧里面的称谓，将歌词和剧本统称为曲本。
音乐剧的长度并没有固定标准，但大多数音乐剧的长度都介乎两小时至三小时之间。通常分为两幕，间以中场休息。如果将歌曲的重复和背景音乐计算在内，一出完整的音乐剧通常包含二十至三十首曲。
音乐剧历史
在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音乐成了人们用来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有力工具。在欧洲，各种各样的音乐都得以茂盛发展，出现了清唱剧和歌剧。但华丽或庄严的歌剧或清唱剧并不能完全满足观众，于是出现了被称之为“居于杂耍和歌剧中间”的艺术形式。
历史上第一部“音乐剧”是约翰·凯的《乞丐的歌剧》，首演于1728年伦敦，当时被称为“民间歌剧”，它采用了当时流传甚广的歌曲作为穿插故事情节的主线。1750年，一个巡回演出团在美国北部首次上演了《乞丐的歌剧》，这便是美国人亲身体验音乐剧的开端。1866年，《黑魔鬼》成为美国第一部的音乐剧。德国的喜剧，穿紧身衣跳舞的女孩，滑稽的歌曲，以及侏儒和妖精的扮相等等，奇异的场面令人惊异。美国人对音乐剧的兴奋和拥护“就像当年米兰人等待普契尼的新歌剧，或维也纳人等待勃拉姆斯的新作交响曲一般”。
种类繁多的美国娱乐
19世纪，城市在美国纷纷建立，音乐剧随之茂盛起来，它们以城市观众为对象，出现了轻歌舞剧及其更为粗俗的姐妹剧种———滑稽表演。轻歌舞剧适合每个人的口味，每周的节目单上有杂技，魔术，舞蹈、动物表演。单口相声唱歌和滑稽戏等等。轻歌舞剧的来源很多：合法剧院的幕间特别节目、黑人歌曲表演、英国音乐厅的表演。这种雏形的美国音乐剧还只停留在模仿和沿袭欧洲轻歌舞手法的阶段，其中歌、舞、哑剧，滑稽戏甚至杂耍，魔术筹各种艺术手段都可采用，不过，直到1890年，喜剧《唐人街之旅》成为一个里程碑，这部戏证明了音乐剧可以有美国的故事，也可以有美国的歌曲，如《巴华利街歌》。这首歌本来是一首很动听的民歌，一首地地道道的美国歌；更为重要的是，该剧不仅有美国歌曲，美国故事，而且还有美国人说话的方式，就是说所有的角色们都用俗语说话。
小歌剧时代
进入20世纪，欧洲的作曲家给美国带来的一种小歌剧形式。由于多年来受到欧洲歌剧如吉尔伯特和苏利温的英国喜歌剧，加上其他的天才如约翰。斯特劳斯的维也纳小歌剧，奥芬·巴赫的法国轻歌剧等的影响，使观众自动地有了一套评判音乐好坏的标准，而且也影响了观众的欣赏口味：有意味的情节，优美的音乐和文雅的歌词成为编创者追求的目标。1927，年由吉罗姆，科恩和奥斯卡·双姆斯特恩所作的《画舵漩宫》（该剧是至今仍在上演的优秀的音乐剧中最早的一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它也是一部真正的小歌剧。它以密西西比河上一艘表演船为背景，描述船长、船长夫人、女儿木兰小姐、赌徒女婿、剧团台柱黑白混血的朱莉小姐、船底黑奴、黑厨娘的故事，还有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人情事故、悲欢离合，全剧长达四小时。首演之夜，百老汇的观众被吓呆了，他们不晓得原来“Musi-cal”不是只有歌舞喜闹剧，竟然可以这样的“戏剧”！从此，百老汇音乐剧开始了现代剧目的尝试，音乐剧的编导开始更注意故事情节及歌曲的创作，从而更丰富了音乐剧的形式。
与小歌剧并存于同一时代的还有Rcvue(时事讽刺剧)，在音乐舞台上它以没有完整故事的形式和通俗的方式兴盛着，这种歌舞虽没有情节，却开着冷玩笑，利用这种讽刺的手法把戏剧或歌剧滑稽化，它模拟流行的东西，或对流行的丑闻放冷箭——这些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歌舞的主要材料。
爵士乐进入音乐剧
爵士音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美国南部新奥尔良的一种流行音乐。从它的身上可以找到美国民歌小调，黑人灵乐怨曲以及各种村音俗韵的身影，风格多样，动感强。第一部伟大的令人不能忘怀的歌舞名为《当心你的脚步》，1914年在新阿姆斯特丹剧院上演。对于此事最有贡献的是艾尔文·伯林。他作出了那种精细的切分音拍子的歌曲，使得美国的音乐剧舞台与爵士音乐永远结了不解之缘。“爵士”成为音乐剧的“音乐俗语”。不少作曲家也将爵士的因素引入创作中。乔治·葛什温开创的就是一种“交响味”的爵士风。1924年，由葛什温兄弟创作的《女士，好样的》就开创了上世纪20年代百老汇音乐剧的爵士舞风格，该剧也使弗瑞德·阿斯泰尔和妹妹阿德勒成为百老汇首屈一指的歌舞明星。至此美国音乐剧掀开了它的新纪元，作品逐步趋于成熟
20世纪40~60年代，受欧洲轻歌舞剧和爵士音乐的影响，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百老汇音乐剧经典剧目。在这期间的作品已经成为年轻的古典了：如以美国西南部俄克拉荷马拓荒地区为背景的《俄克拉荷马》（1943年），该剧1955年被拍成电影获奥斯卡金像奖，1964年艾尔文；怕林的《安妮，拿起你的枪》；考勒·波特的根据萧伯纳剧本改编的音乐剧《窕窈淑女》。1956年在纽约首演，1964年被拍成电影并获奥斯卡金像奖；以及1957年在纽约首演的《西区故事》，1961年被拍成电影也获奥斯卡金像奖；1964年在纽约首演，反映沙俄时代犹太人命运的《屋顶上的提琴手》，1964年在纽约首演，1971年被拍成电影获奥斯卡奖。
百花齐放的现代
在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前卫剧场的观念渗入主流作品；摇滚乐、社会变迁丰富创作的素材，欧陆作品进口美国，百花齐放。
20世纪60年代，甲壳虫和摇滚乐由英国冲向世界，各国音乐剧作曲家对这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由抵制逐渐转向吸收，英国的韦伯率先在《万世魔星》这部以古老的圣经故事改编的内容沉痛、主题严肃的音乐剧中采用了轻音乐及摇滚乐，使之具有了现代感，歌曲变得活泼，通俗、易于演唱。在配器上也打破了管弦乐的严格限制，将电声乐器引入音乐剧，从而加强了它的时代感和表现力。加之由于现代音响广播设备的更新和普及，许多音乐剧中脍炙人口的歌曲。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手段，很快就风靡世界，成为全球流行歌曲，如《艾维塔》中的《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及《猫》中的《回忆》在音乐会及平时街头广播中都常可听见，致使许多没有看过此剧的人也产生了一睹为快的期待。
20世纪70~80年代，“音乐剧”的创作热潮转向伦敦，英国创造了与美国风格大不相同的“音乐剧”，出现了一批英国“音乐剧”经典剧目，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万世巨星耶苏基督》（1971年）、《艾维塔》（1976年）〈猫〉（1981年）《歌剧院的幽灵》（1986年）和《日落大道》（1993年）以及根据雨果名著《悲惨世界》创作音乐剧《悲惨世界》（1980年）、都成了世界各竞相上演的保留剧目，它们在音乐和戏剧上都有了突破和飞跃。
音乐剧的流派
音乐剧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音乐剧流派的开成和壮大总是与杰出的作曲家和剧作家，尤其是他们的不朽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
科恩、罗杰斯和小哈姆斯坦的古典音乐剧流派、勒纳和洛维的小歌剧流派、桑德海姆和普林斯的“概念音乐剧”流派、韦伯和莱斯的现代流派音乐剧、勋伯格和鲍伯利的史诗流派、吕克·普拉蒙登和理查德·科钱特的浪漫主义流派和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流派音乐剧向世人打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音乐剧舞台。
音乐剧名家
英国戏剧家安德鲁·洛依德·韦伯
安德鲁·洛依德·韦伯（AndrewLloydWebber）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的第一部音乐剧已表现出了对流行音乐的着迷，结合了迷幻、乡村与法国小调三种元素。
70年代早期，韦伯与莱斯合写的作品是大胆的《万世魔星》，获得了格莱美奖。该剧于1971年在纽约上演时，获得了七项托尼奖，包括最佳原作曲和最佳音乐剧奖，1973年，该剧被拍成电影。韦伯根据T·S·艾略特的《擅长装扮的老猫经》改编的《猫》正开始成为迄今为止韦伯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作品。
在美国和英国以及全世界，任何一个时候，都至少有他的十几个巡回演出团在大城市演韦伯的音乐剧。1995年，《猫》以史无前例的演出纪录庆祝它在百老汇上演十周年，《猫》、《星光快车》及《万世魔星》三部韦伯的作品是伦敦戏剧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三部音乐剧。韦伯是改写音乐剧历史的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美国歌剧大师乔治·格什温
乔治·格什温（GeorgeGershwin）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极大热情。1919年与欧文·凯撒（IrvingCaesar）的合作曲子“斯瓦尼”使他第一次出名。同年他被委任为《乔治·怀特1919年的丑闻》一剧作曲，其中一些歌曲成为美国流行音乐中的里程碑，如“我要建一条通往天堂的梯子”、“有人爱我”等。
1935年他的民歌歌剧《波吉与贝丝》在波士顿上演，成为格什温上演最多的剧目之一。1936年格什温兄弟转到好莱坞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时期。他们为《我们跳舞吗》（1937）、《困苦中的年轻女人》（1937）谱为另一部影片《古德温闹剧》（1938）写曲时，乔治病倒了，不久于1937年6月去世。[1]
[编辑本段]音乐剧的主要类型
1.百老汇音乐剧
像“好莱坞”与美国电影的关系一样，一提起“百老汇”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到美国戏剧。“百老汇”是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条大街的名称。在这条大街的中段一直是美国商业性戏剧娱乐的中心，因此“百老汇”就成为美国戏剧活动的代名词了。百老汇曾经有非常辉煌的历史，这是与美国商业音乐剧的历史密切相联系的。百老汇音乐剧(Broadway Musicals)的前身是黑人游艺表演、滑稽剧、歌舞杂剧等，比较多地受爵士乐、摇摆乐的影响，其舞蹈有独创的百老汇风格。1904年，比特尔·琼斯明确了音乐剧的概念，真正有代表性的剧目是1927年的《演出船》，它综合地把歌曲、舞蹈和故事情节、话剧表演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音乐剧把美国风格的爵士乐和与爵士乐配合得摇摆性很强的舞蹈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俄克拉荷马》、《西区故事》、《平步青云》都是在百老汇相继走红的重要音乐剧目。此外在百老汇经年不衰的音乐剧有：《歌剧院幽灵》、《悲惨世界》、《西贡小姐》、《美女与野兽》等。
2.黑人音乐剧
音乐剧表现手段从以欧洲为主移向以美国为主，就是因为黑人的褴褛时代爵士乐、灵魂音乐、游吟和忧伤蓝调的流行。再后来的摇摆乐也有强烈的黑人音乐背景。著名的黑人音乐剧包括《演出船》、《波吉和贝丝》、《天空小屋》、《圣路易斯的女人》、《花之房》(1954年)、《牙买加》等等。
3.伦敦西区音乐剧
伦敦西区音乐剧更多地受歌剧和轻歌剧的影响。英国音乐剧的发展很少在舞蹈方面做特别突出的改进，这里的艺术形式的结合是把歌剧、轻歌剧的传统以及音乐喜剧的传统与爵士乐、踢踏舞和芭蕾进行一定程度的结合。20世纪70年代，英国出现了两位音乐剧创作巨匠：安德鲁·洛依德·韦伯和蒂姆·莱斯，随即英国音乐剧就出现艺术上的转折。在风格上，韦伯创作的音乐剧偏重音乐，舞蹈相对较少；在制作上，英国音乐剧著名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非常注重把舞台上的各种技术——布景、服装、灯光等与其他手段结合起来。很快百老汇感到了来自伦敦西区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伦敦西区的著名音乐剧包括《悲惨世界》、《西贡小姐》(1991年才移师纽约的百老汇)、《猫》、《歌剧院的幽灵》(后来移师纽约百老汇)等等。此外，似乎所有的音乐剧从伦敦搬到百老汇都能获得成功，比如《象棋》、《男朋友》、《奥利弗》、《可爱的战争》、《查里姑娘》等等，无不如此。[2]
[编辑本段]西方音乐剧
音乐剧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轻歌剧喜剧和黑人剧。
初期的音乐剧并没有固定剧本，甚至包含了杂技、马戏等等元素。自从1927年演艺船（画舫璇宫）开始着重文本之后，音乐剧开始踏入它的黄金岁月。这时期的音乐剧多宣扬乐观思想，并经常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局。直至1960年代摇滚乐和电视普及之前，音乐剧一直是最受美国人欢迎的娱乐和演艺形式。1980年代以后，英国 伦敦西区（West End）的音乐剧演出蓬勃，已经追上百老汇的盛况。后来甚至出现法文的音乐剧，如悲惨世界（后改编为英文版，曾在百老汇演出）、星梦Starmania、钟楼怪人、罗密欧与茱丽叶、小王子等等。
My Fair Lady Playbill with Julie Andrews and Rex Harrison而随着英国和美国的音乐剧经常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音乐剧也开始在日本、韩国、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地区流行。参见亚洲的音乐剧。
发展和著名剧目
百老汇音乐剧之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音乐剧后来传播到美国，并在美国得到高度冶炼和发展。美国纽约的百老汇，视其为音乐剧中心，甚至将音乐剧统称为百老汇音乐剧。美国音乐剧的内容，偏重于谈情说爱及幽默风趣，音乐轻松愉快，演出方式往往比较富丽堂皇，但仍不失其主要风格。其典型代表人物科恩人称“百老汇音乐剧之父”。
科恩1885年1月诞生于纽约，年轻时曾在纽约音乐学院学习钢琴，1903年赴英国伦敦学习作曲，同时潜心研究轻歌剧、音乐喜剧的创作表演经验，并参加创作实践。自1904年起先后创作音乐剧50部，其中《演艺船》(1927)最为出众。
故事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密西西比河上一个在船上演出的流动剧院演员们在时代变迁和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中悲欢离合的生活景象。船主安迪的女儿马格诺莉雅与游手好闲的青年拉威涅相爱，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吉姆。一天，船主发现女婿拉威涅竟是赌棍，将其驱逐，吉姆随同离去。马格诺莉雅无奈在夜总会登台献艺，艰苦奋斗了21年，终于成为著名音乐喜剧明星，最后回到船上，挽救了日益衰败的演艺船，拉威涅和女儿吉姆也回到船上一家人终于团聚。剧情中加入了民间歌舞、爵士乐、查尔斯顿等清新歌舞，歌曲旋律深沉感人，以《老人河》最为著名。在演出中，美国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尔·罗伯逊(1898—1976)饰船工乔一角，成功演唱苍劲、悲切的《老人河》使其扬名世界。
发展中百老汇音乐剧
20世纪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格什温的《开始奏乐》(1927年)、《疯狂的女郎》(1930年)、《我为你歌唱》(1931年)以及1935年创作的黑人民间音乐剧《波吉与贝丝》，其中的《我为你歌唱》因为剧中讽刺了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弊病，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成为第一部获得“普利策奖”的音乐剧。
自20世纪20年代起，百老汇名家辈出，经典佳作频频登台，商业操作生意兴隆，持续铸造数十年的辉煌。百老汇音乐剧发展史上，除科恩、格什温兄弟等风云人物外，在40、50年代有过密切合作的作曲家罗杰斯和剧作家哈默斯坦也为音乐剧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他俩合作的《俄克拉荷马》于1943年3月在纽约圣詹姆斯剧院首演，获得空前成功。这是一部反映农村青年爱情生活的故事。其中女主人公劳芮做梦的场景，描写梦幻中与恋人克莱的绵绵情语——雇工加德与克莱斗殴，劳芮相阻——劳芮在加德追逐下奔跑、挣扎……最后从梦中惊醒。德蜜尔在这里巧妙运用双人舞、三人舞，与剧情和谐巧妙的结合，舞姿舞步做了民俗化、美国化的改革，以区别古典概念的芭蕾舞。《俄克拉荷马》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成功实践了多种要素的完美综合。此后，罗杰斯和哈默斯坦又合作完成了《旋转木马》、《南太平洋》、《国王与我》。还有一部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音乐剧。这就是《音乐之声》。这部音乐剧后来被搬上了银幕，作品中的许多歌曲，可谓脍炙人口，流传甚广。
50、60年代是百老汇音乐剧的全盛时期，在强化歌唱、舞蹈、表演、剧情的有机综合功能方面又作了一系列大胆革新。精湛的专业化创作技巧和美国作风的音乐舞蹈汇成浑然一体，将音乐剧的艺术品位和演员的多能性表演艺术提升到新的境界。1957年9月16日，由普林斯制作、伯恩斯坦作曲、劳伦茨编剧、桑岱姆作词、罗宾斯导演的《西城故事》在百老汇首演，标志着音乐剧艺术最佳发展阶段的开始。此剧1961年拍成电影，荣获十项奥斯卡奖。作品从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获得灵感，地点从维罗那古城变为现代曼哈顿西区，人物关系由原剧两个世代宿怨的贵族家族移植为落后、贫穷的移民集聚地的两个青年团伙争夺地盘的恶斗，男女主人公托尼和玛丽亚分属一个群体，最后以悲剧告终。该剧融会复杂的爵士节奏和富于冲击力的音响律动，歌曲音调着重深入揭示人物内心情感，将音乐完全置于剧情之中。虽为爵士流行风，却不追求听觉的效果，给了观众以细细咀嚼回味的余地。剧中歌曲《玛丽亚》、《今晚》、《阿美利加》等韵味十足，百听不厌。
继《西城故事》之后，百老汇陆续推出一些风格迥异的音乐剧，《吉卜赛》(1959)、《音乐之声》(1959)、《卡米洛特》(1960)、《您好，多莉》(1963)、《屋顶上的小提琴》(1964)、《滑稽女郎》(1964)、《油脂仔》(1972)、《平步青云》(1975)、《芝加哥》(1976)、《安妮》(1977)、《第42街》(1980)以及红极90年代的《美女与野兽》、《狮子王》、《化身博士》《为你疯狂》以及心理剧《化身博士》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其中不少作品从纽约到世界，从舞台到屏幕，展示了音乐剧这一独特艺术品种的千姿百态。
伦敦西区的《奥立弗》“挑战”百老汇
自60年代起，伦敦西区的音乐剧创作表演正急起直追，不时发起向百老汇的冲锋进军，“音乐剧中心”百老汇受到严峻的和强烈的震撼。
1960年6月由巴特根据狄更斯的小说《孤星泪》(即《雾都孤儿》)编剧作词作曲的《奥立弗》首演于伦敦。1963年进入百老汇舞台，荣获两项托尼奖。该剧没有舞蹈场面，将创作重点放在戏剧表演、各种形式的演唱和舞台布景的创新上，采用并行转台展现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社会图景，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故事发生的特定环境，对奥立弗的悲惨命运给予深深的同情。也正是在60年代，伦敦剧坛升起了一颗作曲新星，那就是安德鲁·洛依德·韦伯。他具有扎实的古典音乐根基，擅长于钢琴、小提琴等乐器演奏，对新潮流行音乐和音乐剧情有独钟。1967年他与词作家蒂姆·莱斯(1944)合作《约瑟夫和神奇彩衣》，此剧1981年在百老汇连演800多场，1982年获包括音乐在内的托尼奖多项提名。1971年10月他们合作的摇滚音乐剧《耶稣基督巨星》在百老汇首演，此剧取材于圣经故事灵感来自于霍尔本的油画《墓中死基督》，通过对以基督与犹大为中心的复杂人物关系折射当代社会普遍的人性命题，寓以深刻的哲理意味。1978年6月他们的又一部摇滚音乐剧《艾维塔》在伦敦隆重上演，故事取材于阿根廷前总统庇隆第二任夫人艾维塔的生活事迹翌年9月在百老汇连演1560多场，荣获7项托尼奖和纽约戏剧评论界最佳音乐奖。以上两部摇滚音乐剧为了使观众深入了解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调动了旁白演唱的形式，《艾维塔》中演唱的摇滚歌曲《如此一个竞技场》、《金钱滚滚来》有力地推动着情节发展，而且又十分动听。这部音乐剧中还有一首并非摇滚的主题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以其楚楚动人的旋律而风靡全世界。他的惊世巨作《猫》1981年5月在伦敦首演轰动了百老汇。此后又创作了以舞蹈精彩绝伦而著称的《星光快车》、《剧院幽灵》(1986)和90年代荣获8项托尼奖的《日落大道》等传世名剧。
20世纪80、90年代称雄世界音乐剧坛的伦敦西区，除了韦伯，还有作曲家勋伯格(1944～)和著名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1946— )。他们的配合往往能取得良好效果。麦金托什是一位聪明的艺术经营者，用高质量艺术作品赢得千千万万的观众。他与韦伯合作的《猫》、《歌剧院的幽灵》，与勋伯格合作的《悲惨世界》、《西贡小姐》，以及重新制作的许多经典剧目都为世人所瞩目。
世界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
根据法国19世纪雨果的经典小说《悲惨世界》改编的同名音乐剧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名剧之一。由阿兰·鲍伯利作词，勋伯格作曲，特里沃·南与约翰·凯德合作编剧、导演。此剧最早是1980年巴黎演出的法语版本，麦金托什为其音乐所激动，决定重新制作，由芬顿将法语歌词译成英语，并请诗人赫伯特·克莱茨梅对歌词重新修改加工，成为通行的英语版本。继1985年10月在伦敦首演、1987年3月在百老汇隆重推出以来，至今已在33国家、200多个城市用21种不同语言演出过 54种制作版本， 该剧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50多个重要国际奖项。
2002年6月22日美国国家巡演团在中国上海持续演出22场。上海大剧院的演出广告用大字写道：“《悲惨世界》，创造历史，首部中国上演的百老汇音乐剧。百老汇巨星康姆·威尔金森专程加盟，再度诠释冉·阿让。美国国家巡演团倾情演绎，上海大剧院震撼巨献。”国内外观众纷至沓来，大剧院门票告罄，剧场内掌声雷动，此次演出成为上海文化生活的一大盛事。《悲惨世界》以逃亡的冉·阿让与警探沙威周旋，终其一生逃避追捕迫害的故事为主线，多侧面表现冉·阿让舍己救人，给予苦难中的人们以同情和关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史诗般地反映了19世纪法国三十年动荡历程中人间的悲欢离合和人民大众英勇抗争的业绩。
《悲惨世界》这部音乐剧贵在写实，实在难得。其流动的舞台、巨大的转盘、丰富的场景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⑦ 中西方音乐文化差异，写论文用！
2011年中西方音乐文化差异，写论文用！
音乐，从广义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文化的外延，是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的一种结晶形式。从这种意义说，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的审美经验，由于滋生土壤（错综复杂的文化）的差异，它显然有别于西方古典音乐（主要是交响乐）。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得到验证：
一曲《高山流水》旋律古朴、典雅、优美、深沉；节奏平稳、舒展；音调缠绵、柔婉秀娟；体现出阴柔美。
一曲《命运交响乐》节奏明快、急促、音域宽广，曲调明朗、刚健、情绪激昂、气魄宏大；体现出阳刚美。
因此推广到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你会发现以上不只是两首乐曲风格的差异，更是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在音乐审美观点和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体现。
说到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差异，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技术层面上西方古典音乐有理论，有规范，有大量的文字和音响文献，易于流传；而中国传统音乐，没有一套完备的作曲理论与法则，较易失传。中国传统音乐以线条为主，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和声。中国传统音乐注重气息，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节奏。两者技术方面的最大不同在于音色与演奏方法。
艺术层面上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表达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并且讲求悟性慧根，因此比较主观。
西方古典音乐着重美学及功能性，故此比较客观。中国传统音乐境界的表现特点与西方古典音乐不同，西方古典音乐以深刻严肃见长，突出主客对立，大都带有正剧或悲剧色彩，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艺术精神的“壮美”；而中国传统音乐以旷达悠深见长，突出“情”和“景”的交融，主客统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和合”精神的“幽美”。
归根究底，艺术方面上的最大不同在于审美取向和价值观。
因而，也就不奇怪——西方人爱玩交响乐，台上的乐手和乐器越多越显得气派；中国人不这样也能取得同样的艺术效果，一把琵琶就能弹出悲壮的垓下之围，一架古筝就能奏出连海之春江潮水，一只古埙就能吹出千古兴衰之幽思。
总之，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带来音乐创作手法及审美观的差异：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将是二者今后发展繁荣的必经之路！
⑧ 求关于 "西方音乐的文化与历史" 文章(1000字左右)
具有了千年悠久历史的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显得博大精深,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其中的以人为本,倡导理性、天职观念、公平竞争、注重法治、信守合同、现代管理等等思想,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成、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与积极的作用,而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不乏借鉴意义。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人本主义是首要的和受到人们首肯的价值观念。西方人普遍认为,个人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权利和义务都来自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性,强调个人行动和个人利益。作为个人,应该具有独立性、责任心和自尊心,只有这样,个人才会受到关注和尊重。西方极端的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应当防止的思潮,但西方文化中突出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作为主体所具有尊严和价值。这种人本主义观念在反对封建专制、宗教蒙昧、个人崇拜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其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对我们大有启迪意义。市场经济是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参与交换活动的各方必须是具有主体地位的自由的个人和团体。西方人本主义价值观念中的自由、自尊、能动创造、超越现实等等,正是市场经济的思想前提,市场经济要求人的主体性,表现在他享有独立自主、自由抉择的权利。企业或个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何时生产,都以市场为导向,不依靠政府的计划和指标。这样,自由竞争局面才有可能出现,企业和个人的劳动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西方人本主义主张自我奋斗、自我创新。西方人把通过个人的奋斗取得成就,看作是一种美德。个人奋斗意味着不依赖他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西方的青年人崇尚自立自强,长大以后就离开家庭,自立门户,走自我奋斗的道路。市场经济就需要一种自强、创新的精神。无论是新产品的开发,抑或新思路的形成,都需要个人的创新精神。一个处处依赖社会、父母、他人的人绝对成不了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西方素以理性为传统。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指的是强调理性、强调科学、强调逻辑推理与分析。西方伦理传统中,注重理性对情感的控制。市场经济与理性原则密切相连,它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的预设前提,就是“人都是理性的”。建立在理性文化精神基础之上的西方企业管理,具有两个方面基本特征:一是依靠严格的规章制度,二是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强调对人、财、物的数量分析。这个科学管理思路正好可以弥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之不足。此外,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吸收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因素,可以有效地促成经济个体寻求达到经济目标（利润最大化）的最佳手段,找到解决经济个体之间矛盾冲突的有效方式。西方的道德理性还能成为市场经济海洋中个体自我肯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基本前提,有助于克服中国流行的经济短期行为。道德理性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内在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它要求人不能仅仅满足于从外界索取现成的价值物和现有的生存状态,而且要不断地创造新事物,超越现状。道德理性在市场经济中分析个体和社会经济行为的合理性,抑制个体私欲的极度膨胀,协调个体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和中国古代一样,西方曾在古代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重农轻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教会对商业活动看法的改变和新教伦理的面世,为西方提供了一种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和经济气氛,西方资本主义才茁壮成长起来。宗教改革运动的发韧者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把《圣经》中“神的召唤”概念改造为“职业”概念,认为职业就是神的召唤,是上帝为人安排的终生任务。这种概念要求个人履行他在今生今世应完成的义务,即承担所谓的“天职”。它把世俗事务看成是个人从事的最崇高的道德活动,从而使世俗工作神圣化。每个人从事的职业都是神的召唤,所有职业是正当的。这样一来,人们对生活的目的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人们不再消极地等待最后审判的来临,而是努力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同时,它还要求人们抛弃人间的淫荡乐趣,通过辛勤工作,并取得事业的成功,为上帝争光。只有拼命工作的人, 才能取得上帝的恩典。上帝只帮助自助者。这就培养了人们爱岗敬业的踏实工作精神。
宗教改革运动的另一代表人物加尔文认为,人的命运早已为上帝所注定,现世人的宝贵与贫贱,就是上帝的“选民”与“弃民”的标志。因此,他鼓励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积极活动、发财致富,用成功的事实证明自己被上帝所“选中”。可见,加尔文主义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宿命哲学,它在于倡导一种新行为道德。只有顽强奋斗、不畏艰苦与挫折,最终取得成功的人,才是上帝选中的人。这套理论为资产阶级所致力于的追求财富事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根据。从此,人们才普遍地改变了对商业活动的看法,才真正赋予商业活动以道德意义。发财致富也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被上帝“选中”的标志。到17世纪中后期,追求合理赢利已完全成为新教伦理的一项内容。合理赚钱成了经济、道义上的美德。在虔诚、严肃、勤俭、诚实等原则基础上,新教经济伦理逐渐形成。新经济伦理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
中国虽然不需要用新的经济伦理来转变国民的价值观念。但它的启迪作用在于,积极、正确的道德观念对经济活动有巨大的推动力。任何社会变迁,都是以思想观念的转变为先声,又以其转变为完成标志的。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首先需要解放思想。把人们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脱出来,克服长期占据人们头脑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传统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人逐渐产生浓烈的商品意识,合理赚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工作岗位无贵贱等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爱岗敬业,在日常工作中大显身手。我国的市场经济呼唤新的经济伦理观。“合法致富”应成为我们新经济伦理观的核心。
公正原则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方思想家十分强调公正,认为政府有义务扮演“分正使者”的角色。在目前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已基本上摆脱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平均主义阴影。但面对着官倒、官员经商、部门垄断、脑体倒挂等等不公正现象,国民一再强烈呼吁政府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公正原则成为中国人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因此吸取西方文化中的公正公平原则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条例公正原则。它既是判定市场经济能否存在的标准,也是从道德上维系市场中各利益关系的必不可少的纽带。其次,在市场机制下,贯彻公正原则,还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益,促进社会的稳定。公正原则既保证生产者得其应得,又拒绝官员的贪污腐败,将个人所得与其对社会的实际贡献相对应,做到奖勤罚懒,端掉“大锅饭”。另外,公正原则所体现出的优惠弱者思想,对于缩小目前已趋临界的贫富分化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公正更是治疗“红眼病”的有效药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