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简述汉乐府的建立及意义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复朝廷乐制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
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管辖的十六令丞之一。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他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诗歌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民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
至东汉，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飨宴群臣提供诗歌，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魏晋时期，旧的乐府歌辞有的还在继续沿用，有相当数量的两汉乐府诗流传于朝廷内外。六朝有些总集专门收录乐府古辞，其中主要是两汉乐府诗。
⑵ 汉代乐府存在的意义有哪些
汉代大规模音乐教学活动是在乐府中进行的。汉乐府主要任务是演出、创作、搜回集民歌和训练乐工等答。因此，乐府具有表演创作、教育、体察民情、保存史料等多功能综合性官府附属机构，也是西汉最重要的音乐教育研究机构。
汉乐府也是西汉乐府最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以西汉乐府领导人、杰出音乐家李延年为代表的千人之多的乐师、乐工，对促进古代我国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⑶ 汉乐府音乐有哪几种加以简述
1、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没有什么思想内容。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等。音乐主要采用秦国音乐和楚国音乐。
2、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
3、相和歌辞：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
4、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
⑷ 简述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她承先启后的作用已被历代文人、评论家评论得差不多了，而且早有定论。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再重复论述一下，看汉乐府承先启后的现实主义精神。
一、乐·乐教·乐府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皆本于心”。于是“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于干戚羽旄谓之乐”。①因此，有心就有所感，有感就有所发，言语表达不了就可手足舞蹈，再表现不了就歌唱。所以自人类产生以后，也便产生了乐。
《尚书.舜典》中说：“帝曰：变，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便是乐教的开始。
施行乐教，可以以乐制人心，即用乐为涵养人格品性的工具。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施行乐教，可以感化百姓，即用乐为移风易俗的工具。如我们农村常见的旧戏舞台之上的“高台教化”就是一例。
萧涤非说：“乐在先秦，乃所以为治，而非以为娱。乃将以启发人之善心，使百姓同归于和，而非以满足个人耳目之欲望。”②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句话乐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之一。
那什么是乐府呢？顾亭林说过：“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缴。《汉书·张放传》：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霍光传》：秦昌邑王，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后汉书·律历志》：元帝时郎中享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元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是也。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③因此，乐府的职责，在于采取文人诗赋以及民间歌谣，配上音乐在“郊庙朝宴”上演奏，把入乐的诗歌，称之为乐府。即“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④就是说所谓乐府，就是用五声来配合歌咏，用十二律来调节五声。
“乐府”的演变是复杂的。两汉所谓乐府是指的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歌诗”的也叫“乐府”，于是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六朝人虽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但着眼还在音乐上。到了唐代，便才撇开音乐，注重其社会内容，白居易的《新乐府》等都来入乐，也名为乐府，于是所谓乐府又一变而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
自古到今，民间乐府成熟于两汉，如同周、楚的《诗》、《骚》一样。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之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都可以与《诗》和《骚》相媲美。往往后代把汉乐府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通志·乐府总序》中说：“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岂三代之时，人有是心，心有是乐，三代之后，人无是心，心无是乐乎？继三代之体者，乐府也，乐府之体，宛同风雅”论述得真知灼见。
二、乐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汉书·艺文治》有“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官风俗，知薄厚云。”这正是汉乐府的由来。它的任务显而易见，那便是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最大特点，或者说一项最有意义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据《汉书·艺文志》所记载，西汉乐府民歌已有一百三十八首，已接近《诗经》的“国风”东汉的尚不在其内。
这些汉乐府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它们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象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同时还深刻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思想感情。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性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头多虮虱”、“拔断蒺藜”、“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⑸ 简述音乐欣赏的作用和意义
1.有益于陶冶情操
优秀的音乐作品，无论是声乐作品还是器乐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有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刻的教育力量，能够带给赏析者艺术造诣的升华，使其道德情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赏析者在审美的氛围中会不知不觉受到音乐形象的感染，自然而然地受到教育和启迪，产生乐观向上的思想情感，剔除思想意识中不健康、不正确的成分，逐渐变得高尚起来，进而形成较高的音乐文化修养及完美的人格。
2.有益于提高审美能力
优秀音乐作品是人类的艺术财富、人文精髓，能够使审美活动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引导赏析者建立正确的审美观，消除错误的审美观，从而使其受到教育和启迪。美的观念是同人们的道德观念紧密相连的，它反映着人们的世界观，所以赏析者进行音乐赏析时，实际上是在接受一种道德观、价值观，其影响极为深远。赏析者通过对音乐作品体裁、题材、形式、风格、内容思想性，作曲家创作意图，具体的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逐渐准确地把握住作品的音乐形象，领会作品中的人文情怀，汲取音乐艺术的精髓，养成审美鉴赏与辨别能力，从而提高审美能力。
3.有益于培育创造性思维
由于音乐语言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求异性和不确定性，总是有意无意地留下了许多空白，因而音乐赏析需要艺术想象力，让赏析者去延伸拓展，去捉摸思考，否则便难以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世界，更不能从赏析中得其境界。音乐赏析不仅需要艺术想象力，而且也发展艺术想象力，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艺术再创造活动，而不是被动、消极的感知。音乐赏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创造的过程，其间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为了达到对音乐作品内涵的深刻感受、体验和创造，要借助储存的知识和经验，也要运用联想、想象等思维手段，这就使赏析者的智力得到开发，思维更加灵活和敏捷，从而培育创造性思维。
⑹ 古典主义音乐时期的音乐家的音乐特点及现实意义
维也纳古典主义，是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代表的乐派。它的出现，标志着音乐史的一个新的开端。它产生的大致时间是从1775年到1820年。18世纪的欧洲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制度、性质等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2]欧洲社会世袭的君主制度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民主的社会；天授人权的宗教思想变成了人的思想行为的自由；世界的不可知性变成了用理性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一时期历史的巨大进步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艺术创作，使这一时期的艺术在艺术史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古典主义音乐正是这一深刻社会变革的反映。
一、旋律的特点
古典主义旋律的重要特点之一是 “令人愉快的变化”，这符合启蒙运动的思想。它要求简洁和清晰，而不是巴洛克复杂和过分装饰的旋律线条。 所谓“自然的”旋律是指：简单、歌唱性的旋律伴随着清晰的句子，以及很好掌握的平行和平衡的旋律，它有“均衡的乐句和终止式”。
巴洛克音乐，如巴赫的D大调组曲No.3，听众们也许会忍受它严格而坦率的伽伏特舞曲，但不会被它优美的曲调所打动，它优雅的木管乐旋律和极大的长度让听众产生完全“不自然”的印象。
因此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将曲调转移到了接近民歌和流行音乐的风格。海顿的音乐中有流行音乐曲调的成分，这个曲调可以追溯到克罗地亚的民歌旋律，也许海顿在孩童时代听过它。短的曲调或更常见的、吸引人的小的句子，这些很容易发展成曲调的成分——在古典主义交响乐、弦乐四重奏和其他的作品中一遍又一遍地被听到。
二、节奏的变化
巴洛克和古典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节奏。在这一领域中“令人愉快的变化”的艺术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巴洛克不变的节奏被认为是沉闷的、明显的和令人厌烦的；古典主义音乐的节奏是高度灵活的，在一个单一乐章中，速度和拍子始终保持不变，但是各种主题的节奏以明显的和细微的方式变化着。例如，在莫扎特G小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中第一个主题几乎完全是以4分音符和8分音符进行着，然而第二个主题以更长的音符和更短的音符标记着——2分音符加符点和16分音符。
听众希望音乐有变化，作曲家精练主题和其它音乐段落之间的节奏变化，使变化听起来不仅仅是变化——它们听起来像真正的对比。音乐可以逐渐增强和减弱它的节奏能量，通过突然的停止、从起始点突然向前迫近或平稳和圆滑的音乐进行来达到这一目的。所有这些表明古典主义音乐是不可预言的，更有趣的和更让人兴奋的。
三、主调音乐的结构
古典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是主调音乐。旋律伴随着以和弦形式出现的率直的和声伴奏，没有对位法，也没有低音旋律线条，这种更清晰的旋律听上去更加符合古典主义“自然的”原则。
一个单一安静的和弦被中提琴重组和重复着；最简单的低音在下面支撑着；在它们所有这些上面，是小提琴悲哀的旋律——这种简单、尖锐的两极分化的形式是古典主义时期音乐结构的典型。
主调音乐并不仅仅是反对沉重而复杂的巴罗克对位法，它同时体现出了丰富的情感。当作曲家们发现他们不用经常为旋律写作其他对位声部时，他们发现能够用更“令人愉快的变化”处理音乐的其他元素。尤其是，对和声新的敏感性为满足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建立起来。
四、管弦乐队音色的丰富和完善
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也在音色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古典管弦乐队的出现代表了音色方面的最清晰的设计。这一时期管弦乐队的标准化形成了后来交响乐管弦乐队的基础。
古典管弦乐队的基础仍然是巴洛克时期的一组弦乐乐器：被分为两组的小提琴，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和一些低音乐器在底八度的音区演奏与大提琴同样的旋律。在古典时期的交响乐队中，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被指定为确定的角色。伴随着弦乐器作为整个乐队的框架，木管乐器被加入；在高音区，两支长笛，两支双簧管和两支单簧管；在低音区，是低音管。这些乐器通过演奏一定的旋律和其他的段落来表现“令人愉快的变化”；每一种木管乐器提供它自身独特的音色并参与经过仔细安排的各种音色的结合当中。
铜管乐器在中音区被加入。法国号和打击乐器的功能绝大多数是为了给主要和声提供固定的支撑。唯一经常使用的打击乐器是定音鼓，它经常与铜管乐器一起使用。
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时期管弦乐队最大的改进就是灵活性——音色的灵活性以及节奏和力度的灵活性。管弦乐现在已经变成了最微妙的和万能的音乐资源，使得作曲家能够最大程度地运用并开发。
⑺ 请问汉代乐府音乐的性质和特征分别是什么这是一道简答题！
性质：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官府整理的诗歌。
特点：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的浪漫主义手法，它开诗歌现实主义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斜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斜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⑻ 论述学堂乐歌在中国近代音乐中的地位及其历史意义
1、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贡献了一批早期的优秀声乐作品，开“新音乐”创作之回先河；
2、使“集体答歌唱”这一歌唱形式深入人心，为后来的群众歌咏运动打下了基础；
3、通过乐歌的传唱和学校音乐教育，西方基本音乐理论和技能开始系统地、大范围地在中国传播；
4、培养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传播和创建、发展学校音乐教育的人才，为后来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⑼ 试论述聂耳的音乐创作，艺术成就以及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作业题，要1000字以上的论文。
聂耳（1912-1935年）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谱写出人民心声的时代歌手。他出生于云南玉溪一个清贫的中医家庭，自幼喜爱花灯、滇剧等民间音乐盒戏曲，并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多种民族乐器。1930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叛徒告密而逃往上海。后来考入明月歌舞团，任小提琴师。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同时在联华影业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为左翼进步电影、话剧作曲。1935年准备绕道日本赴苏联学习音乐，7月17日不幸在日本鹄沼的海中游泳时逝世。
聂耳短暂的一生，为人民留下了30多首传世的歌曲作品。他深入生活，体察劳动人民的感情，谱写人民的心声，在音乐舞台上首次塑造了工人阶级的音乐形象。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而《义勇军进行曲》到后来被定为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国歌。他还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下层劳动人民的真实感人的音乐形象，如《铁蹄下的歌女》、《飞花歌》、《塞外村女》等。他选编的民族器乐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则以凝练的手法，抒发了民众乐观、欢悦的情绪。
聂耳的音乐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苦难中奋力求解放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充满对未来的胜利信心，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从而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为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开辟了道路。
聂耳——中国新音乐史上的一个文化悬念
聂耳（1912~1935）、星海同为中国“新音乐”创作的主将。其中，聂耳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不过3年（1932年初至1935年）时间，传世作品只有35首歌曲和6首乐曲（含2首口琴曲、1首歌舞曲和三首民族器乐曲） 。但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和人文环境里，正是这为数不多的珍品，蒂造了一位特殊而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和作曲家。在聂耳的同时代，无论是同聂耳有相同或相异生活经历的艺术同行，还是与他素不相识的政治家或普通民众，大多并不怀疑聂耳音乐创作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即便抛开他在特殊历史境况下，以《义勇军进行曲》（即后来的国歌）等主要代表作起到的重大政治影响作用不谈，仅就其从创作的大量作品具有艺术性水平和社会影响看，其“成活率”之高，一直让人们惊诧：聂耳何以有如此喷薄的能量和激情？
二、聂耳音乐创作思维中的一条主线和两条副线
聂耳的音乐创作，无论从艺术成就或社会影响来说，均无疑是以声乐作品为高峰。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鼎承了近百年来的新音乐传统，主要承袭了黎锦晖、任光、赵元任等当时作曲名家的创作途径和方法，以西洋作曲法为技术框架，糅合了中西音乐的不同风格因素，最终形成了他作品中具有的明显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应该说，由于艺术创作水平的相对成熟和政治、社会影响的日益显著等原因，这种创作风格在聂耳短暂一生中创作的所有作品里成为一条主线。
与此同时，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则存在着两条副线——西方音乐创作风格 和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改编创作的风格。这两种风格主要是存在于其几首器乐作品中。其中，前一种创作风格的作品主要是聂耳的早期作品，带有较明显的对西方音乐学习和模仿的痕迹。后一种创作风格的作品，主要走的是刘天华所开辟的国乐创作道路，即以中国传统音乐为风格基调，体裁形式以改编创作为主。或许，与其声乐作品相比，无论从两种器乐作品的艺术成就（包括原创性成份）或社会影响来看，均难与他上述声乐作品并肩而论。然而，若就对聂耳整体艺术思想及创作观念的形成过程之研究而言，其两种器乐作品所显露出来的种种相关文化信息却十分重要。可以说，这两条艺术创作的副线，一条伸向民间，一条伸向西方，它就像聂耳音乐创作思想展翅翱翔的两翼，也是奠定聂耳音乐艺术成就的两块重要基石。一方面靠着20余载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传统的滋养，另一方面主要受益于最后几年充满了新的快的生活节奏、思想频率的时尚文化环境。这样具有强烈反差的生活经历，用民族音乐学的一句行话比喻，它铸就了聂耳在当时的极其复杂的社会和艺术环境中能够借之而纵横驰骋的中西“双重音乐文化能力”。
三、从聂耳日记书信看其音乐创作的乡土因缘和传统回归
如前所述，聂耳所创作的器乐曲中，有一类走的是刘天华所开辟的国乐创作道路，即以中国传统音乐为风格基调，体裁形式以改编创作为主。这类作品的主要例子，是1934年5月聂耳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后创作的《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三首民族器乐曲。根据《聂耳全集》，该年7月，他在致三哥聂叙伦的信中写到:“我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完全用中国乐器奏中国曲子，加上科学的组织与和声，成为一种中国新的形式。在沪上表演过几次，曾经轰动一时。”对于这批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缘由，曾有学者做过较详尽的论述 ，在此不赘。在此仅想讨论一个同文化背景相关的问题，即作为根据民间音乐改编的音乐作品，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创作者必须具有同作品创作主题及艺术文化风格相关的深厚的民间音乐积累，这种积累应当包括音乐素材、表演艺术和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由此看聂耳的上述三首国乐作品，其中的《翠湖春晓》既是他早期在家乡受到多年民间音乐熏染的积累，也反映了他离乡多年来的乡土文化情结。下文拟根据聂耳日记书信的记载，对其自早期在家乡开始所接受的传统音乐因素具有的文化构成成份略做一点分析。
1．从《日记》看聂耳接受的西方音乐启蒙教育
在2004年出版的《聂耳日记》里，所记述内容从1926年6月1日（14岁）在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就学时开始，至1935年7月16日（23岁）逝世之前为止，共9年时间。其中，在关于联合中学就学一年多的记述里，除了对彝族火把节、孔庙庙会等民俗活动的点滴描写中，能让人联想到他或许对于民间音乐感兴趣之外，对于自己参加音乐活动的情况几乎没有记载。而在1927年12月到次年11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聂耳对自己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学习期间的音乐活动便有多达10余条记述。其中，涉及在同学家中、昆明美术学校和郊游时聚会奏乐的有4条，涉及在美术学校 练习钢琴的有3条，其余多为参加音乐会，抄写乐谱和阅读音乐书籍诸项，还有一条说到当时有一个电影院需要懂音乐的人，自己被录用的事情 。至于其中占重要位置的聚会奏乐内容里，所使用的乐器和所奏乐曲均大多语焉不详。只是从其中一条说到，他与同学到美术学校奏乐时有人带上短号，以及他与好友庾侯在昆明大观楼的草海里“合奏着一个洋调子，幽雅的、清脆的、不可思议的动人”时，我们可以读出一点他们当时所爱好的是西方音乐的意思。此后，当我们看到聂耳1931年2月9日的日记 时，便才大致揭开了这个谜底。他在此则日记中写道，自己在昆明工作过的电影院送给他一百元钱，他用其中的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并且还提到自己“与violin为三年之友”，由此可知，他学习的小提琴的经历大约可从在省立师范学习期间算起。上述资料可以说明，在聂耳“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后的大约10年（1918~1928）间，与他的“新学”启蒙教育一道，也较全面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音乐文化思想，初步接触并掌握了西方器乐音乐的演奏技术及合奏能力，并由此为自己日后进一步从事“新音乐”创作打下了西乐教育的基础。
2．感性体验——传统民间音乐的原生文化环境
聂耳对于国乐创作所需民间素材及表演艺术的积累，发端于其少年时期对家乡洞经音乐演奏活动的参与。从聂耳前20年的经历看，他虽然也算一个“洋学生”，但由于生活在边疆省份和社会的底层，母亲为少数民族（傣族），他从小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状况及繁盛的民间音乐文化状况耳濡目染，接触较多，因而有一个含有较多原生性传统文化因素的环境氛围。在他的前期日记里，只见涉及民俗活动的只言片语，而不见有关参与民间音乐活动的具体记述。其实，对于他幼年时期参与民间音乐活动的情况，至今已有后人从其亲友口中挖掘出来不少口述史资料。比如，在他的幼年时期，曾随同他的二哥、三哥参加过当时昆明的“宏文学”洞经乐社，作为童生，学习二胡、三弦、竹笛等乐器。而他后来为百代国乐队创作的《翠湖春晓》，便改编自当时的洞经音乐《宏仁卦》（又名《老卦腔》） 。另外，在一张1924年昆明私立求实小学校音乐团的合影中，也能看到聂耳手持三弦坐于其中 。但是，比较前述他所接受的另一方面城市“正规教育”（包括参加以西方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演奏活动）来说，这种对于原生态民间文化（包括音乐文化）的接受行为（或相关活动），也许是因为发生的时间较早，或者是因为在他懂事之初，这类活动在他所受的教育内容及知识结构中已不占有显著的地位，故一直未能在他的日记里浮出水面，而是作为某种“内文化”因素，潜藏于他的深层记忆之中。此后，每当到了异地思乡之时、生活窘迫之时，或者自己的革命理想和艺术理想产生碰撞之时，这潜层的内文化因素便屡屡从大大小小的缝隙中凸显出来。
1931年聂耳来到上海学习经商，春节期间，大年三十晚上，百无聊赖，兼之思乡心切，便去街上随同街坊“打家什”（打锣鼓），“反觉心境开展了些”。次日晚，“夜里看《顽童小传》，打家什，便是一个元旦”。 又过了几日，聂耳正在学习日文，门口又传来已经听惯的锣鼓声，他在日记里写道：“接着是一种唱调子的童音，这种声音，会在这样的地方听到，实在是有些离奇。”这里，仅凭听到声音，开始引发出他对故乡花灯的初次追忆。一时好奇心的驱使，不能不让他跑下去看个明白。根据他的记叙：
开开大门便是：两个穿了破而且旧的中国古装，脚登三寸金莲的少女——不，是男子化装的，还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戴上假胡，在一群人围里摆来摆去。他们摆的步法正如我的家乡的唱花灯一样，不过还觉得有节奏些。因为在他们的假脚上还能照着鼓声的快慢去踏步。至于他们的窈窕和眼睛的使用，简直装作得如同他们所装的那种可憎的女子一样。在我们初看见时，倒没有把他们认作是化装的哩！
像那样古装丑恶的女子是不会令人可爱的，现在却围了不少的人在呆看着，我真不解。而我呢？也站了相当长的时候还不想离开。
锣鼓声异乎寻常地敲了几下，这两个少女同时唱起来了。正和我在楼上听到的一样。有时好像湖南调，有时又有些相似云南的山歌。总之它会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几乎忘了我现在是居于何处。
这段话里，一面是接连的贬义词——“可憎的”“丑恶的”“不会令人可爱的”“围了不少人在呆看着，我真不解”；一面是对之详尽而津津有味的描写，“站了相当长的时候还不想离开”，甚至于忘了自己此时置身何处！看起来有些矛盾和歧义丛生。其实，它恰好反映出这个初出茅庐的外乡小伙子，面对原生性传统文化，既难掩内心的真爱和欢喜，又避不开“正统文化”给予的教育规训，位于“传统与现代”分叉路口，挣扎于“内文化”与“外文化”搏击之间的两难心境。
这种在聂耳身上看起来有些矛盾，实则让他不断反省学习，以历练打磨自己身心的事例，在他走出家乡之后，游历四方的过程中经常有所反映。例如，1933年，在他初次来到北平时，多次慕名来到天桥观看北方的民间风俗表演，上述尴尬矛盾的心情还曾多次表现出来 。
3．浅移默化——明月歌舞团时期的传统音乐积累
聂耳通过参加洞经乐社对国乐合奏产生的粗浅认识，在他后来参加上海明月歌舞团的各种器乐表演（尤其是国乐合奏）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在这一时期的聂耳日记里，尽管出现最多的是有关每日不可间断的小提琴“基练”（基本练习），但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关于学习三弦，译工尺谱，唱传统戏曲以及参加国乐队演奏活动的记述。关于具体的表演实践，则有演奏《梅花三弄》（前奏曲）、“湖南花鼓戏”等曲目。笔者注意到，在聂耳日记里，记载了在他已经离开明月歌舞团，到了北平游历和考学的1932年9月10日，出席北平“协和国乐研究社”音乐会时，有关其中表演各种中外乐曲、乐队和乐器的很长的一段评述。不仅有对各种丝竹合奏乐、“忽雷”、琵琶等独奏及乐器的评价，还多处出现了将北平国乐队同上海国乐队的水平和曲目做比较的情况。尤其是在国乐演奏方面，他不仅做了非常仔细的观察，并且还有比较中肯、有见地的评价。关于乐曲，他说“《五月锦》便是明月音乐会的《五月落梅花》，虽然有些节拍不同的地方，我们当然很容易听出的……” 。说到乐器演奏：“二胡独奏很平常，像他这样的在上海听过很多。” 这样长篇而密集的音乐评论，在他过去的日记中极少出现。而且，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经过这仅仅一年多在上海音乐界的工作，他在音乐修养上确实是提高很大，眼界也开阔了许多。这对于其后两年的音乐创作，无疑给予很好的理论和实践的准备。
4．艺术熏陶——黎派歌舞中中国元素的感染
在聂耳创作的初期（萌芽时期），有以器乐为主，并注重动机发展的倾向。后来则越来越强调传统音乐和大众化。他在后期的音乐创作活动中逐渐回归传统，有其自身潜质或先天的一面，即社会人类学所谓的血缘关系和文化人类学所谓的乡土因缘（传统情结）；也有后天的一面，即社会人类学所谓的业缘关系因素。有人指出，其创作曾经受到黎锦晖、任光和田汉等人的影响。总的说来不错。但有必要强调的是，从艺术观念上看，他主要是受到黎氏的影响。对此，前人已有许多论述，在此不赘。同时，在文化和政治观念上，由于与左翼人士走得较近，而逐渐向其靠拢。对于这一点，《聂耳日记》出版以前的那些史料里，包括《全集》在内，记载都比较模糊。而在《日记》的全文得以问世之后。便给予人们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
5．理性回归——以音乐创作的高潮和丰产相伴
有关民间音乐积累的问题，在聂耳书信及日记里一直提及甚少；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少量的信息几乎都集中在聂耳从明月歌舞团离开之后。这也是他对作曲的兴趣逐渐高涨，有了一些成功作品和无论从艺术事业还是生计来源看都情势较为紧迫的时候。另外，几个明显涉及此类信息的地方，都同云南民间音乐有关。据《聂耳日记》1932年9月23日：
在音乐上，最近又忽略了作曲这一工作，关于革命音乐理论的写作，也要同样地注意。第一步工作：收集云南山歌、小调，并创作歌曲。”
1933年1月30日：
廖伯民此次的来沪，对于我的现实生活给予一个很大的动摇。在先想整个放弃这边，回云南去……最近的决定是：要是他们的旅行团能实现我才回去，目的在收集民间歌谣、乐曲。并不是整个放弃这儿的工作。……听了锦晖处新收的唱片，音乐却有很大的进步，嘴上虽在骂，心里却不安；自己实在浅薄，何敢去批评人？！你骂他不对，你不但不能做出比他好的东西来，连你所骂的都做不出，这有什么意义？！
1933年3月7日：
音乐上的修养：1.经常地写谱。2.尽可能地参加乐队演奏。3.注意云南的音乐。
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聂耳在创作上对于民间曲调素材的迫切需求，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黎锦晖最新创作成就的鼓舞和剌激。他虽然为了寻求真理，坚持不向任何人妥协低头的态度；但在艺术上却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从中也可看出，他对这位昔日的恩师，在艺术水平上的确是由衷的钦敬。
1933年5月28日，正值端午节期间，聂耳在上海写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写到:“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同日，还写了一封信给友人张庾侯:“我要请你帮忙收集一些云南的民谣、民歌、山歌……。” 1934年5月，聂耳到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7月，他在致三哥聂叙伦的信中写道:“我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完全用中国乐器奏中国曲子，加上科学的组织与和声，成为一种中国新的形式。在沪上表演过几次，曾经轰动一时。”在该信的空白处还写着:“请替我收集些云南音乐材料如洞经调之类，寄给我。《宏仁卦》已收成唱片。” 可以看出，这时，他对于自己多年来以孜孜不倦的追求所获的成果，开始产生了明显的自信心和由衷的喜悦之感。并且还在为下一步的创作蓝图做着精心准备。可惜的是，仅仅一年之后，也是在7月，他却离开了心爱的音乐创作事业，离我们远去……。
四、结语
在聂耳短暂的一生中，他的两个理想情结——先进的政治文化和纯粹的艺术追求（指的是小提琴演奏和作曲等纯音乐艺术，而非新音乐创作），贯穿于他的日记始终。然而，真正让他施展才能，成就功业的，却是这两项理想情结的结合点，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地方——新音乐创作之上。正是这两种理想的碰撞，竟然磨擦出了奇异的思想和艺术火花。
聂耳在运用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器乐作品时表现出来的熟练和自信，一方面有赖其自身的先天潜质和早年生活环境，即社会学所谓的血缘关系和人类学所谓的乡土因缘。由于他自小对云南家乡民间艺人音乐生活的熟悉，使他能够对各种民间的演奏习惯和音乐素材信手拈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受到后来的复杂生存环境，即所谓的业缘社会关系的影响。使他竟然能够在短暂的音乐生涯里，经历了一条由崇信西乐到回归传统的艺术创作道路。如今，这条艺术道路上仍然有无数的后来者默然践行，先行者们的情怀和壮举却已经慢慢远去，渐成历史。
让我们记住聂耳！记住他，百年中国的艺术火种和文化学统，将在我们的脚下长继不息！
⑽ 乐府的建立和撤鐀对我国音乐发展起到了什么影响
汉乐府建立，对我国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以及在促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内民之间文化交流、融合起容到了积极的作用。
后来汉乐府虽然被撤鐀了，但那些被罢免而又在乐府中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音乐家，流落到民间去后，无疑对我国各地民间音乐发展与提高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之，汉乐府的任务，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一个最大特点，或者说一项最有意义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
成立乐府，采集民歌这件事，在文学史上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和周代一样，汉代也是采诗的，当时采诗范围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比周代还要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