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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代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高峰期

发布时间:2021-01-15 11:29:16

中国音乐的历史

中国音乐,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时代,据考古发现,中国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

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从孔子传六艺到唐代的胡琴再到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发展。

中国素号“礼乐之邦”,古代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学习步骤。

(1)哪代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高峰期扩展阅读:

中国音乐从很早已经掌握七声音阶,但一直偏好比较和谐的五声音阶,重点在五声中发展音乐,同时将中心放在追求旋律、节奏变化,轻视和声的作用。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和西方音乐不同,西方音乐从古希腊的五声音阶,逐渐发展到七声音阶,直到十二平均律。

从单声部发展到运用和声。所以西方音乐如果说像一堵厚重的墙壁,上面轮廓如同旋律,砖石如同墙体,即使轮廓平直只要有和声也是墙,正像亨德尔的某些作品。

中国音乐则不同,好像用线条画出的中国画,如果没有轮廓(旋律)则不成其为音乐,但和声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从未接触中国音乐的西方人听中国音乐“如同飘在空中的线”,而从未接触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则觉得西方音乐如同“混杂的噪声”。

⑵ 为什么说盛唐时期形成了中国音乐历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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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历程

音乐是人类不能缺少的语言,也是人类灵魂的升华。从原始人不断抗拒自然界的威胁以及漫长的艰苦劳动中提炼出最早的音乐,到现今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音乐体系,不能不说是一个文明的奇迹。
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文明史展现了极其辉煌灿烂的一页。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音乐也同样源远流长。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当我们的祖先由类人猿进化为人,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存在和种族能够延续,在人类必须从事的两项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劳动和生殖中,随同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就孕育了音乐。事实上,人的左、右脚行走,心脏和脉搏的跳动,就是最简单的节奏;而原始人单调的语言只要有高低的语调变化,也就蕴含了旋律的因素。在春秋时期,华夏大地百家争鸣的浪潮碰撞出璀璨的火花,而同时代欧洲正处于一片荒蛮之中,中国音乐在迎接黎明曙光的时候,欧洲音乐还在漫漫长夜里徘徊。
在周朝时,政府部门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教学的课程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所谓的乐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伦理道德观念;乐语就是“兴道、讽诵、言语”等礼教行为规范;乐舞则包括大舞、小舞等音乐理论、音乐诗篇的唱诵、舞蹈以及六代乐舞的表演。
六代乐舞据传是历代留传下来的六部史诗性乐舞,包括黄帝时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闱》,以及演述周武王伐纣战争活动全过程的《大武》。它们在周代被用于宫廷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等重大典礼活动。其中特别是《大武》和被认为歌颂文德为主题的《大韵》,更被经常演出于天子大祭、礼学、养老等典仪中。象“羽舞”、“皇舞”、旌舞”等,是宫廷中的娱乐性小舞。
周代宫廷除乐舞之外,宫廷中另有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的大典乐歌,如颂、雅;以及后妃们在内宫侍宴时唱的房中乐,不用钟、磬,只用琴、瑟伴奏。这都体现了音乐已从原始的乐舞中分化了出来。周代宫廷中还有秦、楚、吴、越等地的四夷之乐的表演,说明了当时各民族风俗性的歌舞已有一定的交流。
从上述文献可以得知,周秦音乐文化是中国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坐标。这一系列成就,还在于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
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管理上一体化的需要,曾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也扩大了乐府的机构和职能。当时政府非常重视民间俗乐,令乐府四出收集“赵、代、秦、楚之讴”,兼收并蓄西域、北狄等边远民族的音乐。在广泛收集各地民歌的基础上,以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对此进行整理、加工、填词改编,以供宫中祭祀、宴乐之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收集的民歌计134首,另有可能附有乐谱的“周谣歌诗声曲折”及“河南周歌诗声曲折”各75篇。
在汉魏时期,宫廷引进了不少民间歌舞和百戏。其中有汉高祖命乐工向?人学来的以“猛锐”见称的《巴渝舞》;最初表演鸿门宴上“项庄舞剑,项伯以衣袖鬲之”保护汉高祖的故事,后演变成舞时用巾象征项伯衣袖的“巾舞”;由女性穿白色?布舞衣以长袖为舞的“白?舞”;以及手执?鼓,且歌且舞的“?舞”;舞者在盘鼓上及旁边歌舞的“盘舞”等等。百戏则是各种杂耍技艺的总称,包括了如同现在舞龙灯等的“鱼龙曼延”,以及种种杂技魔术。
两晋南北朝期间,战乱频繁,朝代更迭,随同社会的动荡变异、民族迁移的交往扩大,外族、外域的音乐文化同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广泛交流,在音乐史上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中清商乐是秦汉传统音乐的余脉,曹魏政权始设清商署,实为乐府变体。晋室东渡后,这些“中原旧曲”与南方音乐互为交流,使清商乐成为包括前朝传下来的相和歌、鼓吹曲,以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的总称,是当时南方乐府民歌的代表。北朝民歌的歌词多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题材远比南方民歌广泛,大多反映战争及人民的苦难,为北方的芜、鲜卑及汉族人创作。《木兰辞》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热情歌唱了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北魏时鲜卑族统治者在宫中常命宫女歌唱“真人代歌”,又称“北歌”。“上述祖宗开墓之所由,下及群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晨昏歌之”(《魏书?乐志》)。这种类似民族史诗的民歌用丝竹伴奏,也有用箫鼓的,是鼓吹乐的一种,梁陈时流行于南方,称之为“代北”。
隋唐时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及经济的繁荣,为音乐艺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统治者在文化上较少保守思想,广泛吸收外来音乐文化,兼容并蓄,更使音乐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诗歌被入乐演唱的著名歌曲中,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成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一个特征。李白的《关山月》、杜甫的《清明》、刘禹锡的《竹枝歌》、王之焕的《凉州词》、王维的《阳关曲》、《陇头吟》、柳宗元的《渔翁》等。有的作为民歌在民间长期流传,有的则被琴家所吸收,以琴歌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其中尤以王维为送一位西出阳关服役的友人而作的七言绝句《阳关曲》,因以情景交融手法抒写了依依惜别的哀怨情绪,成为当时及以后人们送别朋友经常演唱的一首歌曲。
宋代,都市经济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宫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现了市民音乐活动场所“勾栏”、“游棚”。适合于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诸如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了尤为迅速的发展。
宋代同样是我国音乐与文学交融的重要历史阶段。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人们常用词调多达八百多首,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忆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阳关引》、《倾杯序》、《水调歌头》、《声声慢》、《调笑令》等;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像《菩萨蛮》、《苏幕遮》等。宋代文人创作的词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按题材风格可大致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两类。婉约派的词内容多为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发,风格纤弱柔婉,讲究音律与曲调的配合,以与音乐关系密切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为代表。豪放派词曲开拓了词的表现内容,打破了过于严格的音律束缚,风格雄健粗犷,发轫于北宋的苏轼,继之以靖康之难之后的一批南宋爱国词人如辛弃疾、陈亮、张寿祥、岳飞等。宋人俞之豹在《吹剑录》中曾将两派词风作了形象比较:“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这种新创的歌曲称为“自度曲”。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作有自度曲《扬州慢》、《杏花天影》等十四首,载于《白石道人歌曲》,并注有“俗字谱”(古工尺谱),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姜夔的自度曲词乐浑然一体,风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结构、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他的作品多用七声音阶,四度与七度音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宫等变化音。从而使曲调赋予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
明清时期,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成份。自娱性的民歌小曲、民间歌舞音乐,以及带有商品性质的说唱、戏曲音乐,都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
明代的卓柯月更将当时的民歌小曲同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称其“为我明一绝耳”(陈宏诸《寒夜录》)。正由于文人提高了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收集民歌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如明代的冯梦龙就曾编订出版了《桂枝儿》和《山歌》两本民歌集子,搜集歌词800余首;清代先后刊出的民歌集子更达万余种,其中李调元所集的《粤风》还包括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
明清的民间歌舞也十分丰富,汉族的民间歌舞较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采茶、花灯、打连响、跑旱船、竹马灯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中则有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锅庄、囊玛;苗族的跳月;侗族的玩山等繁多的种类。
在明清时期,京剧曲艺的发展也呈现了辉煌的历史阶段。
明代中叶以后长期争逐于传奇剧坛的,为弋、昆两腔。起源于江西弋阳的弋阳腔高亢挺拔,称高腔。它不用管弦,只以锣鼓伴奏,并采用民间常见的帮腔形式,为描写和渲染舞台环境气氛,加助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等发挥了独特的戏剧性效果,而且因唱词通俗易解,唱腔自由灵活而经久不衰。昆山腔发源于江苏昆山,明嘉靖年前流传不广,后经魏良辅、张野塘等人改进,在原昆山腔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北曲及南戏诸腔的长处,形成了“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的新腔,新昆山腔在演唱上细腻抒缓,转音若丝;在节奏上采用“赠板”,使一板三眼的曲调放慢一倍,具有“曼声徐度”的特点;旋律创作要求“依字行腔”,讲究曲调与字调的谐和;在伴奏方面形成了以笛为主的笙、箫、琵琶、三弦、月琴、鼓板等多种乐器配合的乐队。改革后的昆山腔成为“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全国性剧种,涌现了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众多名作。清代的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对昆腔演唱成就进行了总结,是当时一部重要的戏曲声乐论著。清初以后,昆山腔因唱词过分雕凿,音乐典雅淡和,日益疏于群众而由盛趋衰,到嘉庆之后逐渐为乱弹所替代。
乱弹自明末已广泛流行于秦地,其声腔以陕、甘一带的秦腔为最早,因用梆子击拍,故又称“梆子腔”。梆子音乐创作板腔组合体系;曲调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并有表现不同情绪的“欢音”和“苦音”,唱白通俗,尤擅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性冲突;而且引用了以二弦、胡呼拉弦乐器为主,梆笛、月琴及锣鼓等打击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剧目多为历史故事,因此很快得到传播。至清末,各地已产生了唱腔体制大致相同的梆子剧种,如山西梆子(现晋剧)、河南梆子(现豫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四川梆子(即弹戏)、绍兴大班(或称乱弹)等。
其后的皮黄腔为乱弹的又一重要声腔。皮黄腔包括西皮和二黄两种腔调。前者起于湖北,是秦腔与当地汉调结合的产物,音调激越苍凉;后者产生于安徽,由当地吹腔发展而成,音调委婉温厚。清代中叶四大徽班进京后,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广泛吸收昆腔、秦腔等声腔的剧目、曲调、表演方法,并容纳民间曲调,创造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新腔——皮黄腔,初步确立了京剧的格局。京剧剧目以历史题材为主,后陆续编演了《打渔杀家》、《李陵碑》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性和爱国主义倾向、更接近群众生活、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剧目;皮黄音乐的曲调高亢朴实,不仅在板腔化结构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且解决了男女分腔问题,使各个行当在唱腔上各自都能得到较好的戏剧性发挥;同时,在伴奏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制,既有胡琴弦管等构成的“文场”,鼓板锣钹等构成的“武场”,也有两者组合相辅相成的“场面”,紧密配合演员的唱念做打。正因如此,京剧至清末已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皮黄腔也并列于梆子腔、高腔、昆腔,成为我国近现代新兴戏曲音乐的代表性声腔。
在光绪年间已进入盛期的京剧,至清末面临着被封建统治者攫夺和垄断的危机,逐渐脱离人民和现实生活。清末民初,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京剧在上海崛起。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汪笑侬出于对清政府昏庸腐败、屈辱媚外的不满,自编自演了《党人碑》、《哭祖庙》、《骂阎罗》等新戏,借此抨击时政,宣传爱国,寄寓了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并根据自己嗓音,吸取汪桂芬和孙菊仙二派之长,另创苍劲悲壮、吐字有力的新腔。辛亥革命后,他还曾主持二戏剧改良社,开展戏曲改良运动。在戏曲改良运动及“文明戏”的启示下,上海的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等也编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吁天录》等爱国反帝、鼓吹革命的新戏,使海派京剧进一步成型。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活动,对戏曲艺术同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联系起了促进作用;不少新剧目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的愿望;在唱腔、表演、舞台装置、服装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革新。继后的周信芳发扬“海派京剧”锐意改革的精神,于“五四”前后编演了《宋教仁》等时装新戏。
“五四”前后,梅兰芳等人对京剧的创新和改革的成绩也十分突出。梅兰芳曾同王瑶卿等人,融青衣、花旦、刀马旦所长,聚唱、做、念、打于一身,别创“花衫”行当,使京剧旦角艺术臻于完美。他在辛亥革命时即编演了《一缕麻》、《邓霞姑》等具有民主倾向的时装京剧,及《天女散花》、《洛神》等古装新戏;三十年代又先后编演了《木兰从军》、《生死恨》、《抗金兵》等赞颂民族气节,充满爱国热情的新戏;在唱腔上他也进行了新的发展创造,运腔演唱凝重流畅,脆亮甜润,宽圆兼备,具有雍容华贵的风格,世称“梅派”;此外他对京剧旦角的身段表演、伴奏乐队也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并在1928年、1935年分别赴美国、苏联演出,是使京剧赢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人。梅兰芳无愧于继谭鑫培之后把京剧艺术推向更高峰的大师,他的代表作还有《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 在传统五声音阶的基础上,七声音阶的体系也在逐渐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七声音阶:宫、商、角、变微、徽、羽、变宫,也即现代音乐中的C、D、E、F、G、A、B。在周朝已有七声音阶和十二律。公元前6世纪时,周景王(公元前544-52O年)问乐官伶州鸠什么是七声音阶,什么是十二律。伶州鸠在回答问题中,历举了宫、商、角、变微、微、羽、变宫的阶名,并且说明了各音阶与十二律的关系;又将七声音阶的出现推前到周武王代纣的时候(公元前1O66年)。
我国的七声音阶,主要是以雅乐和燕乐为载体。
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度,用于郊社[祭祀天地]、宗庙[祭祀祖先]、宫廷礼仪[朝会、燕飨、宾客等]、射乡[统治者宴享士庶代表人物]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后世祀奉先贤的活动[如祭泰伯、祭孔]也模仿、应用郊社、宗庙之乐。周代的礼乐制度对上述不同场合中的仪式和曲目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相传为黄帝至周武王各代所制的六乐,用于天子和少数王侯亲自主持的祭祀大典和重大的宴享活动,后世的儒家把它奉为雅乐的最高典范。
雅乐的音阶:(又称古音阶、旧音阶或传统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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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

⑷ 中国古代音乐发展主要在哪些方面

你的问题比较笼统,因为传统音乐也要分派别和时期的。
简单的来说,

1、学习和继承传统音乐的陈述结构
(1)中国传统音乐在旋律、音阶、音色、节奏等方面与西方音乐存在区别。

(2)中国传统音乐的陈述方式具有自己的特征,其中还有一些特定的终止方式;中国民族音乐中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2、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结构关系

文学中有对联,音乐中就有上下句;文学中有“起承转合”四句诗体绝句,音乐中就有类似的四句结构小曲;文学中有八句结构的律诗,音乐中就有与之结构原则极为相似的、并大量存在于器乐曲的“六十八板体”(它也是八句,只是其中有一句内部有扩展,不及律诗规整);文学中有章回体,音乐中有套曲体;文学中有使用成语的习惯,音乐中也有集曲等使用现成乐思的习惯……;文学中有“枣核诗”等通过数列形态控制的游戏性诗体,音乐中也就有“金橄榄”等结构形态与之对应。《六十八拍》为琵琶曲。

3、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和曲式对现代音乐的影响

唐大曲和戏曲音乐对现代音乐结构的影响。唐大曲的“散—慢—中—快”的渐变原则和后来的戏曲借助于板式速度结构来组织等线性结构思维,是我国传统音乐结构的最高成就。西方音乐结构的最高成就是奏鸣曲。唐大曲的曲式结构特点是:

①音乐是一种多段体结构。

②体现着一种从“散起”到“入拍”又经轻歌曼舞而变作“繁音急节”的快速舞蹈(相当于“破”)的部分;收尾时节奏还有“散”(即“曲终长引声”)的渐变速度布局。整个乐曲在开始的时候,每个演奏者就开始调琴,他们预先不调琴,用这种方法将听众的感觉调进来,调进乐曲的感觉中来。

③用核心音调(而不是主题或曲牌),即兴展衍变形来发展乐思。

④新的声部控制关系。它是西方现代技术,也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写法相同。

⑤新的演奏法和新音色。如:乐器萧的“冒吹”和重直觉、重音响的现代多声语言等。罗永辉的《千章扫》,符合现代西方音乐中“有控制的偶然”的作曲理念。

⑸ 中国古代音乐有哪三次断层

中国音乐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古代部分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先秦时期,既公元前207年以前。着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在音乐上,则是以音乐的萌生雅乐的兴盛为标志,具体表现为:以打击乐器为主的多种乐曲陆续产生;大型宫廷乐队初步形成;诗歌同楚辞问世;音乐美学和律制理论初步确立。所有这些,都为古代音乐文化奠定了全面的基础。二、汉唐时期,既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960年。在这1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经历了两汉、魏普、南北朝的发展规律与转折,到了唐代,出现了一个全盛时期。在音乐上,则是一汉族与外族的频繁交流和宫廷燕乐的繁荣为标志。具体表现为:民歌蓬勃发展:诗歌广为流传;西域、被秋、阿拉伯乐器和乐舞大量内传;以琵琶音乐为代表的器乐高度民主发展:唐代歌舞大面博大精深;多种记谱法陆续产生并广泛运用;许多乐器和音乐东传日本、朝鲜等国。三、宋元明清时期,既公元960年至1840年。在这800多年中,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玻路,明代中期出现可资本主义经济的因素,对思想和文化的活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着音乐上,则是一曲艺、戏曲的速度发展?标志。具体表现为:时调小曲和词调广泛流行;曲艺音乐成为城镇市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朱载十二平均律的诞生;音乐美学大进一步发展。这些都为中国古代音乐注入了新的生机。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至1949年。这一临时虽然不满100年,但中国却经历了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受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又经历了前仆后继地反对帝国主义主义的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处在这样一来一个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音乐,具有与中国古代音乐不同的发展特点。一方面,仍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传统音乐,朝着同新的时代要求和人民生活结合的方向不断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西洋音乐的输入而产生的新的音乐,在人民音乐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主要标志是:学堂乐歌的兴起;专业音乐教育的创建;音乐理论研究的开展;专业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艺术的发展;中国革命音乐运动的兴起和新音乐的建设;一大批音乐家的涌现。

⑹ 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分为哪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是什麽

1840年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前的音乐,通称中国古代音乐。包括原始回社会(约公元前答21世纪以前)的音乐、奴隶社会(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 475)的音乐和封建社会(公元前 475~公元1840)的音乐。分6段叙述,即:远古的音乐(即原始社会的音乐);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音乐(即奴隶社会的音乐);战国、秦、汉的音乐(以下皆为封建社会的音乐);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音乐;宋、元的音乐;明、清的音乐。

⑺ 中国音乐历史分哪些时期和其特点

一、区分:

1.以年代之分的主线:赵,卫之音,俗称靡靡之音也。其发展在战国时代,赵、卫二国。通俗的说就是现代的流行音乐。不过极美,属于古代典型贵族音乐这类。其余的从远古一直到近代中国的都是以正统音乐为主;现代中国发展的音乐就有西方元素的引入,这里的元素指的是思想,其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海,最终发展至港台地区演变为现在的流行音乐;再一个就是当代中国上世纪80年代年以前的革命歌曲,直至今日的从革命歌曲到流行音乐的演变。

2.以地区之分为主线:京剧,越剧,闽剧,川剧,花灯,黄梅戏,二人传,信天游等等在中国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独特音乐,具体的可以详细查查。

3.乐器之分:相信你知道的乐器比我知道的还多还懂。就我来说,除了传统的那些乐器以外特别爱听的还有这几类,马头琴(还是马尾琴,蒙古的)、葫芦丝(傣族)、手鼓(新疆)等等名族乐器。

二、特点:多以地区之分差别最大(根本原因:经济发展)。各个年代的发展多受当时的政治局面(影响文化发展方向)、经济状况(影响休闲需求)以及皇帝爱好(以倾国之力影响格局)的影响颇多。

⑻ 中国古代音乐史分为哪些阶段

分为六个阶段,包括:

一、远古的音乐(即原始社会的音乐)

当最早的人类开始制造原始的工具和集体进行劳动的时候,原始的音乐便在他们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呼声中萌发了幼芽。

二、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音乐(即奴隶社会的音乐)

在奴隶社会中,创造音乐的是奴隶──大量的乐工都是名副其实的奴隶,而享有音乐的则是贵族奴隶主阶级。他们不仅把音乐作为享乐的手段,也把它用作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在当时,最受尊崇的就是奴隶主阶级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的乐舞。

三、战国、秦、汉的音。

战国时期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也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发展,然而,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和相互争霸的战争却阻碍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统一成了时代的趋势。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音乐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期。这时,国家分裂,战乱频仍,错综复杂的矛盾扭曲了社会的形象。固有的秩序,旧时的信念,统统都已幻灭。人们冀求着新的精神寄托,音乐便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

五、宋、元的音乐

隋唐以来的曲子,到宋代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成了一种广泛流行的歌曲形式。它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宋词创作的繁荣。

不少著名词人的作品被运用于实际的演唱,它们既丰富了曲子的内容,也促进了曲子的发展,出现了“减字”、“偷声”、“摊破”、“犯调”等变化运用和发展曲调的手法,产生了徐缓抒情而细腻深刻的“慢曲”,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曲式。

六、明、清的音乐

“昆山腔”是明代戏曲声腔中成就极高、影响极广的一种。它在元末明初时即已形成,但当时海盐腔盛行,故未能受到广泛重视。

(8)哪代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高峰期扩展阅读

商、周时期出现的乐器中,对后世影响较广的有笙、竽和琴瑟笙的开始出现是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和字,写作,据郭沫若考证,它就是早期的笙。

乐器所取得的上述进展,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历史文献中关于春秋时期已经存在七声音阶(七律)和十二律实际应用的记载是确实可靠的,而且它们的出现实际要比这些记载早得很多。同理,相关的乐律理论体系也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只是晚些时候才能见诸文字记载,曾侯乙钟的铭文是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据。

奴隶制时代音乐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揭开了光辉的一页,给以后音乐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响。

⑼ 中国古代音乐在宋以前大体经历了哪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包括原始社会(约公元前21世纪以前)的音乐、奴隶社会(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 475)的音乐和封建社会(公元前 475~公元1840)的音乐。分6段叙述,即:远古的音乐(即原始社会的音乐);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音乐(即奴隶社会的音乐);战国、秦、汉的音乐(以下皆为封建社会的音乐);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音乐;
中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云南元谋等地发现的古猿人化石可知,大约从 100万年以前起,远古的人类就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当最早的人类开始制造原始的工具和集体进行劳动的时候,原始的音乐便在他们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呼声中萌发了幼芽。在漫长的岁月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原始的音乐也逐渐地成长起来。只是这些原始的音乐早已湮没无闻了,现在我们只能从古代文献中一些有关远古音乐的传说和某些古文化遗存中发现的为数有限的原始乐器中约略窥见一斑。
古代文献中关于远古音乐的传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某某氏为名的古乐,如朱襄氏之乐、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伊耆氏之乐等;另一类是被尊为古代帝王的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夏禹等时代的古乐。前者主要是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的产物,其时间一般均较早;后者有的已属于部落联盟和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产物,时间一般较晚于前者。这些传说大都带有比较浓厚的神秘色彩,后者尤多附会与夸饰,但它们还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原始音乐的面貌。
约在公元前21世纪时,夏朝建立,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奴隶制时代。由夏、商、西周到春秋末约1700年间,中国奴隶社会经历了由产生、发展、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在这段时期中,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等新的客观条件,音乐文化得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在奴隶社会中,创造音乐的是奴隶——大量的乐工都是名副其实的奴隶,而享有音乐的则是贵族奴隶主阶级。他们不仅把音乐作为享乐的手段,也把它用作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在当时,最受尊崇的就是奴隶主阶级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的乐舞。其内容多为歌颂统治者列祖列宗的功德,意在宣扬宗族奴隶主统治的合理性,为巩固其统治权服务。音乐于是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传说中夏代的代表性乐舞是《大夏》,以歌颂夏禹治水的业绩为内容,由9个段落组成,演出时用作伴奏,故又称《夏》。据说这个乐舞在周代还在演出,由八列(八佾)头戴皮帽、下著白裙、裸露上身的演员表演。看来还多少保留有早期社会的简朴风貌。此外,夏代的乐舞还有启的《九招》和《九歌》。《招》即《韶》,可以认为《九招》就是《韶》在夏代有所发展的形式。

商代的代表性乐舞名《》,亦称《大》。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辞中不少片提到过商王用《》乐的事,如“乙亥卜,贞王大乙,亡尤”(《殷墟书契考释》七十九下)等,说明商代帝王常在祭祀祖先时用它。据文献记载,《》的内容是歌颂商汤灭夏开创商朝的功绩,同样具有为商族奴隶主统治造舆论的意思。商代的另一个重要乐舞是在“桑林之社”中用的《桑林》。“桑林之社”既是祭祀祖先,也是男女聚会结交的活动。《桑林》之舞在后人看来似有颇涉淫秽的表现,故有在郑重的交际场合宾客回避观看的记载(《左传?襄公十年》)。此外,商代还有一种求雨的舞蹈,称为《雩》。“舞者吁嗟而请雨”,说明这是一种边跳舞边呼号求雨的舞蹈,这一舞蹈曾长期流传后世。

周代的代表性乐舞有《武》和《象》,它们都是以歌颂周王朝统治者的功德为内容的。武又称《大武》,歌颂周武王伐纣战争的胜利和国家在周、召二公的辅佐下得到有效的治理;《象》又称《三象》,歌颂周成王讨伐殷人叛乱的胜利。这些乐舞也都是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服务的。
公元前 475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其后,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各诸侯国通过变法相继实现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革命转变。从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它缓慢而漫长的发展进程,直到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整经历了2300多年。
急剧的社会变革,给音乐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旧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了,旧时的雅乐也不可挽回地沦丧了,而新兴的民间俗乐则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兴起,还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他已经不安地注意到“郑声之乱雅乐”的严重意义。到了战国时期,魏文侯所爱听的“新乐”已不只是“郑声”或“郑卫之音”,而是已经包括了郑、卫、齐、宋 4国的民间俗乐。还有齐宣王所好的“世俗之乐”,秦国宫廷中的“郑卫桑间”之乐……,可以明显地看出民间俗乐纷纷进入各国宫廷的新趋势。在南方则有楚国的音乐——楚声的兴起,这种音乐曾经给伟大诗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他的《九歌》就是由民间祀神歌舞加工创作而成的。在秦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楚声”随着以楚为基地并以楚为旗号的起义大军而在全国扩大着它的影响,并在汉代的宫廷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浪潮中,原来由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包括音乐教育)的“学在官府”旧秩序开始被突破,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孔子就是第一个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的教育家。到战国时期,私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再加上各国盛行养士之风,于是在社会上便形成了为数颇众的一个“士人”阶层。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级(许多是没落的贵族),他们不仅受过一般的教育,而且许多人还具备有不同程度的音乐知识和技能,他们的出现,对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众多学派的出现,包括儒、墨、 道、 名、法、阴阳等各家各派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发表过对于音乐的看法和意见,并且互相争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他们留下的音乐言论和几本专门的论著(如墨子的《非乐》、荀子的《乐论》和《礼记?乐记》等)都显示了古代音乐思想的光辉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就是从这些人中间产生出一批与旧时宫廷乐师截然不同的音乐家,如著名的伯牙、孟尝君的门客雍门周等。音乐在他们手里已不再是礼仪的附庸和宣扬迷信的工具,而成为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他们和许多来自民间的音乐家一起,汇合成一股音乐的新潮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期。这时,国家分裂,战乱频仍,错综复杂的矛盾扭曲了社会的形象。固有的秩序,旧时的信念,统统都已幻灭。人们冀求着新的精神寄托,音乐便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
清商乐
清商乐是这时期兴起并在当时音乐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一种音乐。它是晋室南迁之后,旧有的相和歌和由南方民歌发展起来的“吴声”、“西曲”(或称“吴歌”、“荆楚西声”)相结合的产物,是相和歌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其中的“吴声”与“西曲”,一方面从相和歌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仍发挥其原有的音乐特色,形成了多样的富于特色的音乐结构。它与相和歌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是它的作品绝大多数皆以爱情为题材,较少有触及社会矛盾的现实内容。其风格一般都较纤柔绮丽,但也有许多确实具有清新自然之美。这种情况的产生,固然和士族地主阶级的享乐需要有直接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最普通的感情表现,却也另有其时代的需要。
琴曲
琴曲是这一时期获得重大发展的第一个领域。琴的艺术,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由宫廷乐师向士人转移以来,两汉时期也有相当的发展,许多著名的文人如司马相如、桓谭、蔡邕等都是著名的琴家。但是,魏晋以来,琴的艺术却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当时的许多名士如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南北朝时期的戴逵、'" class=link>戴父子等,都以琴名世。对他们来说,琴主要是寄托他们的情志的工具,而非无谓的玩物。无论是不满或者超脱,或寄情山水或饮酒高歌,或求仙成道或尽情享乐,都离不开一个中心:即对于个性或者说个人的价值的肯定。这是处在动荡不安、矛盾重重的时代里名士们能够选取的一种最佳表达方式。由于这样的原因,琴曲的题材范围有所更新,表现形式也有显著的进步。他们创作的或者经他们加工提高的不少琴曲长久地保持着它们的影响。
西汉末年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动乱的年代里,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另一方面饱经忧患的人民在这里面也似乎得到了某种寄托,因得以广泛流传。在众多的寺院里,僧徒们或作乐以供养佛,或歌赞以宣扬佛法,竟成了宫廷、府邸与地主庄园之外又一重要的音乐活动场所。在这中间,促成了佛曲的俗化和俗乐的佛化,连最少宗教色彩的俗乐——清商乐也开始显现出与佛教音乐相结合的迹象,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其音清而近雅”的音乐——法曲,成为隋唐燕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西晋时北部边境诸民族的内徙和晋室的南迁,加上连年不断的战争,既造成极大的破坏,也造成了南北之间、各民族之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某种条件。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相互之间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和宣武帝南征时所收伎乐,包括“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南方的清商乐由此流入北朝;而在6世纪初,南方梁朝宫廷里演奏的鼓角横吹曲则有不少是被称为“北歌”的北方鲜卑族音乐。383年,前秦的吕光征龟兹,龟兹乐于是被带到凉州,它和传到那里的中原音乐结合起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秦汉乐”(即后来的“西凉乐”)。此后,龟兹乐在北齐、北周时仍有传入,高昌、疏勒的音乐也相继传进内地。至于外国音乐,早在4世纪中叶的前凉时便有天竺国(印度)音乐传入。其后,还有中亚安国的音乐和东邻高丽的音乐等也于 5世纪中叶陆续传入。这些只不过是这类交流中部分较为突出的事例而已。频繁的音乐文化交流,对当时音乐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给隋唐燕乐的高度繁荣作了准备。
燕乐
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这基础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繁盛的燕乐便是它的主要标志。
隋唐燕乐,是为满足统治阶级享乐的需要而汇集在宫廷里的俗乐的总称,它包括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中国的和外国的音乐。从隋初的七部乐到唐贞观时的十部乐, 包括燕乐、 清商乐、西凉乐(隋初沿用北周“国伎”名称)、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和高丽乐。不入十部者尚有扶南、百济、突厥、新罗、倭国、南诏、骠国和属于鼓吹乐系统的鲜卑、吐谷浑、部落嵇等多种伎乐,异常丰富多彩。如前所述,十部乐中大部分自 4世纪中以来已陆续传入内地。然而,只是在国家实现统一之后,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都极大加强的情况下,它们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充分条件。
燕乐包括各种声乐、器乐、舞蹈乃至散乐百戏之类的体裁和样式,而其主体则是歌舞音乐。歌舞音乐中,大曲(包括法曲)又居于重要的地位。燕乐大曲直接继承了相和大曲和清乐大曲的传统,又有了重大的发展。大曲中含有散序、、中序(排遍、歌头)、、正、破(舞遍)、入破、虚催、衮遍、实催(促拍)、歇拍、煞衮等不同的结构成分和段落。仅从这繁多的名目中便可看出,燕乐大曲无论是音乐的主题结构或者节奏的发展层次都远较以前的相和大曲和清乐大曲更为细致,更为复杂而多变,其结构也庞大得多。以著名的法曲《霓裳羽衣》为例,全曲共有36段,其中“散序”6段,为器乐的演奏;“中序”(“排遍”)18段,是慢板的抒情歌舞;“破”(“舞遍”)12段,是节奏急促的快速舞蹈,有器乐伴奏。不难想见,这样一首颇为长大的作品,如果没有丰富的艺术手段,高度的技巧和动人的感染力,绝不可能在当时取得公认的完美的艺术效果。燕乐大曲的高度艺术成就,标志着歌舞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
在音乐文化广泛交流的基础上兴起的隋唐燕乐,在乐器的运用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魏晋以来陆续从边疆和国外传入的许多新乐器如曲颈琵琶、五弦琵琶、筚篥、方响、锣、钹、腰鼓、羯鼓等,大都成了燕乐中的常用乐器。尤其是琵琶类弹弦乐器和各种鼓类击乐器,适应着歌舞音乐的需要,有了较显著的发展。在唐代的大曲中,琵琶通常是占有中心地位的一种乐器,许多著名的音乐家都是优秀的琵琶演奏家,他们的演奏技巧——包括左、右手的技术和即席移调演奏的本领等已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鼓类乐器中,被唐玄宗称之为“八音之领袖”的羯鼓,以“其声焦杀,特异众乐”而受到特别的注意,出现了许多技艺高超的羯鼓名手和成套的羯鼓独奏曲,说明羯鼓音乐在节奏、力度与音色等方面都已有了相当高的表现力。总之,一方面众多乐器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燕乐的艺术表现力;同时,燕乐的音乐也为促进乐器演奏技巧的进步和丰富器乐的曲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隋唐时期的音乐,还有一些在当时及后世都有相当影响的体裁,其一是包括歌词和曲子在内的各种歌曲,它们和燕乐大曲也发生一定的联系,有时是它们被大曲所吸收,有时它们又从大曲吸取一些曲调。曲子的广泛流传,使为曲子填写的词成了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其次是属于“散乐”范畴的一些歌舞戏,如“代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和一些带有歌唱的“参军戏”等,这些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歌舞,为宋代杂剧与南戏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再其次便是唐代颇为流行的说唱变文。它原是寺院中僧侣们用民间原有的说唱形式演佛经故事来宣传宗教的一种??说唱历史或民间故事,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这种齐言歌赞与散文讲说相间的说唱音乐形式,正是后世词话与宝卷一类说唱的直系祖先。
隋唐时期,统治阶级虽然也曾致力于制订雅乐,然而真正受到重视的还是用于享乐的燕乐,以至当时创作的某些雅乐也不能不受到流行的燕乐的影响。贞观年间,唐太宗鉴于隋代承袭的前代雅乐,“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于是命张文收等人“为之折衷”,作《大唐雅乐》,已具有多种成分交融的特点。而《秦王破阵乐》等一些乐曲,则既用于燕乐,也用于雅乐。明显地表现出燕乐对雅乐的影响。唐朝政府设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统领各色音乐,总人数达数万人,唐初的大乐署,其职能与前代大乐署不同,它不是专管雅乐的机构,而是兼管雅乐与燕乐,也负责各类音乐人员的训练与考绩。到开元年间,才部分地将燕乐从大乐署中分出来,各类燕乐(包括散乐、百戏)统归左、右教坊和原来的内教坊,又专为表演法曲而在宫中设了梨园(包括一个30余人的少年班“小部音声”),并在西京和洛阳分别设了“太常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梨园的人员是从燕乐的“坐部伎”中挑选,由唐玄宗亲自审听确定,是各类音乐人员中专业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其次是燕乐中的“坐部伎”,再次是燕乐中的“立部伎”,最后便是雅乐。当时曾有规定,经过训练和考绩,“坐部伎”中不合格的降到“立部伎”,“立部伎”中不合格的就降到雅乐里去。这样的层次充分反映出当时对雅乐的轻视。
自魏晋以来,多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的汇合及燕乐的兴盛,引发了音乐理论的发展。隋初郑译的八十四调理论的提出和后来燕乐二十八调的产生,都与不同音乐的交流而引起的更为频繁的旋宫转调的实践需要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乐律理论上,无论是南朝宋何承天的新律,或五代时的王朴律,都为克服三分损益律不能还生黄钟的缺陷,探索着通向十二平均律的途径,以适应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实践需要。

⑽ 中国音乐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起源

中国音乐,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时代,据考古发现,中国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从孔子传六艺到唐代的胡琴再到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发展。中国素号“礼乐之邦”,古代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学习步骤。

发展历程

夏、商时代

根据文献记载,夏商两代为奴隶制社会早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高等阶级所占有。

西周、东周时代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成熟时期,东周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君主统治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

秦、汉时代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

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

隋、唐时代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不断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宋、金、元时代

宋、金、元时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

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

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明、清时代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

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

朱载堉他的《乐律全书》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这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

近现代音乐

16世纪晚明时期,西洋音乐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在利玛窦进京呈现给万历皇帝的礼品单中,有西琴一张,据考这是一张古钢琴。清初,传教士徐日升教授康熙皇帝西方乐理,并著有《律吕纂要》一书。

五线谱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乾隆皇帝的时候,在宫中还组建了一支西洋乐队,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木管乐器、竖笛、木琴、风琴、古琴,演奏时戴西洋假发。

中共革命音乐

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的音乐家配合革命,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国民革命军中广为传唱,有的是用国外通俗歌曲旋律直接配以革命歌词。

当代音乐

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流行歌曲除革命歌曲之后,又加入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流行歌曲。各地开始建立交响曲团,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作曲家的新作。东欧的乐团曾多次到中国表演,中国乐团也参加了许多国际表演会。

中国音乐家也尝试用西方的乐器方法写作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比较成功的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采纳了越剧的部分旋律。

和第三世界的国家交往也不断增加,为此成立了东方歌舞团,专门学习、演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各民族的民歌乐曲,在中国广受欢迎,从此发展中国家的音乐开始对中国音乐产生影响。中国民族乐队的配器、合奏方式也基本定型,产生了不少成功的民族器乐交响曲。

中国的民族音乐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每年春节,都会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中国新年音乐会,并座无虚席。

大陆文革音乐

文化大革命是大陆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批文革特色的歌曲和戏曲,影响了那个时期整个一代青年。其中,一部分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军歌,在当今解放军中广泛流传,较为著名的有胡宝善演唱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港台

五六十年代,港台延续了老上海灯红酒绿风格。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现代流行音乐开始对港台产生影响。欧阳菲菲、翁倩玉、邓丽君等港台歌手演唱了大量的日本歌曲。

八十年代,新一代音乐家在港台崛起,眼界更为开阔,把欧美流行形式与中国音乐相结合,开创了港台流行音乐新局面,并对大陆产生重大影响。

在台湾的校园歌曲和邓丽君开创的演唱方式,使中国通俗音乐发展到一个高峰,具有中国音乐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邓丽君在美国开演唱会时,吸引得许多舞台剧务美国人在后台全程欣赏,虽然他们听不懂中文唱词。

(10)哪代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高峰期扩展阅读

种类

汉族传统音乐

(国乐)

中国民族音乐,简称民族音乐、民乐,又称国乐,即中国传统音乐,也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音乐。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

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有着丰富多样的样式和内容,如藏族音乐、蒙古族音乐等。

藏族音乐

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歌曲旋律优美辽阔、婉转动听。藏族音乐大体上可以分为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佛教音乐中最著名的是喇嘛唱的无词的歌颂曲调。

藏族民歌高亢嘹亮,听起来就有高原蓝天辽阔的气象,曲调悠扬,但也是以五声为主。歌舞形式有“果谐”、“果卓”(锅庄)等。藏族音乐的一些元素被汉族和西方音乐所吸收。

有一些汉族歌曲作者模仿藏族音乐的特点创作了一些诸如《逛新城》、《青藏高原》一类的歌曲。西藏的藏族歌曲也融入了其它音乐的元素。著名的藏族歌手除了才旦卓玛和主要演唱汉语歌曲的韩红外,还有容中尔甲、亚东、琼雪卓玛等大量在藏区知名度很高的歌手。

正规戏剧方面,已经挖掘整理演出了藏族传统歌剧《格萨尔王》。

蒙古族音乐

蒙古族民歌分“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 “长调”有许多无意义的谐音字拉长唱腔,有草原空阔的风格。蒙古常用的乐器是马头琴、火不思、四胡、三弦、蒙古筝、蒙古琵琶、胡笳、兴隆笙以及笛子等。蒙古器乐的特点是柔和、安静。

上述最有特色的乐器是马头琴,它是一种拉弦乐器,由于琴柱上一般都雕刻一个马头装饰,所以由此命名。它的音色低沉柔美,音量不大,表现力丰富。除了为民歌与说唱伴奏外,还常用于独奏与合奏;不仅演奏旋律,而且适宜于表现马匹的奔跑与嘶叫。蒙古的器乐曲多半是民歌旋律的器乐化。

傣族音乐

傣族音乐和南亚地区缅甸、泰国的音乐风格类似,曲调婉转柔美,典型的乐器是葫芦丝和象脚鼓,葫芦丝独特的音色一演奏就是傣族的音乐风格。

傣族音乐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基本形式。它主要包括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歌从内容和体裁上分为山歌、叙事歌、悲歌、宗教歌曲等。

纳西古乐

纳西古乐是在云南丽江纳西族老人中间演奏的音乐,据说是从明朝时中原地区传入的,由于当地原来交通不便,和外界交往不多,始终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现在只有一批老人乐队可以演奏,正在培养接班人,是中国14世纪音乐的活化石,受到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侗族音乐

侗族“大歌”是中国唯一采用和声的民歌系统,基本为女声无伴奏合唱,由各声部嗓音的和声配合非常和谐,曾在国际引起轰动,并多次获奖。

维吾尔族音乐

维吾尔族音乐基本是阿拉伯音乐风格,非常注重节奏,用手鼓可以打出多达几十种不同的节奏,乐器主要是都塔尔和热瓦甫,最大的是弹布尔。维吾尔族的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包罗万象,是许多民间音乐的源头。

塔吉克族音乐

塔吉克族音乐属于阿拉伯音乐风格,和汉族音乐有较大的区别,善于运用半音,旋律婉转多变,如同山鹰高鸣,最典型的是作曲家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配的歌曲,完全运用了塔吉克民歌的旋律。

朝鲜族音乐

朝鲜族音乐和朝鲜、韩国的音乐基本相同,主要乐器有长鼓和伽倻琴伽倻琴类似中国古代的筝,比现代的筝小,弹法也不一样,是放到盘坐的膝盖上弹。音乐旋律有其独特的风格。

戏曲音乐

中国的戏曲曲艺是在中国很受欢迎也较为普及的艺术之一,广大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最具代性的是发展于北京的京剧。中国戏曲音乐通常以高调的唱腔为主,并以笛、皮鼓、梆子、锣和京胡等弦乐器伴奏。

其他的戏曲音乐代表有:河北梆子、豫剧、评剧、越剧、粤剧、昆曲、秦腔、黄梅戏、潮剧、高甲戏和傩戏等。全中国共有600多个地方戏剧品种。昆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口头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摇滚音乐

提到香港的摇滚乐,就不能不提BEYOND。因为中国摇滚乐最初的萌芽就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和台湾。受西方影响,香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地下摇滚乐队,除了BEYOND乐队,其它真正具备公众影响力的却很少。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音乐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音乐青年或多或少的接触到摇滚音乐,并开始组建乐队,进行模仿与创作。

宗教音乐

中国的宗教音乐可分为道教音乐、汉传佛教音乐、藏传佛教音乐以及其它宗教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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