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国音乐历史分哪些时期和其特点
一、区分:
1.以年代之分的主线:赵,卫之音,俗称靡靡之音也。其发展在战国时代,赵、卫二国。通俗的说就是现代的流行音乐。不过极美,属于古代典型贵族音乐这类。其余的从远古一直到近代中国的都是以正统音乐为主;现代中国发展的音乐就有西方元素的引入,这里的元素指的是思想,其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海,最终发展至港台地区演变为现在的流行音乐;再一个就是当代中国上世纪80年代年以前的革命歌曲,直至今日的从革命歌曲到流行音乐的演变。
2.以地区之分为主线:京剧,越剧,闽剧,川剧,花灯,黄梅戏,二人传,信天游等等在中国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独特音乐,具体的可以详细查查。
3.乐器之分:相信你知道的乐器比我知道的还多还懂。就我来说,除了传统的那些乐器以外特别爱听的还有这几类,马头琴(还是马尾琴,蒙古的)、葫芦丝(傣族)、手鼓(新疆)等等名族乐器。
二、特点:多以地区之分差别最大(根本原因:经济发展)。各个年代的发展多受当时的政治局面(影响文化发展方向)、经济状况(影响休闲需求)以及皇帝爱好(以倾国之力影响格局)的影响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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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中国音乐的历史
中国音乐,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时代,据考古发现,中国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
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从孔子传六艺到唐代的胡琴再到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发展。
中国素号“礼乐之邦”,古代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学习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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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从很早已经掌握七声音阶,但一直偏好比较和谐的五声音阶,重点在五声中发展音乐,同时将中心放在追求旋律、节奏变化,轻视和声的作用。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和西方音乐不同,西方音乐从古希腊的五声音阶,逐渐发展到七声音阶,直到十二平均律。
从单声部发展到运用和声。所以西方音乐如果说像一堵厚重的墙壁,上面轮廓如同旋律,砖石如同墙体,即使轮廓平直只要有和声也是墙,正像亨德尔的某些作品。
中国音乐则不同,好像用线条画出的中国画,如果没有轮廓(旋律)则不成其为音乐,但和声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从未接触中国音乐的西方人听中国音乐“如同飘在空中的线”,而从未接触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则觉得西方音乐如同“混杂的噪声”。
㈣ 中国各大戏曲及代表作
1、昆曲
昆曲(Kun Opera),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
昆曲发源于14世纪中国的苏州太仓南码头,后经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走向全国,自明代中叶独领中国剧坛近300年。
昆曲糅合了唱念做打、舞蹈及武术等,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被誉为“百戏之祖”。昆曲以鼓、板控制演唱节奏,以曲笛、三弦等为主要伴奏乐器,其唱念语音为“中州韵”。昆曲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2018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北京大学为昆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昆曲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上演剧目。其中有影响而又经常演出的剧目如:王世贞的《鸣凤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沈璟的《义侠记》等。
高濂的《玉簪记》,李渔的《风筝误》,朱素臣的《十五贯》,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的《长生殿》,另外还有一些著名的折子戏,如《游园惊梦》《阳关》《三醉》《秋江》《思凡》《断桥》等。
2、坠子戏
坠子戏始称“化妆坠子”,起源于中国曲艺、戏曲之乡萧县。以曲艺坠子的曲调为基础,吸收京剧,豫剧的一些表演方法,有单唱、对口唱、多人分唱;唱腔流畅婉转,词句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流传很广,大江以北,长城内外,均有它的足迹。是传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坠子戏是在1961年春,坠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时,在中国剧协和中国戏曲研究院联合组织的座谈会上,田汉提议将化妆坠子改名为“坠子戏”。2008年6月7日,河北省深泽县、 安徽省宿州市联合申报的“坠子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序号:698 Ⅳ-97。
坠子戏的初期剧目,多由坠子书中的中、长篇传统书目改编而成,故多连台本戏。如《海公案》、《刘公案》、《回龙传》、《大宋金鸠计》、《丝绒计》、《双金线》、《双合印》、《王清明投亲》、《二度梅》等。剧本多用唱词叙述剧情,念白不多。
唱词一般为七字句、十字句。六十年代之后,坠子戏从其它剧种移植了一批优秀古装戏,也排演了一些新编历史故事戏,如《审诰命》、《杨金花夺印》、《花木兰》、《秦香莲》、《蝴蝶杯》、《杨门女将》等。
坠子戏也能较好的反映现代生活,五十年代后期,坠子团都积极地创造和排演了现代戏,在观众中留有印象的剧目是《白毛女》、《血泪仇》、《党的女儿》、《夺印》、《会计姑娘》、《风尘遗恨》、《大路朝阳》、《红旗谱》(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的五本连台戏)、《新芽吐秀》等。
3、粤剧
粤剧(Cantonese Opera),又称“广东大戏”或者“大戏”,广东传统戏曲之一,源自南戏,流行广东、广西两省和港、澳地区,在国外操粤语的华裔聚居区也时有演出 。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是糅合唱念做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的表演艺术。粤剧每一个行当都有各自独特的服饰打扮。
粤剧名列于2006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内。2009年9月30日,粤剧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继承了民间传说、京剧昆剧等著名剧目,加上唐涤生所创作的剧目,使著名粤剧非常丰富。由于部分剧目受到非常喜爱,随着新媒体的诞生,这些著名粤剧被拍摄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甚至音乐剧。
例如任白戏宝《帝女花》《紫钗记》《牡丹亭惊梦》《双仙拜月亭》《再世红梅记》《蝶影红梨记》《花田八喜》《香罗冢》《红了樱桃碎了心》《血染海棠红》《红楼梦》《三笑姻缘》《白兔会》《桂枝告状》《窦娥冤》(又名《六月飞霜》或《六月雪》)。
由徐子郎编剧的《凤阁恩仇未了情》和《无情宝剑有情天》、源于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书》,源自晋剧著名传统作品《醉打金枝》(编剧:苏翁),《秦香莲》、来自神魔小说的《镜花缘》、《花蕊夫人》,还有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梁祝》。
4、淮剧
淮剧,又名江淮戏、淮戏,是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发源于今江苏省淮安市以及盐城市里下河一带,发祥于近现代的上海市,现流行于江苏省、上海市以及安徽省部分地区。
清代中叶,在淮安府(今盐城市和淮安市)和扬州府两地区,当地民间流行着一种由农民号子和田歌“儴儴腔”、“栽秧调”发展而成的说唱形式“门叹词”,形式为一人单唱或二人对唱称之为二可子,仅以竹板击节。
淮剧后与苏北民间酬神的“香火戏”结合演出,之后,又受徽戏和京剧的影响(称为徽夹可),在唱腔、表演和剧目等方面逐渐丰富,形成了淮剧。2008年6月,上海淮剧团、 江苏省盐城市申报的淮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5月,江苏省淮安市、泰州市联合申报的淮剧经国务院批准被扩展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早期的淮剧有生活小戏《小打瓦》、《种大麦》、《大补缸》、《磨豆腐》、《对舌》、《赶脚》、《巧奶奶骂猫》等,内容简单纯朴,语言诙谐风趣,生活气息浓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大戏则有“九莲十三英”(即《秦香莲》、《蓝玉莲》等9本带“莲”字的戏和《王二英》、《苏迪英》等13本带“英”字的戏)、“七十二记”(以各种传奇故事而定名)。
它们有实词和专有曲调,有一定表演程式,并有生、旦、净、末、丑等角色的分行,已初具戏剧的形式。其内容多为反对暴政,抨击见利忘义,歌颂男女之间的真挚情爱。同期,还曾出现过根据真人真事编演而成的“四大奇案剧”,即《丁黄氏》、《急拿王兆》、《药茶记》和《鸭汤记》。
幕表连台本戏始于20世纪20年代,曾盛行一时,主要有《杨家将》、《岳飞》、《飞龙传》、《日月圆》、《安邦定国志》、《封神榜》、《七国志》、《孟丽君》、《郑巧娇》、《乾隆传》、《彭公案》、《施公案》等。这些剧目大多根据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有些剧目在流行演出中固定下来,成为后来淮剧的保留剧目。
20世纪40年代前后,出现了本头戏《三女抢板》、《舍妻审妻》等,并延续至今。
5、川剧
川剧俗称川戏,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南地区川渝云贵四省市的汉族地区,是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即皮黄)、弹戏(即梆子)和四川民间灯戏五种声腔艺术而成的传统剧种。
川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四川东中部、重庆及贵州、云南部分地区。川剧脸谱,是川剧表演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历代川剧艺人共同创造并传承下来的艺术瑰宝。川剧由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组成。
川剧分小生,须生,旦,花脸,丑角5个行当,各行当均有自成体系的功法程序,尤以“三小”,即小丑,小生,小旦的表演最具特色,在戏剧表现手法、表演技法方面多有卓越创造,能充分体现中国戏曲虚实相生、遗形写意的美学特色。 2006年5月20日,川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卖画拍门》、《裁衣》、《武松杀嫂》、《马房放奎》、《五台会兄》、《花田写扇》、
《白蛇传》、《柳荫记》、《御河桥》、《燕燕》、《红梅赠君家》、《王熙凤》、《夫妻桥》、《江姐》《田姐与庄周》、《红楼惊梦》。
《山杠爷》、《刘氏四娘》、《目连之母》、《文成公主》、《激流之家》、《青春涅槃》、《欲海狂潮》、《红梅记》、《黎明十二桥》、《岁岁重阳》、《马前泼水》、《尘埃落定》、《薛宝钗》。
川剧剧目繁多,早有“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之说。其中要以高腔部分的遗产最为丰富,艺术特色亦最显著,传统剧目有“五袍”(《青袍记》《黄袍记》《白袍记》《红袍记》《绿袍记》)、“四柱”(《碰天柱》《水晶柱》《炮烙柱》《五行柱》)。
以及“江湖十八本”等,还有川剧界公认的“四大本头”(《琵琶记》《金印记》《红梅记》、《投笔记》),不少为其他剧种失传的剧目。1949年后,经过整理,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川剧剧目,如《柳荫记》《玉簪记》《彩楼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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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中国音乐史分哪几个阶段
中 国 音 乐 史
一、远古时期
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据今六千七百年 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 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 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想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
二、夏、商时期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我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三、西周、东周时期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 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 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四、秦、汉时期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 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 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六、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
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七、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宋代还是我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 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八、明、清时期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 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灯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 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九、近现代时期
这一时期始自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在历经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多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交织着传统音乐和欧洲传入的西洋音乐,但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以民主,科学为主要潮流的。 传统音乐首先以革命民歌的发展为以热潮,如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起义》,抗议沙俄入侵的《迫迁歌》,"五四"时期痛斥军阀出卖祖国镇压百姓的城市小调《坚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红色根据地,边区,解放区,革命歌曲更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天心顺》,《绣金匾》等。戏曲音乐中京剧的形成影响及于全国,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以及后来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一代名优。各种地方小戏、评剧、越剧、楚剧等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器乐则以民间出现各种器乐演奏的社团为特点,如"天韵社","大同乐会"等等。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这种民族音乐民间活动的特点造就出许多卓越的民间艺人,其中华彦钧(瞎子阿炳)就是杰出的代表。此外,各种琴谱、琵琶谱的编定、出版也多了起来。 西洋音乐的传入中国虽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于中国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学堂民歌运动。当时一些要求效法欧美,富国强兵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了这一运动,如梁启超、沈心工、李书同等。学堂乐歌作为学生音乐教材,以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以及学习欧美科学文明为内容,如《中国男儿》,《体操-兵操》等,这些乐歌又不仅流传于学校,而且广泛影响到社会各界。这些乐歌多借用外来曲调填词,也有少数根据本国曲调填词,还有少数创作曲调。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国乐改进社"。而专业音乐教育最初就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这是正规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肖友梅呕心呖血,毕生献给了我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是我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语言音调同歌曲音调的结合,善于吸收传统音乐中的营养,写出了《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传至今的作品。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则从学习西洋音乐中探索改进国乐的道路,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写出了《光明行》、《空山鸟语》、《病中吟》等二胡独奏曲,并且把二胡纳入专业音乐教育课程。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剧《可怜的秋香》等,这些作品也是我国新歌剧创作的的早期探索。王光祈作为我国第一代音乐学家,在中国音乐史学以及比较音乐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三十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自对专业音乐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养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如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等,他创作的《玫瑰三愿》、《南乡子》等艺术歌曲仍然回响在今天的音乐会舞台上。他还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的发展以歌曲为主要体裁,器乐曲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但在器乐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可的管弦乐曲《陕北组曲》,民族器乐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华彦钧的《二泉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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