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的起源和发展

⑴ 中国的流行音乐起源于哪个年代

流行音乐起源于美国的爵士音乐。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种新兴音乐，以它独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刷新了听众的耳目，

⑵ 中国音乐的起源及特点都有哪些

琴作为乐器的总称，是人们用以表达感情的最重要的艺术工具。或者，换一种说法，所谓琴也就是乐器，是一种能奏出音乐的工具。关于琴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时期。乐器的历史也随同人类历史发展一样，有着自身存在、发展的规律。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的文化古国，其乐器的最初形式，由于没有详尽的文字记载，只能依靠出土文物以及遗留下来的极少的文字记载，从而得以某种程度上的认识。 在原始时期，伴随着智慧的发展，人类开始使用了工具，而大量工具的使用，又启发了人们的智慧。这种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使得人类的祖先就在生产劳动中萌发了乐器这一最初的创造。例如：人们喝水时利用某种果壳饮水直接用嘴饮水更为方便，于是就造出了瓶、碗等器皿。 与此相仿，人类不仅利用嗓音歌唱，而且在竹管上凿出孔或者张弦抚弄以奏出奇妙的声音来伴奏游戏，于是就产生了乐器。 “音”在商代甲古文泻脱杂锏摹把浴笔且桓鲎郑 栽诩坠盼闹惺堑ス芾制鞯南笮巫郑?下边是口，上边是一支竖立的古代箫管，用嘴吹箫管而发音，这就是言的本意，这正反映出远古时代原始人类的音乐（歌唱）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 “乐”字在甲古文中其形如木上张弦，也是琴瑟之类的弦乐器的象形。音和乐两字的含意相近，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大乐篇》中便已经连用：“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 古代中国的帝尧时代就有了《击壤歌》，其歌词大意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这里的“壤”就是指大地。人们在没有乐器出现的时候，大地被当作了可以发声的乐器，在生产劳动中一边击地，一边唱歌。不难推测，这种劳作下的“击壤”实际上已起到了伴奏的作用。同时，“击壤歌”也说明了乐器的缘起与人类的生产劳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是生产劳动创造了乐器。 中国古代的乐器，最早的可以说是土鼓。《礼记·明堂经》记载：“土鼓，蒉桴，伊耆氏之乐也。”“夏后氏之足鼓。”以上记载说明了最初土鼓的形式。 磬，是古代石制的一种打击乐器。甲古文中专场磬字左半像悬石，右半像手执槌敲击。磬起源于某种片状石制劳动工具，形制在后代有多种变化，以致从石制进一步有了玉制、铜制的磬。 钟，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商代以来的钟为铜制，多为大、小三枚组合起来的编钟，成为按一定音列组成的乐器。 埙，是古代的一种泥土制作的吹奏乐器，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埙为陶制，是橄榄形、圆形、椭圆形、鱼形、平底卵形。有一音孔、二音孔、三音孔、五音孔等多种。后代的埙主要用于宫廷雅乐，民间也有流传。 关于弦乐器，由于没有有关文献的记载或文物的证明，只有存疑。 当代世界上已有乐器几万种，但意的说来，原始社会乐器的创造与发展是当今乐器迅猛发展的根缘。而原始乐器的发展也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即：形式上由不定型到定型；种类上由少到多；音律上由不定音到固定音；由不相联属的单音到有一定高低关系的音列。若把乐器分类，大致可分为：管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打击乐器。

⑶ 中国古典音乐起源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音乐也同样源远流长。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当我们的祖先由类人猿进化为人，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存在和种族能够延续，在人类必须从事的两项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劳动和生殖中，随同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就孕育了音乐。事实上，人的左、右脚行走，心脏和脉搏的跳动，就是最简单的节奏；而原始人单调的语言只要有高低的语调变化，也就蕴含了旋律的因素。在春秋时期，华夏大地百家争鸣的浪潮碰撞出璀璨的火化，而同时代欧洲正处于一片荒蛮之中，中国音乐在迎接黎明曙光的时候，欧洲音乐还在漫漫长夜里徘徊。
在周朝时，政府部门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教学的课程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所谓的乐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伦理道德观念；乐语就是“兴道、讽诵、言语”等礼教行为规范；乐舞则包括大舞、小舞等音乐理论、音乐诗篇的唱诵、舞蹈以及六代乐舞的表演。
六代乐舞据传是历代留传下来的六部史诗性乐舞，包括黄帝时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闱》，以及演述周武王伐纣战争活动全过程的《大武》。它们在周代被用于宫廷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等重大典礼活动。其中特别是《大武》和被认为歌颂文德为主题的《大韵》，更被经常演出于天子大祭、礼学、养老等典仪中。象“羽舞”、“皇舞”、旌舞”等，是宫廷中的娱乐性小舞。
周代宫廷除乐舞之外，宫廷中另有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的大典乐歌，如颂、雅；以及后妃们在内宫侍宴时唱的房中乐，不用钟、磬，只用琴、瑟伴奏。这都体现了音乐已从原始的乐舞中分化了出来。周代宫廷中还有秦、楚、吴、越等地的四夷之乐的表演，说明了当时各民族风俗性的歌舞已有一定的交流。
从上述文献可以得知，周秦音乐文化是中国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坐标。这一系列成就，还在于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约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管子?地员篇》中，正式记载了计算五声音阶中各音的弦长比例的数学方法，史称“三分损益法”，并完整记述了我国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的名称。在《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国语?周语》中，还记载有与五声音阶同时并存的七声音阶，它的半音位置在四五度和七八度之间，各音分别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是运用三分损益法在求得五声音阶后进一步推算的结果。但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的记载来看，变徵、变宫更多地是为丰富和装饰五声音阶所用，五声音阶在音乐实践中占有主导地位。为合乐和旋宫的需要，当时还确立了十二律制。《国语?周语》中将十二律名称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单数各律称律，双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也常称“十二律吕”。十二律亦用三分损益法求得，有了五音、七声、十二律，并有了音阶中以宫为主的观念，“旋相为宫”的理论也由此进一步确立。
于公元前211年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管理上一体化的需要，曾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也扩大了乐府的机构和职能。当时政府非常重视民间俗乐，令乐府四出收集“赵、代、秦、楚之讴”，兼收并蓄西域、北狄等边远民族的音乐。在广泛收集各地民歌的基础上，以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对此进行整理、加工、填词改编，以供宫中祭祀、宴乐之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收集的民歌计134首，另有可能附有乐谱的“周谣歌诗声曲折”及“河南周歌诗声曲折”各75篇。
在汉魏时期，宫廷引进了不少民间歌舞和百戏。其中有汉高祖命乐工向?人学来的以“猛锐”见称的《巴渝舞》；最初表演鸿门宴上“项庄舞剑，项伯以衣袖鬲之”保护汉高祖的故事，后演变成舞时用巾象征项伯衣袖的“巾舞”；由女性穿白色?布舞衣以长袖为舞的“白?舞”；以及手执?鼓，且歌且舞的“?舞”；舞者在盘鼓上及旁边歌舞的“盘舞”等等。百戏则是各种杂耍技艺的总称，包括了如同现在舞龙灯等的“鱼龙曼延”，以及种种杂技魔术。
两晋南北朝期间，战乱频繁，朝代更迭，随同社会的动荡变异、民族迁移的交往扩大，外族、外域的音乐文化同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广泛交流，在音乐史上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中清商乐是秦汉传统音乐的余脉，曹魏政权始设清商署，实为乐府变体。晋室东渡后，这些“中原旧曲”与南方音乐互为交流，使清商乐成为包括前朝传下来的相和歌、鼓吹曲，以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的总称，是当时南方乐府民歌的代表。北朝民歌的歌词多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题材远比南方民歌广泛，大多反映战争及人民的苦难，为北方的芜、鲜卑及汉族人创作。《木兰辞》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热情歌唱了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北魏时鲜卑族统治者在宫中常命宫女歌唱“真人代歌”，又称“北歌”。“上述祖宗开墓之所由，下及群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晨昏歌之”（《魏书?乐志》）。这种类似民族史诗的民歌用丝竹伴奏，也有用箫鼓的，是鼓吹乐的一种，梁陈时流行于南方，称之为“代北”。
隋唐时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及经济的繁荣，为音乐艺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统治者在文化上较少保守思想，广泛吸收外来音乐文化，兼容并蓄，更使音乐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诗歌被入乐演唱的著名歌曲中，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成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一个特征。李白的《关山月》、杜甫的《清明》、刘禹锡的《竹枝歌》、王之焕的《凉州词》、王维的《阳关曲》、《陇头吟》、柳宗元的《渔翁》等。有的作为民歌在民间长期流传，有的则被琴家所吸收，以琴歌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其中尤以王维为送一位西出阳关服役的友人而作的七言绝句《阳关曲》，因以情景交融手法抒写了依依惜别的哀怨情绪，成为当时及以后人们送别朋友经常演唱的一首歌曲。
宋代，都市经济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宫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现了市民音乐活动场所“勾栏”、“游棚”。适合于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诸如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了尤为迅速的发展。
宋代同样是我国音乐与文学交融的重要历史阶段。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人们常用词调多达八百多首，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忆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阳关引》、《倾杯序》、《水调歌头》、《声声慢》、《调笑令》等；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像《菩萨蛮》、《苏慕遮》等。宋代文人创作的词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按题材风格可大致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两类。婉约派的词内容多为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发，风格纤弱柔婉，讲究音律与曲调的配合，以与音乐关系密切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为代表。豪放派词曲开拓了词的表现内容，打破了过于严格的音律束缚，风格雄健粗犷，发轫于北宋的苏轼，继之以靖康之难之后的一批南宋爱国词人如辛弃疾、陈亮、张寿祥、岳飞等。宋人俞之豹在《吹剑录》中曾将两派词风作了形象比较：“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这种新创的歌曲称为“自度曲”。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作有自度曲《扬州慢》、《杏花天影》等十四首，载于《白石道人歌曲》，并注有“俗字谱”（古工尺谱），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姜夔的自度曲词乐浑然一体，风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结构、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他的作品多用七声音阶，四度与七度音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宫等变化音。从而使曲调赋予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
明清时期，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成份。自娱性的民歌小曲、民间歌舞音乐，以及带有商品性质的说唱、戏曲音乐，都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
明代的卓柯月更将当时的民歌小曲同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称其“为我明一绝耳”（陈宏诸《寒夜录》）。正由于文人提高了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收集民歌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如明代的冯梦龙就曾编订出版了《桂枝儿》和《山歌》两本民歌集子，搜集歌词800余首；清代先后刊出的民歌集子更达万余种，其中李调元所集的《粤风》还包括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
明清的民间歌舞也十分丰富，汉族的民间歌舞较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采茶、花灯、打连响、跑旱船、竹马灯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中则有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锅庄、囊玛；苗族的跳月；侗族的玩山等繁多的种类。
在明清时期，京剧曲艺的发展也呈现了辉煌的历史阶段。
明代中叶以后长期争逐于传奇剧坛的，为弋、昆两腔。起源于江西弋阳的弋阳腔高亢挺拔，称高腔。它不用管弦，只以锣鼓伴奏，并采用民间常见的帮腔形式，为描写和渲染舞台环境气氛，加助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等发挥了独特的戏剧性效果，而且因唱词通俗易解，唱腔自由灵活而经久不衰。昆山腔发源于江苏昆山，明嘉靖年前流传不广，后经魏良辅、张野塘等人改进，在原昆山腔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北曲及南戏诸腔的长处，形成了“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的新腔，新昆山腔在演唱上细腻抒缓，转音若丝；在节奏上采用“赠板”，使一板三眼的曲调放慢一倍，具有“曼声徐度”的特点；旋律创作要求“依字行腔”，讲究曲调与字调的谐和；在伴奏方面形成了以笛为主的笙、箫、琵琶、三弦、月琴、鼓板等多种乐器配合的乐队。改革后的昆山腔成为“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全国性剧种，涌现了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众多名作。清代的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对昆腔演唱成就进行了总结，是当时一部重要的戏曲声乐论著。清初以后，昆山腔因唱词过分雕凿，音乐典雅淡和，日益疏于群众而由盛趋衰，到嘉庆之后逐渐为乱弹所替代。
乱弹自明末已广泛流行于秦地，其声腔以陕、甘一带的秦腔为最早，因用梆子击拍，故又称“梆子腔”。梆子音乐创作板腔组合体系；曲调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并有表现不同情绪的“欢音”和“苦音”，唱白通俗，尤擅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性冲突；而且引用了以二弦、胡呼拉弦乐器为主，梆笛、月琴及锣鼓等打击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剧目多为历史故事，因此很快得到传播。至清末，各地已产生了唱腔体制大致相同的梆子剧种，如山西梆子（现晋剧）、河南梆子（现豫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四川梆子（即弹戏）、绍兴大班（或称乱弹）等。
其后的皮黄腔为乱弹的又一重要声腔。皮黄腔包括西皮和二黄两种腔调。前者起于湖北，是秦腔与当地汉调结合的产物，音调激越苍凉；后者产生于安徽，由当地吹腔发展而成，音调委婉温厚。清代中叶四大徽班进京后，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广泛吸收昆腔、秦腔等声腔的剧目、曲调、表演方法，并容纳民间曲调，创造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新腔——皮黄腔，初步确立了京剧的格局。京剧剧目以历史题材为主，后陆续编演了《打渔杀家》、《李陵碑》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性和爱国主义倾向、更接近群众生活、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剧目；皮黄音乐的曲调高亢朴实，不仅在板腔化结构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且解决了男女分腔问题，使各个行当在唱腔上各自都能得到较好的戏剧性发挥；同时，在伴奏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制，既有胡琴弦管等构成的“文场”，鼓板锣钹等构成的“武场”，也有两者组合相辅相成的“场面”，紧密配合演员的唱念做打。正因如此，京剧至清末已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皮黄腔也并列于梆子腔、高腔、昆腔，成为我国近现代新兴戏曲音乐的代表性声腔。
在光绪年间已进入盛期的京剧，至清末面临着被封建统治者攫夺和垄断的危机，逐渐脱离人民和现实生活。清末民初，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京剧在上海崛起。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汪笑侬出于对清政府昏庸腐败、屈辱媚外的不满，自编自演了《党人碑》、《哭祖庙》、《骂阎罗》等新戏，借此抨击时政，宣传爱国，寄寓了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并根据自己嗓音，吸取汪桂芬和孙菊仙二派之长，另创苍劲悲壮、吐字有力的新腔。辛亥革命后，他还曾主持二戏剧改良社，开展戏曲改良运动。在戏曲改良运动及“文明戏”的启示下，上海的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等也编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吁天录》等爱国反帝、鼓吹革命的新戏，使海派京剧进一步成型。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活动，对戏曲艺术同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联系起了促进作用；不少新剧目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的愿望；在唱腔、表演、舞台装置、服装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革新。继后的周信芳发扬“海派京剧”锐意改革的精神，于“五四”前后编演了《宋教仁》等时装新戏。
“五四”前后，梅兰芳等人对京剧的创新和改革的成绩也十分突出。梅兰芳曾同王瑶卿等人，融青衣、花旦、刀马旦所长，聚唱、做、念、打于一身，别创“花衫”行当，使京剧旦角艺术臻于完美。他在辛亥革命时即编演了《一缕麻》、《邓霞姑》等具有民主倾向的时装京剧，及《天女散花》、《洛神》等古装新戏；三十年代又先后编演了《木兰从军》、《生死恨》、《抗金兵》等赞颂民族气节，充满爱国热情的新戏；在唱腔上他也进行了新的发展创造，运腔演唱凝重流畅，脆亮甜润，宽圆兼备，具有雍容华贵的风格，世称“梅派”；此外他对京剧旦角的身段表演、伴奏乐队也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并在1928年、1935年分别赴美国、苏联演出，是使京剧赢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人。梅兰芳无愧于继谭鑫培之后把京剧艺术推向更高峰的大师，他的代表作还有《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

⑷ 中国音乐的起源

中国音乐的起源与发展

琴的概念和缘起

琴作为乐器的总称，是人们用以表达感情的最重要的艺术工具。或者，换一种说法，所谓琴也就是乐器，是一种能奏出音乐的工具。关于琴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时期。乐器的历史也随同人类历史发展一样，有着自身存在、发展的规律。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的文化古国，其乐器的最初形式，由于没有详尽的文字记载，只能依靠出土文物以及遗留下来的极少的文字记载，从而得以某种程度上的认识。

在原始时期，伴随着智慧的发展，人类开始使用了工具，而大量工具的使用，又启发了人们的智慧。这种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使得人类的祖先就在生产劳动中萌发了乐器这一最初的创造。例如：人们喝水时利用某种果壳饮水直接用嘴饮水更为方便，于是就造出了瓶、碗等器皿。

与此相仿，人类不仅利用嗓音歌唱，而且在竹管上凿出孔或者张弦抚弄以奏出奇妙的声音来伴奏游戏，于是就产生了乐器。

“音”在商代甲古文中和言语的“言”是一个字，言在甲古文中是单管乐器的象形字，下边是口，上边是一支竖立的古代箫管，用嘴吹箫管而发音，这就是言的本意，这正反映出远古时代原始人类的音乐（歌唱）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

“乐”字在甲古文中其形如木上张弦，也是琴瑟之类的弦乐器的象形。音和乐两字的含意相近，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大乐篇》中便已经连用：“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

古代中国的帝尧时代就有了《击壤歌》，其歌词大意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这里的“壤”就是指大地。人们在没有乐器出现的时候，大地被当作了可以发声的乐器，在生产劳动中一边击地，一边唱歌。不难推测，这种劳作下的“击壤”实际上已起到了伴奏的作用。同时，“击壤歌”也说明了乐器的缘起与人类的生产劳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是生产劳动创造了乐器。

中国古代的乐器，最早的可以说是土鼓。《礼记*明堂经》记载：“土鼓，蒉桴，伊耆氏之乐也。”“夏后氏之足鼓。”以上记载说明了最初土鼓的形式。

磬，是古代石制的一种打击乐器。甲古文中专场磬字左半像悬石，右半像手执槌敲击。

磬起源于某种片状石制劳动工具，形制在后代有多种变化，以致从石制进一步有了玉制、铜制的磬。

钟，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商代以来的钟为铜制，多为大、小三枚组合起来的编钟，成为按一定音列组成的乐器。

埙，是古代的一种泥土制作的吹奏乐器，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埙为陶制，是橄榄形、圆形、椭圆形、鱼形、平底卵形。有一音孔、二音孔、三音孔、五音孔等多种。后代的埙主要用于宫廷雅乐，民间也有流传。

关于弦乐器，由于没有有关文献的记载或文物的证明，只有存疑。

当代世界上已有乐器几万种，但意的说来，原始社会乐器的创造与发展是当今乐器迅猛发展的根缘。而原始乐器的发展也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即：形式上由不定型到定型；种类上由少到多；音律上由不定音到固定音；由不相联属的单音到有一定高低关系的音列。若把乐器分类，大致可分为：管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打击乐器。

⑸ 中国宗教音乐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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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中国风音乐的起源和发展

定义
中国风，字面上解释：中国乐风。她是新时代的中国音乐。
黄晓亮对中国风的定义就是：三古三新（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在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中国风分纯粹中国风和近中国风两种，纯粹中国风是满足以上六大条件的歌曲；近中国风是某些条件不能满足而又很接近于纯粹中国风的歌曲。
中国风让歌曲创作的范围一下子拓展开来，作为音乐创作者，可以不只停留在现代人的情感基础上，而是积极努力的去学习历史，学习中国文化，把我们的国粹一一挖掘出来，表现在大众传播的歌曲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方向。新编曲
编曲体现出《中国风》的现代性，分节奏和配器两个方面：
一、节奏
流行的节奏，能够把古老的旋律变得更加现代。最主要的节奏变化是现代节奏讲究低音，如地鼓，base，这些节奏点强的乐器，而中国音乐“戏剧、民乐”历来是没有低音这个概念的，就算节奏乐器也是高音的“嘀嘀嗒嗒”，现在加入了低音的节奏点，让歌曲显得更加富有张力和融合性.新的节奏，新的低音点，算是中国音乐的新包装吧！！！
Loop的音色，也能成为中国风的节奏，将一首昆剧加Loop，效果很好，感觉象在商业街演唱的中国文化，重新包装了。
二、配器
中国音乐应该起源于中国乐器，一个娱乐性的说法是“有了好听的乐器，人的声音才从说话变成歌唱”，中国乐器种类繁多，单一乐器的使用技巧也博大精深，以下我列出一些比较多人知道的中国乐器，有机会可以把他们很好的用在中国风音乐里面：
巴乌、板胡、编磬、笛子、洞箫、独弦琴、二胡、高胡、革胡、古琴、古筝、葫芦丝、京胡、箜篌、柳琴、芦笙、马头琴、南梆子、排箫、琵琶、琴箫、三弦、笙、手鼓、四胡、唢呐、陶笛、箫、埙、扬琴、椰胡、中胡、竹笛、坠琴……
中国乐器都是以solo乐器为主的，所以乐器的运用一般作为主旋律，比如前奏、间奏、加花等，还要考虑到它一旦用在衬托位置时会不会抢主旋律；乐器的录制我建议是邀请地区有名的民乐老师，不要用电子音色，外国音源对中国乐器的模拟还是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中国乐器要用得好，在旋律的编写上要花更多的时间，要请老师录制真乐器；中国乐器要用得精，用得跟西方乐器融合在一起……
西方乐器，如吉他，钢琴，弦乐等，在中国风作品里面是不排斥的，但是不能成为主角。
[编辑本段]新唱法
确定一：确定不用中国流行唱法
中国流行唱腔（这里不一一对号入座了），用来唱中国风，肯定会让整体风格流入一般的。因为中国流行传统唱法缺乏活力，说白了，就是听烦了，再这么唱下去，新歌也没有新意。
确定二：确定能借用R＆B唱法
R＆B虽然现在音乐人、娱乐记者一听就怕，同样也是因为这些年听太多了。但这也不能否定掉R＆B对于中国风的结合是不行的，反而，R&B因为中国风，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为R＆B的流行，转音被大众接受，而且R&B带来的是更新的转音方式，这样代入中国古旋律，我们的好多国粹级转音也有了新的市场；另外，R&B本来就是多种乐种结合发展而来的，它的轻松，跳跃，Blue，多合性，能够在中国音乐的情绪上得以最佳结合。
确定三：确定巧妙的借用其他国家的传统唱法
这一点是最有争议的：灵歌，黑人音乐，Rock,Rap，都能成为中国风里面的元素吗？？！！
答案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看……
现在的中国是现代的中国，所以除了历史和文化，要借助外方的新东西，表现新形态。
现在的中国也是面向世界的中国，我们不但要做音乐给中国人听，同时也要做音乐给外国人听，我们给的如果是纯中国化，去西方化的东西，那真的只能去看京剧昆剧了，而现代的中国音乐是什么？就是先确立了自己，再充分的融合……
不确定：中国风应该以西方唱法的方向为主，还是以中国戏曲唱法方向发展
两者各有道理：结合西方，甚至在中国风上加西方韵味或者英语单词，增加歌曲现代感、国际化，但是这个也有人说是崇洋屈洋的做法：有本事中国人就回过头来，学习中国戏曲的演唱精华，让中国最古老的唱法成为世界的另一种新潮流。
两种方向都要走，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真的能够做到中国人有那样的能力和胆识到戏曲里学习和研究，然后把它包装成新东西。
至于西方唱法或者西方元素的结合，是现在必须走的，也希望它是暂时的做法。

⑺ 最初音乐来源于什么

音乐源于劳动说。

一种说法是得到大多数人肯定和认可的，那就是音乐产生于劳动之中。众所周知，劳动使我们的人猿祖先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而语言也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劳动的进行和语言的产生促进了脑髓的发展，而这一切都为音乐的出现创造了必要条件。

最初的音乐可能并不是用来娱乐的，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劳动实践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们需要相互配合协作，有时也需要为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这就是劳动中的呼声。

早在2000年前，中国就有人注意到了有的音乐来自于劳动中的呼声，比如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就曾在《淮南子》中说道：“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动力之歌也。”前面的人喊“邪许”，后面的人也跟着喊，这更像是劳动时的口号，但因为有了节奏和音调，所以就成了音乐的早期形式。

音乐和语言虽然都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且语言的产生对于音乐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音乐却未必产生于语言之后，也许早在没有语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音乐。

事实上，人体本身就是有具节奏感的，左右脚行走的频率以及心脏的跳动就是最简单的节奏。古人在庆祝丰收时，往往会有节奏地敲打木器或石器，以表达内心的兴奋和喜悦，这就是最古朴的音乐形式，是不需要语言的。

(7)中国音乐的起源和发展扩展阅读：

音乐源于自然说。有些人认为音乐起源于自然，是自然界的各种声音给了人类灵感，人类通过对这些声音的模仿，创造了音乐。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有这样的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制十二律。”传说伶伦是黄帝时代的乐官，是发明律吕据以制乐的始祖，他就是模仿自然界的凤鸟鸣声，用竹管制作了十二律。所谓十二律即是指六个阳律和六个阴吕，雄鸣为阳，雌鸣为阴。

⑻ 中国音乐起源多少年

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
中国音乐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中国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秦汉。这一时期为中国音乐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中国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包括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国音乐在这一时期发生显著变化，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新乐风。一方面世界音乐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中国音乐也开始走向了世界化。
中国音乐的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包括辽、宋、金、明、清。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呈现出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