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国钢琴音乐的美学特点是什么
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中国作曲家们追求清晰透明的旋律线条和简洁明了的曲式结构的创内作特征。它从来容不出现大段沉重的和弦连接倾向,它的音乐形象能使人联想到中国画的那种诗情画意般的“写意”手法,真正体现了以简洁的艺术手法描绘大自然的律动,揭示人类深刻的心灵感受和情趣。它的上下两个单线条,蜿蜒曲折,相映生辉,貌似简单,但细腻多姿的小腔润饰,音色、力度的起伏多变,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水墨画的淡雅,江南水乡的清秀,丝绣牙雕的精致玲珑,两个牧童悠然自得地骑在牛背上漫游于田野,在一高一低两条清晰透彻的旋律线中,一种特有的东方美豁然呈现于人们的眼前,给人一种心灵上的美化陶冶
㈡ 谈中国近代钢琴音乐的发展史
中国钢琴音乐的风格通过几代作曲家的努力,已经在我国20世纪钢琴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得到基本确立,但各个时期对中国钢琴音乐风格的认识以及所体现的具体内涵也是各有所异的,却呈现出一种不断发展完善的趋势。以民族化为主线不断追求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已形成中国钢琴音乐风格演进的主要脉络。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风格”的作曲理论体系等诸多的因素,距离我们建市“中国钢琴学派”而挤身于世界钢琴艺术之列的目的尚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探讨20世纪中国风格钢琴音乐的发展历程,追寻中国钢琴音乐民族风格、民族意蕴的形成轨迹,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20世纪是中国钢琴音乐发展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钢琴音乐由萌芽起步到繁荣的各个历程都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完成。探究20世纪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轨迹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创作理论与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其风格的演进是由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组成的,这几个阶段对中国钢琴音乐风格的认识以及所体现的具体内涵是各有所异的,呈现出一种不断发展完善的趋势:1949年前基本上可分为萌芽起步期和艺术创作雏形期,钢琴音乐作品所呈现出一种共同的风格特征,即把具有民族音调作为追求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对风格的认识尚处于形式化的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17年,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初步繁荣期,追求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的主要手段是引用我国传统的民间曲调与创作具有民族音调的旋律。传统音乐的钢琴改编及和声的民族化探索,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主流。文革期间虽然钢琴改编曲是钢琴音乐惟一的创作形式,可钢琴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时期可谓钢琴音乐风格的转折期。尽管如此,这两个时期的二十几年间,对风格的认识同样是片面的理解,依然处于形式的层面。直到1977年以后,钢琴音乐的创作才摆脱了思想意识形态的束缚。
㈢ 中国音乐简史
一、远古时期
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据今六千七百年 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 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 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想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
二、夏、商时期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我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三、西周、东周时期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 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 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四、秦、汉时期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 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 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六、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
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七、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宋代还是我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 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八、明、清时期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 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灯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 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九、近现代时期
这一时期始自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在历经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多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交织着传统音乐和欧洲传入的西洋音乐,但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以民主,科学为主要潮流的。 传统音乐首先以革命民歌的发展为以热潮,如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起义》,抗议沙俄入侵的《迫迁歌》,"五四"时期痛斥军阀出卖祖国镇压百姓的城市小调《坚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红色根据地,边区,解放区,革命歌曲更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天心顺》,《绣金匾》等。戏曲音乐中京剧的形成影响及于全国,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以及后来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一代名优。各种地方小戏、评剧、越剧、楚剧等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器乐则以民间出现各种器乐演奏的社团为特点,如"天韵社","大同乐会"等等。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这种民族音乐民间活动的特点造就出许多卓越的民间艺人,其中华彦钧(瞎子阿炳)就是杰出的代表。此外,各种琴谱、琵琶谱的编定、出版也多了起来。 西洋音乐的传入中国虽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于中国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学堂民歌运动。当时一些要求效法欧美,富国强兵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了这一运动,如梁启超、沈心工、李书同等。学堂乐歌作为学生音乐教材,以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以及学习欧美科学文明为内容,如《中国男儿》,《体操-兵操》等,这些乐歌又不仅流传于学校,而且广泛影响到社会各界。这些乐歌多借用外来曲调填词,也有少数根据本国曲调填词,还有少数创作曲调。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国乐改进社"。而专业音乐教育最初就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这是正规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肖友梅呕心呖血,毕生献给了我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是我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语言音调同歌曲音调的结合,善于吸收传统音乐中的营养,写出了《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传至今的作品。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则从学习西洋音乐中探索改进国乐的道路,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写出了《光明行》、《空山鸟语》、《病中吟》等二胡独奏曲,并且把二胡纳入专业音乐教育课程。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剧《可怜的秋香》等,这些作品也是我国新歌剧创作的的早期探索。王光祈作为我国第一代音乐学家,在中国音乐史学以及比较音乐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三十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自对专业音乐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养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如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等,他创作的《玫瑰三愿》、《南乡子》等艺术歌曲仍然回响在今天的音乐会舞台上。他还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的发展以歌曲为主要体裁,器乐曲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但在器乐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可的管弦乐曲《陕北组曲》,民族器乐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华彦钧的《二泉映月》。
㈣ 什么是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
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就是要用钢琴这一外来西洋乐器来体现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和音乐内涵,传达本民族的精神、意韵和风格,其实这是一个“舶来—融合—弘扬”的过程。
㈤ 中国音乐的历史
中国音乐,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时代,据考古发现,中国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
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从孔子传六艺到唐代的胡琴再到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发展。
中国素号“礼乐之邦”,古代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学习步骤。
(5)中国钢琴音乐文化扩展阅读:
中国音乐从很早已经掌握七声音阶,但一直偏好比较和谐的五声音阶,重点在五声中发展音乐,同时将中心放在追求旋律、节奏变化,轻视和声的作用。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和西方音乐不同,西方音乐从古希腊的五声音阶,逐渐发展到七声音阶,直到十二平均律。
从单声部发展到运用和声。所以西方音乐如果说像一堵厚重的墙壁,上面轮廓如同旋律,砖石如同墙体,即使轮廓平直只要有和声也是墙,正像亨德尔的某些作品。
中国音乐则不同,好像用线条画出的中国画,如果没有轮廓(旋律)则不成其为音乐,但和声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从未接触中国音乐的西方人听中国音乐“如同飘在空中的线”,而从未接触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则觉得西方音乐如同“混杂的噪声”。
㈥ 中国那些钢琴曲是原创的
圣卡罗钢琴谱就中国第一本原创钢琴曲
茉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代表,一曲《茉莉花》传遍五湖四海,深受中外朋友的喜爱。
《含苞茉莉》——则代表着中国当代作曲家,尤其是青年作曲家对中华与世界音乐文化精髓的传承与超越。
《含苞茉莉》终于灿烂绽放了!
作为“圣卡罗杯”全国(中小型)钢琴作品征集评选成果,《“含苞茉莉”中国优秀钢琴作品选》收编了2007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钢琴作品征集比赛的全部获奖作品。一等奖作品《秋山鸣》;二等奖《冶》、《逝》;三等奖《“落水天”主题变奏曲》、《东北风》、《陕西印象五则》、《音诗》、《钢琴组曲四首》、《民风随笔》;优秀奖作品《含苞茉莉》、《雾》、《暗月》、《水中云》、《夔——四手联弹》、《前奏曲戏乐》等十五首获奖优秀作品。
近年来,我国的钢琴音乐教育事业飞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杰出青年钢琴演奏家,像郎朗、李云迪等,让世界对中国钢琴家刮目相看。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原创钢琴作品太少,优秀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为改变多年来国内高质量钢琴新作匮乏的状况、推动钢琴教育向创新层次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海市委领导、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全程关注下,2007年上海知音琴行和圣卡罗乐器有限公司协同上海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了“圣卡罗杯”全国全国钢琴作品比赛。
纵观整个赛事,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华人聚居地掀起了一股投稿热潮。而参选的作品体裁广泛、风格及写作技法多样,在传承浓郁民族音乐风韵的基础上,融入了对“中国音乐风格”的全新演绎,更富鲜明个性和时代精神。当时在全国音乐界引起相当反响,受到海内外华人的高度赞扬。尤其是以刘力等为代表的80后作曲新秀获奖,更体现出本次比赛所彰显的“创新”和“锐气”。
“圣卡罗杯”全国(中小型)钢琴作品比赛的举办,激励了更多华人作曲家投身于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而《“含苞茉莉”中国优秀钢琴作品选》的出版问世。将促使国内更多高质量的精品佳作流传于世,向世界展现中国原创钢琴音乐的文化特色。
“愿中国的钢琴新作品创作在作曲家们的努力下得到更快的提高和发展!
愿中国的钢琴音乐早日在世界乐坛上占有光荣的一席!”——陆在易(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
“芬芳美丽满枝桠”
——让我们期待,我们的“茉莉花”绽放得更加灿烂。
㈦ 近代钢琴的简述
中国钢琴近代的发展史很复杂,当晚的讲座中只能进行简单的介绍。他介绍说,《牧童短笛》是驰名世界的中国优秀钢琴作品之一。1933年,欧洲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我国征集“中国风味的钢琴作品”时,曾举办了“中国钢琴作品比赛”,当时正在上海国立音专求学的贺绿汀以《牧童短笛》应征,荣获头奖。李淇表示,这首曲子写得非常好,一听就知道是中国曲调。它把西洋曲式与中国音调相结合,是我国近代钢琴音乐创作上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范例。
中国钢琴音乐的风格通过几代作曲家的努力,已经在我国20世纪钢琴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得到基本确立,但各个时期对中国钢琴音乐风格的认识以及所体现的具体内涵也是各有所异的,却呈现出一种不断发展完善的趋势。以民族化为主线不断追求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已形成中国钢琴音乐风格演进的主要脉络。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风格”的作曲理论体系等诸多的因素,距离我们建市“中国钢琴学派”而挤身于世界钢琴艺术之列的目的尚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探讨20世纪中国风格钢琴音乐的发展历程,追寻中国钢琴音乐民族风格、民族意蕴的形成轨迹,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㈧ 关于“中国钢琴音乐之地域风格”都有什么文献
内容内容提要: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元素,所以就不行避免地凸显出各个民族的地域风格特色。在演奏和教学这些作品时,一定认识和了解这些民族音乐文化的特征,除了从钢琴的基本表现手法(和声、织体、踏板等)来研究以外,还要注重各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历史积淀和音乐文化的审美内涵等。
本文关键词:中国钢琴作品 民族性 地域风格
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孕育着56个民族,历史过去、生长地域、平常生活风俗等各个方面的不一样,使得了在每个地域生活的人民有着诸多地域性特质,这些特质对各地的音乐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各民族历史过去、文化背景、居住地环境气候、语言发音的音节长短不一样,使得各地音乐在节奏节拍上的表现各有特色,使得了各地区音乐具有豪迈奔放、细腻委婉、质朴含蓄等不一样的个性化(就是非一般大众化的东西。在大众化的基础上增加独特、另类、拥有自己特质的需要,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的一种说法。打造一种与众不同的效果。)特征。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不行避免地受到了地域性音乐文化的影响。作曲家常常对各地广为传播的民间音乐进行改编处理,加以创作使之成为民族风格突出的钢琴音乐改编曲;或是采用某个民族的音乐特征音响,使之成为具有民族音乐气质的原创钢琴音乐;大概是生长于不一样地域环境或少数民族的作曲家,直接以本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情感作为创作的突破(意为打开缺口突破难关)点。不一样的生活地域造就了不一样风格的音乐。毫无疑问,对民族地域风格作品的创作是作曲家非常直接、感性的创作手法。笔者对怎么样表现中国钢琴作品的民族地域风格做了部分研究。
一、民族地域风格的形成
艺术的民族性便是表现民族的本质特征所形成的艺术上的特殊性,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涵在于是否用民族精神去观察(细察事物的现象、动向;考查或调查;清朝官员的名称)客观事物,是否表达了民族精神。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化,便是要用钢琴这一外来西洋乐器来表现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和音乐内涵,传达本民族的精神、意韵和风格,其实这是一个“舶来——融合—弘扬”的整个过程。
从中国钢琴艺术创作的发展史中,咱们可以看出钢琴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时代的风格、民族的风格、地域的风格、体裁形式的风格、艺术家个人的风格、艺术家不一样时期不一样作品的风格等。无论
㈨ 近代中国钢琴音乐的主要艺术特征
民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