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年前的中国音乐使

① 中国音乐史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的依据是什么

要说到音乐文化就不得不说到贾胡骨笛的发现。。。。。。
贾湖骨笛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吹奏乐器。贾湖骨笛的出土,是我国音乐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音乐文化有九千年文明史的最直接有力的佐证.从已发掘的实物看,其形制极为固定,制作十分规范,实质较好,表现力极强,多数音域可达两个八度以上.
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该骨笛是用鹤类尺骨管制成。磨制精细，7孔。在第六孔与第七孔之间有一小孔，经测音可以发两变音，应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出土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据测音研究，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 此笛经试奏，证明是一种竖吹骨笛，也是后世竖笛或洞箫类乐器的祖型。当时的人们利用此笛吹奏出有节奏的音符，以此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神灵的尊敬；现代音乐家们使用此笛仍能吹奏五声阶的曲子《小白菜》。 用鹤的尺骨制成，多为七孔，取其中保存完整者，用竖吹方法测试，可奏出六声音阶的乐音。此遗址骨笛是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至今尚可演奏的乐器，反映了我国史前音乐文明的高度发达。经过探索，音色明亮、古朴，有着原始风格的古乐之声已经从贾湖骨笛“散入”现代人的耳鼓。 “它有两个八度的音域，并且音域内半音阶齐全。这意味着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中原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的乐曲。”李宏说，“这种实践，让我们清楚了贾湖骨笛在音乐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贾湖骨笛已经具备七音阶甚至变化音级，而与之同时期的其他旋律乐器却处于三声以内的音域范围，而七音阶的产生，无疑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我们的实践，强烈冲击了曾经认定的传统音乐以五声为主干的观点，也让我们折服于史前先民那不可思议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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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音乐史有多少年历史

据史料记载，世界上最早的弦乐器是中国的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古琴，是在周朝就已盛行的乐器，至少也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本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琴的创制者有“昔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作为追记的传说，可看出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关雎》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亦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等记载，但是，音乐肯定产生在乐器之前
此外，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音乐的传说一直流传下来，中国古代历史记述了距今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有一位名叫做伶伦的音乐家，他进入西方昆化山内采竹为笛。当时恰有五只凤凰在空中飞鸣，他便合其音而定律。中国最初的帝王——黄帝，是五千年前创造了历法和文字的名君。当时，除了前述的伶伦之外，还有一位名叫“伏羲”的音乐家。据说伏羲是人首蛇身，曾在母胎中孕育了十二年。他弹奏了张有五十弦的琴，由于音调过于悲伤，黄帝将其琴断去一半，改为二十五弦。
这就说明，音乐的起源，应该是伴随着人类的启蒙开始，当时人们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后来就伴随着物品敲击的节奏、语气声调的变化，变成了能够在部落或者种群之间广为流传的最原始的音乐，诗经的记载应该是官方最早的文献，但是那时候已经拥有乐器和一定的格式。山海经上的记载上可以看出上古时代就已经有了音乐

③ 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历程

音乐是人类不能缺少的语言，也是人类灵魂的升华。从原始人不断抗拒自然界的威胁以及漫长的艰苦劳动中提炼出最早的音乐，到现今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音乐体系，不能不说是一个文明的奇迹。
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文明史展现了极其辉煌灿烂的一页。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音乐也同样源远流长。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当我们的祖先由类人猿进化为人，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存在和种族能够延续，在人类必须从事的两项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劳动和生殖中，随同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就孕育了音乐。事实上，人的左、右脚行走，心脏和脉搏的跳动，就是最简单的节奏；而原始人单调的语言只要有高低的语调变化，也就蕴含了旋律的因素。在春秋时期，华夏大地百家争鸣的浪潮碰撞出璀璨的火花，而同时代欧洲正处于一片荒蛮之中，中国音乐在迎接黎明曙光的时候，欧洲音乐还在漫漫长夜里徘徊。
在周朝时，政府部门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教学的课程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所谓的乐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伦理道德观念；乐语就是“兴道、讽诵、言语”等礼教行为规范；乐舞则包括大舞、小舞等音乐理论、音乐诗篇的唱诵、舞蹈以及六代乐舞的表演。
六代乐舞据传是历代留传下来的六部史诗性乐舞，包括黄帝时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闱》，以及演述周武王伐纣战争活动全过程的《大武》。它们在周代被用于宫廷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等重大典礼活动。其中特别是《大武》和被认为歌颂文德为主题的《大韵》，更被经常演出于天子大祭、礼学、养老等典仪中。象“羽舞”、“皇舞”、旌舞”等，是宫廷中的娱乐性小舞。
周代宫廷除乐舞之外，宫廷中另有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的大典乐歌，如颂、雅；以及后妃们在内宫侍宴时唱的房中乐，不用钟、磬，只用琴、瑟伴奏。这都体现了音乐已从原始的乐舞中分化了出来。周代宫廷中还有秦、楚、吴、越等地的四夷之乐的表演，说明了当时各民族风俗性的歌舞已有一定的交流。
从上述文献可以得知，周秦音乐文化是中国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坐标。这一系列成就，还在于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
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管理上一体化的需要，曾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也扩大了乐府的机构和职能。当时政府非常重视民间俗乐，令乐府四出收集“赵、代、秦、楚之讴”，兼收并蓄西域、北狄等边远民族的音乐。在广泛收集各地民歌的基础上，以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对此进行整理、加工、填词改编，以供宫中祭祀、宴乐之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收集的民歌计134首，另有可能附有乐谱的“周谣歌诗声曲折”及“河南周歌诗声曲折”各75篇。
在汉魏时期，宫廷引进了不少民间歌舞和百戏。其中有汉高祖命乐工向?人学来的以“猛锐”见称的《巴渝舞》；最初表演鸿门宴上“项庄舞剑，项伯以衣袖鬲之”保护汉高祖的故事，后演变成舞时用巾象征项伯衣袖的“巾舞”；由女性穿白色?布舞衣以长袖为舞的“白?舞”；以及手执?鼓，且歌且舞的“?舞”；舞者在盘鼓上及旁边歌舞的“盘舞”等等。百戏则是各种杂耍技艺的总称，包括了如同现在舞龙灯等的“鱼龙曼延”，以及种种杂技魔术。
两晋南北朝期间，战乱频繁，朝代更迭，随同社会的动荡变异、民族迁移的交往扩大，外族、外域的音乐文化同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广泛交流，在音乐史上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中清商乐是秦汉传统音乐的余脉，曹魏政权始设清商署，实为乐府变体。晋室东渡后，这些“中原旧曲”与南方音乐互为交流，使清商乐成为包括前朝传下来的相和歌、鼓吹曲，以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的总称，是当时南方乐府民歌的代表。北朝民歌的歌词多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题材远比南方民歌广泛，大多反映战争及人民的苦难，为北方的芜、鲜卑及汉族人创作。《木兰辞》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热情歌唱了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北魏时鲜卑族统治者在宫中常命宫女歌唱“真人代歌”，又称“北歌”。“上述祖宗开墓之所由，下及群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晨昏歌之”（《魏书?乐志》）。这种类似民族史诗的民歌用丝竹伴奏，也有用箫鼓的，是鼓吹乐的一种，梁陈时流行于南方，称之为“代北”。
隋唐时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及经济的繁荣，为音乐艺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统治者在文化上较少保守思想，广泛吸收外来音乐文化，兼容并蓄，更使音乐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诗歌被入乐演唱的著名歌曲中，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成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一个特征。李白的《关山月》、杜甫的《清明》、刘禹锡的《竹枝歌》、王之焕的《凉州词》、王维的《阳关曲》、《陇头吟》、柳宗元的《渔翁》等。有的作为民歌在民间长期流传，有的则被琴家所吸收，以琴歌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其中尤以王维为送一位西出阳关服役的友人而作的七言绝句《阳关曲》，因以情景交融手法抒写了依依惜别的哀怨情绪，成为当时及以后人们送别朋友经常演唱的一首歌曲。
宋代，都市经济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宫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现了市民音乐活动场所“勾栏”、“游棚”。适合于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诸如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了尤为迅速的发展。
宋代同样是我国音乐与文学交融的重要历史阶段。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人们常用词调多达八百多首，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忆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阳关引》、《倾杯序》、《水调歌头》、《声声慢》、《调笑令》等；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像《菩萨蛮》、《苏幕遮》等。宋代文人创作的词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按题材风格可大致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两类。婉约派的词内容多为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发，风格纤弱柔婉，讲究音律与曲调的配合，以与音乐关系密切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为代表。豪放派词曲开拓了词的表现内容，打破了过于严格的音律束缚，风格雄健粗犷，发轫于北宋的苏轼，继之以靖康之难之后的一批南宋爱国词人如辛弃疾、陈亮、张寿祥、岳飞等。宋人俞之豹在《吹剑录》中曾将两派词风作了形象比较：“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这种新创的歌曲称为“自度曲”。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作有自度曲《扬州慢》、《杏花天影》等十四首，载于《白石道人歌曲》，并注有“俗字谱”（古工尺谱），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姜夔的自度曲词乐浑然一体，风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结构、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他的作品多用七声音阶，四度与七度音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宫等变化音。从而使曲调赋予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
明清时期，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成份。自娱性的民歌小曲、民间歌舞音乐，以及带有商品性质的说唱、戏曲音乐，都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
明代的卓柯月更将当时的民歌小曲同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称其“为我明一绝耳”（陈宏诸《寒夜录》）。正由于文人提高了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收集民歌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如明代的冯梦龙就曾编订出版了《桂枝儿》和《山歌》两本民歌集子，搜集歌词800余首；清代先后刊出的民歌集子更达万余种，其中李调元所集的《粤风》还包括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
明清的民间歌舞也十分丰富，汉族的民间歌舞较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采茶、花灯、打连响、跑旱船、竹马灯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中则有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锅庄、囊玛；苗族的跳月；侗族的玩山等繁多的种类。
在明清时期，京剧曲艺的发展也呈现了辉煌的历史阶段。
明代中叶以后长期争逐于传奇剧坛的，为弋、昆两腔。起源于江西弋阳的弋阳腔高亢挺拔，称高腔。它不用管弦，只以锣鼓伴奏，并采用民间常见的帮腔形式，为描写和渲染舞台环境气氛，加助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等发挥了独特的戏剧性效果，而且因唱词通俗易解，唱腔自由灵活而经久不衰。昆山腔发源于江苏昆山，明嘉靖年前流传不广，后经魏良辅、张野塘等人改进，在原昆山腔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北曲及南戏诸腔的长处，形成了“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的新腔，新昆山腔在演唱上细腻抒缓，转音若丝；在节奏上采用“赠板”，使一板三眼的曲调放慢一倍，具有“曼声徐度”的特点；旋律创作要求“依字行腔”，讲究曲调与字调的谐和；在伴奏方面形成了以笛为主的笙、箫、琵琶、三弦、月琴、鼓板等多种乐器配合的乐队。改革后的昆山腔成为“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全国性剧种，涌现了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众多名作。清代的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对昆腔演唱成就进行了总结，是当时一部重要的戏曲声乐论著。清初以后，昆山腔因唱词过分雕凿，音乐典雅淡和，日益疏于群众而由盛趋衰，到嘉庆之后逐渐为乱弹所替代。
乱弹自明末已广泛流行于秦地，其声腔以陕、甘一带的秦腔为最早，因用梆子击拍，故又称“梆子腔”。梆子音乐创作板腔组合体系；曲调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并有表现不同情绪的“欢音”和“苦音”，唱白通俗，尤擅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性冲突；而且引用了以二弦、胡呼拉弦乐器为主，梆笛、月琴及锣鼓等打击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剧目多为历史故事，因此很快得到传播。至清末，各地已产生了唱腔体制大致相同的梆子剧种，如山西梆子（现晋剧）、河南梆子（现豫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四川梆子（即弹戏）、绍兴大班（或称乱弹）等。
其后的皮黄腔为乱弹的又一重要声腔。皮黄腔包括西皮和二黄两种腔调。前者起于湖北，是秦腔与当地汉调结合的产物，音调激越苍凉；后者产生于安徽，由当地吹腔发展而成，音调委婉温厚。清代中叶四大徽班进京后，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广泛吸收昆腔、秦腔等声腔的剧目、曲调、表演方法，并容纳民间曲调，创造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新腔——皮黄腔，初步确立了京剧的格局。京剧剧目以历史题材为主，后陆续编演了《打渔杀家》、《李陵碑》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性和爱国主义倾向、更接近群众生活、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剧目；皮黄音乐的曲调高亢朴实，不仅在板腔化结构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且解决了男女分腔问题，使各个行当在唱腔上各自都能得到较好的戏剧性发挥；同时，在伴奏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制，既有胡琴弦管等构成的“文场”，鼓板锣钹等构成的“武场”，也有两者组合相辅相成的“场面”，紧密配合演员的唱念做打。正因如此，京剧至清末已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皮黄腔也并列于梆子腔、高腔、昆腔，成为我国近现代新兴戏曲音乐的代表性声腔。
在光绪年间已进入盛期的京剧，至清末面临着被封建统治者攫夺和垄断的危机，逐渐脱离人民和现实生活。清末民初，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京剧在上海崛起。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汪笑侬出于对清政府昏庸腐败、屈辱媚外的不满，自编自演了《党人碑》、《哭祖庙》、《骂阎罗》等新戏，借此抨击时政，宣传爱国，寄寓了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并根据自己嗓音，吸取汪桂芬和孙菊仙二派之长，另创苍劲悲壮、吐字有力的新腔。辛亥革命后，他还曾主持二戏剧改良社，开展戏曲改良运动。在戏曲改良运动及“文明戏”的启示下，上海的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等也编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吁天录》等爱国反帝、鼓吹革命的新戏，使海派京剧进一步成型。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活动，对戏曲艺术同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联系起了促进作用；不少新剧目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的愿望；在唱腔、表演、舞台装置、服装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革新。继后的周信芳发扬“海派京剧”锐意改革的精神，于“五四”前后编演了《宋教仁》等时装新戏。
“五四”前后，梅兰芳等人对京剧的创新和改革的成绩也十分突出。梅兰芳曾同王瑶卿等人，融青衣、花旦、刀马旦所长，聚唱、做、念、打于一身，别创“花衫”行当，使京剧旦角艺术臻于完美。他在辛亥革命时即编演了《一缕麻》、《邓霞姑》等具有民主倾向的时装京剧，及《天女散花》、《洛神》等古装新戏；三十年代又先后编演了《木兰从军》、《生死恨》、《抗金兵》等赞颂民族气节，充满爱国热情的新戏；在唱腔上他也进行了新的发展创造，运腔演唱凝重流畅，脆亮甜润，宽圆兼备，具有雍容华贵的风格，世称“梅派”；此外他对京剧旦角的身段表演、伴奏乐队也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并在1928年、1935年分别赴美国、苏联演出，是使京剧赢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人。梅兰芳无愧于继谭鑫培之后把京剧艺术推向更高峰的大师，他的代表作还有《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 在传统五声音阶的基础上，七声音阶的体系也在逐渐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七声音阶：宫、商、角、变微、徽、羽、变宫，也即现代音乐中的C、D、E、F、G、A、B。在周朝已有七声音阶和十二律。公元前6世纪时，周景王（公元前544-52O年）问乐官伶州鸠什么是七声音阶，什么是十二律。伶州鸠在回答问题中，历举了宫、商、角、变微、微、羽、变宫的阶名，并且说明了各音阶与十二律的关系；又将七声音阶的出现推前到周武王代纣的时候（公元前1O66年）。
我国的七声音阶，主要是以雅乐和燕乐为载体。
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度，用于郊社[祭祀天地]、宗庙[祭祀祖先]、宫廷礼仪[朝会、燕飨、宾客等]、射乡[统治者宴享士庶代表人物]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后世祀奉先贤的活动[如祭泰伯、祭孔]也模仿、应用郊社、宗庙之乐。周代的礼乐制度对上述不同场合中的仪式和曲目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相传为黄帝至周武王各代所制的六乐，用于天子和少数王侯亲自主持的祭祀大典和重大的宴享活动，后世的儒家把它奉为雅乐的最高典范。
雅乐的音阶：（又称古音阶、旧音阶或传统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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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

④ 中国最早在哪个朝代出现音乐

原始社会便有了音乐。

在关于远古音乐的传说中，曾提到一些古乐器，其中有鼓、磬、钟、箫、管、篪、笙、琴、瑟等。这些记载难免有若干附会的成分，但从现今某些古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原始乐器来看，其中有不少在原始时代即已出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云南元谋等地发现的古猿人化石可知，大约从 100万年以前起，远古的人类就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当最早的人类开始制造原始的工具和集体进行劳动的时候，原始的音乐便在他们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呼声中萌发了幼芽。

古代文献中关于远古音乐的传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某某氏为名的古乐，如朱襄氏之乐、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伊耆氏之乐等；另一类是被尊为古代帝王的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夏禹等时代的古乐。

(4)1400年前的中国音乐使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音乐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音乐包括原始社会（约公元前21世纪以前）的音乐、奴隶社会(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 475)的音乐和封建社会（公元前 475～公元1840）的音乐。

分6段叙述：远古的音乐（即原始社会的音乐）；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音乐（即奴隶社会的音乐）；战国、秦、汉的音乐（以下皆为封建社会的音乐）；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音乐；宋、元的音乐；明、清的音乐。

⑤ 中国音乐的历史

中国音乐，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时代，据考古发现，中国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

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从孔子传六艺到唐代的胡琴再到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发展。

中国素号“礼乐之邦”，古代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学习步骤。

(5)1400年前的中国音乐使扩展阅读：

中国音乐从很早已经掌握七声音阶，但一直偏好比较和谐的五声音阶，重点在五声中发展音乐，同时将中心放在追求旋律、节奏变化，轻视和声的作用。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和西方音乐不同，西方音乐从古希腊的五声音阶，逐渐发展到七声音阶，直到十二平均律。

从单声部发展到运用和声。所以西方音乐如果说像一堵厚重的墙壁，上面轮廓如同旋律，砖石如同墙体，即使轮廓平直只要有和声也是墙，正像亨德尔的某些作品。

中国音乐则不同，好像用线条画出的中国画，如果没有轮廓（旋律）则不成其为音乐，但和声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从未接触中国音乐的西方人听中国音乐“如同飘在空中的线”，而从未接触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则觉得西方音乐如同“混杂的噪声”。

⑥ 中国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年左右的依据是什么

其中依据之一的是大型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中介绍的贾湖骨笛。它出土于距今版7800年~9000年的同时期最权为丰富的史前聚落遗址河南贾湖遗址，1986年至1987年，这里先后出土了20多支骨笛。笛孔有5、6、7、8之别，大多数骨笛仍为7孔。贾湖骨笛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而且贾湖骨笛不只是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更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实验证明，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曲。它的出土，改写了先秦音乐史乃至整部中国音乐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⑦ 诞生于中国，重现华夏文明几千年前盛况的古老吹奏乐器是什么

河南是一个传统文化大省，这里积淀着华夏几千年的历史文明，它也静观着万物历经千年的演变之旅。比如这里有一处最为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贾湖遗址，将八九千年前淮河流域的文化盛况，再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当几千年的风，从这个史前聚落遗址呼啸而过不复存在之时，出土于1984年的贾湖骨笛，却将几千年以前贾湖古人欢庆时的声音，穿越时光，完好无损地展现在当下历史之中。

贾湖骨笛作为世界上最早能够吹奏的笛子乐器，奠定了中国音乐五声阶的形成时间，这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说明了中国古人在民族音乐的发展上，一直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与韵律。那个时代人们吹响贾湖骨笛，或许只是为狩猎成功而欢庆；当人们在这个时代重新吹响贾湖骨笛，是带领着今天的人们在过往的历史中游走。希望这一把贾湖骨笛的历史，能够带你穿越千年，且听风吟。

⑧ 中国音乐历史分哪些时期和其特点

一、区分：

1.以年代之分的主线：赵，卫之音，俗称靡靡之音也。其发展在战国时代，赵、卫二国。通俗的说就是现代的流行音乐。不过极美，属于古代典型贵族音乐这类。其余的从远古一直到近代中国的都是以正统音乐为主；现代中国发展的音乐就有西方元素的引入，这里的元素指的是思想，其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海，最终发展至港台地区演变为现在的流行音乐；再一个就是当代中国上世纪80年代年以前的革命歌曲，直至今日的从革命歌曲到流行音乐的演变。

2.以地区之分为主线：京剧，越剧，闽剧，川剧，花灯，黄梅戏，二人传，信天游等等在中国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独特音乐，具体的可以详细查查。

3.乐器之分：相信你知道的乐器比我知道的还多还懂。就我来说，除了传统的那些乐器以外特别爱听的还有这几类，马头琴（还是马尾琴，蒙古的）、葫芦丝(傣族）、手鼓（新疆）等等名族乐器。

二、特点：多以地区之分差别最大（根本原因：经济发展）。各个年代的发展多受当时的政治局面（影响文化发展方向）、经济状况（影响休闲需求）以及皇帝爱好（以倾国之力影响格局）的影响颇多。

⑨ 中国音乐起源于几千年前依音乐历史进程可分为哪几大阶段

中国民乐发展的三个时期

1.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世纪至公元3世纪）

这时期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奏汉。在音乐体裁方面，经历了由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进化。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间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页）、曾"体系，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旋法的五声性特点。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自学说的理论端点。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一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音乐思想的变化；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乐器、乐律、乐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其冲击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之一变，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一方面是世界音乐的中国化，包括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外来乐器的运用，外来乐调的传入，外来乐队的民族化，以及外来乐人为发展中国音乐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化，即：中国音乐以其辉煌的成就给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等）以重要的影响。

3.中国传统音乐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

包括辽、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点是：从纷乱和分裂到相对的统一，又从南北对立到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音乐文化方面则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谓世俗性，就是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此时期的传统音乐，无论在演出人员和观众、听众对象方面，都已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音乐理论方面，表现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和清理的倾向。音乐形态特点已逐渐趋于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后世，并广泛吸收当代音乐新成果，成为集古今音乐大成的音乐宝库。

中国民乐的发展

先秦：编钟改写先秦的音乐历史

李教授认为，在我国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先秦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它的出土改变了一段时间内在民族音乐领域内所认为的先秦音乐只有五声音阶的观点，彻底改写了整个先秦的音乐历史。

据了解，曾侯乙墓被发掘以后，其中有陪葬的64枚编钟。从编钟以及钟上的铭文反映出的内容看，中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制造出七声12律齐全，还可以旋宫转调的编钟，因此这些编钟被视为考古界和民族音乐一个历史性的符号。编钟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既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乞求平安的祭祀用品。

唐朝：以弹拨音乐为主体的华丽浪漫民乐时代

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乐器的制造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唐朝音乐的特点是以弹拨音乐为主，李教授认为，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经济水平相比于秦朝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应的，在民族音乐领域内，先秦那种在室外演奏的、相对粗糙的编钟渐渐衰落，而具有浪漫和华丽色彩的弹拨音乐、歌舞乐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包括高丽、胡人、西域等地音乐开始传至中原，极大丰富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种。

进入宋朝后，弹拨音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管弦乐得到了了发展，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趋势和宋朝的战争不断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音乐其实是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缩影。” 李教授得出了如上结论。

元朝：文人推动下繁盛的元曲时代

元朝没有科举制度，于是大批的文人都转入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元曲因此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性，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进一步促进了它的繁盛。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元曲同外国歌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元曲重要形成了一系列的曲牌名，每一个新的创作都是利用已经形成的曲牌名。而外国的歌剧就没有这样的“格式”可以套，所有的创作结构都是全新的。

到清朝以后，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乐器繁盛的时代，以明末清初出现的二胡就是这个时代民族乐器发展的一个缩影。汉人的音乐一直都是以“单字”居多，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萧、笛、琴、钟等。通常在乐器中出现的两个字的乐器多是外国传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唢呐、二胡等。

近代：民族音乐发展艰难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为大部分观众所耳熟能详，但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期，民族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步履蹒跚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人物就是阿炳和刘天华。

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刘半农的弟弟，他是与瞎子阿炳同时代的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经典代表作有《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李教授特别强调这位民族音乐的宗师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第一人。从他开始，中国民族音乐进入了学堂化的发展时期，这使中国民族音乐发生了质的变化。

建国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国建设战天斗地的气氛使社会各阶层群情激昂，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由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广泛开展，出现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乐曲，如很多人熟悉的《赛马》、《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的一些旧的观念得到了剔除，很多西洋乐曲中的一些新的元素被借鉴。

2005年春节，天津歌舞剧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鸡年中国民族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音乐会不但通过卫星直播传送到国内，而且由美国休斯敦音像公司无偿提供音乐会的录音，将制作成CD在全世界发行。
自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代表中国民乐第一次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八年来，在“金色大厅”举办的“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著名品牌。
从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曲《茉莉花》和二胡表演，以及现代民乐组合如《女子十二乐坊》在东南亚的如潮好评，到中国各地民族乐团在国际国内演出市场的日益活跃，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力量的积累正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自信，也带来民族音乐的回归——中国民乐正在交流与创新中走向复兴。

⑩ 中国音乐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起源

中国音乐，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时代，据考古发现，中国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从孔子传六艺到唐代的胡琴再到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发展。中国素号“礼乐之邦”，古代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学习步骤。

发展历程

夏、商时代

根据文献记载，夏商两代为奴隶制社会早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高等阶级所占有。

西周、东周时代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成熟时期，东周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君主统治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

秦、汉时代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

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

隋、唐时代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不断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宋、金、元时代

宋、金、元时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

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

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明、清时代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

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

朱载堉他的《乐律全书》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这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

近现代音乐

16世纪晚明时期，西洋音乐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在利玛窦进京呈现给万历皇帝的礼品单中，有西琴一张，据考这是一张古钢琴。清初，传教士徐日升教授康熙皇帝西方乐理，并著有《律吕纂要》一书。

五线谱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乾隆皇帝的时候，在宫中还组建了一支西洋乐队，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木管乐器、竖笛、木琴、风琴、古琴，演奏时戴西洋假发。

中共革命音乐

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的音乐家配合革命，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国民革命军中广为传唱，有的是用国外通俗歌曲旋律直接配以革命歌词。

当代音乐

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流行歌曲除革命歌曲之后，又加入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流行歌曲。各地开始建立交响曲团，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作曲家的新作。东欧的乐团曾多次到中国表演，中国乐团也参加了许多国际表演会。

中国音乐家也尝试用西方的乐器方法写作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比较成功的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采纳了越剧的部分旋律。

和第三世界的国家交往也不断增加，为此成立了东方歌舞团，专门学习、演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各民族的民歌乐曲，在中国广受欢迎，从此发展中国家的音乐开始对中国音乐产生影响。中国民族乐队的配器、合奏方式也基本定型，产生了不少成功的民族器乐交响曲。

中国的民族音乐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每年春节，都会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中国新年音乐会，并座无虚席。

大陆文革音乐

文化大革命是大陆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批文革特色的歌曲和戏曲，影响了那个时期整个一代青年。其中，一部分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军歌，在当今解放军中广泛流传，较为著名的有胡宝善演唱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港台

五六十年代，港台延续了老上海灯红酒绿风格。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现代流行音乐开始对港台产生影响。欧阳菲菲、翁倩玉、邓丽君等港台歌手演唱了大量的日本歌曲。

八十年代，新一代音乐家在港台崛起，眼界更为开阔，把欧美流行形式与中国音乐相结合，开创了港台流行音乐新局面，并对大陆产生重大影响。

在台湾的校园歌曲和邓丽君开创的演唱方式，使中国通俗音乐发展到一个高峰，具有中国音乐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邓丽君在美国开演唱会时，吸引得许多舞台剧务美国人在后台全程欣赏，虽然他们听不懂中文唱词。

(10)1400年前的中国音乐使扩展阅读

种类

汉族传统音乐

（国乐）

中国民族音乐，简称民族音乐、民乐，又称国乐，即中国传统音乐，也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音乐。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

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有着丰富多样的样式和内容，如藏族音乐、蒙古族音乐等。

藏族音乐

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歌曲旋律优美辽阔、婉转动听。藏族音乐大体上可以分为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佛教音乐中最著名的是喇嘛唱的无词的歌颂曲调。

藏族民歌高亢嘹亮，听起来就有高原蓝天辽阔的气象，曲调悠扬，但也是以五声为主。歌舞形式有“果谐”、“果卓”（锅庄）等。藏族音乐的一些元素被汉族和西方音乐所吸收。

有一些汉族歌曲作者模仿藏族音乐的特点创作了一些诸如《逛新城》、《青藏高原》一类的歌曲。西藏的藏族歌曲也融入了其它音乐的元素。著名的藏族歌手除了才旦卓玛和主要演唱汉语歌曲的韩红外，还有容中尔甲、亚东、琼雪卓玛等大量在藏区知名度很高的歌手。

正规戏剧方面，已经挖掘整理演出了藏族传统歌剧《格萨尔王》。

蒙古族音乐

蒙古族民歌分“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 “长调”有许多无意义的谐音字拉长唱腔，有草原空阔的风格。蒙古常用的乐器是马头琴、火不思、四胡、三弦、蒙古筝、蒙古琵琶、胡笳、兴隆笙以及笛子等。蒙古器乐的特点是柔和、安静。

上述最有特色的乐器是马头琴，它是一种拉弦乐器，由于琴柱上一般都雕刻一个马头装饰，所以由此命名。它的音色低沉柔美，音量不大，表现力丰富。除了为民歌与说唱伴奏外，还常用于独奏与合奏；不仅演奏旋律，而且适宜于表现马匹的奔跑与嘶叫。蒙古的器乐曲多半是民歌旋律的器乐化。

傣族音乐

傣族音乐和南亚地区缅甸、泰国的音乐风格类似，曲调婉转柔美，典型的乐器是葫芦丝和象脚鼓，葫芦丝独特的音色一演奏就是傣族的音乐风格。

傣族音乐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基本形式。它主要包括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歌从内容和体裁上分为山歌、叙事歌、悲歌、宗教歌曲等。

纳西古乐

纳西古乐是在云南丽江纳西族老人中间演奏的音乐，据说是从明朝时中原地区传入的，由于当地原来交通不便，和外界交往不多，始终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现在只有一批老人乐队可以演奏，正在培养接班人，是中国14世纪音乐的活化石，受到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侗族音乐

侗族“大歌”是中国唯一采用和声的民歌系统，基本为女声无伴奏合唱，由各声部嗓音的和声配合非常和谐，曾在国际引起轰动，并多次获奖。

维吾尔族音乐

维吾尔族音乐基本是阿拉伯音乐风格，非常注重节奏，用手鼓可以打出多达几十种不同的节奏，乐器主要是都塔尔和热瓦甫，最大的是弹布尔。维吾尔族的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包罗万象，是许多民间音乐的源头。

塔吉克族音乐

塔吉克族音乐属于阿拉伯音乐风格，和汉族音乐有较大的区别，善于运用半音，旋律婉转多变，如同山鹰高鸣，最典型的是作曲家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配的歌曲，完全运用了塔吉克民歌的旋律。

朝鲜族音乐

朝鲜族音乐和朝鲜、韩国的音乐基本相同，主要乐器有长鼓和伽倻琴伽倻琴类似中国古代的筝，比现代的筝小，弹法也不一样，是放到盘坐的膝盖上弹。音乐旋律有其独特的风格。

戏曲音乐

中国的戏曲曲艺是在中国很受欢迎也较为普及的艺术之一，广大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最具代性的是发展于北京的京剧。中国戏曲音乐通常以高调的唱腔为主，并以笛、皮鼓、梆子、锣和京胡等弦乐器伴奏。

其他的戏曲音乐代表有：河北梆子、豫剧、评剧、越剧、粤剧、昆曲、秦腔、黄梅戏、潮剧、高甲戏和傩戏等。全中国共有600多个地方戏剧品种。昆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口头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摇滚音乐

提到香港的摇滚乐，就不能不提BEYOND。因为中国摇滚乐最初的萌芽就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和台湾。受西方影响，香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地下摇滚乐队，除了BEYOND乐队，其它真正具备公众影响力的却很少。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音乐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音乐青年或多或少的接触到摇滚音乐，并开始组建乐队，进行模仿与创作。

宗教音乐

中国的宗教音乐可分为道教音乐、汉传佛教音乐、藏传佛教音乐以及其它宗教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