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⑴ 中国古代音乐史结业论文

有不止一篇，选择其一给您，大约5000字

不过，希望您主要是借鉴，通过自己的思考，融会贯通，加以修改，增加属于您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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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知识创新"的思考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
人文学科，面对新世纪“知识创
新”的学术潮流，如何寻求它的时
代定位，已经成为每一位新世纪
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
时代课题。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这一学科
的成熟与发展，是综合文学、史
学、音乐学学科知识而实现的。如
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方
法及其成果就是以历史学、文字
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乐
器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古音
韵学等多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
用与整合为基础的，其所表现出
的“知识创新”意识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面向21世纪的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在“知识
创新” 的潮流中可能会出现如下
一些趋势：
1．“知识更新周期”将会进
一步缩短。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
发展进程中，历史节奏将表现出
较前代越来越迅疾的趋向，生产
发展越来越迅速，经济往来越来
越频繁，科学发明越来越密集，历
史节奏的这种急骤演进，是与知
识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诸因素的推
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24 <音乐研究>季刊
中，新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生
产周期相应缩短，越来越多经历
过重构的知识成果呼唤着社会的
检验；新的音乐史实的发展演变
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刘
再生先生在论述20世纪中国古
代音乐史研究时曾有统计：“自
1922年第一部叶伯和的《中国音
乐史》诞生至本世纪90年代，中
国音乐史著作总共出版了四、五
十种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
著作问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们
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
的史学新成果还不敷应用之需
要。例如出版于1985年的《中国
音乐词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订，而
199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续
编》中的许多人物词条，情况也已
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均已不
大适应当前的应用(近闻人民音
乐出版社已出资赞助该词典的修
订，我们期待新版《中国音乐词
典》的尽早面世)。此外，在经过
20多年的学科发展之后，音乐史
学界该当有普遍吸纳综合创新成
果的史著问世了。
2． 随着知识体系的立体化
发展，知识传播途径向着数字化、
网络化方面呈多元发展的趋势。
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
在研究中产生的古代音乐史学成
郭树群
果，立体化地快捷传遍千家万户。
所谓立体化，是指成果的图、文、
形、声融为一体的电子展示方式。
那些以音乐图像学、考古学、乐律
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交叉
研究而产生的音乐史学成果，如
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融合为
一种面貌全新的音乐学知识载
体，供人们利用。据已发表的我国
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信息，北京数
字方舟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关于
信息源加工、存储、检索的产品，
每分钟可以全自动扫描录入图书
资料160页(双面)，每天可处理
图文50万页，而且采用了国际通
用的先进图像压缩技术。这对于
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学知识电子
化、立体化前景的实现，无疑充满
了一种振奋的激情。在过去的日
子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很受欢
迎的电子读物。例如王子初、冯光
生、韩宝强主编的《曾侯乙编钟》
(光盘)，修海林参与主编的《中国
古典音乐欣赏》(系列CD盘)，方
建军研制开发的《金石之乐：中国
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
(D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 —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
数据库软件等。
3．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教
材呈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面
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将向着全
社会的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各级
各类人才对音乐学知识的需求更
多地来源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
书。为此中国音乐史学教材文本
的多样化，将是音乐史学工作者
予以关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史
学课程教材，应当注意体现新的
特点。有人将其归纳为：(1)要体
现一种历史的兼容性(即应充分
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
(2)要体现一种时代的涵容性(即
应涵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提出的
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3)还
应体现逻辑的展开性(即应注意
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念发展的
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
一)。①
4．面对21世纪，“文化的整
合”、“知识的重构”恐怕是常议不
衰的话题。就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来看，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我以
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应对
这种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在我国人文学科的
大家庭中，无疑应属于“年轻的一
代”，其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当
在2O世纪8O年代以后，即许多
史家所认可的近代音乐史学发展
的“第三阶段”。学科发展历史的
浅近，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稚嫩
仍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基础理论
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犹显必要。例
如就中国音乐文献学、“曲调考
证”一类研究而言，其创新和突破
都还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
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古代音乐
文献学学科范畴，虽已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进展，但在中国传统文
献学的框架体系内，如何突出音
乐文献学的特点；在音乐文献学
的学科理论研究，音乐文献的编
纂、出版，音乐文献的目录、版本
研究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文献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就“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而
论，如果对于中国乐律学、中国古
代音乐、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研
究做的更系统一点，恐怕黄翔鹏
先生的研究也不会显得那样艰
难，以致发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叹：
“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学生接着做
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 ⋯”②
鉴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这种实
际状况，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
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拓展，恐怕还会出现蓄势
增强的状况。
面对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的种种发展趋势，史学工作
者能否具有应对能力，这也不能
不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展望而予以
回答的。
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
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近
3O个年头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工作者在守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
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创新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文献资料类著作言，冯文慈先
生点注的《律学新说》《律吕精
义》，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
志校释》(第一、二分册)、萧炼子
的《宋书乐志校释》、王昆吾和任
半塘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
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
资料》、吉联抗先生的《中国古代
音乐论著译著丛书》、修海林的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中国艺
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
《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音乐研
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郭树
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编
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
还有尚待出版的《历代乐志律志
校释》(第三、四、五分册)、《古乐
书钩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
料》《乐府诗集笺校》等等，它们勾
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文
献学框架。以研究成果类的专著
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
崔宪的《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
其律学研究》是直指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重要难题的攻关之作；而
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陶
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郑
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
论》、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
育》则属于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学
术著作；此外具有开拓意义的学
术专著还有丘琼荪的遗著《燕乐
探微》、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
乐器综论》、吴钊的《追寻逝去的
音乐踪迹— — 图说中国音乐史》
等。王子初等主编的《中国音乐文
物大系》多卷本，则以新的音乐史
料系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支持。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黄翔鹏
先生的《乐问》，更以时代的学术
创新风范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
“知识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同
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托起这些重
要专著的则是数以千计的具有创
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们共同构
成了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① 孙正聿《教材建设新理念》，《光明Et
报))2000年9月27 Et。
② 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
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中国音乐学)1999
年第2期。
2001年3月第1期25
“知识创新”的基石。
就学术的发展来看，虽然交
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
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却不
能被学术发展趋于综合的潮流所
替代或置换。近期，许多学者注意
到了这种倾向。郑祖襄先生谈到：
“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
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
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① 修海
林先生谈到：“音乐史作为严格的
历时科学，其主要的任务，仍然是
在历时性的叙述中，依着纵向的
历史发展脉络，追溯古今，在久远
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叙述音乐的发
展。”② 冯文慈先生则在提及了解
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时，要打开历
史的视野，“对音乐文化的观念持
有符合我国实际的辩证发展目
光，注意避免以现代的音乐文化
观念切割历史，特别是不能以现
代西方的音乐观念来圈套我国历
史。”固在这世纪之交的学术发展
中，这种学科的自主意识为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的创新发展如何走
稳自己的路，起到了时代的定位
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
历时中展开共时— — 为中国音乐
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使我
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
识创新”得到新的启示。它要求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随时注
意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剖面”；
要注意“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活动方面诸因素在共时
性文化空间中的相互影响和制
约”；而我们以往则“比较重视对
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以及揭
示其中的某种规律，但是对于历
史上处于某一共同状态下音乐生
26 <音乐研究)季刊
活剖面的分析，对其中某一类音
乐文化模式的研究却用力不足。”④
显然，这一新途径具有以知识重
构为特点的创新意义。此外，项阳
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国弓弦乐器
史》，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
音乐考古学等不同层面上，营造
了中国弓弦乐器不同历史时段共
时性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弓弦
乐器历时性发展的史实因此而更
为充实、丰富；洛秦先生主张音乐
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沟通，为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
路；这些学者的努力都为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
新的思考。
20世纪末叶，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领域还经历着研究人才的新
老交替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
第三发展阶段的见证人，我们看
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前辈学
者杨荫浏以及吉联抗、蓝玉崧、夏
野、金文达先生以宏富的知识财
富，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全部的
贡献；我们也承受了黄翔鹏先生
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甘露，并
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于事业未
竟而难以泯灭的心灵之窗，也依
然在接受着尚健在的前辈师长惠
及后学的心灵滋润；当然，我们也
经历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崛起在
新的学术起点上的激动。如果说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第一代学
人的学术起步还是空谷足音，那
么第二代学人的努力就使得学科
建设及其成果具备了相当的规
模，而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则已处
于规模初具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
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备
博士学位学习资格的第三、四代
学人已基本走出了单一师承关系
的教育途径，相当一些人具有跨
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这
样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趋于
全面，在治学方法上则更为丰富。
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初商品
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代学者相
继寻找到自己恰当的社会定位，
他们的学术潜能正在良好的拓展
环境中孕育、催化。为此，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良好前
景，正将由这一代学人描绘。正如
蓝玉崧先生数年前讲的“芳林新
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之林，将会在这
蔚为壮观的新老传承和交替中，
在群体的互为支持中，根深叶茂，
惠及人间。
(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综述，所
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
及的、本人认为能够说明“知识创
新”论点的一些例证，偏颇或疏漏
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行指正。)
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
①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墓)(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为
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
音乐)2000年第2期。
③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
(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
期。

⑵ 急！急！急！杨荫浏，查阜西，刘天华三个人为民族音乐所做的贡献

杨荫浏(1899～1984),字亮卿，号二壮，又号清如，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 初八日生于无锡留芳声巷。父杨钟琳。
1916年秋，杨荫浏高小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今无锡 师范)，22岁时以优良成绩毕业，任石塘湾县立第五高等小学国文教 员。一年后，入无锡辅仁中学学习英文、数理。1923年毕业。同年入上 海圣约翰大学，先后在经济系、文学系学习。在校期间，担任该校国乐 会会长，经常参加各大学举办的音乐会。
杨荫浏自幼酷爱音乐，每当道士做法事时，总要去听他们的演奏。 七八岁时，便同哥哥杨荫溥一起向三清殿年轻道士颖泉学习箫、笛、 笙、胡琴等民族乐器☆后来又跟雷尊殿道士阿炳学习琵琶，可惜他父亲 不喜欢阿炳，阿炳仅教了他两个半天。12岁时，他由老师黄绪初介绍入 天韵社，从吴畹卿学习。天韵社是江南著名民间音乐(昆曲)团体，社友 皆无锡音乐界名流，社长吴畹卿的笛、三弦、琵琶功力深厚，并精研音 韵之学。杨荫浏入社后，除学习乐器外，对音韵、音律、乐器构造等发 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参予天韵社与来访的美国音乐家亨利爱希姆在圣公 会的中、西音乐交流。
民国初年，美国人郝露易女士来无锡圣公会做传教士，她有较高的 音乐修养，杨荫浏曾从郝露易学习英文、钢琴和西洋音乐乐理。1921 年，又向她学习和声、对位、复调等西洋作曲法。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杨荫浏因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遭 校方压制，愤而离校，入中国人自办的光华大学经济系学习。为了示威 游行宣传需要，他将《金陵怀古》曲调填以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 红》词，用以鼓舞人心，这首歌曲影响深远，迄今还在全国广泛流 传。1926年2月因家贫辍学。回乡后，先后在辅仁中学、工商中学、县 初中、荣氏女校、无锡美专、宜兴中学任教。其间曾短期担任无锡通俗 教育馆馆长。
1929年，杨荫浏应基督教圣公会之聘，先后在南京、杭州做赞美诗 的编辑工作。1931年，基督教成立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杨任委员、 总干事。1932年赴北京与燕京大学刘廷劳博士编译修订赞美诗，并共同 主编宗教期刊《紫晶》及《真理与生命》刊物中的“圣歌与圣乐”专 栏。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41年。杨所编辑出版的赞美诗集《普天颂 赞》，获国际圣经展览编辑优良奖，所载赞美诗在国内外教徒中广为传 唱。
杨荫浏在北京期间，在燕京大学音乐系旁听作曲、西洋音乐史和音 乐欣赏课；并在该校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英、法等国有关音乐的专业书 籍。
1936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同时在燕京大学音乐系讲授中国 音乐史。1937年暑假回无锡度假，后因“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不能 北上。8月下旬去南京， 暂代中央机器厂总务主任，12月，随厂迁湘潭，翌年8月迁昆明。
1939年至教育部音教委员会工作。1940年迁重庆。1941年9月任国 立音乐院教授兼国乐组及研究室主任。在重庆国立音乐院时，他支持学 生的进步活动，资助山歌社出版中国民歌。1947年在南京任国立音乐院 教授时，学校以莫须有的罪名要开除进步学生，杨仗义执言，公开反对 学校当局的反动措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音乐院迁南京，杨任原 职，兼任金陵女子大学教授。
全国解放后，他历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研究部研究员，音乐研究 所副所长、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民 族音乐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 五、六届委员等。
他曾多次去云南、河北、广西、江苏等地，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深 入调查，搜集了许多珍贵的音乐资料。同时在戏曲音乐和宗教音乐方面 也作了大量的研究。
杨荫浏在研究中国音乐史方面具有杰出的成就。早在1925年他就用 英文写出了《中国音乐史纲》论文。1981年又完成《中国古代音乐史 稿》，该书65万宇，人民音乐出版社1951年出版。这是他在音乐历史与 民族音乐、音律学等方面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使我国音乐史成为有乐 谱的音乐历史。
他通过运算和实验，先后发表了有关乐律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把我 国民族音乐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乐律问题及乐律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
他对我国民族音乐遗产包括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宗教音乐的发 掘、抢救、搜集、整理、研究工作，都有相当成就和贡献。
杨荫浏毕生著述除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外，先后出版著作27 种，论文近百篇，在我国民族音乐学术的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杨荫浏对无锡瞎子阿炳的乐曲进行了抢救和整理，☆并编成《阿炳 曲集》，他在这方面的功绩是举世公认的。
他对家乡的音乐事业十分关心，每次回无锡，总要对民间音乐团体 “华光国乐团”进行指导，不厌其烦地进行示范；兴之所至，甚至同意 领衔演出。他会多种乐器尤擅竹笛，得到吴畹卿嫡传，夙负盛名，吹奏 时，高音晶莹清澈，低音细若游丝，故誉为“杨笛子”。他曾为无锡乐 器店排老红木优质琵琶品位，解决竹笛音准问题，提高乐器质量。并根 据大量实验结果，制成笛尺，可以按尺开笛孔。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荫浏下放河北怀来县“五七”干校，1973 年患突发性脑痉挛，肺气肿亦日趋严重。1984年2月25日杨荫浏在北京 逝世，终年84岁。

查阜西：现代琴家。幼年在家乡学奏琴歌，以后在长沙、苏州、上海等地从事琴学活动，组织今虞琴社。建国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

刘天华（1895－1932）：江苏江阴人。国乐一代宗师，“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会通其间”的中国优秀的民族乐器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
刘天华的父亲刘宝珊重视教育，在家乡曾与人合办过一所小学。
刘天华1909年考入常州中学，业余参加学校军乐队，学吹号及军笛。1911年的辛亥革命，刘天华回到江阴参加“反满青年团”军乐队1914年先后在江阴、常州中学教音乐。1915年父亲逝世，自己又失业，患病，仍自学二胡，处女作二胡曲《病中吟》便是此时创作。第二年被江苏省立五中聘为音乐教员，并在该校组织了丝竹部和军乐部两支乐队，在这段期间，他专心于向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向沈肇洲学习崇明派琵琶。甚至利用暑期跑到河南向高人学习古琴，沿途还一路寻访民间艺人，采集各处民间音乐。
1921年，刘天华到上海参加“开明剧社”乐队，在江阴组织“国乐研究会”，自1922年起，刘天华先后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北京女子高师和国立艺专音乐系科的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他的学生有曹安和、王君仪、韩权华、萧伯青、吴伯超等。在任教之间，他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同时悉心钻研西洋音乐理论。另外，他常将街头卖唱艺人请入家中记录他们演唱、演奏的曲谱并给予报酬，留下《佛曲谱》和《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两部遗稿。
1932年5月底，他在北京天桥搜集锣鼓谱不幸染上猩红热，于6月8日去世。
[编辑本段]艺术成就
刘天华在教学之余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并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和演奏技巧，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颤弓等技法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奏等技巧，并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使二胡从乐曲到演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因而刘天华被视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
刘天华共作有十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当刘天华逝世时，在纪念会上有人用这十大二胡名曲标题的首位字联成过一幅便于记忆又颇有意境的挽联：“良月苦独病，烛光悲空闲”）。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编有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十五首琵琶练习曲，还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其中他改编的《飞花点翠》于1928年由高亭唱片公司录制唱片，现已成为琵琶经典乐曲。
上述名曲除了《病中吟》是1918年创作并流传的外，其余都是在192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3所大学教授二胡、琵琶期间，以及1927年8月，在蔡元培、萧友梅、赵元任等人支持下创办“国乐改进社”之后，或创作、或修改定稿后得以广为流传的，至今仍是每个二胡学习者的必修习经典。
刘天华也是第一个采用近代记谱法编辑了京戏曲谱《梅兰芳歌曲谱》，此外，他筹组了“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音乐杂志》，均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其它还有未完成的《佛曲谱》、《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及其一些写作及翻译文章等。
《梅兰芳歌曲谱》序
《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
在饯别钢琴师嘉祉先生的席上说的几句话
关于国乐改进社的论著
梅君畹华、齐君如山等，将往北美介绍国剧于彼邦人士，嘱编斯谱。数月以来，余与梅君均为职务所羁，未克充分讨论，匆匆成此十八曲，自恐讹误尚多，行期既迫，只得贸然付印。
此谱之成，余固受梅、齐二君之瞩，然亦略有鄙见，可发表于此。
国剧重唱，故谚有“听戏”之说，唱，乐也。然不独唱之为乐，即一举手，一投足，亦有乐随之。甚至各色道白，亦均含乐意。故谓国剧之基础，建筑于音乐之上，亦无不可。余于剧学为外行，今姑谈乐。
乐之有谱，犹语言之有文字。道义学术之得以流传久远者，文字之功也。我国音乐，肇自牺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然牺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已渺无稽考。何者，记谱之法不完备也。我国古乐未尝无谱，然如唐之卷子本《幽兰》谱，朱子仪礼经传之十二诗谱，姜白石之词谱等，或仅备律吕，或只载简字，谱不足以赅乐，徒费考古家之周章，于事实无补。近代所出琴谱、昆曲谱等，记载虽已较详，而缺点尚多，欲籍以流传久远，势所不能。盖乐有高低、轻重、抑扬、疾徐之分，必其谱能分析微茫，丝丝入扣，方为完备，而旧谱均不能也。今国乐已将垂绝，国剧亦凭于危境，虽原因不一，而无完备之谱，实为其致命伤。设记谱之法早备于往日，则唐虞之乐，今犹可得而闻，《广陵散》又何至绝响。以皮黄言，今日习须生者，不曰宗谭，便曰宗汪。然而绝似谭汪者，百不获一，即偶有之，同道中亦不以谭汪相许。何哉，无谱以为之佐证也。设谭汪生时，尽其所能谱而出之，何至今日遥拜门墙者之扣盘扪烛而不得要领耶。
且人尽一生之力研究一种艺术，能有创造与否，实未可必。设其有之，而令所创造者及身而绝，宁不可悲。昔米喜子、张二奎、程长庚、余三胜等，一生创作甚多，年月悠久，遂至悉与其人之白骨同朽，此艺术界莫大之损失也。
习乐之法有三，曰耳听，曰目视，曰言传。三者虽相辅而行，不可缺一，然难记易志为耳听之弊，模棱失真为言传之弊，惟目视最为真切。故欧西作曲家，咿唔斗室，一纸谱成，各国乐坛便可发其妙响。我国乐剧二界，尚有行其耳听、口授之盲教育者。欲谈进步，不亦难哉。
是以今日我国剧乐二界，欲进步必自有完备之乐谱始。而养成演员乐师读谱、记谱之能力，亦为要图。当知今后学术界，必须事事科学化，事事精密确凿，方能有立足地。若云戏是乱弹，乱弹便了，则剧乐二界之前途必暗淡到底也。
以余浅陋，成此小册，所用记谱方法，当然不足称为完备。就正当世，实是本衷。木桃既投，尚望乐剧二界方家不吝琼瑶之赐。
[编辑本段]刘天华先生年表
1895年：2月4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
1909年—1911年（14岁—16岁）：在常州中学求学时，参加校中军乐队，学习吹军号及军笛。
1911年：辛亥革命，学校停办后，返里参加青年团的军乐队，吹奏军号。从此时开始音乐工作。
1912年—1914年（17岁—19岁）：赴沪参加沪西开明剧社，任乐队工作。在这时期学习各种西乐器，举凡管弦乐器、钢琴等，均加学习，尤以铜管乐器，多有深造。
1914年：剧社解散，返里任教于华墅华澄小学。
1915年（20岁）：是年春丧父，复贫病失业，心境恶劣，偶赴市购得二胡一把，每日拉奏，随产生《病中吟》旋律初稿，表达他当时的不得志和内心的抱负。秋任教常州母校，为母校建立了军乐队与丝竹合奏团。
1916年（21岁）：与殷尚真女士结婚。
1917年（22岁）：从周少梅先生学习琵琶、二胡。
1918年（23岁）：夏，从沈肇洲先生学习琵琶。本年前后开始创作《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成初稿。
1920年（25岁）：夏，赴河南学习古琴，染癣疥，负病归。
1921年（26岁）：在江阴组织暑期国乐研究会，授《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
1922年（27岁）：赴北京，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是年秋又任教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同时学习三弦拉戏。
1923年（28岁）：从托诺夫学习小提琴。
1924年（29岁）：《月夜》定稿。
1926年（31岁）：除北大与女师外，又任教于艺专。创作《苦闷之讴》。学习昆曲。
1927年（32岁）：从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外籍教授学习理论作曲。因托诺夫去津，改从欧罗伯学习，6月，欧罗伯离京，停。创办国乐改进社，编辑《音乐杂志》。创作《歌舞引》《改进操》《悲歌》。
1928年（33岁）：创作《除夜小唱》、《闲居吟》，发表《空山鸟语》定稿。
1929年（34岁）：创作《虚籁》。
1930年（35岁）：3月，继续从托诺夫学习，直至罹病，未间断。听写《梅兰芳歌曲谱》一册。
1931年（36岁）：在高亭公司灌音二胡曲《病中吟》及《空山鸟语》，琵琶曲《歌舞引》及《飞花点翠》。
1932年（37岁）：创作《独弦操》及《烛影摇红》。6月1日赴天桥收集锣鼓谱，染猩红热，罹病仅一星期，6月8日晨5时20分逝世。享年整37岁（别处记载38岁，是按虚岁计算）。

⑶ 中国音乐史作为专业应如何学习

中国音乐史要读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另外我认为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和《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很好，无论专业程度怎么样，都能看的较明白。西方音乐史目前国内学者比较权威的是于润洋的《西方音乐通史》，如果读通这几本书，你的音乐史就很厉害了。至于怎么学，当然是要花工夫的，抓的住重点是关键。可以找一些音乐史的常见考题看看，这样即能知道哪些是要注意的，又能加深对所学内容的印象。有良师引导当然就更好了，但这点恐怕不是每个地方都具备的。

⑷ 杨荫浏的个人作品

杨荫浏来毕生著述除巨著《中国自古代音乐史稿》外，先后出版著作27 种，论文近百篇，在我国民族音乐学术的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杨荫浏对无锡瞎子阿炳的乐曲进行了抢救和整理，并编成《阿炳曲集》，他在这方面的功绩是举世公认的。

⑸ 福师大音乐学院2018考研,求考研复习资料,谢谢!

福师大音乐学院教学科研成果显著。《福建传统音乐》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632中西音乐史
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
汪毓和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
于润洋主编《西方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
叶松荣著《欧洲音乐文化史论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2018福建师范大学632中西音乐史考研专业课复习全书》（含真题与答案解析）
618教育学基础综合
1、教育学原理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第2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第2版），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中外教育史
（1）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吴式颖著：《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1）裴娣娜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袁振国著：《教育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教育心理学
（1）陈琦、刘儒德主编：《当代教育心理学》（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莫雷主编：《教育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18福建师范大学618教育学基础综合考研专业课复习全书》（含真题与答案解析）

⑹ 求有关古代宫廷乐舞的书籍（答案好再追分）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杨荫浏 著

论述了我国自远古以来直至清朝版末年的音乐发展权史，包括：中国历代社会背景与音乐发展的联系；各种音乐形式发展的历史沿革；中国音乐的多种体裁和题材；器乐曲和乐器的分析介绍；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与介绍等。
各个朝代的音乐舞蹈介绍。

《宋金戏剧史稿》
薛瑞兆 著

《通典·乐典》
唐·杜佑 著

这是唐代所著典章文献。其中乐典七卷，是专门介绍上起神话时代，下至唐代的宫廷乐舞沿革的。因为是唐人所作，所以唐代的内容翔实丰富。是研究宫廷礼乐的最佳选择。舞乐的名称含义都有记载。

二十五史里的《乐书》、《乐志》

基本上历朝历代的史书里都有《乐书》、《乐志》，这是最官方最详实的资料了，有时间就翻一遍吧。

历代史料笔记里也有相应记载。

⑺ 杨荫浏的国乐思想对近代音乐史有何影响

杨荫浏毕生著述除抄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外，先后出版著作27 种，论文近百篇，在我国民族音乐学术的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通过运算和实验，先后发表了有关乐律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把我国民族音乐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乐律问题及乐律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对我国民族音乐遗产包括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宗教音乐的发掘、抢救、搜集、整理、研究工作，都有相当成就和贡献。中国传统音乐经典名曲《二泉映月》之所以得以发掘、整理和名扬中外，就是杨荫浏和曹安和抢救的结果。如果阿炳没有这次与两位专家的结缘，世人们可能至今也不知道在20世纪的前半叶、在中国无锡还有个沿街拉着琴乞讨的瞎子阿炳，更不会知道这样脍炙人口、感人肺腑的曲子《二泉映月》。像阿炳这样的民间音乐家也只有默默地生来，又默默地死去。杨荫浏不仅把《二泉映月》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还编成《阿炳曲集》，把一个普普通通的民间艺人的二胡曲、琵琶曲介绍给世人，他在这方面的功绩是举世公认的。

⑻ 关于胡琴的历史源流问题学术界目前主要有哪些不同观点

胡琴，既是现代二胡、马头琴、四胡的前身名称，亦是我国诸多民族拉弦民间乐器的总称。在我国数以千计的民族民间乐器中，胡琴类拉弦乐器，是居于首位的庞大乐器族系，在各民族、各地区广泛流传，仅在汉族中，就有皮膜类的二胡(民间亦称南胡、嗡子)、高胡(粤胡)、京胡、京二胡、坠胡、中胡、革胡及板面类的板胡、椰胡、二弦等多种胡琴；而在蒙、藏、壮、彝、傣、瑶、佤、哈尼、朝鲜等20几个少数民族中，分别以木、竹、金属、葫芦、牛角、马骨为琴筒的独弦、二弦、三弦、四弦等名称不同、形制各异的胡琴，多达50余种。绚丽多姿的多民族的胡琴，广泛地应用于民间歌舞、弦索乐、丝竹乐、吹打乐、鼓吹乐等民间器乐，以及庙堂等多种宗教音乐之中。以此可以说明，胡琴类乐器，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民间乐器。
胡琴类乐器，不但盛传于中国各地，由于千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亦广泛流传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朝鲜与韩国的奚琴；日本清乐中胡琴:携琴(似四胡)、提琴(似板胡)及三弦提琴(亦称“小弓”、“胡弓”)；越南古代木槽二弦的丐弹胡琴(相当于今日的chainhi )柬埔寨的变种三弦(toikhmer)；泰国的三弦萨乌山塞(Saw sain sai)；缅甸三弦(tro)等等。(注:(日)林谦三《东南亚乐器考》，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千百年来，胡琴类乐器一直在中国及东亚地区一些国家的音乐文化史和人民群众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国内外的史料中均有不同的记载，中外音乐史学家亦有诸多论述。对于胡琴类乐器的渊源、历史沿革、发展脉络，已基本清楚，但其中某些环节，尚有模糊不清、各执一说、甚至似是而非、误解和讹传的情况。由于胡琴类乐器的发展与蒙古族的乐器史有着密切关联，胡琴类乐器的重要分支马头琴、四胡又是蒙古族最有代表性的古老传统乐器，所以笔者就此谈些浅见，以期有益于关于胡琴类乐器更深入的研究。

1、胡琴的前身——奚琴
胡琴的前身，可追溯到唐代的奚琴。宋·陈＠①《乐书》载:“奚琴，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宋·欧阳修亦有“奚琴本出奚人乐，奚虏弹之双泪流”的诗句。由此可确认，奚琴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奚人传入中原的乐器。根据《乐书》所绘图观之，琴筒呈圆形，确似拨浪鼓，竹杆，二弦，但无千斤，琴轴设置与现代胡琴类的琴轴相反。
2、奚琴于盛唐传入中原，亦名“嵇琴”
奚琴是何时传入中原的，陈＠①《乐书》和欧阳修的诗句中并未予说明。我们只能根据史料分析判断。史载，奚人本属东胡族系，与契丹族“异种同类”，汉时称乌桓，元魏时“与契丹分背”，自号“库莫奚”，隋唐时期始简称“奚”。(注:见《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可见，奚琴传入中原的时间，不可能早于隋唐。另外，由于“奚”、“嵇”同音通假，故在唐朝，奚琴亦称嵇琴。这在唐·孟浩然《池亭诗》中早有所云:“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过”。而孟浩然(689—740年)的创作成熟期正值盛唐时期(712—762年)，由此可知，奚琴(嵇琴)最晚也是在盛唐前就已存在了。所以，某些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论著中称:“胡琴类拉弦乐器，在唐为奚琴，在宋为嵇琴”。“到了南宋时期，奚琴改名为嵇琴”(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样的说法均欠准确。另外，关于嵇琴的由来，宋·陈元靓《事林广记》有云:“嵇琴本嵇康所制，故名嵇琴”。对于此说，诸多中国音乐史和乐器志、艺术辞典中，都有所引，但未见分析。(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民出版社，1991年)等。)而以笔者所见这恐怕是望文生义了。因为，其一，嵇康是魏晋时期音乐家，其时，除陈元靓“嵇琴本嵇康所制”之说外，无任何史籍证明嵇琴的存在；其二，嵇康生于公元224年，公元263年为司马昭所杀。在他有生之年，奚人尚属鲜卑宇文部的一支，直到公元4世纪末，才与“契丹相背”分立，“自号库莫奚”，而到隋唐时改称“奚”，那已是6世纪末、7世纪初的事了，前后相距至少有300余年。“皮之尚无，毛由何生”。所以“嵇琴本嵇康所制”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3、宋代嵇琴的高度发展和马尾胡琴的产生
奚琴虽然是唐代传入中原，但当时并未得到重视，却是到了宋代才广泛流传，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均盛行演奏嵇琴。对此宋史料中多有记载。如宋《都城记胜》云:“瓦社中的细乐常用箫、管、蓁、嵇琴、方响之类合奏”。《乐书》亦云:“至今民间用焉”。由此，宋代出现了技艺精湛的演奏琴师，沈括《梦溪笔谈》云:“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足见徐衍演奏技巧的高超程度。
奚琴在中原发展为嵇琴的同时，在北方广袤的草原上也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对此，虽然未有确切史料可查，但唐宋时期，是北方草原众多少数民族频繁更迭、不断分化交融时期，其中奚族就已逐渐分化，并分别与契丹、女真、蒙、汉各族融和，奚人代表性乐器奚琴也自然会为草原各少数民族、甚至中原汉族所接受并广泛流传。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记载了他赴fū＠②延(今延安)督军防御西夏时，曾“制凯歌数十首，令士兵歌之”。其中第三首曰:“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可见，到了宋朝，奚琴早已在西北草原演化成先进于中原竹擦嵇琴的弓擦马尾胡琴了。
沈括作歌是宋元丰五年(1082年)，而晚其20年后成书晋宫的陈＠①的200卷巨著《乐书》中，却未见马尾胡琴的记载。 此事颇令中外民族音乐学家和史学家费解。“不无使人迷惑”(注:(日)林谦三《东南亚乐器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此事也非“不可解”，在此以笔者拙见，探讨一、二。其一，马尾胡琴虽然在西北方草原产生和流传，甚至传入宋驻边的军队中，但尚未传到中原。须知，在古代，一件乐器的传播是非常困难和漫长的。以曲项琵琶为例，据史料记载，约在公元350年前后，就由波斯通过印度传入了中国北方， 而传到南方的时间却是200多年以后，直到公元551年才见著文字记载(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古代一件乐器传播速度如此之慢，陈＠①对于马尾胡琴无从得知，亦是自然和可能的；其二，陈＠①的200卷《乐书》巨著，确实功不可没， 但由于他是一个十足的复古主义者，保守狭隘和陈腐落后的音乐观，使他反对音乐史的新因素、新观念(如音阶中的变音和二度音等)，特别反对民间音乐、少数民族和外域音乐。(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由此也可推想，陈＠①或许知道马尾胡琴的存在，但他是否不屑一顾、视而不见或听而不闻，也未可知。所以，在他的《乐书》中只字未提马尾胡琴，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论陈＠①是“无从得知”，还是“不屑一顾”，宋《乐书》中未有马尾胡琴的记载，确是千古遗憾。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梦溪笔谈》中了解到宋末年间西夏产生了马尾胡琴，却无法得知其确切形制。由此造成对马尾胡琴形制的不同推测，一般史料中，多是对其形制避而不谈，或不加分析地自然认为是嵇琴式的筒形胡琴，与嵇琴的区别只是竹片擦弦和马尾弓擦弦的区别。唯独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的“马头琴”条目中云:“马头琴”，又称“胡兀尔”、“胡琴”、“马尾胡琴……”，但又言之无据。当然，笔者亦倾向于认为“马尾胡琴”可能就是“潮兀尔”(马头琴的前身)。因为在沈括作歌的公元1082年宋末和辽王朝时期，蒙古族已在北方草原迅速崛起，并于1206年以武力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蒙古帝国，其间，胡琴——潮兀尔与胡兀尔，早已普遍使用于祭祀和征战中(注:《内蒙古历史概要》中云:“十二、十三世纪时……祭祀时奏忽忽尔”(即胡琴)。)。但宋代马尾胡琴之形制究竟如何，仍有待继续探讨和考证。
4、奚琴在北方的流传与演变
奚琴在中原演变为嵇琴、在西北草原演变为马尾胡琴之后，约于宋末(即高丽睿宗时代)也传入东北牡丹江镜泊湖、东镜城和高丽国其它地区，逐渐为朝鲜族所喜爱，乃至成为我国延边朝鲜族和朝鲜半岛人民最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明代朝鲜的《乐书轨范》载:“奚琴，以黜檀花木(刮青皮)，或鸟竹、海竹马尾弦，用松脂轧之。”由此可知，至少于明代，奚琴在朝鲜已是木擦和弓擦并存的两种形制乐器了。而据《乐学轨范》的绘图来看，奚琴是竹杆、弓擦、琴轴反置，有了千斤，而且琴筒也不再是拨浪鼓似的扁圆鼓形而改为长筒形，即比较接近现代胡琴类乐器了。(见图2)
诚然，奚琴在北方草原上的继续发展并非只是朝鲜奚琴，在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中，亦有其不同的变体。如《清史稿》一○一卷载:“奚琴，刳桐为体，二弦，龙首，方柄，糟长与柄等。背圆中凹，凿空纳弦，绾以两轴，左右各一。以木系马尾八十茎轧之。”清《皇朝礼乐图式》卷九中有其绘图(见图3)。此种瓢状音箱形制奚琴， 容易使人误解为是马头琴的前身——“潮兀尔”(注:赵双虎《蒙古族四胡二题》，载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实则只是形似而已。“潮兀尔”同时在《皇朝礼乐图式》卷九中绘有琴图(见图4)。 但此种奚琴，其后未流传下来，很可能是由于与潮兀尔过于近似而合二为一，或被潮兀尔取代而淘汰了。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筒形奚琴这一古老乐器，至今仍在流传于我国北方蒙古族(内蒙古东部及辽宁、黑龙江等蒙古族居住区)、朝鲜族(延边)民间之中，而且仍保持其古老母体的“音色柔和、纤细”、音域不宽的特点(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奚琴》， 民族出版社， 1991年，第505页。)，蒙古族称其为奚胡或胡乎。更有趣味的是，至今福建南音中的二弦，其筒形、反装琴轴，与古老的奚琴十分相似(注:《中国大网络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需要说明的是“胡琴”这一称谓，并非始于元代，早在唐代就已有之。不过在唐代，胡琴是泛指我国少数民族和西域传入我国的乐器，即胡人乐器之意。其时，一般多是指弹拨乐器，如琵琶、胡雷等。由此，使得国外民族音乐学家误认为胡琴在唐代就是琵琶的别名(注:(日)林谦三《东南亚乐器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对此笔者将在另文中专述。

⑼ 杨荫浏 名词解释

杨荫浏(1899～1984)，音乐教育家，字亮卿，号二壮，又号清如。他是公认的中国回民族音乐学答的奠基者。他对无锡道教音乐、青城山道教音乐、中国基督教圣乐、北京智化寺音乐、西安鼓乐、五台山寺庙音乐、湖南宗教音乐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堪称宗教音乐研究领域的先锋。
建国后，杨荫浏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研究员、教授，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及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1950年，他专程回锡抢救录制阿炳的6首名曲，并整理编成《阿炳曲集》出版。他一生致力于民族音乐遗产的搜集整理和中国音乐史、乐律、音韵、古谱的研究，用30多年时间和毕生心血编著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完成专著20多种、论文近百篇，其中有《天韵社曲谱》、《雅音集》、《文板十二曲琵琶谱》、《古琴曲汇编》、《关汉卿戏曲乐谱》、《语言音乐学初探》等。杨荫浏会多种乐器尤擅竹笛，得到吴畹卿嫡传，夙负盛名，吹奏时，高音晶莹清澈，低音细若游丝，故誉为“杨笛子”。1973 年，他患突发性脑痉挛，肺气肿亦日趋严重；1984年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希望能够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