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古典音乐的特点
答:中国古典音乐来的特点很多自,中国古典音乐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我总结了以下特点。
古典音乐大概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系统性,从传统发展而来,理论与创作理念的在不断地被继承和创新,像一门科学;第二是经典性, 19世纪以及之前的大部分古典音乐,一般都是社会影响较大,被人们视为经典而流传的作品;第三是严肃性,尤其从18世纪开始,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们为了追求创新张扬个性而创作,他们希望写别人从来没写过的曲子,用别人从来没用过的手法,而其他目的(比如曲子的人气、娱乐性、商业价值等等)是次要的。
以上是我的总结。
『贰』 试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有哪些主要特征
内容摘要: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先秦时期儒、墨、法、道、阴阳、杂各家都曾提出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汉代以后又出现佛教音乐美学思想.但墨、法、杂家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阴阳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曾在汉代泛滥一时,此后虽然也长期存在,但已经被儒、道将家吸收、融化,而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佛教音乐美学思想魏晋以后长期存在,但它接受儒、道两家影响,而对儒、道两家并无太大影响.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则产生于先秦,影响后世,贯穿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重要行远在其它各家之上. 关键词: 正文:在历史长河中,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既互相对立斗争,又互相吸取交融.其对立斗争曾出现三次高潮:先秦《庄子》强调“法天贵真”,批判礼乐束缚人性,束缚音乐;魏晋时嵇康以“声无哀乐”论否定《乐记》的“表情”说、“象德”说;明中期叶以后李贽等以“发于请性,由乎自然”说否定“发乎情,止乎礼义”说,以主情说否定“淡和”说.其吸取交融在先秦《吕氏春秋》中已有所表现,而突出表现则是西汉时《淮南子》以道家为主吸取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乐记》从儒家立场出发吸取道家思想的某些因素;魏晋是阮籍《乐论》调和儒家,以道家的自然为儒家的礼乐裱糊,嵇康《声无哀乐论》既以到家自然乐论批判儒家礼乐,又从到家思想出发肯定礼乐思想中的某些成分;明中叶以后李贽糅合儒道,以道为主,从道家“法天贵真”、崇尚自然的精神出发,改造儒家的表情说,用以羔羊音乐的主体性,徐上瀛糅合儒道,以儒为主,从儒家雅斥郑、是古非今的思想出发,改造到家的“大音希声”说,用以否定新兴俗乐,挽回世道人心. 在历史长河中,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由孔子奠基后,孟子重仁,强调“乐者,乐斯(仁、义)二者,强调“与民同乐”,荀子重礼,强调“以道制欲”,强调“贵礼乐而贱邪音”,便已有所不同.此后,它又肯定以乐表情变为否定以乐表情,由肯定音乐之声变为否定音乐之声,由肯定对音乐的欲求变为否定对音乐的欲求(从《乐记》到《乐经律吕通解》便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过程).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由《老子》提出,经过《庄子》的改造,便函从否定一切音乐变为只否定礼乐,从否定音乐的一切作用变为否定教化作用肯定娱乐作用;经过嵇康的改造,又从否定有声之乐变为肯定有声之乐,经过李贽等的改造,又从提倡“无情”与以恬淡为美变为否定“无情”与以恬淡美,从否定郑卫之音变为肯定郑卫之音.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各自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强调礼的制约,必然既束缚人又束缚音乐,故其合理性与历史的发展恰成反比;道家崇尚自然,必然既追求人的自由也追求乐的解放,故能逐步抛弃自身思想中的不合理因素. 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又存在互补关系.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便由儒道互补构成,其主体(受制于礼,强调音乐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重教化轻娱乐,真、美服从于善等)是儒家的,其局部(重意轻声,追求“希声”境界,强调“天人合一”,以乐自娱,以乐养生等)是道家的,其审美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则是共同的.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音乐美学史就是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斗争、交融、互补的历史. 根据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具有如下主要主要特征: 1.要求音乐受礼制约,成为礼乐 如上所述,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礼乐思想的萌芽;此后,孔子肯定“思无邪”,就已要求音乐的思想感情合乎礼制,纯正无邪;荀子明确提出“礼乐”范畴,要求音乐统一于礼义,成为“礼乐”,礼乐思想至此已经成熟.《乐记》是礼乐思想之集大成者,自从《乐记》收入《礼记》,成为经典,礼乐思想便定型化,成为统治思想.此后的音乐美学思想大都未能跳出其范围.嵇康《声无哀乐论》和以李贽为代表的主情思潮虽对礼乐思想有所突破,但为时短暂,影响不大,未能与礼乐思想抗衡.因此,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主流是礼乐思想.中国古代之所以始终要求乐中之情“止乎礼义”,乐中之声“和”而不“淫”,之所以始终宣扬“以道制欲”,宣扬“淫乐亡国”论,反对以悲为美,反对变革创新,而很少突破,其原因就在于此. 2.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 “中”、“和”范畴出现于春秋时期,“中和”范畴则由荀子提出;“淡和”思想分别来自儒、道两家,“淡和”范畴则由周敦颐提出.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的思想源远流长,遍及各家,儒、道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阴阳家、杂家、佛学也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要求情爱德、礼制约,温柔敦厚;要求声“中正和平”,无过无不及;要求“以道制欲”,以“得道”否定“得欲”;否定悲乐,否定以悲为美;夸大音乐的作用,宣扬“淫乐亡国”论;崇雅斥郑,是古非今,反对变革: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音乐处处“和”而不“淫”,合于“中和”准则.故“和”而不“淫”有广狭二义,狭义是就声与度的关系而言,广义则涉及内容与形式、创作与表演、欣赏与效果等诸多方面.这又说明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3.追求“天人合一”追求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和谐统一 早在春秋时期,认为乐能天、人,要求以平和之乐使人际关系调和、天人关系统一的思想已经产生.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以五音配五行、十二律配十二月,构成宇宙图式,强调音乐来自自然,应该像自然那样平和、适中,又应该以平和、适中的音乐治身、治国,“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已经得到发展.至《乐记》,更认为音乐能以气沟通天、人,使天、人互相感应,能直接改变自然状态,直接决定社会政治,“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音乐美学思想已经趋于成熟.这种思想在汉代曾泛滥一时,沦为荒诞神秘的谶纬神学.魏晋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音乐美学思想仍带有阴阳五行学说的烙印,“天人合一”、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的统一始终是人们的追求,阮籍是如此,嵇康也是如此;儒家、道家也是如此,佛学也是如此. 4.多从哲学、伦理、政治出发论述音乐 注意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而较少深入音乐的内部,对音乐自身的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作用与娱乐作用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孔子如此,孟子、荀子大体如此;儒家如此,墨、法、道(主要是《老子》)、阴阳、杂家大体也如此.《乐记》虽论及音乐的本质、伦理道德的关系.惟有《声乐哀乐论》、《乐出虚赋》、《溪山琴况》等少数论著与众不同,深入音乐内部,注意探讨音乐自身的特性与规律. 5.早熟而后期发展缓慢 如上所述,中国音乐美学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提出众多的范畴与命题,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各立学派、互相争鸣的局面,其思想之丰富、深刻可与古希腊媲美,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西汉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又出现《乐记》这样自成体系的专著,把中国音乐美学,也把世界音乐美学推向高峰.至魏晋时期,即公元3世纪,更出现《声无哀乐论》这样深入探讨音乐特殊性的自律论专著,较之西方自论音乐美学的代表作《论音乐的美》早了整整16个世纪.但嵇康以后的一千几百年,音乐美思想却囿于《乐记》而无重大突破与发展,而且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陈腐.以李贽为代表的主情思潮虽曾对此发起冲击,但既势单力薄,又为时短暂,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 以上五个特征中,基本的是前两个,尤其是第一个.由于以礼为规范,就必然德重于情,善重于美,道重于欲,古重于今,就必然要求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就必然以“中和”为美,而“中和”的发展便是“淡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特征,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音乐美学的的特征,亦即农业社会音乐美学的特征.封建社会以小家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中国社会又长期处于这一状态(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便给社会思想带来顽固的封闭性、保守性、重家抑商,反对开拓经济;等级分明,维护君主专制;取义轻利,否定物质欲求;是古非今,抑制创造革新.所以就要以反对礼的束缚、否定“中和”—“淡和”准则、倡导变革创新的思想为异端,排斥、打击不遗余力.这是农业文化及其音乐美学的特征,所以儒家如此,道家虽崇尚自然,反对束缚,蕴含解放人性、解放艺术的积极因素,却也主张“无情”,以恬淡、平和为美,其审美准则也不能不受农业文化的制约.
『叁』 古典时期的音乐特征及概况是什么
在我们大谈欧洲古典音乐是一种世界文化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的是在其中却也包含着许多民族因
素,无论是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的作曲家都难以割舍他们与各自民族文化间的联系,因此,其创作首先应该是
民族的,其次才能看作是世界的。在创作中融入民族特性,可说是人类艺术创造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关键词 欧洲古典音乐 民族特征 古典乐派 浪漫乐派 民族乐派
一、音乐文化中的民族特征集中体现在民族民间音乐之中
音乐文化中的民族特征,是音乐历史中一直存在的因素。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以及任何作曲家的音乐
,都具有其民族特征。实质上,音乐的民族特征是由不同民族和国家客观存在的文化特征决定的。因为各民族
都有其不同的语言音调、不同的生活情趣、不同的心理素质和不同特征的民间音乐文化积累。所以音乐的民族
特征比较持久、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之中。
在专业音乐创作中,民族特征的表现不仅限于音乐语言和表现手法上,还表现在题材内容和体裁形式上。
在音乐语言上,主要反映在民族民间音调的广泛运用或以民族民间音调为基础进行加工改编和再创造。在表现
手法上,运用本民族喜闻乐见的创作技巧、表现手法。在题材内容方面,反映本民族的现实生活,赞扬人民及
其英雄主义业绩。还反映对祖国光荣历史的缅怀,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不但体现民族的愿望和性格,还表现
民族传统风格和艺术爱好。在体裁形式方面,同样自觉地继承民族的传统,满足各民族的审美习惯和特殊兴趣
。
在欧洲古典音乐专业作曲家作品中,由于历史背景和表现上所追求的审美理想的差异,各个时代、各个乐
派、各个作曲家音乐作品所体现的民族特征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二、古典乐派民族特征是启蒙意识的自然流露
欧洲古典主义作曲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均广泛地把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素材运用到创作之中。
“交响曲之父”、“弦乐四重奏之父”海顿(1732——1809)的音乐创作与德国、奥地利民间音
乐音调、句式、结构、风格联系密切。如《G大调第94(惊愕)交响曲》第二乐章主题、《F大调弦乐四重
奏》第二乐章《小夜曲》,方整的乐句、简朴的和声赋予他风格简洁、清新的特征。其交响曲第三乐章小步舞
曲、第四乐章明快的舞曲风格也带有德、奥乡土音乐的特点。
“音乐神童”莫扎特(1756——1791)是歌剧和交响乐作曲家。在歌剧《魔笛》中采用德奥民间
风格的通俗歌曲和新教圣咏式音调,获得很大的成功。他是旋律大师,善于把德奥民间音调和意大利抒情风格
融汇在一起,创造莫扎特式的、富歌唱性、洋溢诗意的美妙的旋律。
乐圣贝多芬(1770——1827)集古典大成、开浪漫先河。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社会思想,成为他
创作的思想核心,贝多芬是第一位把音乐艺术和人类命运结合在一起的音乐家。他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喜
欢听农村乐师们奏乐,并将此体现在创作之中,在《F大调第六(田园)交响曲》、《F大调第八交响曲》中
都出现德奥乡村乐队演奏民间舞曲的淳朴形象。《d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中的《欢乐颂》洋溢着德国民
间歌谣中特有的恳切、质朴、热情的情感。据罗曼·罗兰研究贝多芬表达群众共同感情时,如爱情、友谊、婚
礼等,常引用民歌旋律。
欧洲古典主义作曲家音乐中的民族民间因素,是他们的启蒙意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自然流露。是他们接近
现实生活“到民间去”、“回到自然去”的美学思想的具体表现。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反抗
封建束缚,坚定乐观、勇于奋斗的民主精神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高度完美和谐。因此可以说古典主义音乐
中的民族民间特征是一般性的,并没有其他别的意义,是启蒙意识和民主精神的自然流露与反映。
三、浪漫乐派音乐深深植根于各自民族音乐传统基础之上
浪漫乐派作曲家舒伯特、韦伯、肖邦、勃拉姆斯、威尔第等人的音乐创作深深植根于本民族音乐传统基础
之上,音乐艺术强调民族特征。
“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1797—1828)从小熟悉奥地利民间音乐,其作品广泛利用民间歌曲、
风俗舞曲、进行曲和生活中的流行歌曲音调。分节歌这一源于民间的歌曲形式,也成为舒伯特歌曲的基本“骨
架”,正因为如此,他的许多名曲后来成为广为流传的创作民歌,如《野玫瑰》、《鳟鱼》、《菩提树》等。
这种通俗淳朴的歌曲,又成为舒伯特器乐作品的主要构成因素。钱仁康教授说:“歌曲化的旋律,歌曲式的织
体,歌曲性的音乐思维,在舒伯特的交响曲、室内乐创作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并成为舒伯特以后浪漫主义音
乐创作的重要特征。”(《音乐艺术》1979年第一期)。德沃夏克在评价舒伯特的音乐创作时说:“他的
《未完成交响曲》和《C大调交响曲》……其中最有特色的也许是俯拾皆是的歌曲式的旋律,他把歌曲用进了
交响曲,并移植的如此巧妙,舒曼不仅要说这些乐队声部类似人声了。”(《音乐译文》1981年第六期)
因此,通俗性和民族性普遍存在于他的创作之中,成为他鲜明的创作特征。
德国浪漫主义民族歌剧创立者韦伯(1786——1825)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1821年6月在柏林
首演的民族歌剧《自由射手》(又译作《魔弹射手》),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其曲调成为家喻户晓的流
行歌曲,市场出售商品也以剧名为商标,如“魔弹射手牌啤酒”、“魔弹射手式女装”。该剧取材于德、捷广
为流传的“黑猎人”民间传说,舞台上展示了一幅幅地道的北德森林乡民风俗画。莫扎特、贝多芬都为德国民
族歌剧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不过他们的《魔笛》、《费德里奥》中的“民族性”尚不完备,虽用了德语歌词,
音乐也具德国特色,但描绘的却是东方的神话或西班牙的故事,而《自由射手》以浓郁的民间气质的音乐素材
(猎人的合唱、姑娘的歌谣、乡民们的阿勒曼德舞)和德语说白的“歌唱剧”的传统样式,致力于德国偏僻村
庄、森林景色的描绘和德国民族思想感情的表达是十分成功的。
浪漫乐派钢琴诗人肖邦(1810—1849)是波兰爱国主义钢琴家、作曲家、中欧民族乐派先驱,其
作品极富独创性和民族性。玛祖卡、波罗奈兹贯穿其一生的创作生涯,他把这两种波兰民间舞曲体裁提高到音
乐会乐曲体裁水准。他作有57首玛祖卡舞曲,创造性地运用其特性节奏与民间调式和声,使其更具有鲜明的
民间色彩和波兰民族气质,成为充满诗意的器乐小品。作品中有对民间风笛的模仿(《C大调玛祖卡》,Op
.24之二),有的采用主属和弦交替演奏,刻画民间乐手演奏的声响(《D大调玛祖卡》OP.33之二)
。他作有15首波罗奈兹舞曲,完全脱离了舞蹈,不再是炫技式的外在效果,注入严肃的思想内容,成为风格
独特,刚毅、豪放进行曲式的戏剧性音诗。肖邦把波奈兹舞曲同战场、军队、古波兰的荣耀连在一起。这两种
舞曲体裁都体现了同波兰祖国精神的联系。
浪漫主义音乐全盛时期德国最后一位古典主义者勃拉姆斯(1833—1897),对民族民间音乐抱有
深厚感情,他是德奥艺术歌曲的又一名大师。其200多首独唱艺术歌曲,绝大部分属于民歌性质的抒情歌曲
。歌词充满民间生活气息,音调与节奏都与民间音乐紧密相联,曲式简洁凝炼,多采用起源于民间歌曲形式的
分节歌。如《摇篮曲》(OP.49之四)是从一本《德意志儿童绘画读本》里选取童谣编成歌词,分节歌形
式,圆舞曲基调,轻轻荡漾的伴奏音型。再如《徒劳小夜曲》(OP.84之四)是从下莱茵地区的一首民歌
中选出编为四段歌词,旋律接近德国民间舞蹈歌曲的质朴风格。《永恒的爱》(OP.43之一)是用斯拉夫
民歌谱成的。勃拉姆斯1869年和1880年创作发表的4卷21首《匈牙利舞曲》,吸收了斯拉夫和匈牙
利民间音乐的曲调和韵律特点,生动地表现了匈牙利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性格。
歌剧之王威尔第(1813—1901)是欧洲乐坛享誉最高的歌剧作曲家,他的信念是“人人都应保存
其民族所专有的特点。”(列维克《外国音乐名作》第三册325页)其歌剧旋律极富形象性、抒情性和戏剧
性,这些旋律多以民间曲调为基础,朴素、通俗、鲜明、易记,新歌剧一旦上演,其中许多曲调不胫而走广为
传唱。如《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弄臣》中的《女人爱变卦》(后被人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泛舟海上
》成为创作民歌)就烩炙人口,而《游吟诗人》中的《火焰上升》几乎已成为民间歌曲了。
浪漫主义乐派的形成正处于19世纪欧洲各国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音乐史
上出现了第一个这样的时期,即强调民族差异和民族价值,在音乐艺术发展过程中,民族特征产生决定性影响
的时期。浪漫乐派就其本质来说,无论旋律音调、表现方式,均受民间音乐的影响,并深深植根于各自民族音
乐传统的基础之上,强调民族特征和继承民族传统。
四、民族乐派普遍追求并刻意表现民族特征借以激发民族意识、
提高民族觉悟
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随之而来的19世纪20—30年代的革命风暴席卷了欧洲大地,欧洲各
国——尤其俄国和北欧各国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日益增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
。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浪漫主义思潮的掀起,欧洲各地区进入了民族文化兴起的时期。民族乐派的诞生
,显示了民族文化开始走向了繁荣。
民族乐派是浪漫乐派的一个分支,无论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都和浪漫乐派一脉相承。他们把浪漫乐派所
强调的“个性”扩大为“民族性”,把“个性化”发展为每一个民族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表现特征。其结
果,浪漫乐派所强调的民族民间特征,在民族乐派手中就更加突出而全面了。
俄罗斯民族音乐之父、民族乐派的奠基人格林卡(1804—1857),1836年创作上演的古典民
族歌剧《伊凡·苏萨宁》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历史题材的“祖国英雄悲剧”。作曲家采用了丰富的俄罗
斯民谣,借用世界歌剧艺术的形式,汲取德国、意大利浪漫乐派技巧而创作的独具民族风格的第一部俄国民族
歌剧。1884年创作的《卡玛林斯卡雅幻想曲》,采用了两支俄罗斯民间广为流传的歌曲和舞曲——婚礼歌
《从山后,从高高的山后》、舞曲《卡玛林斯卡雅》作为主题,用交响音乐的形式进行变奏展开,鲜明地刻画
了俄罗斯农村生活风俗图景和俄罗斯民族性格。它成为俄罗斯交响音乐基石,正如柴科夫斯基所说:“所有的
俄罗斯交响音乐,都是从《卡玛林斯卡雅幻想曲》中孕育出来的。”格林卡十分重视从俄罗斯的民族诗歌中,
从俄罗斯民族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正如他的座右铭所示:“创作音乐的是人民,而我们艺术家只不过把它编
成曲子而已。”古老的农民歌曲、俄罗斯教会音调、城市生活歌曲和舞曲等,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
和声上尽量避免浓重的纵向和弦性四声部和声法,而采用俄罗斯特有的复音、复曲调技法。他的创作实践为俄
罗斯民族乐派进入世界音乐先进之林铺平了道路。
浪漫时期鲜有的全才柴科夫斯基(1840—1893)是位极富个性的作曲家。他的音乐语言,在技巧
上受德、法影响,是具有世界性特点。他的作品中,欧洲式华丽优雅的风格,胜于俄国式朴素的乡土色彩。事
实上他的音乐仍是根生于民族、民间的现实土壤之中,有些作品直接采用和发展了俄罗斯民间歌曲、舞曲和城
市人民歌曲。如《如歌的行板》取材于乌克兰民歌《万尼亚坐在沙发上》,《第四交响曲》终曲乐章是以俄罗
斯民歌《田野上一棵白桦树》的旋律为基础创作的。《[b]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主题来自另一首乌
克兰民歌《来吧,伊凡卡》。俄罗斯的民族题材、民族性格始终贯彻在他的音乐创作之中,因此他的音乐仍主
要是独具个性的俄罗斯式的。
19世纪下叶捷克民族乐派最重要的作曲家德沃夏克(1841—1904)七十年代末出版了二册16
首《斯拉夫舞曲》,这些包含有波尔卡、斯科契娜、孚利安特、奥特兹美克、波罗奈兹、杜姆卡等捷克、斯洛
伐克、波兰、乌克兰等众多民族舞曲体裁而举世闻名,得到国际音乐社会的广泛赞誉。九十年代初他就任纽约
国立音乐学院院长期间,创作了e小调第九《新世界交响曲》,作品中既采用了含有印第安民歌曲调的音调核
心(但反对直接引用原始民歌旋律),又巧妙地织入了波希米亚音乐所特有的气质;既表达了对美国印第安人
的深情,又怀有对捷克故国的乡愁,抒发了远离家乡的波希米亚人的爱国赤子之心。这部作品结构严谨、旋律
优美、民族风格浓郁,是一部思想深刻、通俗易懂的经典作品。德沃夏克在美国艺术音乐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是位国际性的捷克民族作曲家。
匈牙利新民族乐派的代表、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教育家巴托克(1881—1945),一生花了几
十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和研究民族民间音乐,成绩卓著。他与同窗好友音乐教育家柯达伊(1882—196
7)提出“对匈牙利民族音乐再认识”的论点震动全欧音乐界。巴托克为了进行民族民间音乐的比较与研究,
从中找出匈牙利民间音乐的“音乐母语”,把民歌的搜集活动,扩展到匈牙利本土以外的地区:斯洛伐克、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南斯拉夫、土耳其以及北非地区。搜集、记录了6000多首民歌,出版了近2
000首。摸索出一套系统科学的搜集分析方法,对民俗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利用土生土长的匈
牙利民间音乐素材,花了10年的时间创作编写了《献给孩子们》、《小宇宙》等钢琴曲集,具有巨大的教育
价值。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乐派普遍追求并刻意表现其自身的民族特征,他们艺术目标明确
,行为自觉,欲使音乐文化成为激发民族意识和提高民族觉悟的手段。这是在新的思想和民族解放斗争背景下
,由作曲家的民族意识和对自己国家民族的特殊感情所决定的。
五、几点启示
从欧洲古典音乐民族特性的分析研究中可得到几点启示。
1.大凡有成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音乐家,可以说都是民族音乐家。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只有民族
的,才是世界的。”(赵fēng@①教授语)重要特征。世界各国专业音乐创作,尽管其音乐中心特征有所
不同,但在音乐创作中,将民族性作为共同追求的艺术目标这一点毫无例外。正如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所说:
“没有民族性的音乐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一般认为是全人类的音乐都是具有民族性的。”
2.加强欧洲音乐文化及世界音乐文化的学习,重视多元化音乐教育的全球意义,为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
界铺路垫石作出贡献。“欧洲音乐中心论”在我国音乐界,尤其在专业音乐教育圈内影响较深,应花大力气进
行批判、转变观念,正确处理好中西音乐关系。在师范音乐教育中,笔者认为在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同时,还
应加强欧洲及世界音乐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最近一位美国音乐教育专家来信问到:“听说中国教育工作者有学
好数理化走遍天下的观念,现在是否有学好世界音乐文化为走向世界做准备?是否认为这是未来的必定趋势?
”(《音乐研究》93年第一期29页)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重视多元化音乐教育的全球意义,应该看到几十年
来西方音乐理论、技法、教育体系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所起的全面而积极的影响。要防止在批判“欧洲音乐
中心论”,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同时,一种矛盾掩盖另一种矛盾,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学习研究欧洲及
世界各国音乐理论、表现手法技能技巧、创作中的经验教训,目的在于发展我们的民族音乐,为使中国民族音
乐进一步走向世界打好基础。
3.改革外国音乐史教学,在忠实于史实的前提下,从教材到讲授应突出爱国主义、人民性、民主性、民
族特征主旋律。目前外国音乐史教学问题不少,使用教材多为进口教材,内容繁琐,面面俱到,重点不够突出
;观点有些陈旧,甚至有不少唯心主义观点,宣扬资产阶级天才观、英雄造时势、个人奋斗;在评价音乐家及
作品时有的缺乏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一分为二,只看到音乐家的历史贡献,看不
到历史的局限性。当务之急,应组织国人编写观点新颖、重点突出的西方音乐史教材。教材中应弘扬外国音乐
家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音乐家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民间艺术、继承
传统、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创造精神。在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他们的思想
、美学观点和作品的历史局限性。
鉴往而知来,历史是一面镜子。“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立足于现代,面向未来
。吸收各国优秀音乐传统,发展我们的民族音乐,让中国民族音乐进一步走向世界,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出发点
。
『肆』 中国古典音乐的特点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结为这样两点:一是“虚、静”。即人的心理处于虚、静的状态,不受外界干扰,才能认识世界。苏轼的诗“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二是中和之美,即《论语》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说,“空灵”、“中庸”两点,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核心。
道家的思想也影响中国音乐的生成和发展。“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此在“律学”上有了“五度相生律”。时至魏晋,中国的美学思想有了一个突破,一反道家那种清静无为,否定五音、五色的思想,以山水诗、画取代玄言诗。但也并非全然背叛,而是反对自然主义地描绘,要求“神明降之”,要“神似”。于是有了“宫、商、角、徵、羽”五音。 西洋音乐是建立在复音体系上的。笔者以为,这同西洋美学思想中的“摹仿自然”息息相关。我们知道,音乐是在自然界一切音响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自然界的音响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况且西洋更注重科学地解释??他们发现即使是单音,在其发生音响时也有许多泛音在支持着。因此,西洋有了“纯律”;也因此,西洋有了“对位法”,有了“和声学”。而复调音乐正是在此基础上(至少可说是基础之一)发展起来了。中、西方在美学思想上的不同之处,即中国音乐强调的是情感对艺术的作用,注重的是“质美”。而西洋音乐强调的是摹仿自然,更注重“形式美”。
『伍』 中国戏曲的美学特征
中国戏曲艺术有着极其鲜明的民族特征,从创作思想、表演形式到欣赏态度,都和西方的话剧、歌剧、舞剧大相径庭,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独树一帜。
事实上,由于中国戏曲艺术产生和成熟都最晚,又是一门综合艺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便成了中国艺术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所以,只有首先弄清了中国艺术的审美意识体系,才说得清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
如果把中国艺术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舞蹈、音乐、诗画、建筑和书法,便可以看作是它美学结构的五个层次:最核心最内在最深层的是舞蹈的生命活力,它表现为气韵与程式;其次是音乐的情感律动,它表现为节奏与韵律;
第三是诗画的意象构成,它表现为虚拟与写意;第四是建筑的理性态度,它表现为充实与空灵;最后是书法的线条语言,它表现为抽象与单纯。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中国艺术的精神。
(5)中国古典音乐美学特征扩展阅读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是传统文化中一朵经久不衰的奇芭。
中国戏曲由音乐、舞蹈、文学、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戏曲在中国源远流长,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革新与发展。讲究唱、做、念、打,富于舞蹈性,技术性很高,构成有别于其他戏剧而成为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273种,传统剧目数以万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出现许多改编的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和表现现代生活题材的现代戏,都受广大观众热烈欢迎。
比较流行著名的剧种有:京剧、昆曲、越剧、豫剧、湘剧、粤剧、秦腔、川剧、评剧、晋剧、汉剧、潮剧、闽剧、河北梆子、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等五十多个剧种,尤以京剧流行最广,遍及全国,不受地区所限。
但是近几年来,戏剧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日趋衰弱,受到了新生艺术的冲击。尤其港台歌曲大量涌入内地,学生追星捧星,趋之若骛,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却是知之甚少。
『陆』 中国古典音乐都有什么特点
一、五声
谈到中国古典音乐,就不能不提起古代的五声音阶。中国古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D、E、G、A五个音阶。严格的说,五声音阶是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
春秋时期的《管子?地员篇》中,正式记载了计算五声音阶中各音的弦长比例的数学方法,史称“三分损益法”,并完整记述了我国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的名称。
在《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国语·周语》中,还记载有与五声音阶同时并存的七声音阶,它的半音位置在四五度和七八度之间,各音分别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是运用三分损益法在求得五声音阶后进一步推算的结果。
但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的记载来看,变徵、变宫更多地是为丰富和装饰五声音阶所用,五声音阶在音乐实践中占有主导地位。为合乐和旋宫的需要,当时还确立了十二律制。
《国语·周语》中将十二律名称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单数各律称律,双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也常称“十二律吕”。
十二律亦用三分损益法求得,有了五音、七声、十二律,并有了音阶中以宫为主的观念,“旋相为宫”的理论也由此进一步确立。
二、七声
在传统五声音阶的基础上,七声音阶的体系也在逐渐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七声音阶: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也即现代音乐中的C、D、E、F、G、A、B。在周朝已有七声音阶和十二律。
公元前6世纪时,周景王(公元前544-52O年)问乐官伶州鸠什么是七声音阶,什么是十二律。伶州鸠在回答问题中,历举了宫、商、角、变微、微、羽、变宫的阶名,并且说明了各音阶与十二律的关系;又将七声音阶的出现推前到周武王代纣的时候(公元前1O66年)。
我国的七声音阶,主要是以雅乐和燕乐为载体。
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度,用于郊社[祭祀天地]、宗庙[祭祀祖先]、宫廷礼仪[朝会、燕飨、宾客等]、射乡[统治者宴享士庶代表人物]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
后世祀奉先贤的活动[如祭泰伯、祭孔]也模仿、应用郊社、宗庙之乐。周代的礼乐制度对上述不同场合中的仪式和曲目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相传为黄帝至周武王各代所制的六乐,用于天子和少数王侯亲自主持的祭祀大典和重大的宴享活动,后世的儒家把它奉为雅乐的最高典范。
雅乐的音阶:(又称古音阶、旧音阶或传统音阶)
(6)中国古典音乐美学特征扩展阅读:
中国音阶:
中国很多的发明比欧洲早。中国人发现十二平均律(就是十二个半音),比欧洲早一百多年,声律学领域是非常先进的,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出现十二平均律音乐作品。
中国人很了不起,在以农业为主的荒野时代,能有那么多的发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中国音乐过去的辉煌成就,曾震撼了无数世人。
嵇康善古琴,《广陵散》、《梅花三弄》慷慨激昂。从那时起,音乐成为了知识分子阶层日常不可缺少的生活。中国古典音乐与诗人所创作的诗词歌赋一样,诚可谓“阳春白雪”。而这一切,都是思想体系形成一定高度的产物。
『柒』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发展分为那五个时期呢
(1)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和明清时期。
(2)特点:①先秦时期,以钟磬乐为代表的乐舞占据主流,诗、舞、乐三位一体的“乐”文化已相当发达。②汉唐时期,以歌舞大曲的排场上演,规模宏大,乐器丰富。③明清时期,宫廷歌舞渐趋衰落,戏曲逐渐成为音乐的中心。
分为六个阶段,包括:
一、远古的音乐(即原始社会的音乐)
当最早的人类开始制造原始的工具和集体进行劳动的时候,原始的音乐便在他们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呼声中萌发了幼芽。
二、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音乐(即奴隶社会的音乐)
在奴隶社会中,创造音乐的是奴隶──大量的乐工都是名副其实的奴隶,而享有音乐的则是贵族奴隶主阶级。他们不仅把音乐作为享乐的手段,也把它用作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在当时,最受尊崇的就是奴隶主阶级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的乐舞。
三、战国、秦、汉的音。
战国时期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也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发展,然而,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和相互争霸的战争却阻碍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统一成了时代的趋势。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音乐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期。这时,国家分裂,战乱频仍,错综复杂的矛盾扭曲了社会的形象。固有的秩序,旧时的信念,统统都已幻灭。人们冀求着新的精神寄托,音乐便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
五、宋、元的音乐
隋唐以来的曲子,到宋代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成了一种广泛流行的歌曲形式。它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宋词创作的繁荣。
不少著名词人的作品被运用于实际的演唱,它们既丰富了曲子的内容,也促进了曲子的发展,出现了“减字”、“偷声”、“摊破”、“犯调”等变化运用和发展曲调的手法,产生了徐缓抒情而细腻深刻的“慢曲”,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曲式。
六、明、清的音乐
“昆山腔”是明代戏曲声腔中成就极高、影响极广的一种。它在元末明初时即已形成,但当时海盐腔盛行,故未能受到广泛重视。
商、周时期出现的乐器中,对后世影响较广的有笙、竽和琴瑟笙的开始出现是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和字,写作,据郭沫若考证,它就是早期的笙。
乐器所取得的上述进展,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历史文献中关于春秋时期已经存在七声音阶(七律)和十二律实际应用的记载是确实可靠的,而且它们的出现实际要比这些记载早得很多。同理,相关的乐律理论体系也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只是晚些时候才能见诸文字记载,曾侯乙钟的铭文是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据。
奴隶制时代音乐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揭开了光辉的一页,给以后音乐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响。
『捌』 中国古典音乐和外国古典音乐相比,特点是什么
有人说中国古典音乐就像打太极拳,外国古典音乐就像做广播操
中国音乐讲究的是神韵,有内涵
外国音乐讲究的是节奏,有动力
『玖』 中国古典音乐之美
中国古代乐舞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乐舞艺术是很发达的。具体包括:早期的东夷乐舞、傩舞、《韶》舞、《武》舞,雅乐与俗乐,以及乐器制作等。
中国先民的早期艺术可分为两种“集合体”,即以声音、节奏为主体的音乐、歌诗、舞蹈艺术和以线条、彩、造型为主体的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人类早期曾有过音乐、歌诗、舞蹈“三位一体”的时代,三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音乐则为其母体。音乐本来就是人类抒情而发的声音。例如舞蹈,即使是最简单的舞蹈,也离不开音乐节奏和动作造型。口耳相传的歌诗,也同样离不开声音、节奏。音乐除了由口腔、咽喉发出种种不同的声音,以表示喜怒哀乐之情之外,人类还逐渐借助于其他物器,诸如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太皞伏牺氏发明陶埙和五十弦的瑟、少皞“立建鼓,制浮磬”之类。在中国考古发现的黑陶吹奏乐器陶号角、陶鼓、陶埙、陶铃等,这些都具有乐器质。宫商齐奏、八音克谐的音乐体系,从传世的青铜器来看,应完备于周代,至秋战国,又有所发展。中国音乐在文献典籍记载方面,《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又《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矣,未尽善也。”虽然“韶”乐和“武”乐这两种乐曲是什么样子,今天已无从得知,但孔子既然听过,又如此赞叹,就足以说明,“韶”乐在当时已经具有了—定的规模、已是相当复杂的音乐活动了。
一、中国早期乐舞艺术之}中国早期乐舞主要是先齐乐舞,即东夷乐舞。热爱生命、追求好和谐社会生活的东夷民族是一个酷爱音乐、擅长歌舞的民族。他们爱好可以调节生活情调的妙音乐,并且在发明、创造乐器和乐曲的制作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东夷之人”虞舜在音乐舞蹈方面具有非凡的艺术才华。《世本》载:“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韩非子外储说》载:“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吕氏秋古乐篇》曰,舜将其父瞽叟的十五弦之瑟,改造为二十三弦之瑟。先齐之夷乐对后世影响之大,莫过于舜时制作的《韶》乐了。《庄子天下》曰:“舜有《大韶》。”《汉书礼乐志》载:“舜作《韶》。”《说文》音部:“《韶》舜乐也。”足证《韶》乐为舜时之作。《韶》乐是一部非常优的舞乐。《是夏本纪》曰:“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信谐。”足见舜时乐舞表演之盛况。
傩舞是古代“傩祭”仪式中的一种舞蹈;傩祭渊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商代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到周代叫做傩。傩祭的核心人物是“方相氏”,在举行傩祭的时候,身上蒙着熊皮,戴着有四只眼睛的面具,一手执戈,一手扬盾,率领戴面具、披毛顶角的“十二兽”,或尊称为“十二神”及大队“□子”(由少年儿童扮演)到宫室各处跳跃呼号,合唱充满巫术咒语味道的祭歌,以驱逐“疫鬼”。《论语乡党》》载,孔子每年在家乡举办“乡人傩”时,也恭恭敬敬穿起朝服去参加。这个“傩”,就是每年年三十所举行的逐鬼除疫的仪式。 舜之《韶》乐在夏禹之后,传之夏启。《竹书》有“夏后启舞《九招》”的记载。后又传至商汤立国之时,汤“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濩》,又修《九韶》之乐”(1)。r舜乐《大韶》,简称《韶》,是六乐中最著名的一部,孔子在秋末年还曾见过。传说这个乐舞是由一只脚的怪兽“夔”所创制的,其内容为歌颂舜帝继承、发扬、光大尧的功德,而其表现形式则是“击石拊石”,“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可见它原来也是氏族社会中的原始舞蹈。 周乐《大武》,是武王伐纣胜利后由周公创编的,其内容为表现武王克商的丰功伟业。据秋时孔子所见,这个乐舞的开始,有一段很长的鼓声作引子,舞者(战士)持兵器屹立待命。接着是六段舞蹈:第一段舞是描写出兵的情形;第二段表现用武力灭了商朝;第三段继续向南进军;第四段表现平定南部边疆;第五段舞队分列,表示周公、召公的分疆治理;第六段舞队重新集合,列队向武王致敬。舞蹈虽然是用象征手法,并不象舞剧那样描绘人物和矛盾过程,但这无疑是一部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叙事舞蹈作品。《论语八佾》详细载录了孔子对文舞的代表作《大韶》和武舞的代表作《大武》的评论。他认为,《韶》舞“尽也,又尽善也”;而《武》舞“尽也,未尽善也。”两者虽都是的,但显然他对武舞的思想内容在“善”与“尽善”的差别上,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武王伐纣,虽属正义之师,但宣扬的毕竟是武力,这在主张仁义、礼治的儒家看来,就不合“尽善”的政治理念。孔子之后,“尽善尽”就成了儒家学派对乐舞等各种艺术的最高审理想。这一追求贯穿于儒学始终,后世为此作了大量理论阐述,在乐舞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周初立国之时,周公兴六代之乐,将《韶》乐作为宗庙之乐章。“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月习业,以教国子,学歌九德”。可见《韶》乐深受夏、商、周历代君王所重视,久传不衰。g秋时代,随着周王朝日渐衰微,“礼崩乐坏”,周礼周乐散见于诸侯各国。作为周公之后的封土鲁国,六代之乐齐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舞,当见到舞《韶箾》时,便发出由衷的赞叹:“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并且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从吴公子季札抖韶》乐赞赏不已的评价中,既可以看到《韶》乐在鲁国由于历代传唱增饰而不断完善的情状,又能看出它对当时音乐的影响之大。
《韶》乐在齐国,一直广为流传,延至秋,不断加以丰富、发展与完善,并且直接影响了齐国音乐的发展。这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韶》乐在舜之后裔的封土陈国流传,使之成为普及民间、家喻户晓的乐曲。陈公子完在齐桓公末年奔齐,《韶》乐当于此时传入齐国;二是鲁国乐师“太师挚适齐”(2),他将《韶》乐由鲁传入齐,这也是很自然的。《韶》乐在齐国不断发展完善,并流传下来。因此,后来当孔子在齐闻《韶》,为之陶醉不已,“三月不知肉味”,并感叹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3)孔子还大加赞赏说:“《韶》,尽矣,又尽善也”(4)。由此反映出齐文化抖韶》乐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表明《韶》乐一直被齐人所重视,因而也对齐国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中国雅乐与俗乐中国雅乐是相对民间俗乐而言的方音乐。雅乐是用于宗庙祭祀、秋飨射及朝廷各种盛典仪式上乐舞。其音乐旋律,和谐舒缓、庄重肃穆;其乐舞表演,整齐划一;所使用的乐器,虽也有丝竹之乐,但主要配器是以钟、罄为主的金石之乐。\(一)、秋时代以礼乐为主体的鲁国乐舞
礼乐本来起源于巫术歌舞为本位的“巫文化”,后逐渐衍变为“史文化”。到了秋时代,又经过人文加工以后,演变为以人本为中心的礼乐文化。由于鲁国处在周王朝的礼乐文化中心的地位,因而能够得天独厚地集天下诗、乐、舞之精粹,全面集中的展现于鲁国的礼乐舞台。吴国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请求观赏仅存于鲁国的周朝各种礼乐,当时的演出盛况空前,吴公子季札观后感慨万千,赞叹不已。为之歌《齐》,曰:“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大武》者,曰:“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以上乐舞,既有史采集于各诸侯国不同风格的国风,又有用于庙堂祭祀的《雅》、《颂》之乐,还有为先王歌功颂德的《大武》、《大夏》、《韶箾》等古老的传统乐舞,诗、乐、舞,众彩纷呈。由此可见当时鲁国乐风之盛,舞姿之。Q在鲁国舞乐中,还有将羽舞和干舞结合在一起表演的万舞。据《诗经鲁颂閟宫》:“万舞洋洋,孝孙有庆。”可以想见当时鲁国宗庙祭祀时以干舞和羽舞相配合及其表演规模之盛大、场面气氛之庄严。(二)、战国时代以俗乐为主流的齐国乐舞
以俗乐为主流的齐国乐舞包括民间俗乐和俗化了的乐。俗乐是指流行的世俗之乐、民间乐舞。齐国民间有许多俗乐歌手,诸如“善讴”的王豹、“善歌”的绵劲喜唱哭调的韩娥等。齐人褐,“齐右善歌”,齐国的民间乐舞娱乐活动丰富多彩。《战国策齐策》、《是苏秦列传》均迂录:“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鼎、走犬、六博、蹴踘者。”这表明当时齐都城中各种器乐演奏、各类伎艺表演的普遍和广泛开展的情景。g齐国历代君王中多有喜爱民间俗乐者。齐威王喜音乐,善弹琴,《是田敬仲完世家》载有“鼓琴取相”之佳话。齐宣公欣赏音乐不仅喜爱俗乐,而谦开提出摒弃礼乐,提倡俗乐。他曾直言不讳地对孟子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5)。这位喜爱俗乐的国君,曾有一支“吹竽必三百人”宫廷乐队,流行一时,而东郭处士“滥竽充数”的故事却流传至今。齐闵王依然喜爱俗乐,喜欢听竽的独奏而不愿听竽的合奏,致使滥竽于乐队中的东郭处士混不下去,只好逃之夭夭。(6)F齐国卿相也多喜爱俗乐。齐相国孟尝君是一位俗乐爱好者,其门下士人中就有所谓“击铗歌唱”的冯谖(7);除了邹忌“鼓琴取相”之外,还有善于鼓琴的雍门周以乐教琴歌相于齐(8),等等。
正是由于齐国从市井平民到上层君臣的音乐审情趣趋于俗乐,喜爱俗乐,提倡俗乐,因此齐国的俗乐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和不断地完善。
齐国乐是相对民间俗乐而言的方雅乐,包括礼乐、燕乐等,主要用于郊庙祭祀、秋飨射及朝廷典礼仪式等,其音乐庄重肃穆,旋律舒缓,乐舞表演,整齐划一。所配乐器,以钟、罄金石之乐为主,也有丝竹之乐相佐。齐国的乐礼乐有“三代之遗声”,但又不完全拘泥于先王之乐的传统模式。齐国礼乐在发展中,由于不断地受到齐国俗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的熏染、影响而逐渐被俗化、被改造。因而大大地增强了音乐艺术感染力,使之更适合于娱乐,更具有欣赏。这些都充分地反映出齐国乐舞更富有人情意味的自然特征。;三、中国乐器
评价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某一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成就,通常是以其乐器制作工艺的发展水平作为衡量的标准。因为乐器制作工艺水平,更能够比较集中地将音乐艺术各个领域物质的、理论的与实践的成果融为一体,并表现为各种复杂的音乐思维。
据文献典籍与考古资料表明,中国乐器制作的原料包括: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中国制作的乐器有:鼓、钟、罄、琴、瑟、筑、篪、笙、箫、管、竽、柷、缶、埙等,均已见于考古资料与文献典籍中。由钟所派生出的钲、铎、铙之属,《周礼》等文献中有记载,中国考古也有发现。传世的古琴均为七弦。五弦琴只是在文献中说过,舜援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看来最初就是五弦,发展加倍为十弦,实际上有三根弦用不到,才省为七弦。曾侯乙墓的两琴也为我们提出考虑丝乐发展的思路。传世七弦琴的弹奏方法,是七弦十三徽。左手按徽位,右手拨弦弹奏。计有弹、抹、勿、剔、轮指、过弦、泛声等基本手法。可见其音响之复杂。五弦、十弦琴谱不传,但可以类推,这也是很复杂的,即此一端,即可看出当时音乐水平之高。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层、山东潍坊姚庄和日照东海峪等龙山文化层,发现了造型奇特的泥质黑陶吹奏乐器“笛柄杯”、陶号角、陶鼓、陶埙、陶铃等等。1截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出土的先秦青铜古乐器,包括铜铃、铜钟、铙、编铙、铎、钲、錞于、鎛、编鎛、编钟,近四百枚;中国出土的先秦罄乐器,包括罄、编磬,百余枚;中国出土的先秦陶埙,包括鸟形埙、陶埙、石埙、韶埙、太石埙,二十余枚。(9)2000年,在济南章丘洛庄汉墓中深埋了两千一百多年的百余件西汉齐国古乐器面世:出土编钟一套十九枚,为完整的双音钟;出土编磬及錞于(铜制乐器)六套一百零七枚。另外还有一些钲、铎等古乐器出土。专家现场测试了编钟、编磬等古乐器的音、音准,并用其试奏了《苏武牧羊》、《江月》等古乐曲,编钟的声音古朴明亮,编磬的声音清脆悦耳,令世人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