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宫廷音乐的发展

Ⅰ 中国音乐在清朝后的音乐发展

@中国古代清朝时期音乐发展状况:

1民间歌曲

A民歌小曲：

（1）新疆维吾尔族已经流行着一种古典歌曲的套曲，收集到修渠歌等十二套

（2）藏族作家沧洋嘉错有反封建反宗教的倾向，留下了着名的《沧洋嘉错情歌集》

B弦索调的曲谱：

（1）汤斯质、顾峻德的《太古传宗》

（2）沈远作曲的《北西厢弦索谱》

2说唱音乐

A弹词

（1）乾隆时期王周士是苏州弹词的主要艺人，嘉庆有陈（遇乾）、姚、俞（秀山）、陆四大家

（2）陈调：苍凉粗犷，专门适用于老生、老旦等唱腔

（3）俞调和马（如飞）调为后来弹词发展有很大影响

B鼓词：

（1）满族贵族中产生的子弟书是北方鼓词的一个支流

（2）京韵大鼓：流行于北京，天津一带，是怯大鼓和子弟书的合流，着名艺人有刘宝全、白云鹏、张攸轩等，作品都是短篇的小段子，内容主要包括英雄侠义和才子佳人两类故事，也有描写风景的作品

3歌舞音乐

A乾隆时期歌词、曲谱《霓裳续谱》

B民歌小曲创作繁荣

4戏曲的发展

A南北曲

（1）姚燮将戏剧分为杂剧和院本两类，称传奇为院本，这是比较个别的

（2）传奇剧本

a李渔：《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

b孔尚任《桃花扇》

c洪升《长生殿》

朱素臣《十五贯》

陈嘉言父女《雷峰塔》

（3）昆曲的衰落：远在道光之前，从乾隆末年，就已经开始

B四大声腔：

（1）南昆、北弋、东柳（山东柳子戏）、西梆（陕西秦腔）

（2）昆山腔、弋阳腔处于优势地位，前者支配，后者在民间发展，弋阳腔的新腔调有《西秦腔》《甘肃调》《琴腔》

（3）西皮和二黄经过湖北艺人创造，形成皮黄腔，梆子腔和皮黄腔是典型的地方戏曲

（4）乾隆时期，四大徽班进京，以二黄调为主，又有擅长唱汉调的湖北艺人进京，徽汉合流，加强了西皮与二黄的结合，又吸收昆山腔和梆子腔等多种成果，京剧兴起，最早的京剧叫做皮黄戏

（5）同光十三绝：程长庚、卢胜奎、杨月楼、谭鑫培

C京剧中的三调之区分：

（1）二黄

（2）反二黄：由二黄产生，基本出于南方

（3）西皮：基本调出于北方，三调定弦不同，板路也不同

D小调戏：当地民间流行的民歌小调的声腔连接而成的，如花鼓

5宫廷音乐

A为祭祀、朝会、宴飨、巡幸所设置

B中和韶乐地位最高，体现复古思想，祭祀用时最大，而其他则不包括歌和舞

C编写了诗经乐谱

D统治者从政治标准出发，对民间戏曲活动进行干预，又召集民间戏班进宫演唱，又在官僚中发动剧本写作《月令承应》《法宫雅奏》等

E对民间音乐进行篡改：将《海青拿天鹅》篡改成海清，在于宣扬河清海宴

6器乐

A广陵派：徐常遇《琴谱指法》，秦维翰《蕉庵琴谱》

B川派、山东诸城派等

C琴曲有《水仙操》《龙翔操》《鸥鹭忘机》

D琵琶艺术

（1）形成南北两派，南派有陈牧夫，北派有王锡君等

（2）中叶出现《华秋苹琵琶谱》

7乐理

A康熙的《律吕正义》：坚持三分益损律，坚持同径管律，打破十二律制而成为了十四律制

B张鞠田《张鞠田琴谱》

C《五知斋琴谱》《春草堂琴谱》《天闻阁琴谱》

@中国古代清朝后的音乐发展状况;

1音乐启蒙

A新音乐产生，西方音乐传入，学堂乐歌诞生

B留日学生学习了西洋音乐：沈心工和李叔同，举办音乐讲习会，介绍西方音乐，沈心工创作了《黄河》，李叔同创作了《春游》等歌曲

C音乐教育机构设立：蔡元培提出以唱歌和讲授基础乐理为内容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确立

2传统音乐

A两种发展类型：

（1）吸收新文化新音乐的成分进行改进

（2）固守旧习，日渐衰亡

B京剧仍然具有影响，北方出现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南方则是麟派周信芳

（1）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旬慧生

（2）四大须生：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

（3）梅兰芳对《宇宙锋》进行改造，编演了《木兰从军》，形成梅派唱腔

C评剧也有发展，着名曲目有《杨三姐告状》，经过李金顺、白玉霜改革后成为全国性大剧种

D说唱音乐

（1）西河大鼓──马派：马连登和他的女儿

（2）京韵大鼓──刘宝全、谭鑫培、双厚坪为艺坛三绝

（3）山东大鼓：谢大玉等四大玉为代表

（4）弹词进入上海

E传统器乐

（1）无锡天吟社、上海大同乐会、今虞琴社、上海国乐研究会等机构

（2）将琵琶古曲《夕阳箫鼓》改编为《春江花月夜》

（3）民间艺人阿丙创作了《二泉映月》《听松》《大浪淘沙》《龙船》

3音乐文化

A萧友梅率先在北京成立多个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在上海成立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国立音乐学院

B名家作品有

（1）问：独唱歌曲，易伟斋词，萧友梅曲

（2）教我如何不想他：独唱歌曲，刘半农词，赵元任曲，音乐建立在五声音节的基础上，特别是“教我如何不想他”一句运用了京剧西皮的音调，民族风格更加鲜明。赵元任发表了我国第一部钢琴作品《和平进行曲》

（3）赵元任：《卖布谣》《也是微云》

（4）青主：《我住长江头》

（5）黄自：《花非花》《南乡子》，《长恨歌》为我国第一部清唱剧

（6）黎锦晖：《可怜的秋香》《小小画家》《葡萄仙子》

（7）电影戏剧中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聂耳《风云儿女》《梅娘曲》，任光《渔光曲》，冼星海《夜半歌声》，《毕业歌》是田汉词，聂耳曲，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贺绿汀为《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谱写的歌曲

C国乐改革的先驱是刘天华《光明行》，《病中吟》《空山鸟语》《良宵》《歌舞引》

D器乐合奏：聂耳《金蛇狂舞》《翠湖春晓》，任光《彩云追月》，严老烈《旱天雷》，何柳堂《赛龙夺锦》，吕文成《平湖秋月》

4乐理：

A箫友梅：发展音乐教育，与西洋音乐同步

B刘天华：借助西乐，研究国乐

C黄自：学习西方的方法来研究民谣，并和青主研究音乐美学问题

D音乐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E王光祈：介绍西方着作

5革命音乐

A九一八后，音乐创作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结合，左翼音乐家聂耳《义勇军进行曲》、黄自的《旗正飘飘》为代表

B抗日民族根据地：冼星海《黄河大合唱》

C鲁艺革命艺术家：《白毛女》

D《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1982年被定为国歌

E《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聂耳曲，是风云儿女里的插曲

F《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作者看到九一八后流亡关内的东北军受到触动

G《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受七七事变感染

H《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冼星海曲

I《南泥湾》：贺敬之词，马可曲，前半段优美抒情，后半段节奏相对活跃

J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

K钢琴曲《牧童短笛》，贺绿汀

Ⅱ 音乐的发展史

第一章 音乐的起源和上古时期的音乐

人类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音乐，已无法查考。但从古至今在音乐中却没有国界之分和种族之别，所谓乐器，就是奏出音乐的工具。如前所述，音乐的起源是以声带为乐器的“歌唱”，但人类伴随着智慧的发展，开始了使用工具。不仅利用声音唱歌，而且在管上凿孔或者张弦抚弄以奏出音乐作为游戏，这就产生了乐器。

一、弦乐器的起源传说: 墨丘利（Mercury）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使神。据说他在尼罗河畔散步时，脚触一物发出美妙的声音，他拾起一看，发现原是一个空龟壳内侧附有一条干枯的筋所发出的声响。墨丘利从此得到启发，而发明了弦乐器。虽说后人考证在墨丘利以前就已经有了弦乐器，但也可能是由此得到了启发。

二、管乐器的起源传说 :中国古代历史记述了距今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有一位名叫做伶伦的音乐家，他进入西方昆化山内采竹为笛。当时恰有五只凤凰在空中飞鸣，他便合其音而定律。虽然这一故事也不能完全相信，但是，可将其看做是有关管乐器起源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

三、中国古代音乐: 中国最初的帝王——黄帝，是五千年前创造了历法和文字的名君。当时，除了前述的伶伦之外，还有一位名叫“伏羲”的音乐家。据说伏羲是人首蛇身，曾在母胎中孕育了十二年。他弹奏了张有五十弦的琴，由于音调过于悲伤，黄帝将其琴断去一半，改为二十五弦。
此外，在黄帝时代的传说中，还有一位名为神农的音乐家，他教人耕作，并发现了医药，据说是牛首人身。他创造了五弦琴，如果设想当时的音乐是使用五声音阶，那么这是理所当然的。
论及古代中国音乐的书籍，据说为数不下三百种之多。孔子是距今大约二千五百年前的人，本人是音乐家，关于论述音乐的随笔很多。他曾正式习琴，在悲哀与欢乐的时候都抚琴以慰，并传授弟子。据说他有三千弟子，其中通六艺者达七十二人。孔子之所教，可称为“诗、书、礼、乐”。“礼”是谓理天地阴阳的秩序，“乐”是取得谐调。也就是说，在他的哲学中，道德与音乐居于同等地位，力图以音乐来提高品德。孔子非常爱好古琴，并能自行作曲，关于音乐的评论也可见于论语中。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宫廷音乐多为舞乐，即诗、舞和音乐融为一体，和今天的舞蹈是完全不同的。

四、埃及、阿拉伯的古代音乐 :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从作为帝王古墓的金字塔内石壁的雕刻上，可以看出演奏音乐的盛况以及音乐演奏者的行列，雕刻中有以手指弹奏的竖琴状的弦乐器，以及各种笛类乐器。
阿拉伯等地区的器乐也相当发达，自古以来就使用在一个八度之间分为十七个音名的特殊音阶。

五、希腊古代音乐: 希腊音乐的起源也笼罩着一层神话的面纱。阿波罗神主掌音乐，其下有九位缪斯（Muse）女神，将音乐称为Music或Musik，希腊乐器中，有叫做阿乌洛斯的V字型双管笛，有叫做里拉（Lyra）的手琴，还有叫做齐特尔（Kithara）的类似吉它的弦乐器，这些乐器都是从埃及或阿拉伯传入的。

六、纯律的产生: 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大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用一种称为弦琴（Monochord）的单弦乐器，首先解释出纯律理论。这就是根据弦的长度，以一比二作为完全八度，以二比三作为完全五度的方法，把当时所使用的一切音程都计算出来了。

第二章 中世纪音乐

一、基督教与中世纪的音乐 :中世纪时代的欧洲，教会比国家或其它社会集团，都有更强大的统治权力。在那个时代，包括哲学的各种学问和艺术都为教会服务，中世纪的音乐由于基督教而取得了不寻常的发展。在教会音乐中，开创了复调音乐的形式并完成了对位法。最初印刷乐谱，是教会为了作弥撒而用的。键盘乐器的兴起以至其教授法，没有一件事能够离开教会而产生。从音乐的全部理论到记谱法，以至合唱、合奏，多半都是中世纪教会的遗产。今天的交响乐和歌剧的内容虽然绝大部分是描写世俗的，也不能说与中世纪的教会无关。
教会音乐，最初大概是原封不动地采用了从犹太王国传来的形式，即歌唱圣诗、朗诵圣经，可以想象是纯粹的声乐。宗教音乐历来以声乐为主，这是因为声乐有歌词。与此相反，器乐主要是作为世俗音乐而得以发展起来的。

二、罗马式音乐 :“罗马风格”一词主要来自那个时代的建筑用语。罗马式音乐是世界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纪念碑式遗物之一。这种音乐既无和声也无伴奏，其特征是以齐唱形式为主，通过教堂天井的回音产生庄严的和声感，其纯朴、清丽的宗教感情与罗马风格的教堂建筑是完全一致的。
罗马式音乐是中世纪这一时期的重要音乐形式之一，其代表当首推格雷戈里圣咏（Gregorian Chant），这是典型的天主教音乐。在漫长的中世纪里，音乐方面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正是格雷戈里圣咏，它是纯粹的单旋律的歌唱。在格雷戈里圣咏中，已经有多利亚调式、弗利几亚调式、里第亚调式、混合里第亚调式等四种教会调式及其变格调式。到了十六世纪，出现了伊奥尼亚调式及爱利亚调式，进而形成今日的大、小调音阶。在格雷戈里一世时代，已经在罗马设立了称为“歌唱班”的教授圣咏的学校，这可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之一。
安普罗修斯（Ambrosius，340－397）圣咏则收集了在教会中所唱的歌曲，为教会音乐制定了由七音组成的四种教会调式音阶，还创造了对唱的形式等。在圣咏中，歌词与语言的语势、声调的高低和节奏的关系以极为理想的形式得到解决，它们非常自然而完善地表现了宗教感情，可以看作是到这一时代为止的音乐艺术的总结。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一、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 :从十三世纪中后期到十四世纪，欧洲社会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北欧兴起了哥特风格的艺术，哥特风格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建筑方面。在音乐中，哥特风格从未明确地形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形式，但起始于奥干努姆（Organum）的复调形式，相当明确地表现出哥特风格的特征。在十二世纪时期的许多经文歌中，除了庄严的格雷戈里圣咏的固定旋律之外，还有采用舞蹈旋律和爱情歌曲的旋律，配以不同的歌词和拍子共同歌唱的形式。

二、文艺复兴与音乐 :音乐上的文艺复兴，略晚于其他文艺形式如文学、美术等。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首先可以举出弗朗切斯·兰迪诺（Francescl Landino，1325(?)－1397），他采用了同时歌唱三种不同歌词的这一大胆手法，留下了许多牧歌和叙事曲。杜法伊（Guillaume Dufay，1400－1474）则完成了四声部手法。奥干努姆（Organum）的复调手法，更导致了以巴赫为顶峰的对位法理论的完成。
从十一世纪末叶到十三世纪末叶，欧洲发生了十字军东征事件。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影响，在音乐上的显著表现是出现了游吟诗人、游吟歌手、抒情歌手等人物，所唱的诗歌内容有情歌、叙事诗式的故事、自然的赞美诗以及宗教或道德方面的内容等等。作为乐器则使用类似竖琴那样的小型手琴或古提琴族内的乐器。

第四章 巴罗克时代的音乐

一、巴罗克（Baroque）风格: 从年代上说，大体上从十六世纪末到1750年间的音乐，称为巴罗克音乐。十六世纪末叶，音乐史上第一部歌剧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上演，也是以乔万尼·加布里埃利（Giovanni Gabrieli，1557(?)－1612）为中心的“威尼斯乐派”的全盛时期。而1750年则是对位法大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去世之年，代表巴罗克巅峰的对位法音乐可以认为以巴赫去世而告结束。
巴罗克（Baroque）一词，原来的意思是形状不整的珍珠，最初是在建筑方面来表明一种艺术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以希腊、罗马的形式美为第一性的，对之而言，巴罗克风格是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也是后来兴起的洛可可（Rococo）艺术的前提。
巴罗克时代的欧洲音乐以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几个国家为代表，音乐艺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

二、巴罗克时代的德国音乐: 巴罗克时代的德意志音乐，可以说以许茨、巴赫和亨德尔为代表。如果把中世纪以来的复调音乐比做金字塔，则他们的音乐就是塔顶，他们吸收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意大利的新音乐，并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
许茨（Heinrich Schutz，1585－1672年）比巴赫和亨德尔恰恰早生一百年，二十四岁时赴意大利留学，就读于威尼斯乐派的大师加布里埃利（Giovanni Gabrieli，1557－1612）。他回德国后，发表了第一部德文歌剧《达夫内》，此外还创作了许多受难曲。许茨的风格对后来的两位巴罗克音乐大师巴赫、亨德尔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亨德尔和巴赫的音乐作品，无论在集成传统音乐方面，还是在追随新思潮方面，都在音乐史上放着射着异彩。亨德尔的作品，多为歌剧和清唱剧音乐，在器乐作品中也含有强烈的声乐因素，这显然是受了意大利的影响；而巴赫的音乐，在声乐作品中也含有强烈的器乐因素，这预示了以后的古典主义时代的到来。

三、巴罗克时代的意大利音乐 :歌剧这一伟大的艺术形式，就诞生在“音乐的摇篮”——欧洲文明古国意大利。古老的城市佛罗伦萨，有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和一批对古希腊艺术感兴趣的贵族。这些贵族决心赋予希腊戏剧以新的生命，他们开始给古老的希腊故事谱曲，并且穿上戏装演出，而整个故事是由一个合唱队唱出来的，这无疑就是歌剧的雏形了。后来经过发展，故事里的每个角色由一个歌唱者演唱，而在合唱节目之间，由男女歌唱家分别担任独唱。当角色的话语轻柔时，台词将半唱半说。这种歌唱差不多象一首赞美诗：被叫做宣叙调。而强烈的感情则是用叫做咏叹调的真旋律来表现。不久，咏叹调开始用来炫耀歌手的美好声音。那时，无论一部歌剧是在意大利还是在英国或德国上演，它的咏叹调总是用意大利语演唱的，而它的宣叙调部分则用那个国家的语言演唱。
意大利的巴罗克音乐中，弦乐可与早期的歌剧相提并论。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等弦乐器，至今仍是管弦乐队中不可缺少的乐器，也是极为重要的室内乐及独奏乐器。在巴罗克时代的意大利，弦乐与歌剧相结合，做为古序曲而得以发展。歌剧的序曲必须是以快速开始，中间部缓慢，最后再以快速终结这样的三部分构成，这种形式后来成为协奏曲和交响乐的基本形式。而当时的古序曲和协奏曲都是以弦乐为主的。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盛产小提琴家，如托莱利（Giuseppe Torelli，1650－1708）、科莱里（Arcagello Corelli，－1713）、维塔利（T.Antonio Vitali，1665－1735）、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1675－1743）、塔蒂尼（Giuseppe Tartini，1692－1770）等，都是早于巴赫的音乐家，他们全都是小提琴名手，而且都是小提琴音乐的作曲家。另外，意大利的小提琴制作家辈出，如阿玛蒂、瓜尔奈里和斯特拉迪瓦利等都是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地区的克雷莫纳（Cremona）人，他们精心制作的小提琴，一直到今天还活跃在舞台上，显示出空前绝后的艺术魅力。

四、巴罗克时代的法国音乐 :在这一时期的法国，以巴黎为中心，以各地王侯贵族的府邸为背景，歌剧和古钢琴音乐极为盛行。当时的法国歌剧，脱离了意大利歌剧的传统而独自成长，可说是接近于舞剧的形式。
巴罗克时代，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歌剧作曲家是吕利（Jean Baptiste Lully，1632－1687），他创作的歌剧简洁明晰、旋律动听，同时具有很强的舞蹈特点，内容也较为深刻，并大量运用了辛辣、幽默的手法。
与歌剧同时盛行的是古钢琴音乐。古钢琴这种乐器，常常附以代表巴罗克文化的装饰，它与羽管键琴等都是今日钢琴的前身。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大师，是库泊兰（Francois Couperin，1668－1733年）和拉摩（J.P.Jean Philippe Rameau，1683－1764年），他们的作品中有许多是为古钢琴谱写的组曲，其中有许多曲目至今仍用现代钢琴广为演奏。拉莫于1722年出版的和声学概论，是音乐史上最早的和声学理论著作。

第五章 古典主义音乐

一、音乐中的古典主义: 古典主义的萌芽，发生在巴罗克时代的意大利。后来由于在维也纳出现了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三人，借此古典主义音乐便得以形成。因此，音乐方面的“古典乐派”实际上指的是“维也纳古典乐派”。古典主义艺术，首先发生在文艺领域中，它以恢复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为目的，注重形式上的匀称和谐调，主要放眼于追求客观的美。

二、初期古典乐派 :文艺复兴以后在意大利兴起的主调形式的新音乐，以贵族社会为背景，在德意志和奥地利各地繁荣昌盛起来，其初期有三个主要乐派：第一派，是以音乐大师巴赫的次子卡·菲·埃·巴赫为中心的柏林乐派；第二派，是以约翰·施塔密茨（Johann Stamitz，1717－1757年）为中心的曼海姆乐派。第三派，是以瓦根扎尔及蒙恩为中心的早期维也纳乐派。
在古典派音乐中，虽然歌剧也是一个重要部分，但从整体来看，古典派音乐的特色在于器乐，特别是奏鸣曲和交响曲形式的音乐。曼海姆乐派的室内乐和交响乐不仅对维也纳乐派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波恩时代的少年贝多芬也给予了直接的影响。
奏鸣曲形式是古典乐派音乐中极有代表性的形式。那就是在呈示部中有第一、第二主题的对比，中间出现发展部，然后继以两个主题反复的再现部。曼海姆乐派当时已经具有了相当完整的这种形式。在交响乐形式中加入小步舞曲乐章的也是曼海姆乐派，在他们的交响乐配器中，木管乐器也采用了双管编制。莫扎特在自己的交响乐中加用单簧管这一乐器，也是在曼海姆听到他们的乐队的演奏之后学来的。

三、维也纳古典乐派: 以“交响乐之父”海顿、“音乐天才”莫扎特和“乐圣”贝多芬为代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在音乐史上建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这一乐派的主要特征是反映人类普遍的思想要求、追求美的观念、强调风格的高雅，给予人们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

Ⅲ 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历程

音乐是人类不能缺少的语言，也是人类灵魂的升华。从原始人不断抗拒自然界的威胁以及漫长的艰苦劳动中提炼出最早的音乐，到现今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音乐体系，不能不说是一个文明的奇迹。
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文明史展现了极其辉煌灿烂的一页。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音乐也同样源远流长。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当我们的祖先由类人猿进化为人，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存在和种族能够延续，在人类必须从事的两项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劳动和生殖中，随同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就孕育了音乐。事实上，人的左、右脚行走，心脏和脉搏的跳动，就是最简单的节奏；而原始人单调的语言只要有高低的语调变化，也就蕴含了旋律的因素。在春秋时期，华夏大地百家争鸣的浪潮碰撞出璀璨的火花，而同时代欧洲正处于一片荒蛮之中，中国音乐在迎接黎明曙光的时候，欧洲音乐还在漫漫长夜里徘徊。
在周朝时，政府部门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教学的课程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所谓的乐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伦理道德观念；乐语就是“兴道、讽诵、言语”等礼教行为规范；乐舞则包括大舞、小舞等音乐理论、音乐诗篇的唱诵、舞蹈以及六代乐舞的表演。
六代乐舞据传是历代留传下来的六部史诗性乐舞，包括黄帝时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闱》，以及演述周武王伐纣战争活动全过程的《大武》。它们在周代被用于宫廷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等重大典礼活动。其中特别是《大武》和被认为歌颂文德为主题的《大韵》，更被经常演出于天子大祭、礼学、养老等典仪中。象“羽舞”、“皇舞”、旌舞”等，是宫廷中的娱乐性小舞。
周代宫廷除乐舞之外，宫廷中另有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的大典乐歌，如颂、雅；以及后妃们在内宫侍宴时唱的房中乐，不用钟、磬，只用琴、瑟伴奏。这都体现了音乐已从原始的乐舞中分化了出来。周代宫廷中还有秦、楚、吴、越等地的四夷之乐的表演，说明了当时各民族风俗性的歌舞已有一定的交流。
从上述文献可以得知，周秦音乐文化是中国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坐标。这一系列成就，还在于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
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管理上一体化的需要，曾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也扩大了乐府的机构和职能。当时政府非常重视民间俗乐，令乐府四出收集“赵、代、秦、楚之讴”，兼收并蓄西域、北狄等边远民族的音乐。在广泛收集各地民歌的基础上，以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对此进行整理、加工、填词改编，以供宫中祭祀、宴乐之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收集的民歌计134首，另有可能附有乐谱的“周谣歌诗声曲折”及“河南周歌诗声曲折”各75篇。
在汉魏时期，宫廷引进了不少民间歌舞和百戏。其中有汉高祖命乐工向?人学来的以“猛锐”见称的《巴渝舞》；最初表演鸿门宴上“项庄舞剑，项伯以衣袖鬲之”保护汉高祖的故事，后演变成舞时用巾象征项伯衣袖的“巾舞”；由女性穿白色?布舞衣以长袖为舞的“白?舞”；以及手执?鼓，且歌且舞的“?舞”；舞者在盘鼓上及旁边歌舞的“盘舞”等等。百戏则是各种杂耍技艺的总称，包括了如同现在舞龙灯等的“鱼龙曼延”，以及种种杂技魔术。
两晋南北朝期间，战乱频繁，朝代更迭，随同社会的动荡变异、民族迁移的交往扩大，外族、外域的音乐文化同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广泛交流，在音乐史上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中清商乐是秦汉传统音乐的余脉，曹魏政权始设清商署，实为乐府变体。晋室东渡后，这些“中原旧曲”与南方音乐互为交流，使清商乐成为包括前朝传下来的相和歌、鼓吹曲，以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的总称，是当时南方乐府民歌的代表。北朝民歌的歌词多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题材远比南方民歌广泛，大多反映战争及人民的苦难，为北方的芜、鲜卑及汉族人创作。《木兰辞》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热情歌唱了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北魏时鲜卑族统治者在宫中常命宫女歌唱“真人代歌”，又称“北歌”。“上述祖宗开墓之所由，下及群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晨昏歌之”（《魏书?乐志》）。这种类似民族史诗的民歌用丝竹伴奏，也有用箫鼓的，是鼓吹乐的一种，梁陈时流行于南方，称之为“代北”。
隋唐时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及经济的繁荣，为音乐艺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统治者在文化上较少保守思想，广泛吸收外来音乐文化，兼容并蓄，更使音乐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诗歌被入乐演唱的著名歌曲中，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成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一个特征。李白的《关山月》、杜甫的《清明》、刘禹锡的《竹枝歌》、王之焕的《凉州词》、王维的《阳关曲》、《陇头吟》、柳宗元的《渔翁》等。有的作为民歌在民间长期流传，有的则被琴家所吸收，以琴歌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其中尤以王维为送一位西出阳关服役的友人而作的七言绝句《阳关曲》，因以情景交融手法抒写了依依惜别的哀怨情绪，成为当时及以后人们送别朋友经常演唱的一首歌曲。
宋代，都市经济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宫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现了市民音乐活动场所“勾栏”、“游棚”。适合于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诸如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了尤为迅速的发展。
宋代同样是我国音乐与文学交融的重要历史阶段。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人们常用词调多达八百多首，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忆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阳关引》、《倾杯序》、《水调歌头》、《声声慢》、《调笑令》等；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像《菩萨蛮》、《苏幕遮》等。宋代文人创作的词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按题材风格可大致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两类。婉约派的词内容多为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发，风格纤弱柔婉，讲究音律与曲调的配合，以与音乐关系密切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为代表。豪放派词曲开拓了词的表现内容，打破了过于严格的音律束缚，风格雄健粗犷，发轫于北宋的苏轼，继之以靖康之难之后的一批南宋爱国词人如辛弃疾、陈亮、张寿祥、岳飞等。宋人俞之豹在《吹剑录》中曾将两派词风作了形象比较：“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这种新创的歌曲称为“自度曲”。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作有自度曲《扬州慢》、《杏花天影》等十四首，载于《白石道人歌曲》，并注有“俗字谱”（古工尺谱），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姜夔的自度曲词乐浑然一体，风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结构、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他的作品多用七声音阶，四度与七度音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宫等变化音。从而使曲调赋予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
明清时期，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成份。自娱性的民歌小曲、民间歌舞音乐，以及带有商品性质的说唱、戏曲音乐，都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
明代的卓柯月更将当时的民歌小曲同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称其“为我明一绝耳”（陈宏诸《寒夜录》）。正由于文人提高了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收集民歌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如明代的冯梦龙就曾编订出版了《桂枝儿》和《山歌》两本民歌集子，搜集歌词800余首；清代先后刊出的民歌集子更达万余种，其中李调元所集的《粤风》还包括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
明清的民间歌舞也十分丰富，汉族的民间歌舞较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采茶、花灯、打连响、跑旱船、竹马灯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中则有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锅庄、囊玛；苗族的跳月；侗族的玩山等繁多的种类。
在明清时期，京剧曲艺的发展也呈现了辉煌的历史阶段。
明代中叶以后长期争逐于传奇剧坛的，为弋、昆两腔。起源于江西弋阳的弋阳腔高亢挺拔，称高腔。它不用管弦，只以锣鼓伴奏，并采用民间常见的帮腔形式，为描写和渲染舞台环境气氛，加助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等发挥了独特的戏剧性效果，而且因唱词通俗易解，唱腔自由灵活而经久不衰。昆山腔发源于江苏昆山，明嘉靖年前流传不广，后经魏良辅、张野塘等人改进，在原昆山腔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北曲及南戏诸腔的长处，形成了“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的新腔，新昆山腔在演唱上细腻抒缓，转音若丝；在节奏上采用“赠板”，使一板三眼的曲调放慢一倍，具有“曼声徐度”的特点；旋律创作要求“依字行腔”，讲究曲调与字调的谐和；在伴奏方面形成了以笛为主的笙、箫、琵琶、三弦、月琴、鼓板等多种乐器配合的乐队。改革后的昆山腔成为“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全国性剧种，涌现了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众多名作。清代的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对昆腔演唱成就进行了总结，是当时一部重要的戏曲声乐论著。清初以后，昆山腔因唱词过分雕凿，音乐典雅淡和，日益疏于群众而由盛趋衰，到嘉庆之后逐渐为乱弹所替代。
乱弹自明末已广泛流行于秦地，其声腔以陕、甘一带的秦腔为最早，因用梆子击拍，故又称“梆子腔”。梆子音乐创作板腔组合体系；曲调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并有表现不同情绪的“欢音”和“苦音”，唱白通俗，尤擅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性冲突；而且引用了以二弦、胡呼拉弦乐器为主，梆笛、月琴及锣鼓等打击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剧目多为历史故事，因此很快得到传播。至清末，各地已产生了唱腔体制大致相同的梆子剧种，如山西梆子（现晋剧）、河南梆子（现豫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四川梆子（即弹戏）、绍兴大班（或称乱弹）等。
其后的皮黄腔为乱弹的又一重要声腔。皮黄腔包括西皮和二黄两种腔调。前者起于湖北，是秦腔与当地汉调结合的产物，音调激越苍凉；后者产生于安徽，由当地吹腔发展而成，音调委婉温厚。清代中叶四大徽班进京后，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广泛吸收昆腔、秦腔等声腔的剧目、曲调、表演方法，并容纳民间曲调，创造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新腔——皮黄腔，初步确立了京剧的格局。京剧剧目以历史题材为主，后陆续编演了《打渔杀家》、《李陵碑》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性和爱国主义倾向、更接近群众生活、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剧目；皮黄音乐的曲调高亢朴实，不仅在板腔化结构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且解决了男女分腔问题，使各个行当在唱腔上各自都能得到较好的戏剧性发挥；同时，在伴奏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制，既有胡琴弦管等构成的“文场”，鼓板锣钹等构成的“武场”，也有两者组合相辅相成的“场面”，紧密配合演员的唱念做打。正因如此，京剧至清末已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皮黄腔也并列于梆子腔、高腔、昆腔，成为我国近现代新兴戏曲音乐的代表性声腔。
在光绪年间已进入盛期的京剧，至清末面临着被封建统治者攫夺和垄断的危机，逐渐脱离人民和现实生活。清末民初，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京剧在上海崛起。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汪笑侬出于对清政府昏庸腐败、屈辱媚外的不满，自编自演了《党人碑》、《哭祖庙》、《骂阎罗》等新戏，借此抨击时政，宣传爱国，寄寓了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并根据自己嗓音，吸取汪桂芬和孙菊仙二派之长，另创苍劲悲壮、吐字有力的新腔。辛亥革命后，他还曾主持二戏剧改良社，开展戏曲改良运动。在戏曲改良运动及“文明戏”的启示下，上海的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等也编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吁天录》等爱国反帝、鼓吹革命的新戏，使海派京剧进一步成型。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活动，对戏曲艺术同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联系起了促进作用；不少新剧目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的愿望；在唱腔、表演、舞台装置、服装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革新。继后的周信芳发扬“海派京剧”锐意改革的精神，于“五四”前后编演了《宋教仁》等时装新戏。
“五四”前后，梅兰芳等人对京剧的创新和改革的成绩也十分突出。梅兰芳曾同王瑶卿等人，融青衣、花旦、刀马旦所长，聚唱、做、念、打于一身，别创“花衫”行当，使京剧旦角艺术臻于完美。他在辛亥革命时即编演了《一缕麻》、《邓霞姑》等具有民主倾向的时装京剧，及《天女散花》、《洛神》等古装新戏；三十年代又先后编演了《木兰从军》、《生死恨》、《抗金兵》等赞颂民族气节，充满爱国热情的新戏；在唱腔上他也进行了新的发展创造，运腔演唱凝重流畅，脆亮甜润，宽圆兼备，具有雍容华贵的风格，世称“梅派”；此外他对京剧旦角的身段表演、伴奏乐队也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并在1928年、1935年分别赴美国、苏联演出，是使京剧赢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人。梅兰芳无愧于继谭鑫培之后把京剧艺术推向更高峰的大师，他的代表作还有《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 在传统五声音阶的基础上，七声音阶的体系也在逐渐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七声音阶：宫、商、角、变微、徽、羽、变宫，也即现代音乐中的C、D、E、F、G、A、B。在周朝已有七声音阶和十二律。公元前6世纪时，周景王（公元前544-52O年）问乐官伶州鸠什么是七声音阶，什么是十二律。伶州鸠在回答问题中，历举了宫、商、角、变微、微、羽、变宫的阶名，并且说明了各音阶与十二律的关系；又将七声音阶的出现推前到周武王代纣的时候（公元前1O66年）。
我国的七声音阶，主要是以雅乐和燕乐为载体。
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度，用于郊社[祭祀天地]、宗庙[祭祀祖先]、宫廷礼仪[朝会、燕飨、宾客等]、射乡[统治者宴享士庶代表人物]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后世祀奉先贤的活动[如祭泰伯、祭孔]也模仿、应用郊社、宗庙之乐。周代的礼乐制度对上述不同场合中的仪式和曲目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相传为黄帝至周武王各代所制的六乐，用于天子和少数王侯亲自主持的祭祀大典和重大的宴享活动，后世的儒家把它奉为雅乐的最高典范。
雅乐的音阶：（又称古音阶、旧音阶或传统音阶）
1 2 3 4 5 6 7
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

Ⅳ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题：简述古代宫廷音乐

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在宫廷内部或朝廷仪式上为宫廷统治者而演奏的音乐。中国宫廷音乐的类别，如果按其演奏场合，大致可以分为外朝音乐和内廷音乐两大类。外朝，是群臣朝会办事的场所；内廷，是皇帝与后妃生活起居的地方。这两种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音乐。

如果按其功能性质而言，又可分为典制性音乐和娱乐性音乐。典制性音乐主要用以显示典礼的隆重和皇帝的威严，包括祭祀乐、朝会乐、卤簿乐等；娱乐性音乐以供人欣赏、愉悦身心为目的，包括筵宴乐、行幸乐、吹打乐等。

宫廷音乐具有如下特征：
（1）功利性，以音乐来表现统治者的威严、高贵，或用音乐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或把音乐作为享受、娱乐的手段之一。
（2）礼仪性，即多为配合一定的礼仪场合而奏，依其不同的场合功能而使用不同的乐曲，接仪式进程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乐曲，同一名称的乐曲也根据不同场合而有不同的乐队编制、演奏处理。
（3）旋律、节奏的“雅化”，以优美纤细、典雅端庄为其基本风格特征。

Ⅳ 中国古代宫廷音乐的对现代的传承

当然是有谱子的，工尺谱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记谱方式。
有谱子了自然就能还原个八九不离十了

然后，师徒相传自然也是有的。

再次，中国失传的古乐曲绝对比留下来得多了太多了。
好多现代的“古代音乐”其实都是现代人按照“歌词”和中国古代音乐的特点 重新谱曲的。事实上这个占的比重并不小……

然后，流传下来的中国音乐中，在近代作曲的占大多数（我指民国），比如瞎子阿炳。他就是灌过唱片的！

而且，不光中国乐曲，就连国粹京剧，都没诞生多少年。倒是地方戏曲诞生时间很长

Ⅵ 中国古代宫廷音乐是什么

音乐简史之中国古代音乐

黄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君王，他在五千年前就创造了历法和文字。当时，除了前述的伶伦之外，还有一位名叫“伏羲”的音乐家。据说伏羲是人首蛇身，曾在母胎中孕育了十二年。他弹奏的琴本来有五十根弦，但由于音调过于悲伤，黄帝把他的琴断去一半，改为二十五弦。

在黄帝时代的传说中，还有一位名叫神农的音乐家，据说他是牛首蛇身。神农曾教人耕作五谷，曾遍尝百草而发现医药，还曾经创造了五弦琴。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设想，当时的音乐用的是五声音阶。

在中国古代，有关音乐方面的书籍不下三百种。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音乐家，他曾写过许多论述音乐的随笔，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到他对音乐的一些评论。孔子在古琴方面的造诣很高，他能自己作曲，并把悲哀与欢乐付诸琴韵之中。孔子把琴艺亲自传授给弟子，在他的三千弟子中，通六艺者就达七十二人。他的教学内容，可称为“诗、书、礼、乐”。“礼”是谓理天地阴阳之秩序，“乐”即取得和谐。在孔子的哲学中，道德与音乐居于同等地位，他提倡的是以音乐来提高品德。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多为舞乐，即融诗、舞、音乐于一体，与今天的舞蹈是完全不同的。

Ⅶ 中国古代音乐在宋以前大体经历了哪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包括原始社会（约公元前21世纪以前）的音乐、奴隶社会(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 475)的音乐和封建社会（公元前 475～公元1840）的音乐。分6段叙述,即：远古的音乐（即原始社会的音乐）；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音乐（即奴隶社会的音乐）；战国、秦、汉的音乐（以下皆为封建社会的音乐）；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音乐；
中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云南元谋等地发现的古猿人化石可知，大约从 100万年以前起，远古的人类就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当最早的人类开始制造原始的工具和集体进行劳动的时候，原始的音乐便在他们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呼声中萌发了幼芽。在漫长的岁月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原始的音乐也逐渐地成长起来。只是这些原始的音乐早已湮没无闻了，现在我们只能从古代文献中一些有关远古音乐的传说和某些古文化遗存中发现的为数有限的原始乐器中约略窥见一斑。
古代文献中关于远古音乐的传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某某氏为名的古乐，如朱襄氏之乐、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伊耆氏之乐等；另一类是被尊为古代帝王的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夏禹等时代的古乐。前者主要是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的产物，其时间一般均较早；后者有的已属于部落联盟和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产物，时间一般较晚于前者。这些传说大都带有比较浓厚的神秘色彩，后者尤多附会与夸饰，但它们还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原始音乐的面貌。
约在公元前21世纪时，夏朝建立，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奴隶制时代。由夏、商、西周到春秋末约1700年间，中国奴隶社会经历了由产生、发展、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在这段时期中，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等新的客观条件，音乐文化得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在奴隶社会中，创造音乐的是奴隶——大量的乐工都是名副其实的奴隶，而享有音乐的则是贵族奴隶主阶级。他们不仅把音乐作为享乐的手段，也把它用作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在当时，最受尊崇的就是奴隶主阶级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的乐舞。其内容多为歌颂统治者列祖列宗的功德,意在宣扬宗族奴隶主统治的合理性,为巩固其统治权服务。音乐于是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传说中夏代的代表性乐舞是《大夏》，以歌颂夏禹治水的业绩为内容,由9个段落组成，演出时用作伴奏，故又称《夏》。据说这个乐舞在周代还在演出，由八列（八佾）头戴皮帽、下著白裙、裸露上身的演员表演。看来还多少保留有早期社会的简朴风貌。此外，夏代的乐舞还有启的《九招》和《九歌》。《招》即《韶》，可以认为《九招》就是《韶》在夏代有所发展的形式。
商
商代的代表性乐舞名《》，亦称《大》。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辞中不少片提到过商王用《》乐的事，如“乙亥卜,贞王大乙，亡尤”(《殷墟书契考释》七十九下)等,说明商代帝王常在祭祀祖先时用它。据文献记载，《》的内容是歌颂商汤灭夏开创商朝的功绩，同样具有为商族奴隶主统治造舆论的意思。商代的另一个重要乐舞是在“桑林之社”中用的《桑林》。“桑林之社”既是祭祀祖先，也是男女聚会结交的活动。《桑林》之舞在后人看来似有颇涉淫秽的表现，故有在郑重的交际场合宾客回避观看的记载(《左传?襄公十年》)。此外，商代还有一种求雨的舞蹈，称为《雩》。“舞者吁嗟而请雨”，说明这是一种边跳舞边呼号求雨的舞蹈，这一舞蹈曾长期流传后世。
周
周代的代表性乐舞有《武》和《象》，它们都是以歌颂周王朝统治者的功德为内容的。武又称《大武》，歌颂周武王伐纣战争的胜利和国家在周、召二公的辅佐下得到有效的治理；《象》又称《三象》，歌颂周成王讨伐殷人叛乱的胜利。这些乐舞也都是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服务的。
公元前 475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其后，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各诸侯国通过变法相继实现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革命转变。从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它缓慢而漫长的发展进程,直到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整经历了2300多年。
急剧的社会变革，给音乐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旧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了,旧时的雅乐也不可挽回地沦丧了,而新兴的民间俗乐则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兴起，还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他已经不安地注意到“郑声之乱雅乐”的严重意义。到了战国时期，魏文侯所爱听的“新乐”已不只是“郑声”或“郑卫之音”，而是已经包括了郑、卫、齐、宋 4国的民间俗乐。还有齐宣王所好的“世俗之乐”，秦国宫廷中的“郑卫桑间”之乐……，可以明显地看出民间俗乐纷纷进入各国宫廷的新趋势。在南方则有楚国的音乐——楚声的兴起，这种音乐曾经给伟大诗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他的《九歌》就是由民间祀神歌舞加工创作而成的。在秦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楚声”随着以楚为基地并以楚为旗号的起义大军而在全国扩大着它的影响，并在汉代的宫廷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浪潮中，原来由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包括音乐教育)的“学在官府”旧秩序开始被突破，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孔子就是第一个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的教育家。到战国时期，私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再加上各国盛行养士之风，于是在社会上便形成了为数颇众的一个“士人”阶层。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级（许多是没落的贵族），他们不仅受过一般的教育，而且许多人还具备有不同程度的音乐知识和技能，他们的出现，对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众多学派的出现，包括儒、墨、 道、 名、法、阴阳等各家各派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发表过对于音乐的看法和意见，并且互相争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他们留下的音乐言论和几本专门的论著（如墨子的《非乐》、荀子的《乐论》和《礼记?乐记》等）都显示了古代音乐思想的光辉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就是从这些人中间产生出一批与旧时宫廷乐师截然不同的音乐家，如著名的伯牙、孟尝君的门客雍门周等。音乐在他们手里已不再是礼仪的附庸和宣扬迷信的工具，而成为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他们和许多来自民间的音乐家一起，汇合成一股音乐的新潮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期。这时，国家分裂，战乱频仍，错综复杂的矛盾扭曲了社会的形象。固有的秩序，旧时的信念，统统都已幻灭。人们冀求着新的精神寄托，音乐便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
清商乐
清商乐是这时期兴起并在当时音乐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一种音乐。它是晋室南迁之后，旧有的相和歌和由南方民歌发展起来的“吴声”、“西曲”（或称“吴歌”、“荆楚西声”）相结合的产物，是相和歌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其中的“吴声”与“西曲”，一方面从相和歌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仍发挥其原有的音乐特色，形成了多样的富于特色的音乐结构。它与相和歌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是它的作品绝大多数皆以爱情为题材，较少有触及社会矛盾的现实内容。其风格一般都较纤柔绮丽，但也有许多确实具有清新自然之美。这种情况的产生，固然和士族地主阶级的享乐需要有直接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最普通的感情表现，却也另有其时代的需要。
琴曲
琴曲是这一时期获得重大发展的第一个领域。琴的艺术，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由宫廷乐师向士人转移以来，两汉时期也有相当的发展，许多著名的文人如司马相如、桓谭、蔡邕等都是著名的琴家。但是，魏晋以来，琴的艺术却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当时的许多名士如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南北朝时期的戴逵、'" class=link>戴父子等，都以琴名世。对他们来说，琴主要是寄托他们的情志的工具，而非无谓的玩物。无论是不满或者超脱，或寄情山水或饮酒高歌，或求仙成道或尽情享乐，都离不开一个中心：即对于个性或者说个人的价值的肯定。这是处在动荡不安、矛盾重重的时代里名士们能够选取的一种最佳表达方式。由于这样的原因，琴曲的题材范围有所更新，表现形式也有显著的进步。他们创作的或者经他们加工提高的不少琴曲长久地保持着它们的影响。
西汉末年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动乱的年代里，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另一方面饱经忧患的人民在这里面也似乎得到了某种寄托，因得以广泛流传。在众多的寺院里，僧徒们或作乐以供养佛，或歌赞以宣扬佛法，竟成了宫廷、府邸与地主庄园之外又一重要的音乐活动场所。在这中间，促成了佛曲的俗化和俗乐的佛化，连最少宗教色彩的俗乐——清商乐也开始显现出与佛教音乐相结合的迹象，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其音清而近雅”的音乐——法曲，成为隋唐燕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西晋时北部边境诸民族的内徙和晋室的南迁，加上连年不断的战争,既造成极大的破坏,也造成了南北之间、各民族之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某种条件。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相互之间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和宣武帝南征时所收伎乐,包括“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南方的清商乐由此流入北朝；而在6世纪初，南方梁朝宫廷里演奏的鼓角横吹曲则有不少是被称为“北歌”的北方鲜卑族音乐。383年，前秦的吕光征龟兹,龟兹乐于是被带到凉州，它和传到那里的中原音乐结合起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秦汉乐”(即后来的“西凉乐”)。此后，龟兹乐在北齐、北周时仍有传入，高昌、疏勒的音乐也相继传进内地。至于外国音乐,早在4世纪中叶的前凉时便有天竺国（印度）音乐传入。其后，还有中亚安国的音乐和东邻高丽的音乐等也于 5世纪中叶陆续传入。这些只不过是这类交流中部分较为突出的事例而已。频繁的音乐文化交流，对当时音乐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给隋唐燕乐的高度繁荣作了准备。
燕乐
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这基础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繁盛的燕乐便是它的主要标志。
隋唐燕乐，是为满足统治阶级享乐的需要而汇集在宫廷里的俗乐的总称，它包括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中国的和外国的音乐。从隋初的七部乐到唐贞观时的十部乐， 包括燕乐、 清商乐、西凉乐（隋初沿用北周“国伎”名称）、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和高丽乐。不入十部者尚有扶南、百济、突厥、新罗、倭国、南诏、骠国和属于鼓吹乐系统的鲜卑、吐谷浑、部落嵇等多种伎乐，异常丰富多彩。如前所述，十部乐中大部分自 4世纪中以来已陆续传入内地。然而，只是在国家实现统一之后，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都极大加强的情况下，它们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充分条件。
燕乐包括各种声乐、器乐、舞蹈乃至散乐百戏之类的体裁和样式,而其主体则是歌舞音乐。歌舞音乐中,大曲（包括法曲）又居于重要的地位。燕乐大曲直接继承了相和大曲和清乐大曲的传统，又有了重大的发展。大曲中含有散序、、中序（排遍、歌头）、、正、破（舞遍）、入破、虚催、衮遍、实催（促拍）、歇拍、煞衮等不同的结构成分和段落。仅从这繁多的名目中便可看出，燕乐大曲无论是音乐的主题结构或者节奏的发展层次都远较以前的相和大曲和清乐大曲更为细致，更为复杂而多变，其结构也庞大得多。以著名的法曲《霓裳羽衣》为例,全曲共有36段，其中“散序”6段，为器乐的演奏；“中序”（“排遍”）18段，是慢板的抒情歌舞；“破”（“舞遍”）12段，是节奏急促的快速舞蹈，有器乐伴奏。不难想见，这样一首颇为长大的作品，如果没有丰富的艺术手段，高度的技巧和动人的感染力，绝不可能在当时取得公认的完美的艺术效果。燕乐大曲的高度艺术成就，标志着歌舞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
在音乐文化广泛交流的基础上兴起的隋唐燕乐，在乐器的运用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魏晋以来陆续从边疆和国外传入的许多新乐器如曲颈琵琶、五弦琵琶、筚篥、方响、锣、钹、腰鼓、羯鼓等，大都成了燕乐中的常用乐器。尤其是琵琶类弹弦乐器和各种鼓类击乐器，适应着歌舞音乐的需要，有了较显著的发展。在唐代的大曲中，琵琶通常是占有中心地位的一种乐器，许多著名的音乐家都是优秀的琵琶演奏家，他们的演奏技巧——包括左、右手的技术和即席移调演奏的本领等已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鼓类乐器中，被唐玄宗称之为“八音之领袖”的羯鼓，以“其声焦杀，特异众乐”而受到特别的注意，出现了许多技艺高超的羯鼓名手和成套的羯鼓独奏曲，说明羯鼓音乐在节奏、力度与音色等方面都已有了相当高的表现力。总之,一方面众多乐器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燕乐的艺术表现力；同时，燕乐的音乐也为促进乐器演奏技巧的进步和丰富器乐的曲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隋唐时期的音乐，还有一些在当时及后世都有相当影响的体裁，其一是包括歌词和曲子在内的各种歌曲，它们和燕乐大曲也发生一定的联系，有时是它们被大曲所吸收，有时它们又从大曲吸取一些曲调。曲子的广泛流传,使为曲子填写的词成了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其次是属于“散乐”范畴的一些歌舞戏，如“代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和一些带有歌唱的“参军戏”等，这些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歌舞，为宋代杂剧与南戏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再其次便是唐代颇为流行的说唱变文。它原是寺院中僧侣们用民间原有的说唱形式演佛经故事来宣传宗教的一种??说唱历史或民间故事，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这种齐言歌赞与散文讲说相间的说唱音乐形式，正是后世词话与宝卷一类说唱的直系祖先。
隋唐时期，统治阶级虽然也曾致力于制订雅乐，然而真正受到重视的还是用于享乐的燕乐，以至当时创作的某些雅乐也不能不受到流行的燕乐的影响。贞观年间，唐太宗鉴于隋代承袭的前代雅乐，“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于是命张文收等人“为之折衷”，作《大唐雅乐》，已具有多种成分交融的特点。而《秦王破阵乐》等一些乐曲,则既用于燕乐,也用于雅乐。明显地表现出燕乐对雅乐的影响。唐朝政府设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统领各色音乐，总人数达数万人，唐初的大乐署，其职能与前代大乐署不同,它不是专管雅乐的机构,而是兼管雅乐与燕乐,也负责各类音乐人员的训练与考绩。到开元年间,才部分地将燕乐从大乐署中分出来，各类燕乐（包括散乐、百戏）统归左、右教坊和原来的内教坊，又专为表演法曲而在宫中设了梨园（包括一个30余人的少年班“小部音声”），并在西京和洛阳分别设了“太常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梨园的人员是从燕乐的“坐部伎”中挑选，由唐玄宗亲自审听确定，是各类音乐人员中专业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其次是燕乐中的“坐部伎”,再次是燕乐中的“立部伎”,最后便是雅乐。当时曾有规定,经过训练和考绩，“坐部伎”中不合格的降到“立部伎”，“立部伎”中不合格的就降到雅乐里去。这样的层次充分反映出当时对雅乐的轻视。
自魏晋以来，多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的汇合及燕乐的兴盛，引发了音乐理论的发展。隋初郑译的八十四调理论的提出和后来燕乐二十八调的产生，都与不同音乐的交流而引起的更为频繁的旋宫转调的实践需要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乐律理论上，无论是南朝宋何承天的新律，或五代时的王朴律，都为克服三分损益律不能还生黄钟的缺陷，探索着通向十二平均律的途径，以适应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实践需要。

Ⅷ 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文化思想的活跃，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人文思想基础，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积累，以及战争、通婚、海上与陆路通商贸易为不同文化交流架起的桥梁，至盛唐时期，无论是在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音乐教育等方面，还是在音乐体裁、题材，以及与外来音乐、乐器的交流与融合方面，都使古代的音乐艺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与繁荣，又经过宋、元、明、清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声乐与器乐两大类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同时与其他艺术相结合，在我国产生了歌舞、民歌、琴歌、说唱、曲艺、戏曲等包含着丰富内容的音乐种类与体系；形成了以宫廷、宗教、文人、民间为主线的器乐音乐的发展与传承。每一件乐器如古埙、钟、磬、管、瑟，琴、筝等，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每一种器乐的形式与乐种，如房中乐、鼓吹、管弦合奏、吹打合奏、西安鼓乐、福建南音、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等，都有一种时代的选择和特殊的自然和历史背景。其中，有敞开胸怀大胆吸纳与接受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民族的创造、民族文化精神的结晶。直至20世纪，随着西方音乐与世界文化的大量传入，中国音乐以它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成就以及它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拥抱和融入了世界的音乐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