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音乐史上音乐教育的发展

A. 现在中国的音乐教育水平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一) 兴趣培养

中小学音乐教育最主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音乐专爱好和兴趣，这属符合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规律和性质。[3]音乐爱好和兴趣是学生在这方面取得持续发展的保证，所以说，培养音乐爱好和兴趣是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基础性内涵。传统双基教学和音乐兴趣培养不但不矛盾，反而互补。

（二）教学改善

教师一般采用的这种关于知识技能教学的方法――“视唱听音和识谱知识”存在严重问题。主要由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地去模仿，而没有参与体验。老师孤立地传授和训练知识技能，忽视激发与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这种教学方式显然不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和中小学音乐教育特点。[4]其次，教师过于强调“视唱听音和识谱知识”，
教学重要性的现象存在于整个音乐教学中。不论哪个方面的教学都围绕知识技能的训练和传授来展开，实际是以掌握知识技能作为音乐教学为最主要的目的，剥夺学生创造与表现音乐和享受音乐的权利，使得学生对这种教学产生了一种畏惧心理和反感。

B. 音乐教育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呈迅猛化发展态势。德国经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三次重大的音乐教育改革，为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打下了稳定发展的基础。1965年“联邦学校音乐周”正式建立了“音乐教育研究”学科，其发展势头更猛。据统计，仅科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档案中心”与“德国社会科学信息中心”协作搜集1987年以来德语国家范围内所计划的、实施中的和已完成的音乐教育研究项目的资料就有500份，运用于“严格意义上适合音乐教育”的科学研究方法有1175种[7]（p.4）。尽管这些研究在方法选择与结果上往往大相径庭，但却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发展。在现代音乐教育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德国音乐教育家多弗莱因在大型音乐辞书《音乐的历史与现状》（简称《MGG》的第10卷《音乐教育学》卡塞尔1961年出版）中说“《普通音乐教育学》未能问世，这样的著作似应力图展示关于基本原理的科学研究，尤其要力图描述出关于音乐教育学方面的各种多姿多彩的活动”。[6]（pp.310-311）至70年代初，对普通音乐教育的研究已逐步深入。德国学者克劳斯·芬克尔（Klaus Finkel）在《音乐教育学目前的倾向和外观》一书中，提出了音乐教育学的构想图，按这个构想音乐教育学应由“主体分析”，包括个体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对象分析”，包括音乐理论、音乐史、民族音乐学、音乐家美学等；“具体分析”，包括学习目标、教材研究、教学方法等三大部分组成。[1]（pp.8-9）这个构想图，实际上是引用了德国学者劳赫·海尔曼(Rauhe Hermann)在《音乐教育学与各门科学的联系》一文中提出的设想。这篇论文收在德国音乐教育家席格里特·阿贝尔一施图鲁特（Sigrid Abel-Struth）主编的《音乐教育学》第6卷（全10卷，塑特出版社）中，这部书的第9卷还收入《作为一门科学音乐教育学的发展》（1970）[1]（pp.9-10）。可见，当时德国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状况。
美国也是学科教育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出版了很多论著，不过这些论著往往不用“音乐学科教育学”的术语，而代以其它的名称。如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家H·F·艾伯利斯、G·R·霍弗、R·H·克劳特曼合著《音乐教育的理论基础》（1984年），是美国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所使用的综合性教科书。这本书涉及音乐教育在历史、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课程论、测量评价等方面的基础理论，这些基础理论多取自广泛而典型的学术研究成果，来自美国音乐教育实践，并体现出现代教育研究方法在音乐教育领域应用的基本轮廓。从构成学科教育学应包括目标论、内容论、方法论、评价论等不可或缺的四要素的内容来看，这本书也符合这方面内容的要求。
日本是音乐教育学研究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主要表现在学科教育理论建构日趋系统、完整，陆续有一些专著问世。如浜野政雄《音乐教育学概论》（音乐之友社，1967年），作者力图从实际的立场出发，寻求音乐各方面的原理，系统地抓住其全貌。又如供田武嘉津《音乐教育学》（音乐之友社，1974年），作者谋求从哲学、教育心理学、音乐学及史学观上有系统地把握音乐教育学，以及闰间丰吉《音乐科教育学概论》（音乐之友社，1985年）等。为了纪念日本音乐教育学会成立10周年和20周年，由日本音乐教育学会编写出版了《音乐教育学的展望》（音乐之友社，1979年）和《音乐教育学的的展望Ⅱ》（音乐之友社，1991年），对音乐教育学的内容做了较全面的论述。
提及世界范围内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发展还应充分研究国际音乐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cation，缩写ISME）的作用。为了促进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1953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音乐理事会创建了国际音乐教育协会。自1953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自1968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专家讨论会，还不定期的举行专家讨论会。具体的做法是，组织国际会议和专家讨论会，商讨全球音乐教育问题；促进国际间各层次音乐教育工作者联络，与音乐家、音乐表演、作曲、民间音乐、青年音乐家以及音乐图书管理人员等有关国际、各地区、各国有关组织合作，在音乐教育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在我国，伴随新学制而产生的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1897年清政府创办了南洋公学师范院，首开“教授法“课程。1904年清政府明令规定师范生要学习“教育法”和”“各科教授法”。1907年中、小学正式设置了音乐课程，定名为“乐歌”、“唱歌”课。“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各科教学法课程建设得到了发展。蔡元培先生的“五育并重”、“美育救国”等主张，推动和促进了艺术教育的发展。1922年的“壬戌学制”，采纳了陶行知先生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的主张，一字之变，说明学科教育研究注意到了“教”与“学”的双边关系??范院校设置了艺术教育课程，其中包括“歌唱教学法”课程。仅从当时政府机构教育部先后颁布的《初级中学音乐课程纲要》（1923年6月4日）、《小学音乐课程标准》（1932年10月）、《修正高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1940年9月），就可以看出当时音乐教学法研究的水平。
1939年，当时政府机构教育部颁发了《师范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施行要点》，正式将课程定名为“分科教材及教法研究”，目的在于纠正师范教育中只重视教法研究而忽视教材研究的问题。1946年当时政府机构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师范学院规程》，进一步明确规定分科教材教法是专业训练科目，并对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在此期间，我国一些音乐教育家结合介绍国外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相继写出一批音乐教学法研究的著作，对我国音乐教育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1950年8月颁布《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明确规定中学教材教法为该校的公共必修课程。此外，还规定中等师范学校必须开设小学教材教法课程。1952年7月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印发的《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中对开设此课做了明确规定。1957年教育部在修订教学计划时，将“教学法”课程恢复定名为“教材教法”课。教学内容被规定为：了解中小学教材过程中的经验与问题进行研究。50年代中期，学习苏联中小学和幼儿园的音乐教学法，翻译出版了一批音乐教学法著作。当时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对象主要是唱歌教学的方法，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以传授知识技能为主要教学任务以及程式化的五段教学模式等。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段的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偏重于具体教学经验的介绍或信息的传播，其研究领域过于狭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音乐教育得到健康的发展，音乐学科教育研究蓬勃地开展起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教育学门类下将“教材教法”研究定为二级学科，确定了学科教育研究的地位。1979年6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同年12月在高师艺术专业教学座谈会上确定高师开设《中学音乐教材教法》课程。1986年底，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指出：我们不但要建立自己的教育学，还要建立自己的学科教育学。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教材教法研究”更名为“学科教学论”。1986年，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随后制定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6-2000年）》，这就为我国音乐学科教育研究迈上新台阶打下了基础。1980年后，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著作。此外，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委员会多次举办了“全国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对推动音乐教育的深化改革，促进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音乐教育》、《中小学音乐教育》等国家和地方性音乐教育专刊的创办，以及全国性音乐学术刊物音乐教育专栏的设置，为进一步开展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总之，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几十年，是我国音乐教育学的萌芽、积累、酝酿、准备时期。近十几年来教育学、心理学、音乐学、音乐美学等学科的新发展，为音乐教育学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收进了国外的各种音乐教育理论和音乐教学法体系，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启迪了我们的思想，转变了音乐教育观念，为音乐教育学的构建准备了思想基础；蓬蓬勃勃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锻炼培养并形成了一支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队伍，其中有一批长期从事音乐教材教法研究并具有较高的音乐教育理论与修养水平的学者，成为音乐教育学构建的组织基础。
这一时期，我国出版的有关音乐教育各种问题的研究文献为数不少，尤其与音乐教育教学实践相关内容的文献更不胜枚举。但是突破以往音乐教材教法的局限，拓宽和深化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范畴，着力探索音乐教育活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及规律，从宏观上研究音乐教育理论，向音乐学科教育学发展的研究还亟待加强。音乐学科教育实践呼唤着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和升华。1986年前后，我国的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国外音乐教育学研究现状的介绍和对音乐教育学体系和结构的设想方面的文章。1988年国家教委艺术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酝酿艺术教育科研课题时，再一次提出进行有关音乐教育学研究问题。同年年底，由曹理负责组织成立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研究”课题组。1989年8月此课题被列入国家教委教育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学校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第三阶段研究课题。课题组以横跨全国七省市的高师担任音乐教育教法课程的教师为主要成员，先后组织五次课题研讨会，撰写了近40万字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曹理主编，缪裴言、廖家骅副产编，1993年上海教育出版，获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为了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更系统地进行音乐学科教育研究，1990年12月，以高师教师为主成立了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
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的成立，实现了我国学科教育研究的一次飞跃。10年来，音乐教育学学会与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充分发挥了协调效应的作用，成为推动我国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一是组织了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多种学术活动。坚持了年会制度，进行专题研讨，组织学术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紧紧围绕本学会发展的目标展开，主题更加集中，研究的问题更加专门化，研究的方法更加灵活，注重实效，如中外音乐教育比较研究、音乐课程建设研究、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等。二是集合了学术研究的队伍。这个学会的成员以高师或其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担任本课程的教师为主，开展学术研究的“共同语言”较多，在音乐学科教育研究上比较有特色。学会成员，从开展课题研究时只有两名副教授，发展到现在以教授、副教授为主，有的还是博士研究生导师或硕士研究生导师。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具有独立完成音乐学科教育科研课题的能力，承担了省市级的科研项目，并能与其他人合作完成国家级的科研项目。
如国家教育科学“八五”重点课题项目“普通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其中学校音乐教育分为三个子课题：“中国当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理论实践”，课题负责人姚思源；“中国近现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课题负责人伍雍谊；“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课题负责人曹理。音乐教育学会的一些成员分别参加了以上的三个课题研究，课题成果以丛书形式体现。三是加强了学科课程建设的研究。在第10届年会上围绕21世纪全国音乐学科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主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总结过去，展望并规划未来。出版了提供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学习本课程的教材——音乐教学法、音乐教学论、音乐学科教育学。四是扩大了对外交流。举办了达尔克罗兹教学法、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等培训班。邀请美国学者来华讲学，介绍美国幼儿音乐教育发展的现状等。
近十年来，我国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空前活跃，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广度看，1993年国家教委艺术委员会主办“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评选”，至今举办了三届，参选论文总计达4604篇，影响十分广泛，而且呈迅速上升的趋势，第三届参选论文（2177篇）是第一届参选论文（887篇）的2.45倍。各种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发表的有关音乐教育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每年平均有300余篇。这说明音乐学科教育研究有着十分广阔的群众基础。从深度看，出版冠名“音乐教育学”和“音乐教育”的专著有10余部。作为音乐教育学学科群出版的其它著作也有几十部。
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方兴未艾。它有着较大的发展余地。它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还显得较为稚嫩薄弱，有待我们不断地去丰富、完善面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音乐学科教育研究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新问题，诸如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音乐教育如何定位？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过程中，如何形成更加完善的音乐教育体系？如何针对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制定音乐课程的标准、教材、教法？高师音乐教育如何为基础教育服务？高师的音乐学科教育学课程应如何改革？如何培养和提高本科的师资和科研队伍的水平？音乐教育如何推进本土音乐文化与外来音乐文化教育及本国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结合，进行跨音乐文化研究？如何搞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与现代音乐文化跨时代的融合？如何在重视搞好本土、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吸收共享世界其它各国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等等。这些问题有待在音乐教育学的研究中进一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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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D. 中国音乐发展史

非常多'从朝代来说'先秦由于自太久远'只能从史料和出土文物研究'我国早期是歌舞乐三位一体'到夏商时期夏商出现铜质乐器'乐舞有大夏等'西周春秋战国'有了完善礼乐制度'有专门音乐机构'因为乐器发展到当时种类繁多'有了八音分类法'有了三分损益法'有了师乙这种音乐家'有了儒墨法等不同音乐思想'秦汉时期'有了记谱法和更多音乐理论'有了乐府'和宫廷音乐'鼓吹曲'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新的音乐理论和记谱法'隋唐五代'宫廷音乐十部乐'西域乐器传入'霓裳羽衣舞这种大曲还有教坊梨园诞生'产生一批优秀音乐家'如万宝常'中外音乐大交流'宋辽金元时期'说唱音乐产生'杂剧和南戏发展为戏曲形成打基础'音乐理论有蔡元定十八律'文人音乐姜夔'明清时期戏曲诞生'民族器乐西安鼓乐'福建南音'说唱发展鼓子词等''清末民初'西方音乐传入'学堂乐歌兴起'近代音乐刊物'音乐理论著作产生'

E. 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起源，发展与反思

关于人类社会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洪荒时代。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

a、弦乐器起源的传说

墨丘利（Mercury）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使神。有一天他在尼罗河畔散步，无意中踩到一个东西，那东西发出了美妙的声音。他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个空龟壳内侧附有一条干枯的筋。于是墨丘利从中得到启发，发明了弦乐器。后人考证弦乐器出现在墨丘利之前，但弦乐的发明有可能正是从此得到了启发。

b、管乐器起源的传说

在中国古代，距今五千年前的黄帝时期有一位叫做伶伦的音乐家，传说中他曾进入西方昆仑山内采竹为笛。当时恰有五只凤凰在空中飞鸣，他便合其音而定律。虽然这一传说并不完全可信，但把它作为管乐器的起源也未尝不可。

原始时代的人类，他们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和音乐为伴而开拓发展，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是直接从人类的劳动生活中产生出来的。
3.中国古代音乐
黄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君王，他在五千年前就创造了历法和文字。当时，除了前述的伶伦之外，还有一位名叫“伏羲”的音乐家。据说伏羲是人首蛇身，曾在母胎中孕育了十二年。他弹奏的琴本来有五十根弦，但由于音调过于悲伤，黄帝把他的琴断去一半，改为二十五弦。

在黄帝时代的传说中，还有一位名叫神农的音乐家，据说他是牛首蛇身。神农曾教人耕作五谷，曾遍尝百草而发现医药，还曾经创造了五弦琴。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设想，当时的音乐的是五声音阶。

在中国古代，有关音乐方面的书籍不下三百种。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音乐家，他曾写过许多论述音乐的随笔，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到他对音乐的一些评论。孔子在古琴方面的造诣很高，他能自己作曲，并把悲哀与欢乐付诸琴韵之中。孔子把琴艺亲自传授给弟子，在他的三千弟子中，通六艺者就达七十二人。他的教学内容，可称为“诗、书、礼、乐”。“礼”是谓理天地阴阳之秩序，“乐”即取得和谐。在孔子的哲学中，道德与音乐居于同等地位，他提倡的是以音乐来提高品德。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多为舞乐，即融诗、舞、音乐于一体，与今天的舞蹈是完全不同的。

4.埃及、阿拉伯的古代音乐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金字塔内石壁的雕刻上，我们可以看到音乐演奏者的行列，从而想象出当时演奏音乐的盛况。雕刻中有以手指弹奏的竖琴状弦乐器，还有各种笛类乐器。

阿拉伯等地区的器乐也相当发达，很早以前他们就开始使用在一个八度之间分为十七个音名的特殊音阶了。

5.希腊古代音乐
希腊音乐的起源也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传说中阿波罗神主管音乐，下辖九位缪斯（Muse）女神，因此音乐也称为Music或Musik。在希腊乐器中，有一种叫做阿乌洛斯的V字型双管笛，还有一种叫做里拉（Lyra）的手琴，齐特尔（Kithara）则是一种类似吉它的弦乐器，这些乐器都是从埃及或阿拉拍传入的。

6.纯律的产生
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大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用一种称为弦琴(Monochord)的单弦乐器，首先解释出纯律理论，根据弦的长度计算出了当时所使用的一切音程。

中世纪音乐

一、基督教与中世纪的音乐

中世纪时代的欧洲，教会比国家或其它社会集团，都有更强大的统治权力。在那个时代，包括哲学的各种学问和艺术都为教会服务，中世纪的音乐由于基督教而取得了不寻常的发展。在教会音乐中，开创了复调音乐的形式并完成了对位法。最初印刷乐谱，是教会为了作弥撒而用的。键盘乐器的兴起以至其教授法，没有一件事能够离开教会而产生。从音乐的全部理论到记谱法，以至合唱、合奏，多半都是中世纪教会的遗产。今天的交响乐和歌剧的内容虽然绝大部分是描写世俗的，也不能说与中世纪的教会无关。

教会音乐，最初大概是原封不动地采用了从犹太王国传来的形式，即歌唱圣诗、朗诵圣经，可以想象是纯粹的声乐。宗教音乐历来以声乐为主，这是因为声乐有歌词。与此相反，器乐主要是作为世俗音乐而得以发展起来的。

二、罗马式音乐

“罗马风格”一词主要来自那个时代的建筑用语。罗马式音乐是世界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纪念碑式遗物之一。这种音乐既无和声也无伴奏，其特征是以齐唱形式为主，通过教堂天井的回音产生庄严的和声感，其纯朴、清丽的宗教感情与罗马风格的教堂建筑是完全一致的。

罗马式音乐是中世纪这一时期的重要音乐形式之一，其代表当首推格雷戈里圣咏（Gregorian Chant），这是典型的天主教音乐。在漫长的中世纪里，音乐方面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正是格雷戈里圣咏，它是纯粹的单旋律的歌唱。在格雷戈里圣咏中，已经有多利亚调式、弗利几亚调式、里第亚调式、混合里第亚调式等四种教会调式及其变格调式。到了十六世纪，出现了伊奥尼亚调式及爱利亚调式，进而形成今日的大、小调音阶。在格雷戈里一世时代，已经在罗马设立了称为“歌唱班”的教授圣咏的学校，这可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之一。

安普罗修斯（Ambrosius，340－397）圣咏则收集了在教会中所唱的歌曲，为教会音乐制定了由七音组成的四种教会调式音阶，还创造了对唱的形式等。在圣咏中，歌词与语言的语势、声调的高低和节奏的关系以极为理想的形式得到解决，它们非常自然而完善地表现了宗教感情，可以看作是到这一时代为止的音乐艺术的总结。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一、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

从十三世纪中后期到十四世纪，欧洲社会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北欧兴起了哥特风格的艺术，哥特风格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建筑方面。在音乐中，哥特风格从未明确地形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形式，但起始于奥干努姆（Organum）的复调形式，相当明确地表现出哥特风格的特征。在十二世纪时期的许多经文歌中，除了庄严的格雷戈里圣咏的固定旋律之外，还有采用舞蹈旋律和爱情歌曲的旋律，配以不同的歌词和拍子共同歌唱的形式。

二、文艺复兴与音乐

音乐上的文艺复兴，略晚于其他文艺形式如文学、美术等。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首先可以举出弗朗切斯?兰迪诺（Francescl Landino，1325(?)－1397），他采用了同时歌唱三种不同歌词的这一大胆手法，留下了许多牧歌和叙事曲。杜法伊（Guillaume Dufay，1400－1474）则完成了四声部手法。奥干努姆（Organum）的复调手法，更导致了以巴赫为顶峰的对位法理论的完成。

从十一世纪末叶到十三世纪末叶，欧洲发生了十字军东征事件。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影响，在音乐上的显著表现是出现了游吟诗人、游吟歌手、抒情歌手等人物，所唱的诗歌内容有情歌、叙事诗式的故事、自然的赞美诗以及宗教或道德方面的内容等等。作为乐器则使用类似竖琴那样的小型手琴或古提琴族内的乐器。
1.对旋律、节奏、和声和乐器学的新形式的实验反映出新的能源形式和各种新的机械发明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有力影响。

2.对音乐的民族性格的更大强调，伴随着更广阔的国际听众，导致所有国家的人民之间更深刻的了解。

3.通过运输、交通和音乐复制工作手段的继续进步而不断成长着的潜在听众。

4.音乐教育的普及不仅协助那些在音乐上有天赋才能的人们达到最高的发展，而且也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分享未来音乐的光荣奇遇。

F. 中国教育史上，音乐被正式列为普通音乐教育之一科目始于何时

我国有史料记载的音乐教育早在远古时期业已产生。《尚书·舜典，中说：“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史记·五帝本纪)也说：“以夔为典乐，教胄子。”夔即是尧舜时期的乐师，他的任务就是教育王公贵族子弟。上述记载说明了尧舜时期已经有职业 (或是半职业)的音乐教师．

诚然，具体的音乐教育须是学校音乐教育，这要从我国最早的学校——“成均”说起。 (春秋繁露》云：“成均，均为五帝之学；”郑玄在《周礼》、《礼记》的注释中也曰：“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并由此推断出“成均”是以音乐教育为主的学校．由此看来，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从“成均”起就已经开始了。
到了周代，出现了较为严密的学校教育网络，统治者为了利用音乐以强化其统治，还设置了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大司乐”，以管理和协调全国的音，乐教育。其乐教内容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几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音乐教育机构。

综上所述，我国的音乐教育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近代，作为使受教育者得以全面发展的音乐普及教育在中国的历史上，也许可以从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前夕算起。这一年的十一月四日，于一八O七年到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学堂，其中设置的课程就有音乐。这所学堂虽然办的早，但可惜的是在所有的学生中，后来致力于音乐事业的一个也没有。所以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五十年后的一八九八年，邓家江在广州开办了“时敏学堂”。在他的首届十名音乐毕业生中，有一人，就是辛亥革命时成为孙中山总统府秘书的肖友梅。他在留学德国后，毕生致力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因此在音乐教育的历史上，“时敏学堂”还是应当记上一笔的。

肖友梅一九二O年归国以后，除主持了第一个专业音乐教学机构——北大音专传习所外，还竭力与北洋军阀政府交涉，终于使教育部同意在北京的小学课程中，将“唱歌”列为必修课。这个提案是在一九二二年通过的，距今已整整七十一年了。从那以后，中小学课程中亦包括音乐课相沿成习。肖友梅不愧为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奠基人。

G. 国内外音乐课程及教学历史是如何发展的

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共有的现象，

音乐史中国也不例外。最迟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已称这种音乐舞蹈结合的艺术形式为“乐”，甚至在音乐舞蹈各自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之后，“乐”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乐，一直保存着它的模糊词义。今天“乐”已专指音乐，所以学者通称原始时期的“乐”为“乐舞”。现存的有些原始岩画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原始乐舞的场面，那是一种群体的歌舞活动。据后来文献保留下的片断“记忆”可知，原始乐舞的举行跟祈求丰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产活动的再现成份。
原始时期，乐舞并不成其为社会分工对象，原始社会不存在专职的乐工，乐舞一般是部落社会的全社会活动。因此，原始时期的乐舞，并没有以专门的艺术形式的面貌和身份，从社会上独立出来。
严格地说，到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代建立以后，乐舞才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分工，从社会中取得独立。传说夏代初期的国君启和最后的国君桀，都曾用大规模乐舞供自己享乐，说明终夏一代，社会已造就出一大批专职的乐舞人员，这正是乐舞作为艺术而独立于社会的标志。 由于原始乐舞即和原始巫术、祭祀等活动结合无间的缘故，人们对乐舞乃至一些乐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产生得很早。国家产生以后，统治者便会利用和加强音乐神秘观，以便操纵、控制乐舞，用来加强其统治。保存下来的一些音乐神话故事便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传说分为章节的大型乐舞《九辩》、《九歌》都是夏代国君启从天上得来的。我们从出土的战国初年（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上，还能看到启的图象，似乎他那时已具有司音乐之神的地位了。又传说黄帝得到一种长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动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敲打起来，“声闻五百里”，黄帝用这面鼓扬威天下。夔和雷兽都是想象中的神奇动物。那时的鼓，实际上和后世一样，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 （今称扬子鳄）皮的，因此 也成了神话材料。后来，夔转化成为主管音乐的“人”（神）。蒙鼓的夔成为主管音乐的神，应该看作是支配节奏的鼓这件乐器在乐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贾湖骨笛的出土地点，靠近传说中夏代的夏台，这告诉我们，夏代的活动区域，正是中国音乐高水平发展的地区。传说中夏代乐舞明显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剥去上述《九辩》、《九歌》是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成份，那么，就只剩下现实中的《九辩》、《九歌》确实无比瑰丽优美这一点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发人们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遐想，并由此而进一步创造出神话来。
音乐史

H. 简述中国音乐通史发展

音乐史是把历史上的音乐现象以及与音乐有关联的诸事实进行历性研究、阐述与领会理解的学问。音乐史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音乐作品、事件、人物和与音乐有关的人类的各种活动事实的总体，从中进行科学总结和归纳。音乐既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但也瞬间即逝，除了有记载的史料外，许多具体的音乐现象是不可能进行验证的，所以，音乐史的研究有着与其他艺术所不同的特殊性。

“中国音乐史”是一门专门阐述中国音乐发展历史的学科，是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和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学科课程课之一。

《中国音乐通史概述》是为音乐院校学生学习“中国音乐史”基础理论课而写的一本通史教材。作为一本音乐史教科书，它所包罗的范围应当非常广泛。大家都知道，音乐的历史应包括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家、乐器、乐律学、音乐文献、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各民族的音乐历史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等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