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表演的发展

❶ 中国民族音乐如何发展

中国民乐发展的三个时期 1.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 这时期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奏汉。在音乐体裁方面，经历了由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进化。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间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页）、曾"体系，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旋法的五声性特点。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自学说的理论端点。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一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音乐思想的变化；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乐器、乐律、乐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其冲击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之一变，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一方面是世界音乐的中国化，包括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外来乐器的运用，外来乐调的传入，外来乐队的民族化，以及外来乐人为发展中国音乐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化，即：中国音乐以其辉煌的成就给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等）以重要的影响。 3.中国传统音乐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 包括辽、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点是：从纷乱和分裂到相对的统一，又从南北对立到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音乐文化方面则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谓世俗性，就是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此时期的传统音乐，无论在演出人员和观众、听众对象方面，都已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音乐理论方面，表现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和清理的倾向。音乐形态特点已逐渐趋于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后世，并广泛吸收当代音乐新成果，成为集古今音乐大成的音乐宝库。 中国民乐的发展 先秦：编钟改写先秦的音乐历史 李教授认为，在我国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先秦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它的出土改变了一段时间内在民族音乐领域内所认为的先秦音乐只有五声音阶的观点，彻底改写了整个先秦的音乐历史。 据了解，曾侯乙墓被发掘以后，其中有陪葬的64枚编钟。从编钟以及钟上的铭文反映出的内容看，中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制造出七声12律齐全，还可以旋宫转调的编钟，因此这些编钟被视为考古界和民族音乐一个历史性的符号。编钟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既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乞求平安的祭祀用品。 唐朝：以弹拨音乐为主体的华丽浪漫民乐时代 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乐器的制造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唐朝音乐的特点是以弹拨音乐为主，李教授认为，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经济水平相比于秦朝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应的，在民族音乐领域内，先秦那种在室外演奏的、相对粗糙的编钟渐渐衰落，而具有浪漫和华丽色彩的弹拨音乐、歌舞乐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包括高丽、胡人、西域等地音乐开始传至中原，极大丰富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种。 进入宋朝后，弹拨音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管弦乐得到了了发展，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趋势和宋朝的战争不断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音乐其实是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缩影。” 李教授得出了如上结论。 元朝：文人推动下繁盛的元曲时代 元朝没有科举制度，于是大批的文人都转入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元曲因此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性，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进一步促进了它的繁盛。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元曲同外国歌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元曲重要形成了一系列的曲牌名，每一个新的创作都是利用已经形成的曲牌名。而外国的歌剧就没有这样的“格式”可以套，所有的创作结构都是全新的。 到清朝以后，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乐器繁盛的时代，以明末清初出现的二胡就是这个时代民族乐器发展的一个缩影。汉人的音乐一直都是以“单字”居多，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萧、笛、琴、钟等。通常在乐器中出现的两个字的乐器多是外国传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唢呐、二胡等。 近代：民族音乐发展艰难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为大部分观众所耳熟能详，但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期，民族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步履蹒跚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人物就是阿炳和刘天华。 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刘半农的弟弟，他是与瞎子阿炳同时代的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经典代表作有《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李教授特别强调这位民族音乐的宗师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第一人。从他开始，中国民族音乐进入了学堂化的发展时期，这使中国民族音乐发生了质的变化。 建国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国建设战天斗地的气氛使社会各阶层群情激昂，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由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广泛开展，出现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乐曲，如很多人熟悉的《赛马》、《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的一些旧的观念得到了剔除，很多西洋乐曲中的一些新的元素被借鉴。 2005年春节，天津歌舞剧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鸡年中国民族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音乐会不但通过卫星直播传送到国内，而且由美国休斯敦音像公司无偿提供音乐会的录音，将制作成CD在全世界发行。 自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代表中国民乐第一次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八年来，在“金色大厅”举办的“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著名品牌。 从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曲《茉莉花》和二胡表演，以及现代民乐组合如《女子十二乐坊》在东南亚的如潮好评，到中国各地民族乐团在国际国内演出市场的日益活跃，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力量的积累正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自信，也带来民族音乐的回归——中国民乐正在交流与创新中走向复兴。 摘自网络知道

❷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前景

中国传统音乐简介：我们在许多民乐CD中都可看到“国乐”二字，这“国乐”指的是从古代流传下来，在近代又有所发展的属于“国粹”的音乐，可见“国乐”的创作时间指的是古代；
“新音乐”指的是那些学习过西方音乐的人所写的音乐，如学堂乐歌，可见新音乐的创作时间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音乐”则不仅指古代传承下来的音乐，也指中国人按西方理论创作和改编的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可见，传统音乐包括“国乐”但不包括“新音乐”，但它们都是“中国音乐”。
传统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区别并不在于创作时音的先后，而是在于其表现形式及风格特征。如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渔舟唱晚》虽是近代音乐作品，但其表演形式属中华民族所固有，所以也是传统音乐。相反，学堂乐歌、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等因其音乐形态特征借鉴了西方音乐，故不是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的划分最早见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分为五大类：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但大多院校在教学中把歌舞音乐并入民歌，于是就变成四大类：民歌、民族器乐、曲艺（即“说唱”）音乐、戏曲音乐。
实际上，“民族音乐”、“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民族音乐”包括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民间音乐”只是传统音乐的一个类别。且我国的民族音乐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民间音乐，还包括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
杜亚雄先生则将中国传统音乐分类如下：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其中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诗词吟诵调、文人自度曲；宗教音乐包括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基督教音乐、伊期兰教音乐、萨满教及其它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包括祭祀乐、朝会乐、导迎及巡幸乐、宴乐。
“戏曲”
戏曲“四大声腔”
四声腔，展辉煌，对戏曲，有影响；
昆山腔，经改良，艺术上，有开创。
弋阳腔，节奏强，加滚白，调高亢；
梆子腔，声响亮，花苦音，巧用上。
皮黄腔，二合一，称二黄，和西皮；
西皮刚，二黄抑，后发展，成京剧。
声腔中以昆山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为典型。

❸ 音乐表演的发展简史

现代考古发现已把中国音乐表演的历史，从黄帝时代大大向前推进枣其历史远比黄帝时代古老！1986年~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中国音乐后来以五声为主，并不象有人臆想的，是所谓“音阶发育不完善”，而是一种历史的、审美的选择结果。）这也证明当时的音乐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这之前，中国音乐一定还存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段时间以千年还是以万年计，难以猜测。
除骨笛外，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发现有骨哨、埙、陶钟、磬、鼓等。这些乐器分布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时间跨度也很大，说明它们是中国原始时期的主要乐器。其中钟、磬、鼓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于埙和哨，还有与骨笛形制、原理相同（今天称为“筹”）的乐器，甚至直到今天仍存活于民间。
在中国古代，有关音乐方面的书籍不下三百种。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音乐家，他曾写过许多论述音乐的随笔，可以在论语中看到他对音乐的一些评论。孔子在古琴方面的造诣很高，他能自己作曲，并把悲哀与欢乐付诸琴韵之中。孔子把琴艺亲自传授给弟子，在他的三千弟子中，通六艺者就达七十二人。他的教学内容，可称为“诗、书、礼、乐”。“礼”是谓理天地阴阳之秩序，“乐”即取得和谐。在孔子的哲学中，道德与音乐居于同等地位，他提倡的是以音乐来提高品德。
原始时期的音乐表演和舞蹈密不可分，中国最迟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已称这种音乐舞蹈结合的艺术形式为“乐”，甚至在音乐舞蹈各自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之后，“乐”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乐，一直保存着它的模糊词义。今天“乐”已专指音乐，所以学者通称原始时期的“乐”为“乐舞”。现存的有些原始岩画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原始乐舞的场面，那是一种群体的歌舞活动。据后来文献保留下的片断“记忆”可知，原始乐舞的举行跟祈求丰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产活动的再现成份。
原始时期，乐舞并不成其为社会分工对象，原始社会不存在专职的乐工，乐舞一般是部落社会的全社会活动。因此，原始时期的乐舞，并没有以专门的艺术形式的面貌和身份，从社会上独立出来。严格地说，到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代建立以后，乐舞才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分工，从社会中取得独立。传说夏代初期的国君启和最后的国君桀，都曾用大规模乐舞供自己享乐，说明终夏一代，社会已造就出一大批专职的乐舞人员，这正是乐舞作为艺术而独立于社会的标志。

❹ 中国音乐的历史

中国音乐，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时代，据考古发现，中国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

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从孔子传六艺到唐代的胡琴再到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发展。

中国素号“礼乐之邦”，古代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学习步骤。

(4)中国音乐表演的发展扩展阅读：

中国音乐从很早已经掌握七声音阶，但一直偏好比较和谐的五声音阶，重点在五声中发展音乐，同时将中心放在追求旋律、节奏变化，轻视和声的作用。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和西方音乐不同，西方音乐从古希腊的五声音阶，逐渐发展到七声音阶，直到十二平均律。

从单声部发展到运用和声。所以西方音乐如果说像一堵厚重的墙壁，上面轮廓如同旋律，砖石如同墙体，即使轮廓平直只要有和声也是墙，正像亨德尔的某些作品。

中国音乐则不同，好像用线条画出的中国画，如果没有轮廓（旋律）则不成其为音乐，但和声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从未接触中国音乐的西方人听中国音乐“如同飘在空中的线”，而从未接触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则觉得西方音乐如同“混杂的噪声”。

❺ 简述中国音乐通史发展

音乐史是把历史上的音乐现象以及与音乐有关联的诸事实进行历性研究、阐述与领会理解的学问。音乐史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音乐作品、事件、人物和与音乐有关的人类的各种活动事实的总体，从中进行科学总结和归纳。音乐既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但也瞬间即逝，除了有记载的史料外，许多具体的音乐现象是不可能进行验证的，所以，音乐史的研究有着与其他艺术所不同的特殊性。

“中国音乐史”是一门专门阐述中国音乐发展历史的学科，是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和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学科课程课之一。

《中国音乐通史概述》是为音乐院校学生学习“中国音乐史”基础理论课而写的一本通史教材。作为一本音乐史教科书，它所包罗的范围应当非常广泛。大家都知道，音乐的历史应包括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家、乐器、乐律学、音乐文献、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各民族的音乐历史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等多方面。

❻ 请分一下中国音乐发展的各个阶段

按时间顺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00年这52年间的音乐发展演进历程分为：
“朝气蓬勃的创作年代(1949－1956)”、“在曲折中前进(1957－1963)”、“山雨欲来风满楼(1963－1966)”、“‘文革’中的音乐现实(1966－1976)”、“改革开放中的阵痛与转型(1976－1988)”、“回复时期的音乐思潮与创作(1989－1992)”、“当代音乐的再生与腾飞(1992－2000)”等7个阶段，忠实记叙了各个阶段的不同时代条件和中国音乐家在歌曲、交响音乐、室内乐、民族器乐、歌剧、舞剧、合唱、艺术歌曲、电影音乐等不同体裁和在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学研究与思潮批评、音乐出版等不同领域所从事的创造活动及其优秀成果，把其中有重大影响的作曲家和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各个专业的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重要音乐事件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如实的记叙和评价，对其中的历史经验和失误作了初步的梳理和总结，力求公正、客观、全面地反映出新中国音乐发展的真实面貌。

作者按照音乐艺术的特殊规律及其审美标准，对新中国音乐史上产生的各种体裁和风格的优秀音乐作品,如交响音乐中的《春节序曲》、《瑶族舞曲》、交响诗《黄鹤的故事》、《长征交响曲》、《八一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歌剧中的《洪湖赤卫队》、《江姐》、《原野》，舞剧中的《宝莲灯》、《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大合唱中的《长征组歌》、《祖国，我可爱的母亲》，民族器乐中的《二泉映月》、《江河水》，电影音乐中的《李双双》《舞台姐妹》《刘三姐》《阿诗玛》以及在各个阶段普遍流行的优秀群众歌曲，均作了详略不等的艺术分析和热情评价。

❼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音乐艺术是怎么发展的 2000字左右 跪求

我国专业音乐教育25年来的巨大发展，是和改革开放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的。否定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二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你不专，你不懂，……就谈不上是红。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两个观点说明了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从此可以摆脱“政治运动式”的教育模式，进入符合艺术教育自身规律的，培养人才的轨道。因此，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的成就正说明了这一点，简略地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大批优秀音乐表演、创作、理论和教育人才脱颖而出，在国际国内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出现了一批世界瞩目的音乐表演艺术家、作曲家、理论家和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工作者；二是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领域的极大拓展。具体说来，即是理论研究在原有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理论等学科基础上，引进了国外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大量信息，挖掘整理了我国大量宝贵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产生出一批音乐事业发展亟需的新兴学科，如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教育学等等，不仅填补了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空白，还开阔了音乐学术研究领域，促使各类音乐学术活动活跃深入地开展，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随着专业音乐教育自身体系的逐步完善（发展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教育，扩展了成人及各类远程教育），以及培养出一批具有实力，并在各学科领域中崭露头角的音乐学硕士、博士，这一成就愈发显得突出。因此，将改革开放称为建国以来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一次解放，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专业音乐教育虽然成绩卓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明显。首先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关系问题。25年来，中国社会音乐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三大格局业已形成：一是主流宣传（以传媒和各类庆典活动为主）以及各类音乐比赛和学术性音乐活动；二是普通音乐教育；三是商业及应用类型音乐活动。目前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培养模式及人才结构，还没能完全适应这一整体格局的大变化。就音乐生活的基本格局而言，传统教育模式原本适应的是第一类及第三类市场中对严肃音乐人才的需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类需求不大的市场还在萎缩；第二类市场属于新生事物，80年代以来各音乐艺术院校纷纷上马办普通音乐师资教育，至今该专业已是所有专业院校中最大的专业科系。不仅如此，各院校还纷纷设立社会音乐考级，介入社会音乐教育。但对于这一市场，专业音乐教育尽管知其需求，却既缺乏正确的认识，也缺乏真正的兴趣，经济利益上的考虑要超过社会效益的考虑；如果说前两种市场需求暴露的还仅仅是专业音乐教育结构内部的不适应，那么第三个市场引发的则是音乐教育整体性的尴尬。从音乐教育内部来看，专业音乐教育是否主动去符合这一市场，目前还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有少数院校开办这类专业，这当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从音乐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有着成套教育体制支持的“专业音乐”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影响，似乎还不如“自生自灭”的通俗音乐。
专业音乐教育对社会人才需求的不适应，是和当前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及其深层教育观念的僵化分不开的。摆脱“政治运动式”教育模式后，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当下的体制，基本上是在教学观念技术化，社会价值市场化，管理体制行政化的前提下形成的。概括地说，是一种“技术、商品加行政”办学模式，与“政治运动式”办学模式相比，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尤其不能否认的是技术教育的解放，给专业音乐教育带来的辉煌成果。但我们也同样无法掩盖这些年出现的另外一个趋向，即教育本质的退化——从艺术退化到技术，从技术退化到商品。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我们靠出卖技术而活着，但我们所提供的精神产品，和社会的精神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
技术当然是要谈的，但音乐首先是艺术，是文化。谈浪漫主义音乐不谈其文化背景行么？如果没有对权贵和世俗功利心态的恶心，天底下任何浪漫主义都产生不出来。而如果没有否定性美学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与艺术产业之庸俗的深刻揭示，我们又如何去理解西方的现代派音乐呢？艺术本质上是和世俗功利对立的。市场当然要考虑，但教育的彻底功利化和教育的本质恰恰也是对立的，教育首先不是商品。考虑教育与市场需求接轨并没错，但这种接轨，绝不应当忽视教育的本质，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决不是消极尾随市场，其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人，并以此来引导培育未来的市场，重建我们的文化事业。试想，如果我们的教育单位个个都成为商品部，高一级行政机构成为基层单位的商业利益批发部门，跑硕点、跑博点，疏通关系，腰揣几百万去打通关节，这些和教育道德完全背道而驰的丑恶现象，登堂入室，理直气壮，还自认为这样就能创建一流高校，我们的教育还像个什么样子？
高度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也有问题，领导当然需要，但高校不是行政机构，高校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是以教学和科研等一系列自由探索的学术活动，构成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共同体。如果将高校中的行政领导和老师的关系，扭曲成唯命是从的上下级关系，或行政者掌权，教师们出卖技术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关系，这种教育又能有什么活力呢？总有一种观点认为，惟有加强行政权力才能加强政治，这也是一个误区。政治当然很重要，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政治成果，即是找到了一条通过反帝、反封建专制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里，反帝凸现民族独立精神，反封建专制凸现民主自由意识，这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基础。社会主义好在哪里呢？好在“实行民主好处多”，好在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毛泽东语）写在她的旗帜上。蒋家王朝的覆没，在于实行独裁专制，贪污腐败，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这已经是定论。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么多革命音乐人，纷纷从国统区奔赴延安。歌颂社会主义，就要歌颂社会主义好在哪里，要用音乐来抨击那些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丑陋现象，这不就是讲政治么？这样的政治难道会不受欢迎么？但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有些人，已经将讲政治糟践为一味歌功颂德，一味加强行政领导，而不是去呵护党与百姓那真正的血肉联系，这不是南辕北辙么？
以上分析可以见出，光靠原来的观念，无论是政治加技术（又红又专）教育观念，还是技术、商品加行政的观念，都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对音乐事业发展的需求。艺术教育必需挖掘自身本质的精神资源，这次抗SARS体现了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精神，多少应该令我们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
本文认为，用审美观念和文化观念来补充和激活已经僵化的音乐教育观念势在必行。80年代我们有过一次辉煌，培养了一批“新潮”作曲家，今天这批音乐家已经活跃在中外乐坛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和改革开放初期提供的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也和艺术教育内在的主体审美意识的萌动分不开。没有主体审美意识，也就没有真正的艺术，还有什么音乐教育呢？当下音乐表演内容的陈旧，创作的精神空洞，理论研究上的只讲空话、套话、洋话、假话。作假抄袭等腐败现象屡见不鲜，根子是什么？是不敢讲真话，不敢研究真问题，缺乏主体意识和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环境。蔡元培提“美育代宗教”，看到了美育在教育中的至关重要性，而美育的作用是什么，首先是让每个公民能够拥有对自身存在的真实感受并获得充分表达，让个性得到关注并获得全面自由发展。这些都是艺术最本质的东西。
当然，光有审美观念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意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新潮”音乐，确有尾随模仿西方现代作曲技术、缺乏丰厚民族音乐文化底蕴之嫌，因此至今也仍缺乏根扎自己文化的丰厚土壤。从专业音乐教育自身来检讨，只知技术上的一味照搬，缺乏音乐材料的文化审视，更缺乏对我们自身音乐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以及对当代艺术文化良性互动交流机制的深入研究和培育，都是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现在高等音乐教育纷纷上马，其基本要求是办学要办出特色。但是，在原有千篇一律的技能教育模式中，“办出特色”只能是一句空话。随着全球性的教育开放与竞争日益激烈，我们本来就不厚实的以西洋技法训练为模式的教育日显资源匮乏。为什么我们自身极其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难以进入教育的视线呢？原因只有一个——缺乏文化品位和意识。试想如果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都能和本地区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紧密结合起来，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多元景观？音乐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到比赛场上去获奖，而是重建我们民族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音乐文化，这就是文化观念的核心意识，我们很缺。
邓小平说：“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对于今天的专业音乐教育而言，看来，要实现这个目标，或许还需要再来一次思想的解放。

❽ 中国音乐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起源

中国音乐，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时代，据考古发现，中国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从孔子传六艺到唐代的胡琴再到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发展。中国素号“礼乐之邦”，古代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学习步骤。

发展历程

夏、商时代

根据文献记载，夏商两代为奴隶制社会早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高等阶级所占有。

西周、东周时代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成熟时期，东周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君主统治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

秦、汉时代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

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

隋、唐时代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不断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宋、金、元时代

宋、金、元时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

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

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明、清时代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

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

朱载堉他的《乐律全书》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这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

近现代音乐

16世纪晚明时期，西洋音乐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在利玛窦进京呈现给万历皇帝的礼品单中，有西琴一张，据考这是一张古钢琴。清初，传教士徐日升教授康熙皇帝西方乐理，并著有《律吕纂要》一书。

五线谱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乾隆皇帝的时候，在宫中还组建了一支西洋乐队，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木管乐器、竖笛、木琴、风琴、古琴，演奏时戴西洋假发。

中共革命音乐

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的音乐家配合革命，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国民革命军中广为传唱，有的是用国外通俗歌曲旋律直接配以革命歌词。

当代音乐

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流行歌曲除革命歌曲之后，又加入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流行歌曲。各地开始建立交响曲团，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作曲家的新作。东欧的乐团曾多次到中国表演，中国乐团也参加了许多国际表演会。

中国音乐家也尝试用西方的乐器方法写作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比较成功的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采纳了越剧的部分旋律。

和第三世界的国家交往也不断增加，为此成立了东方歌舞团，专门学习、演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各民族的民歌乐曲，在中国广受欢迎，从此发展中国家的音乐开始对中国音乐产生影响。中国民族乐队的配器、合奏方式也基本定型，产生了不少成功的民族器乐交响曲。

中国的民族音乐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每年春节，都会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中国新年音乐会，并座无虚席。

大陆文革音乐

文化大革命是大陆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批文革特色的歌曲和戏曲，影响了那个时期整个一代青年。其中，一部分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军歌，在当今解放军中广泛流传，较为著名的有胡宝善演唱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港台

五六十年代，港台延续了老上海灯红酒绿风格。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现代流行音乐开始对港台产生影响。欧阳菲菲、翁倩玉、邓丽君等港台歌手演唱了大量的日本歌曲。

八十年代，新一代音乐家在港台崛起，眼界更为开阔，把欧美流行形式与中国音乐相结合，开创了港台流行音乐新局面，并对大陆产生重大影响。

在台湾的校园歌曲和邓丽君开创的演唱方式，使中国通俗音乐发展到一个高峰，具有中国音乐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邓丽君在美国开演唱会时，吸引得许多舞台剧务美国人在后台全程欣赏，虽然他们听不懂中文唱词。

(8)中国音乐表演的发展扩展阅读

种类

汉族传统音乐

（国乐）

中国民族音乐，简称民族音乐、民乐，又称国乐，即中国传统音乐，也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音乐。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

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有着丰富多样的样式和内容，如藏族音乐、蒙古族音乐等。

藏族音乐

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歌曲旋律优美辽阔、婉转动听。藏族音乐大体上可以分为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佛教音乐中最著名的是喇嘛唱的无词的歌颂曲调。

藏族民歌高亢嘹亮，听起来就有高原蓝天辽阔的气象，曲调悠扬，但也是以五声为主。歌舞形式有“果谐”、“果卓”（锅庄）等。藏族音乐的一些元素被汉族和西方音乐所吸收。

有一些汉族歌曲作者模仿藏族音乐的特点创作了一些诸如《逛新城》、《青藏高原》一类的歌曲。西藏的藏族歌曲也融入了其它音乐的元素。著名的藏族歌手除了才旦卓玛和主要演唱汉语歌曲的韩红外，还有容中尔甲、亚东、琼雪卓玛等大量在藏区知名度很高的歌手。

正规戏剧方面，已经挖掘整理演出了藏族传统歌剧《格萨尔王》。

蒙古族音乐

蒙古族民歌分“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 “长调”有许多无意义的谐音字拉长唱腔，有草原空阔的风格。蒙古常用的乐器是马头琴、火不思、四胡、三弦、蒙古筝、蒙古琵琶、胡笳、兴隆笙以及笛子等。蒙古器乐的特点是柔和、安静。

上述最有特色的乐器是马头琴，它是一种拉弦乐器，由于琴柱上一般都雕刻一个马头装饰，所以由此命名。它的音色低沉柔美，音量不大，表现力丰富。除了为民歌与说唱伴奏外，还常用于独奏与合奏；不仅演奏旋律，而且适宜于表现马匹的奔跑与嘶叫。蒙古的器乐曲多半是民歌旋律的器乐化。

傣族音乐

傣族音乐和南亚地区缅甸、泰国的音乐风格类似，曲调婉转柔美，典型的乐器是葫芦丝和象脚鼓，葫芦丝独特的音色一演奏就是傣族的音乐风格。

傣族音乐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基本形式。它主要包括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歌从内容和体裁上分为山歌、叙事歌、悲歌、宗教歌曲等。

纳西古乐

纳西古乐是在云南丽江纳西族老人中间演奏的音乐，据说是从明朝时中原地区传入的，由于当地原来交通不便，和外界交往不多，始终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现在只有一批老人乐队可以演奏，正在培养接班人，是中国14世纪音乐的活化石，受到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侗族音乐

侗族“大歌”是中国唯一采用和声的民歌系统，基本为女声无伴奏合唱，由各声部嗓音的和声配合非常和谐，曾在国际引起轰动，并多次获奖。

维吾尔族音乐

维吾尔族音乐基本是阿拉伯音乐风格，非常注重节奏，用手鼓可以打出多达几十种不同的节奏，乐器主要是都塔尔和热瓦甫，最大的是弹布尔。维吾尔族的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包罗万象，是许多民间音乐的源头。

塔吉克族音乐

塔吉克族音乐属于阿拉伯音乐风格，和汉族音乐有较大的区别，善于运用半音，旋律婉转多变，如同山鹰高鸣，最典型的是作曲家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配的歌曲，完全运用了塔吉克民歌的旋律。

朝鲜族音乐

朝鲜族音乐和朝鲜、韩国的音乐基本相同，主要乐器有长鼓和伽倻琴伽倻琴类似中国古代的筝，比现代的筝小，弹法也不一样，是放到盘坐的膝盖上弹。音乐旋律有其独特的风格。

戏曲音乐

中国的戏曲曲艺是在中国很受欢迎也较为普及的艺术之一，广大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最具代性的是发展于北京的京剧。中国戏曲音乐通常以高调的唱腔为主，并以笛、皮鼓、梆子、锣和京胡等弦乐器伴奏。

其他的戏曲音乐代表有：河北梆子、豫剧、评剧、越剧、粤剧、昆曲、秦腔、黄梅戏、潮剧、高甲戏和傩戏等。全中国共有600多个地方戏剧品种。昆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口头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摇滚音乐

提到香港的摇滚乐，就不能不提BEYOND。因为中国摇滚乐最初的萌芽就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和台湾。受西方影响，香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地下摇滚乐队，除了BEYOND乐队，其它真正具备公众影响力的却很少。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音乐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音乐青年或多或少的接触到摇滚音乐，并开始组建乐队，进行模仿与创作。

宗教音乐

中国的宗教音乐可分为道教音乐、汉传佛教音乐、藏传佛教音乐以及其它宗教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