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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论文3000字

发布时间:2021-02-16 16:39:54

A. 求一篇关于中国音乐辉煌的论文。

古代音乐史探略
翻开中国音乐史的巨幅画卷, 顺着历史
航道而上, 我们不由被载入华夏几千年的音
乐辉煌之中。今天, 人们不禁要问人类音
乐义挥煌源于何时尽管人们对音乐的起源
争论不休, 但“ 我们只想指出, 人类历史能
追溯到多远, 音乐的产生年代就有多远。” ①
人类“ 最早的乐器是嗓子和双手。” ②或许
过了几万年甚至更长, 远古人类才有了乐
器, 进入高级阶段的音乐活动。人类掌握了
乐器之日, 标志着我们先民的审美产生了飞
跃, 迎来了音乐文明的曙光。
人类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 音乐成为他
们赖以生存的感情纽带, 它伴随着人类渐渐
脱离野蛮蒙昧, 进入脱胎换骨的漫漫行程之
中。那么,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声乐音从何奏
响呢
我国山西万泉县荆村和太原郊区义井分
别出土过一个二音孔陶埙, 这是距今四五千
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乐器。其中荆村的埙可以
吹出一个纯五度和小七度音程。义村埙可以
吹出一个小三度和纯四度音程。这项重大发
现曾使世界为之一惊, 作为炎黄子孙, 更是
沉醉在历史的辉煌之中。后来在山西夏县东
下冯滚代文化遗址中, 发现了迄令最早的石
磐, 据今也有三至五千多年的历史。夏磐的
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在我
国史籍中也可以找到磐的最早依据, 先秦典
籍《尚书· 尧典》中记载“ 击石扮石, 百兽率
舞。” 这是远古时的一个传说, 舜帝命乐官
夔作乐, 夔制磐以石敲击, 玲珑之声感动得
百兽随之舞蹈。舜时的“ 石” 可以说是夏磐
的童年

B. 求一篇关于 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的论文啊 2000字左右。。。谢谢了!!!

摘要:从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C. 以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前景为论题方向,写一篇3000字论文.关键字,摘要,结语都要哦,亲

中国的民族音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特点比较鲜明的体系,随着历史的变迁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民族音乐也随着变化和发展,而且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用音乐这个特殊的方式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文背景。“作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音乐是人类与人类的不同个体和各种群体创造的一种体现他们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特点的艺术形式[1]”。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民族音乐。一、民族音乐的历史文化构成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宗教音乐:(1)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基督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2)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3)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化、教仪化。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它的特点是:(1)丰富性:中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民间民俗千姿百态,形成了品种繁多的民间音乐。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约有30万首左右,独奏、重奏、合奏乐曲不可胜数;民族乐器约200余种;中国的民族曲艺约200多个曲种;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曲艺和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各剧种、曲种特征和风格的主要体现者。至于这众多剧种曲种中丰富多彩的剧目、曲目,声腔、板式、曲牌、行当、流派、唱段、文武场音乐等,更是无法记数。(2)不确定性:民间音乐一般为口头产生,口头传授。口头发展使民间音乐更具有不确定性、变迁性、创新性、即兴性。(3)通俗性:民间音乐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音乐文化,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抒发了他们的感情,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和愿望,更具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更贴近广大劳动人民,并为他们所接受和喜爱。(4)实用性:许多民歌还未完全摆脱实用功能的原始形态,如各类劳动号子仍具有实用性和表现性两种功用。它的表现性在于用艺术形式反映劳动者的力量、态度、志向和审美情趣,它是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直接反映。二、我国民族音乐发展存在的危机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了样板戏和语录歌几乎是我国音乐的全部。同时盲目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以及长期的思想桎梏和政治迫害使得音乐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动力,音乐与政治的联姻更使得音乐创新成为一种奢望。随后我国的改革开放深入进行,人们的心理状态在长期的闭关锁国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音乐文化和学术思潮蜂拥而至时国人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和茫然得一无所知。邓丽君,一个有着甜美的笑容、黄莺般轻柔的歌声也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魅力稍减的女歌手,她的歌声中是那种追求平静甜美的知觉,是经历动乱流离的中国人共同的感受。正是如此,首先进入大陆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邓丽君等一大批港台歌星。当样板戏和语录歌已经让人民麻木而毫无激情的时候,邓丽君的歌像一股清泉荡涤着人们的干涸的心田,人们发现音乐还可以有这样的风格,还可以这样直截了当地抒发感情的时候,我国的流行音乐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进入了迅速发展的轨道。与此同时,我国的民族音乐却以一种弱势文化的姿势存在着,具体来看,民族音乐的危机与困难表现为:民歌传唱渐少,民间器乐传承后继乏人,地方戏曲反响淡漠,传统说唱效应不佳。即使曾因产生某个乐(剧)种而引以为豪的源地,也难有如痴如醉的追随者,更不用说由于语言的隔阂和审美趣味的差异而导致欣赏心态的抵触与拒绝了。怎样看待当下民族音乐面临的危机呢?“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也是很少完美的。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2]”。作为传统之一的民族音乐文化,当时代在改变时,它不可能一成不变。时空的移动,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克里斯玛特质(charisma,非凡物质)将受到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在历史语境中形成的传统文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迅速扩大,文化的撮合与变异成为必然。在现代社会化过程中,闭关自守和极力排外无疑是慢性自杀。也因此,中国在八十年代积极的改革开放,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然而,国门的洞开,却分明发现了我们多方面的差距和落后,于是,外来经济文化的交流自然导致了我们经济文化的吸收与变异。民族音乐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面临了所谓的“危机”。民族音乐的危机正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导致的文化发展(变异)现象。“从民俗学角度看,民俗的产生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和适应环境的需要[3]”。民族音乐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大多记载在一定具体的民俗活动之中。即有民俗适应和满足了历史性的生存需要和环境需要。然而,生存空间和环境条件在当下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迫使民俗改变以适应新的需要。于是,民俗的改变也会引起民俗音乐的变化。音乐民俗的功能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发展而逐渐淡化,民族音乐也随着依存的土壤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文化传承的变异,也即是民族音乐面临的危机。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不能完全肯定为音乐本身被认可,但是至少可以肯定这种手段如果被很好地利用也应该会有利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的。三、民族音乐在发展中传承几十年以来,围绕“民族音乐应该如何发展,民族音乐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专家学者们一直在方向上有不同的争论。一些专家说“中国音乐的主体应‘以西方音乐的根本精神进行重建’”,同时另外一些专家认为“要保持传统音乐固定不变的形态,对于中国音乐走西化的道路必须予以否定或纠正”。而事实证明,继承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兼容并蓄、借鉴并吸收外来音乐的形式技法,才能使民族音乐走上一条振兴和发展的道路。我们在继承民族音乐传统的时候,绝对不能持僵化的态度,自古以来我国的民族音乐就是在互相融合变异中发展而来的。中国民乐用的乐器如胡琴、琵琶、唢呐等都来自西域,这些少数民族音乐与汉族音乐完全融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音乐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几千年以来历史的沉淀以及长久形成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形成了我国民族音乐的难能可贵的交融品质,这些年来民族音乐与流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是由表及里,由浅而深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失落自我中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了民歌以流行音乐形式出现的例子。邓丽君演唱的大多是以民间小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小城故事》《原乡人》《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台湾高山族民歌《娜鲁湾情歌》的流传更是给了大陆音乐制作人很多启示。随着崔健的一首《一无所有》的流传,整个中国都刮起一股强劲的西北风,《黄土高坡》《高天上流云》《信天游》等一大批以西北民族音乐为素材的流行歌曲到处传唱、家喻户晓。如果说这些都还是一种追求所谓流行、纯粹为获得某种利益的思想使然的话,那么“北方歌王”腾格尔一直坚持把自己的音乐创作扎根在蒙古民族音乐的基础上,使自己能一直保持在中国流行乐坛拥有一席之地;上海著名二胡演奏家马晓晖与电声乐队的完美合作;冯小泉、曾格格夫妇的流行民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朱哲琴的《阿姐鼓》方兴未艾;“彝人制造”演唱组合迅速串红等等无不说明一点:中国民族音乐正在逐渐完成一次新的蜕变。“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当代的音乐文化必然带有当代特征,音乐文化随着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的需要而变化发展,这本身便是一种创造,一种不脱离民族传统并以现代生活为根本的创造。四、结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广泛交流,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渗透、影响、融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有着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经过潜心学习、研究、感悟,我们会开阔视野、扩大眼界,丰富演唱与教学的思维方式和想象空间,从而有效地提升民族音乐的艺术品位,更好地促进民族声乐的繁荣和发展。参考文献[1]张天彤.论高师民族音乐教育[J].中国音乐,2004,(4).[2](美)E·希尔期,傅铿、吕乐译.论传统[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徐仪明,陈江风,刘太恒.中国文化论纲[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作者简介:谭敏(1981-),女,东莞理工学院师范部艺术系专业教师,研究方向:音乐学。

D. 求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论文

你可以写学堂乐歌啊,这就使20世纪初的新型学校音乐教育,代表人物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其中李叔同的作品审美功用更高些
也可以写写那些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一般学校的,专业的都可以啊
才发现你这问题是09年的,我的回答肯定没有用了……

E. 中国音乐史论文1500

(一)论文名称
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
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
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
(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
(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
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
(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
(五)论文写作的目标
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
(六)论文的基本内容
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
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
(七)论文写作的方法
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
(八)论文写作的步骤
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F. 中国古代音乐史结业论文

有不止一篇,选择其一给您,大约5000字

不过,希望您主要是借鉴,通过自己的思考,融会贯通,加以修改,增加属于您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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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知识创新"的思考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
人文学科,面对新世纪“知识创
新”的学术潮流,如何寻求它的时
代定位,已经成为每一位新世纪
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
时代课题。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这一学科
的成熟与发展,是综合文学、史
学、音乐学学科知识而实现的。如
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方
法及其成果就是以历史学、文字
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乐
器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古音
韵学等多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
用与整合为基础的,其所表现出
的“知识创新”意识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面向21世纪的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在“知识
创新” 的潮流中可能会出现如下
一些趋势:
1.“知识更新周期”将会进
一步缩短。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
发展进程中,历史节奏将表现出
较前代越来越迅疾的趋向,生产
发展越来越迅速,经济往来越来
越频繁,科学发明越来越密集,历
史节奏的这种急骤演进,是与知
识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诸因素的推
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24 <音乐研究>季刊
中,新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生
产周期相应缩短,越来越多经历
过重构的知识成果呼唤着社会的
检验;新的音乐史实的发展演变
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刘
再生先生在论述20世纪中国古
代音乐史研究时曾有统计:“自
1922年第一部叶伯和的《中国音
乐史》诞生至本世纪90年代,中
国音乐史著作总共出版了四、五
十种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
著作问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们
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
的史学新成果还不敷应用之需
要。例如出版于1985年的《中国
音乐词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订,而
199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续
编》中的许多人物词条,情况也已
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均已不
大适应当前的应用(近闻人民音
乐出版社已出资赞助该词典的修
订,我们期待新版《中国音乐词
典》的尽早面世)。此外,在经过
20多年的学科发展之后,音乐史
学界该当有普遍吸纳综合创新成
果的史著问世了。
2. 随着知识体系的立体化
发展,知识传播途径向着数字化、
网络化方面呈多元发展的趋势。
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
在研究中产生的古代音乐史学成
郭树群
果,立体化地快捷传遍千家万户。
所谓立体化,是指成果的图、文、
形、声融为一体的电子展示方式。
那些以音乐图像学、考古学、乐律
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交叉
研究而产生的音乐史学成果,如
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融合为
一种面貌全新的音乐学知识载
体,供人们利用。据已发表的我国
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信息,北京数
字方舟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关于
信息源加工、存储、检索的产品,
每分钟可以全自动扫描录入图书
资料160页(双面),每天可处理
图文50万页,而且采用了国际通
用的先进图像压缩技术。这对于
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学知识电子
化、立体化前景的实现,无疑充满
了一种振奋的激情。在过去的日
子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很受欢
迎的电子读物。例如王子初、冯光
生、韩宝强主编的《曾侯乙编钟》
(光盘),修海林参与主编的《中国
古典音乐欣赏》(系列CD盘),方
建军研制开发的《金石之乐:中国
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
(D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 —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
数据库软件等。
3.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教
材呈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面
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将向着全
社会的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各级
各类人才对音乐学知识的需求更
多地来源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
书。为此中国音乐史学教材文本
的多样化,将是音乐史学工作者
予以关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史
学课程教材,应当注意体现新的
特点。有人将其归纳为:(1)要体
现一种历史的兼容性(即应充分
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
(2)要体现一种时代的涵容性(即
应涵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提出的
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3)还
应体现逻辑的展开性(即应注意
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念发展的
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
一)。①
4.面对21世纪,“文化的整
合”、“知识的重构”恐怕是常议不
衰的话题。就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来看,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我以
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应对
这种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在我国人文学科的
大家庭中,无疑应属于“年轻的一
代”,其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当
在2O世纪8O年代以后,即许多
史家所认可的近代音乐史学发展
的“第三阶段”。学科发展历史的
浅近,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稚嫩
仍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基础理论
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犹显必要。例
如就中国音乐文献学、“曲调考
证”一类研究而言,其创新和突破
都还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
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古代音乐
文献学学科范畴,虽已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进展,但在中国传统文
献学的框架体系内,如何突出音
乐文献学的特点;在音乐文献学
的学科理论研究,音乐文献的编
纂、出版,音乐文献的目录、版本
研究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文献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就“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而
论,如果对于中国乐律学、中国古
代音乐、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研
究做的更系统一点,恐怕黄翔鹏
先生的研究也不会显得那样艰
难,以致发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叹:
“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学生接着做
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 ⋯”②
鉴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这种实
际状况,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
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拓展,恐怕还会出现蓄势
增强的状况。
面对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的种种发展趋势,史学工作
者能否具有应对能力,这也不能
不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展望而予以
回答的。
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
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近
3O个年头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工作者在守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
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创新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文献资料类著作言,冯文慈先
生点注的《律学新说》《律吕精
义》,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
志校释》(第一、二分册)、萧炼子
的《宋书乐志校释》、王昆吾和任
半塘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
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
资料》、吉联抗先生的《中国古代
音乐论著译著丛书》、修海林的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中国艺
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
《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音乐研
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郭树
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编
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
还有尚待出版的《历代乐志律志
校释》(第三、四、五分册)、《古乐
书钩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
料》《乐府诗集笺校》等等,它们勾
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文
献学框架。以研究成果类的专著
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
崔宪的《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
其律学研究》是直指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重要难题的攻关之作;而
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陶
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郑
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
论》、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
育》则属于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学
术著作;此外具有开拓意义的学
术专著还有丘琼荪的遗著《燕乐
探微》、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
乐器综论》、吴钊的《追寻逝去的
音乐踪迹— — 图说中国音乐史》
等。王子初等主编的《中国音乐文
物大系》多卷本,则以新的音乐史
料系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支持。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黄翔鹏
先生的《乐问》,更以时代的学术
创新风范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
“知识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同
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托起这些重
要专著的则是数以千计的具有创
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们共同构
成了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① 孙正聿《教材建设新理念》,《光明Et
报))2000年9月27 Et。
② 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
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中国音乐学)1999
年第2期。
2001年3月第1期25
“知识创新”的基石。
就学术的发展来看,虽然交
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
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却不
能被学术发展趋于综合的潮流所
替代或置换。近期,许多学者注意
到了这种倾向。郑祖襄先生谈到:
“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
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
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① 修海
林先生谈到:“音乐史作为严格的
历时科学,其主要的任务,仍然是
在历时性的叙述中,依着纵向的
历史发展脉络,追溯古今,在久远
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叙述音乐的发
展。”② 冯文慈先生则在提及了解
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时,要打开历
史的视野,“对音乐文化的观念持
有符合我国实际的辩证发展目
光,注意避免以现代的音乐文化
观念切割历史,特别是不能以现
代西方的音乐观念来圈套我国历
史。”固在这世纪之交的学术发展
中,这种学科的自主意识为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的创新发展如何走
稳自己的路,起到了时代的定位
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
历时中展开共时— — 为中国音乐
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使我
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
识创新”得到新的启示。它要求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随时注
意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剖面”;
要注意“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活动方面诸因素在共时
性文化空间中的相互影响和制
约”;而我们以往则“比较重视对
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以及揭
示其中的某种规律,但是对于历
史上处于某一共同状态下音乐生
26 <音乐研究)季刊
活剖面的分析,对其中某一类音
乐文化模式的研究却用力不足。”④
显然,这一新途径具有以知识重
构为特点的创新意义。此外,项阳
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国弓弦乐器
史》,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
音乐考古学等不同层面上,营造
了中国弓弦乐器不同历史时段共
时性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弓弦
乐器历时性发展的史实因此而更
为充实、丰富;洛秦先生主张音乐
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沟通,为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
路;这些学者的努力都为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
新的思考。
20世纪末叶,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领域还经历着研究人才的新
老交替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
第三发展阶段的见证人,我们看
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前辈学
者杨荫浏以及吉联抗、蓝玉崧、夏
野、金文达先生以宏富的知识财
富,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全部的
贡献;我们也承受了黄翔鹏先生
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甘露,并
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于事业未
竟而难以泯灭的心灵之窗,也依
然在接受着尚健在的前辈师长惠
及后学的心灵滋润;当然,我们也
经历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崛起在
新的学术起点上的激动。如果说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第一代学
人的学术起步还是空谷足音,那
么第二代学人的努力就使得学科
建设及其成果具备了相当的规
模,而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则已处
于规模初具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
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备
博士学位学习资格的第三、四代
学人已基本走出了单一师承关系
的教育途径,相当一些人具有跨
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这
样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趋于
全面,在治学方法上则更为丰富。
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初商品
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代学者相
继寻找到自己恰当的社会定位,
他们的学术潜能正在良好的拓展
环境中孕育、催化。为此,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良好前
景,正将由这一代学人描绘。正如
蓝玉崧先生数年前讲的“芳林新
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之林,将会在这
蔚为壮观的新老传承和交替中,
在群体的互为支持中,根深叶茂,
惠及人间。
(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综述,所
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
及的、本人认为能够说明“知识创
新”论点的一些例证,偏颇或疏漏
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行指正。)
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
①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墓)(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为
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
音乐)2000年第2期。
③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
(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
期。

G. 音乐欣赏论文,急求,3000字。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红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叁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浩瀚的大海。仅仅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歌、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的数量来看,也是令人惊叹的。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约有30万首左右。民族民间器乐约有200余种乐器,独奏、重奏、合奏乐曲难以数计,中国的曲艺约有200多个曲种。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曲艺和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各种剧种、曲种特征和风格的主要体现者。至于这众多的剧(曲)种中丰富多样的剧目、曲目、声腔、板式、行当、流派、唱段、文武场音乐等等。更是难以数计。

产生我国这么丰富的民族音乐的原因有:第一,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第二,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第三,博大的文化背景;第四,众多民族和人口。
包括民歌与歌舞、民族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四章内容。
一、 民族与歌舞
民歌与歌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书中也是一起放在第一章一起介绍。民歌和歌舞都来自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这是它们一个很大的特点。民歌的体裁大体分号子、山歌、小调3个大类。号子直接为劳动服务,是在人民体力劳动中编唱的,它的音乐坚实有力、粗犷豪迈,和劳动联系十分密切,音乐节奏和节奏紧密结合。山歌则产生山野劳作中,声调高亢、嘹亮,节奏较自由,具有直畅而自由地抒发感情的民歌。小调是产生在群众日常生活的休息、娱乐、集庆等场合的民间歌曲。中国的歌舞音乐也很丰富,他的音乐特点与小调很接近,只是因为要配合舞蹈动作,常家用更多的衬词、衬腔和重复腔等。歌舞音乐大体分:秧歌类、花鼓类、花灯类、风俗舞类。此外,还有旱船、莲湘、小车、拉花、春牛等歌舞形式及其音乐。
二、民族器乐 分类有吹奏、弹拨、拉弦、打击乐器,曲式结构大多以曲牌为基础,段落性很强。
三、曲艺音乐
曲艺是一种表演艺术,也是综合艺术,它以讲唱文学为脚本,安排布局,展开情节,汲取各种艺术表现手段。曲艺是叙事性的音乐,是在“演故事”,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千百年来,文学、音乐、表演三者在曲艺这一综合体中相铺相成,有机结合,达到了今日曲艺的丰富、成熟的境地。中国曲艺有200多种,分类问题很复杂,一般根据音乐特点分8类:鼓词类、弹词类、道情类、牌子曲、走唱类、琴书类、杂曲类、数唱类;曲艺唱腔体式分曲牌体、主曲体、综合体。曲艺分南北不同,各自有长处,我们熟悉的如北方京韵大鼓、南方评弹。
四、戏曲音乐
戏曲,是一种综有诗歌、音乐、舞蹈等多样表现手段的中国传统戏剧艺术。音乐是戏曲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唱腔和器乐两种成分。中国传统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音乐遗产非常丰富,形态十分复杂。戏曲的艺术特点有综合性、戏剧性、民间性与专业性的结合三点。戏曲的唱腔具有抒情性、叙述性、戏剧性三方面特征。戏曲的器乐特点大多处于伴奏、陪衬的较次要的地位。戏曲的剧种全国性剧种有昆剧、京剧、两种。我对京剧特别喜欢,对其中内容了解较详细。京剧是以皮黄腔为主的全国性戏曲举重之一,约有200年的历史,因形成与北京而得名。由于京剧名师辈出,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有了谭鑫培等一带新人出现,谭鑫培是这一阶段杰出的代表,他博采众长,继承余、张、程等又有所创新,为京剧老生的一带宗师。这时京剧不仅受群众欢迎,而且得到清王朝统治者的赞赏,逐渐取代了昆曲的地位而影响全国。从此,建国前后,老生有言菊明、谭福英、马连良、周信芳、李少春、杨宝森等;旦角有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武生有盖叫天、厉慧良等;小生有姜妙香、叶盛兰等;净角有金少山、裘盛戎、袁世海等;老旦有龚云匍、李多奎等;丑角有肖长华、刘斌昆等;琴师有孙佐臣、徐仁沅、王少卿、杨宝忠等。。。。。。他们在各个行当中都有重大建新,在唱腔、表演、念白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自成一派,将京剧艺术推到了鼎盛时期。京剧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故事大多取材于“列国演义”、“西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杨家将”、“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也有从昆剧和其他地方小戏、民间歌舞中移植过来的,范围十分广泛。京剧的唱腔以皮黄腔为主。二黄强苍凉深沉,长于抒发悲愤之情,有正、反二黄之分;西皮腔刚劲明快,长于表现灵活、昂扬、欢快之情。除了皮黄腔外,京剧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吹腔、昆腔和许多民间小调等唱腔。京剧演唱也很讲究,注重按字行腔、要求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京剧器乐文场以京胡为主,辅以月琴、京二胡、小三弦,有时还用笛、笙、唢呐、海笛等;武场有鼓板、大锣、小锣、钹,有时用堂鼓、水钹、碰铃、大饶等。京剧著名的传统剧目有《二进宫》、《玉堂春·三堂会审》、霸王别姬》、《卧龙吊孝》等。其他的戏曲剧种如北方秦腔、晋剧、河北梆子、豫剧、评剧、碗碗剧,南方赣剧、川剧、湘剧、黄梅戏、越剧、湖南花鼓戏、锡剧等,各个戏曲剧种的唱腔都有分别,也各有自己的长处。
学习体会《中国民族音乐欣赏》后,感触颇多,以前我们总是认为欧洲音乐是最优秀的,而我们民族音乐是不足以登入大雅之堂的,现在知道了民间音乐浩瀚如海,并不比欧洲优秀的音乐差了多少,也是那样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和发扬光大的,我们更应为我们民族音乐能够走向世界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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