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音乐特点

① 中国现在流行音乐的走向和特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中国现在流行音乐的走向和特点，就是音乐中国风。

现在的流行音乐，无论是快歌、慢歌、情歌、r&b、hithot、口水歌或网络歌，都或多或少渗透了中国风的元素。中国风成为振兴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中国元素种类繁多，博大精深，是词曲创作人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
在创造上，有的歌是在音乐上，用西洋乐和中国乐器结合来演奏，创造出新的乐感（jay的不少歌是这样的）。有的歌是在用中国传统故事来谱词，但用r&b或hithot的风格唱出来（力宏的某些歌或SHE的“中国话”）。有的歌是用中国古典的故事为原型，但创新出新的词风和新的角度来写（jay的“西厢”、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和谢安琪的“钟无艳”等等）。有的歌虽然是写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处世观的，用词相当文言化和绮丽化，具有很强的文学气息（例如求佛和千里之外等）。在歌曲创造的各方面都可以渗透中国风的元素，甚至整首歌都是中国风的歌曲（“青花瓷”就是代表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港台为主的香港流行乐坛，特别是香港4大天皇和谭咏麟张国荣等渐渐淡出之后，华语流行乐坛就开始衰落和黯淡了一段长时期。那个时候的流行音乐要么就找些有样貌没唱功的人去唱，要么就词曲空洞（多为口水歌）。到了2000年以后，人们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能任由华语流行乐坛就这样下去，有志之士开始立志革新。这时，以周杰伦和方文山为代表的一些港台词曲人，开始以“中国风”为题创造一些歌曲，借由周杰伦的大热来使中国风传遍两岸三地。渐渐地，港台的许多词曲创作人开始都思考用中国风的元素来创作，内地的同行和新晋歌手等也开始用中国风的元素来创作。此后就诞生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风歌曲。

（说多两句题外话）
当年黄沾的博士论文就是论香港流行乐坛的衰落，沾叔他可是名副其实的港大文学博士哦！

（以上，在下拙见）

② 音乐的分类及特点

1、古典音乐

以超时代的普遍性、永恒性的艺术价值和音乐艺术最高业绩为标准，将那些能作为同时代，后代典范的，具有具有永久艺术价值的音乐统称为“古典音乐”。根据这一标准，古典音乐又被称为“严肃音乐”或“艺术音乐”，用以区分通俗音乐（流行音乐）。

2、流行音乐

它是商业性的音乐消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象。它的市场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

3、民族音乐

所谓中国民族音乐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而广义上，中国音乐是泛指世界上具有五声调式特征的音乐。

(2)中国电影音乐特点扩展阅读：

中国民族音乐一般分为五大类，即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

每类音乐又各有多种体裁、形式、乐种和作品，如歌曲又有古代歌曲和民间歌曲之分。

民间歌曲中又分劳动号子、山歌、小调、长歌及多声部歌曲等不同的体裁；同是山歌，又因地区、民族的不同而风格迥异，各具特点。

国古琴曲《流水》曾被美国人刻成曲碟用卫星发到太空，可见传统音乐在国外也颇受吹捧，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们本土创作的中西混搭的音乐在外国并不受欢迎。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应该向世界推荐的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

③ 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历史

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所指涉的历史和地理范围非常之广，它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海外华人社区。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工作者们开始大胆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国电影获得许多国际大奖，而且逐年增多。由于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日益受到欢迎，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外资并且不断地与外方合作拍片。随着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中国电影实际是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也就凸现了出来：它是由中国人为中国人生产的吗？假定关于中国电影的性质已达成某些共识，那么，扎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而有别于好莱坞现象的这种电影有它自己的特点吗？这些特点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国际电影界所洞察与阐释的呢？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国际对话呢？

回顾中国电影一个世纪的发展，不由使我们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电影在西方发明。这不仅是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战败之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一年。自从189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视觉技术的发展与中国这个正在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事件的联系日趋紧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戏在上海的徐园上演。在此后的百年间，引进的西方电影技术在中国本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的断代精确地界定在这百年（1896～1996）间，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决定的。我们把1896年作为起点，因为从一年开始，中国电影的消费与销售开始具备跨国家的性质（当然也可以设想以始于1905年拍摄的第一部中国影片或是 1913年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作为中国民族电影史的开端）。

我们把对于中国三个地区（大陆、台湾、香港）的电影的探讨下限定在1996年，因为从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独立于大陆的地缘政治实体，这一中国历史的全新篇章无疑将会对中国电影，特别是对后殖民的香港电影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预测将来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电影的形貌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在次对中国跨国电影百年史进行一番梳理。我们将探究在中国电影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中的影像生产与消费的一系列模式：从传统的"影戏"到机器再生产的现代时期的"电影"，到后现代时期的电子影像的"仿真"（simulacrum）。我们的假设是，这样一种视觉的历史诗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学相联系，而且深深地植根于跨国资本的经济学之中。自从电影媒体完全整合到经济和文化之中并调和这两者以来，它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勾画中国文化政治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者关系的轮廓的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例子[1].

接下来我将简要回顾历史，并对可被称为"跨国的中国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个相关的理论。种种迹象显明，似乎只有在恰当的跨国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民族电影。人们必须以复数的形式提及中国电影，并且在影像制作发展过程中把它称作跨国的。中国个案中的跨国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作观察：第一，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分成了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大陆、台湾、香港——由此而来，这三个地区之间出现了中国的民族电影/地区电影的竞争与合作。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电影的生产、销售、消费的全球化。第三，电影话语本身对中国及中华性的表述与质疑，即对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中个人或群体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性别认同的交叉检验。第四，一次对中国"民族电影"的重新回顾与审视，就好象是在回顾性地阅读跨国电影话语的"史前史".这一过程旨在揭示民族电影话语的政治潜意识——电影的跨国根基与条件。这些是任何一个民族电影规划必定要克服与超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实际的或假想的帝国主义的危害，或是为了迫使少数民族保持沉默来维持国家统一。

在此我要以中国电影为例来说明当今世界电影形势的变化。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跨国电影的发展是电影生产、销售、消费这一系列机制全球化的结果。世界电影业的变化发展不仅使人们对"民族电影"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而且使电影话语中"国家性"（nationhood）

的建构复杂化。因此，我所做的中国电影史概可以作为一个世界电影史总体发展趋势的一项个案和范例来阅读。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电影的研究于是成为跨国的电影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民族电影与现代民族国家

电影作为一种发端于西方的新技术和艺术形式，最早出现在1895年；电影发明一年以后，传入上海。可能是卢米埃尔兄弟的一名摄影师兼放映员，在徐园的游艺会上放映了电影短剧。

接着来到上海的放映人是美国的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97年他带来爱迪生公司的电影在茶馆和游乐场所放映[2].此后直到1949年，中国放映的大多片子为外国电影，放映场所先是在茶馆后是在影戏院。外国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90%，居于主导地位。人们不难料想，好莱坞电影是风头十足。

1905年，任景丰在他的北京的照相馆里拍摄了中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他拍摄的是著名演员谭鑫培所表演的京剧。郑正秋于1913年拍摄的家庭短剧《难夫难妻》，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故事片。不过，它是由美国人布拉斯基在中国的制片厂、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的。

同年，黎民伟与布拉斯基拍摄了香港的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布拉斯基后来又把这部片子带到美国，因此它成为最早在国外放映的中国电影。由此可见，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便是跨国资本的产物。

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的民族电影是在引进的西方的电影技术、意识形态、艺术手段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壮大的[3].程季华等人在1960年代初所写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在这本代表官方观点的著作中，中国的左翼进步电影的发展是在与外国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霸权的斗争中成长的[4].中国民族电影工业所作的生死搏斗与作为20世纪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困境息息相关。现代性、民族建构、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以及新的性别认同都是此类民族电影的中心主题。中国的民族电影已成为锻冶新的民族文化所需的成分。在"软性"娱乐电影（罗曼司、蝴蝶派小说、武打片、鬼怪片、古装剧）

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左翼电影工作者充分利用电影这一新的视觉技术的政治与革命潜力，试图把它发展成为自觉的社会批评的大众艺术[5].正如其他民族电影一样，中国电影也是"国家神话的鼓动者和国家的神话"[6].通过创造一套连贯的形象与意义、叙述集体历史、以及上演普通民众生活的悲喜剧，电影给有可能呈现为异质的实体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统一体："现代中国".

中国音乐发展史：粉碎“四人帮”后最早流传两首作品,一是歌曲《祝酒歌》,唱出了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后,人们无比喜悦的欢乐心情。另一首是管弦乐《欢庆舞曲》。记得是在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国庆办公室的一位年轻人来到我家对我说,今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焰火晚会,各界群众将组成110个舞圈跳集体舞,国庆办公室正在征集舞曲,希望你能参加应征。由于“文革”时期把三拍子的圆舞曲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轻歌曼舞”成为忌讳,所以我们希望这次在焰火晚会上能产生一首新的大家喜欢的圆舞曲。几天后我交出了小样,再几天后通知我写总谱,再十天之后,这位年轻人到我家取走了总谱,中央乐团很快录了音。国庆节的当晚天安门广场一片欢腾,十几万人伴随着《欢庆舞曲》翩翩起舞,兴高采烈,有如奔涌着的欢乐海洋。之后《欢庆舞曲》出唱片,出总谱,还成为中央电视台一段时间内一个栏目的开始曲。转年,国庆办公室又约我再为1978年的国庆晚会写作《欢庆舞曲》的姊妹篇《节日舞曲》,后因那次晚会没有举行,此事也就停止了。但《节日舞曲》被改成了军乐直到现在还时有演奏。

就我个人来说,1977至1979年这三年是我音乐创作中经历的一个高峰期。继两首管弦乐曲之后,又为武汉军区描写陈毅元帅的话剧《东进!东进!》作曲,写了7首陈毅诗词歌曲,紧接着又为叶剑英元帅诗词《八十书怀》、周恩来总理诗词《大江歌罢掉头东》作曲,并于1978年年底接受了中央歌剧院为新中国建立三十周年献礼的歌剧《记住啊请记住》作曲,紧接着又接受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献礼歌剧《星光啊星光》作曲,与此同时,我还担负着八一厂的故事片《雪山泪》,峨嵋厂的故事片《挺进中原》,珠江厂的故事片《梅花巾》的作曲任务。两部歌剧、三部电影同时进行,偶尔还穿插一两首其他的歌曲作品,时间非常紧张。《星光啊星光》初稿46段唱26天就写出来了,音乐构思像开水龙头似的从心中流淌出来。我写出来之后交我同学沪邑同志修改,然后再交由歌剧院一位同志,福空文工团一位同志和沪邑三人进行配器,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了,中国歌剧院急等着排练。此剧演出时盛况空前,一票难求,各界观众络绎不绝,非常踊跃。

这次音乐高潮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思想解放,也就是破除“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开创新局面》。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创作历程可以看出,当时的创作热情是多么高涨!人民的命运,时代的风云和作者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对一个作者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1983年至1985年汇聚众多文艺界人士、艺术团体创作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以及后来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的“精品工程”奖、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等众多的评奖比赛,也都对新的历史时期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到纪念建党80周年是第二次音乐高潮

2001年“5·23”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评选活动,从此创设了我国的第一个音乐大奖,吸引了全国音乐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第一届金钟奖设立了创作奖,分声乐和器乐;表演奖,分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还特别为年届80高龄、从事音乐工作60年以上成就卓著的老音乐家设立了终身成就奖,这在我国和世界上都是首开先河,引起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强烈共鸣。结果121部交响乐应征,评出了金银铜奖21部;应征歌曲256首,评出金银铜奖36首;参赛歌手81名,评出金银铜奖18名,老音乐家的终身成就奖评出了27位,颁奖晚会和庆祝酒会盛况空前,热烈非凡,一些与会者激动得热泪盈眶。

纪念建党80周年音乐会,推出的新作品有辽宁的《阳光》,山东的《祖国》,深圳的《希望》等三台大型交响音乐会,产生了交响组曲《阳光下的祖国》,钢琴协奏曲《春天的故事》,交响合唱《希望》等一批精品力作和各类体裁的新歌。同一时期产生的歌剧《苍原》、《党的女儿》也受到普遍好评,这都为庆祝建党80周年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力地推动了音乐创作和音乐事业的向前发展。

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再到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形成了第三次音乐高潮

2005年中国隆重地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此,中宣部有关领导专门主持召开音乐创作动员会议。中宣部拨出专款推动这项工作,中国音协积极投入,各省市积极响应,中国音协与广州市委推出了“民族之声交响音乐会”在广州和北京隆重演出。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说:“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音乐了,听得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时中宣部文艺局主持召开了座谈会,给予高度评价。同一时期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举办了“时代之声——傅庚辰作品音乐会”。河北举办了《英雄河北》、湖北举办了《三峡回响》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纪念音乐会,也都取得了成功。中国音协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隆重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央有关领导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当晚由中国音协组织举行的冼星海作品音乐会极其成功,当《黄河大合唱》演唱结束时赢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从2003年至2007年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品:大型声乐套曲《航天之歌》、《小平之歌》、《交响乐2008》,交响诗《红星颂》,交响组曲《地道战留给后世的故事》,交响乐《圣火2008》,交响合唱《金陵祭》,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木雕的传说》,舞剧《红梅赞》、《闪闪的红星》、《红河谷》、《一把酸枣》、《风中少林》、《南京1937》、《西游记》以及近期出现的交响组曲《乔家大院》、交响乐《巍巍昆仑》、《江山多娇》等。交响乐创作思想、创作道路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中央领导同志对儿童歌曲十分重视,指示中国音协要下决心抓好儿童歌曲创作,并作出部署,成立七部委工作组织。中国音协坚决贯彻中央领导指示,召开词曲作者座谈会,广泛征集作品并与共青团中央、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儿童歌曲电视大赛。经过三年努力,儿童歌曲匮乏的局面有所好转,产生了《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读唐诗》、《司马光砸缸》、《朝霞之歌》、《春天》、《悯农》等一批优秀儿歌。电视剧音乐也出现了《誓言无声》、《江山》、《沙场点兵》、《陈赓大将》、《乔家大院》、《红顶子商人胡雪岩》、《井冈山》、《戈壁母亲》等好作品。第十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评出了《吉祥三宝》、《盖楼的哥们》、《望月》等20首优秀奖歌曲,《永恒的彩霞》等20首入选奖歌曲。民族管弦乐也产生了很多好作品,徐沛东为广东音乐作了新的编配,《国乐飘香》音乐会获得成功。

2007年7月，由中国音协中国文联演艺中心和总政宣传部共同推出的纪念建军80周年军旅音乐作品展演周《革命诗篇——傅庚辰作品音乐会》、《当兵的历史——印青作品音乐会》、《长城长——孟庆云作品音乐会》、《相聚在军旗下——老文艺工作者音乐会》以及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武警共八场音乐会在首都掀起了音乐热潮。这不仅展示了军旅音乐作品的精华,同时也雄辩地证明,作曲家必须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个人民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受到人民的爱戴,绝不能以“小众”自诩,盲目陶醉在狭小的圈子里。

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是在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之后举行的,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战略目标前提下举行的,在总赛区广州之外,增设了长沙、南京、宁波三个分赛区,增设了合唱、民乐、流行音乐、理论评论等奖项的评选,扩大了评比面、受众面、影响面,是对金钟奖的重要改革,推动了金钟奖做强做大,使金钟奖迈入了新阶段。

今年还将举行交响乐百年回顾展。回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中国特色交响乐，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雅俗共赏,二是现代技法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技法的科学原理、科学方法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和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交响乐。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中国人民,就失掉了根基,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取得成功。

当前,我国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正处在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强大,音乐的影响力、渗透力、震撼力与日俱增,在人民群众中、在文化生活中、在社会活动中出现了空前的音乐热。从城市到乡村,在公园、在广场、在社区,到处充满音乐之声,到处充满着欢乐的歌唱,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充满着歌声激扬着音乐的新时代

④ 中国电影的背景音乐发展现状如何

大部分都是导演找的自己喜爱的音乐人来做，比如寻枪找窦唯做这种。目前中国没有太多大师级的影视配乐，三宝老师算是最牛的了吧，其他董冬冬老师，樊凡等等也在这条路上算是走的比较远。但能不能达到三宝老师的成就，还有待观察。这个也跟国内电影也不像好莱坞那么发达有关吧。

⑤ 新中国的音乐的特点

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而且是在东西方对立的、半封闭的状况下进行的全面建设。战争年代，我国在较长时期内被分隔为“国统区”和“解放区”，有时还要分出一块来为“沦陷区”。这两支有时是两支以上的音乐家队伍随着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胜利会师了。当时除了少数在台湾及港澳的音乐家们仍被隔绝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之外，大多数中国的音乐家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新音乐文化的建设中。连年的兵火战乱，到处都是千疮百孔。虽然百废待兴，但人们的精神面貌饱满向上，音乐文化方面的各项工作，均呈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气象。

1953年10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宣告成立，这是我国音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早在1949年7月23日，该协会的前身--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就已经成立了。主席为吕骥，副主席是马思聪、贺绿汀。作为群众性的专业团体，它团结了全国各民族音乐家（包括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理论家、教育家、词作家、音乐活动家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85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建立了新的领导机构，主席是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吕骥、贺绿汀为名誉主席。协会下设有创作委员会、理论委员会、民族音乐委员会、表演艺术委员会、音乐教育委员会、社会音乐活动委员会和对外联络委员会等机构，经常开展各类学术活动，组织创作、演出，对外交流，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作曲家王莘作词作曲的《歌唱祖国》，面世于1950年9月。歌曲在继承聂耳、冼星海革命群众歌曲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时代的新风格，形象地刻划了站起来的东方巨人雄伟的前进步伐和对未来的向往，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新面貌。歌词凝冻简洁，生动鲜明；旋律气势豪迈，充满深情。

《让我们荡起双浆》
乔羽词，刘炽曲。电祖《祖国的花朵》插曲，作于五十年代中期。这是一首优美抒情的二部曲式的童声合唱。它描绘了新中国的花朵们在洒满阳光的湖面上，划着小船尽情游玩、愉快歌唱的欢乐景象。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最后一个问句：“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了幸福的生活？”巧妙地点明了歌曲的主题，表达了儿童们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的真挚情感。全曲的音乐优美抒情，富于动感。

《我的祖国》
电影上甘岭插曲

祖国颂

梁祝等~~~

⑥ 中国艺术歌曲的主要特点！急急急！

你是合师几班的啊，这是我找的答案哦。还没找完呢，你要有的话也给我一份吧。
古乐的十二调。古代乐律学名词，是古代的定音方法。即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的一种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十二律分类
十二律又分为阴阳两类，凡属奇数的六种律称阳律，属偶数的六种律称阴律。另外，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又简称“律吕”。
阿炳
阿炳，原名华彦钧，民间音乐家。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他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并广泛吸取民间音乐的曲调，一生共创作和演出了270多首民间乐曲。留存有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六首
赵元任 (1892～1982) 语言学家、音乐家。字宜仲，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创作有歌曲约40多首、大型合唱曲 1首及钢琴小品若干首，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的有《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海韵》等作品。 赵元任
赵元任，江苏进武人。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对音乐也有相当突出的专业修养和创作才能。他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一首大型合唱曲《海韵》和一些器乐小品等。

他的歌曲创作重要的有《老天爷》、《也是微云》、《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织布》、《劳动歌》、《鸣呼三月一十八》、《我是北方人》、《两洋镜歌》、《扬子江上撑船歌》、《背着枪》等。

在操作上，赵元任努力创作具有民族风味的音乐，他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中国派”曲调，按中国语言的声韵特点来处理词与曲调的关系，来探索曲调写作的民族风味，其中有的是用接近吟诗的音调来写，有的吸取吸取或民族小调的音调来加以发展。

在和声方面，他大胆摸索“中国化”的和声，其中有运用平行四度、五度的进行等。

在音乐形象方面，他十分注意形象刻画的独立意义，特别是对钢琴版伴奏的运用上，注意对表达之人公或是对外界诗意形象的刻画。

“赵元任一直站在民主，爱国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创作。他的创作无伦是题材的选择，音乐民族风格的探索，以及对西洋创作技法的借鉴上，都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大胆创新精神，对我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编配合唱歌曲二十四首，编配民歌十九首，器乐小品六首，总计一百三十二首作品。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21年赵元任夫妇一同到了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域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光明行：二胡独奏曲，刘天华作。全曲由四个主体段落加引子、尾声组成，在音乐创作中吸收了西洋音乐中大三和弦的琶音进行和转调等手法，演奏技巧也采用了大段的顿弓，音乐风格清新明朗、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追求美好未来的喜悦心情。
昆山腔：戏曲声腔，又称昆腔、昆曲，元末明初产生于江苏昆山。它原为流行在昆山一带民间的南戏清唱腔调，因创始人顾坚居于昆山附近而得名。明嘉靖、隆庆年间，魏良辅历经十年，对昆山腔在曲调、唱法、乐队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使之成为明代戏曲腔调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种。
李叔同：（1880—1942）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文涛，又名岸，字息霜。其成就涉猎书法、篆刻、绘画、戏剧、诗词、音乐等领域，培养出了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等美术家、音乐家。一生共创作了50余首乐歌，《春游》、《送别》等代表作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 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又名岸，字叔同，其人多才多艺、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
他增留学日本主修绘画，兼习在日本曾与普孝谷创办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
1906年，他一人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仅出版一期）。他为当时美术、音乐、书法、篆刻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歌曲创作多见于《李叔同歌曲集》，其中以《祖国歌》、《送别》（二部合唱）、《早秋》三首较有名，其中又以《春游》一曲最为突出。
他的大部分歌曲反映了青少年生活，有些作品是他个人的触景生情之作。其歌曲大多选自欧美各国的通俗民曲填写歌词，曲调优美，流畅，文辞生动秀丽，又富有意境和韵味，无论在艺术形象或声韵上，词曲都结合的很好。他编写的歌曲，在艺术水准上明显的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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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述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曲调来源与历史意义
学堂乐歌指清末民初我国新学堂开设的唱歌课中教唱的歌曲。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深受西方列强欺凌之苦。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如果要摆脱列强的侵略，就必须富国强兵，推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改革，所以他们开始呼吁改良，并发起了维新变法、洋务运动等。教育体制的建立与革新也由此被推向社会前台，1898年，康有为上书皇帝，请求效法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体制以定中国之学制，“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但因维新变法失败，其建议当时并未被采纳。1901年，摇摇欲坠的清朝廷才宣布“废科举，兴学堂”，实行“新政”。至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公布，新的教育体制开始在全国推行。之后，各地纷纷建立了新式学堂。新式学堂里大多开设有唱歌课，学堂乐歌开始逐渐兴起。辛亥革命后，伴随者新式学堂的更加普及，学堂乐歌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最终遍及全国。
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宣传富国强兵、歌颂祖国等爱国主义思想。这些作品在学堂乐歌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主要作品有《何日醒》、《中国男儿》、《体操—兵操》、《黄河》、《祖国歌》、《扬子江》等。其中《中国男儿》、《何日醒》最为突出。
其二，表现妇女解放内容。如《女子体操》、《天足歌》、《勉女权》、《缠足苦》等。
其三，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宣扬共和、推翻帝制。如《欧美二杰》、《演说》、《革命军》、《庆祝共和》、《光复纪念》。
其四，宣传新的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如《地球》、《辟占验》、《跳舞》《文明婚》、《格致》、《运动会》等
其五，儿童歌曲。此类作品也在学堂乐歌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春游》、《竹马》、《送别》、《铁匠》、《赛船》、《龟兔》、《勉学》、《春游》、《送别》、《忆儿时》等。
此外，学堂乐歌中也有少部分忠君尊孔及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内容的作品。如《尊孔》、《演孔歌》、《忠君》、《五伦》等。
学堂乐歌的曲调来源基本上是根据现成的曲调填词，较少独立创作。曲调大部分选自欧美和日本的学校歌曲或流行曲调，很少采用我国的民间曲调。整体看来，学堂乐歌的曲调来源有以下几种：
其一，选用欧美歌曲曲调。如流传广泛的《送别》就是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跳舞会》是据英国国歌的曲调填词；《勉学》是据美国歌曲《罗莎•李》的曲调填词。
其二，选用日本歌曲与流行曲调。如《中国男儿》即根据日本歌曲《寄宿舍里的旧吊桶》填词；《何日醒》也是根据日本曲调《木南公》填词；《革命军》据日本军歌《勇敢的水兵》填词。
其三，选用我国民间曲调。有《勉女权》、《采茶歌》、《缠足苦》等作品。
其四，创作曲调。有《美哉中华》、《黄河》、《春游》、《军人的枪弹》、《采莲曲》等数首。
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方音乐文化全面传入中国，包括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演奏方法、演奏形式；各种歌曲及演唱形式；五线谱、简谱等记谱法；西方音乐基本理论知识等。并出现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一批音乐家，出版了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重编学校唱歌集》、李叔同的《国学唱歌集》、曾志忞的《教育唱歌集》等一批最初乐歌集。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培养了一批音乐教育人才，对我国新音乐的启蒙与新型音乐教育体系的确立有重要
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是置二十世纪初我国学堂里“乐歌课”所教唱的歌曲，其产生于当时社会、文化大有关系。清末民初，向西方学习要求废科举，办学堂，变法维新成为中国大众的一致呼声，一些从日本或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士，在国内新学堂开设乐歌课，教唱一些新歌，当时称之为“乐歌”，后来音乐界将这一时期的学校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应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分子要求血虚欧洲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等爱国主义思想其创作思想主要是采自日本，欧美歌曲曲调填上新词也有改曲记词的，还有一部分是创作歌曲，另外也有一部分是采用了中国传统民歌的曲调。
学堂乐歌是近代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开篇，它是集体歌唱这一新形势得到确立和传播；普及了简谱，接受五线谱和西方音乐知识；其国务卿体裁对其后音乐创作影响很大；“乐歌运动”影响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所以这一切都具有启蒙时期的开创意义。它直接影响了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的音乐文化发展，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
见下册140新法密律：“新法密律”科学地解决了三分损益法造成的“黄钟不能还原”的千古难题，朱载堉用开方的方法来计算律的长度，使十二律间的音程达到严格的均匀性，这就是他有别于三分损益法的“新法”。新法密律是音乐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十二平均律”律学原理。

明代中国音乐史上出现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新法密率”的发明。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由计算方法求得了12律之间完全平均的音高关系，求得的各律之间最精密的比率。他的发明比西方约早一个世纪。不过由于当时乐器制作的条件限制，他的发明并不能用于音乐实践之中，到后来，连他的学说也或者渐渐给人遗忘了，或者并不能看出它里面深刻的革命意义。但从律学上说，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是音乐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基础。 这位发明者就是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式人物”的朱载堉。他是一个科学家、律历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个音乐家，是明代的一颗科学艺术巨星，是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的一位伟人。
聂耳的音乐创作主要是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前者如《开路行锋》、《码头工人歌》、《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等，在这些歌曲里，他以强烈的感情表达了当时中国各阶层人民高涨的斗争热情以及他们对反帝斗争充满了信心；尤其是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它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大众革命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才国代国歌。

聂耳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他是左翼音乐运动的主要代表。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其后在联华影片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并正式开始了他的音乐创作，在他年仅两年多的创作生涯中，先后为多部话剧，电影创作了近四十首歌曲。代表作品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新女性》、《卖报歌》等。

他善于从生活及歌词的语调中提炼富于特征的音调、节奏，并善于从民间音乐和外国音乐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他的战斗性群众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等，融汇中外作品的音调节奏和体裁；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和振奋人心的效果；而他的劳动歌曲则吸收了相应的劳动号子的音调、节奏，塑造出了多种不同的劳动者形象；在他的抒情歌曲如《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梅娘曲》等，也都渗入了民歌，说唱等音调的因素。

聂耳的歌曲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民族气派和群众化特点，又形成了他独具的富于革命乐观主义色彩的清新，明快而又激昂的音乐风格。（死于1935年，二十三岁）
刘天华见下册142
赵元任见下册147
《黄河大合唱》反映了黄河两岸勤劳勇敢的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传达了广大劳动者的心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坚强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乐曲以群众歌曲的精华部分〈即音调〉作为基础并吸取了陕北、山西一带的民间音乐的因素作为素材进行创作。作曲家并非简单地把这些音乐材料照搬过来，而是创造性地运用民族音乐风格、民间音乐素材和民间表演形式来反映当前中华儿女为抗日救国的斗争生活。作曲家成功地创造了富有战斗性的新的民族形式、民族气派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大型声乐套曲形式，为我国音乐创作的民族化道路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创作中，音乐语言既简炼又明快，通俗易懂。例如《河边对口曲》用陕北和山西音调写成，带有浓郁的乡土风味。问答式是民歌的一大特色，《黄河大合唱》采用这一形式，轻松有趣。《黄河船夫曲》直接吸取了船工号子的韵律和节奏，音乐形象鲜明生动，富有战斗性。
《黄河大合唱》在民族风格问题上的成就与作者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息息相关。作曲家一贯坚持的信念是：创作出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作为自己如何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来对待，作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来认识。所以在《黄河大合唱》中，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又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散发出永久的艺术芳香。
黄河大合唱：大合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作品以黄河为背景，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历史图卷，歌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控诉了侵略者的罪恶行经，塑造了坚定不屈的中华民族英雄形象，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在音乐创作中，冼星海采用了独唱、齐唱、轮唱、对唱、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卡农等西方作曲技法。各个乐章之间，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在表现内容、演唱形式和音乐形象等方面构成鲜明的对比。全曲规模宏伟、雄伟浑厚，音调吸收了劳动号子等民间音乐素材，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⑦ 中国电影音乐有哪些民族特色

中国电影音乐百年的民族颂歌（上）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1月05日 16:35 来源：CCTV.com http://www.cctv.com/program/yyzs_new/20060105/101671.shtml 《谈中国电影音乐中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 2010-05-17 08:40 来源: www.xueshuqikan.cn 作者：中国期刊资讯网 http://www.xueshuqikan.cn/view.php?tid=65307&cid=122 《 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及特色风格探析》 http://www.xueshuqikan.cn/view.php?cid=99&tid=54610&page=1 因为内容比较多，把链接给你，你去看一看。

⑧ 中国电影音乐 的现状，发展情况，历程概述

电影音乐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印证着她最初的稚嫩，曾经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与初创

（1905－1045）

《定军山》是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根据默片的需要，电影只拍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时期的影片在放映时还是有“配乐”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动影像，台下或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用来活跃现场气氛。人们渐渐开始注意到音乐和影片内容的结合，当音乐的情绪和电影的内容发生关系时，音乐帮助人们理解剧情。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约定性的语义，所以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联系并不一一对应。

在默片时期，我国电影市场以好莱坞影片为主，配乐沿用了“剧院音乐”的做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音乐。

1930年上海电通公司联合唱片公司从国外购置了有声电影全套机器，正式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此后，有声片渐渐兴起。

“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它们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30年代，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歌曲。

《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都是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歌曲创作者们将歌曲这种宣传手段应用到电影当中，一方面为歌曲在电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电影歌曲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

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现，由剧中人物唱出，真实、自然，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贺绿汀根据当时的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编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现于小陈和小红暗生情愫时；第二次却是在两人发生误会后，在酒馆里小陈赌气拿出钱来叫小红唱歌，小红含泪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画面不时叠出那天清晨两人的甜蜜情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词此时听来别有一番酸楚滋味。这样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再如《万里寻兄词》、《铁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

在众多的电影歌曲当中也出现了主题歌的雏形，有些电影歌曲恰好点了影片的主题，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它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整首歌曲持续50多秒，交待了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时电影音乐的配乐方式多为用现成的音乐作为电影配乐，电影总体上缺乏音乐方面的整体规划。但是在影片《风云儿女》片尾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表达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已开始具有了主题歌的艺术表现功能。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乐素材，而且还因人物、情节的不同，以变奏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音乐贯穿手法的最初尝试。

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

影片《十字街头》中老赵失业后，一人在房间里黯自神伤，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宽慰自己，音乐也随之抑郁或轻松。音乐在这里成为老赵的“内心独白”。每一段音乐情绪的选择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画面效果，但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在影片《马路天使》中小红、小陈、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头拉客的小云截住，这段影片中没有音响对白，音乐持续了四分半钟，音乐的写作细化到了镜头。音乐在这里起到了音响的作用，共出现了三记锣声，一次鼓响。锣声在听觉上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视觉上加强了人物的动作性。鼓声则带了一丝喜剧效果。总的说来，这段配乐具有造型性，音乐和表演融为一体，和画面完全同步。

建国十七年：电影音乐的成熟阶段
（1949－1966）

建国之初，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相当宽松。1951年前后对《武训传》简单、粗暴的批评严重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批评了左倾思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大批电影将焦点对准“人”，出现了《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柳堡的故事》、《李时珍》、《宋景诗》、《神秘的旅伴》、《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优秀影片，它们描绘人性、歌颂爱情，出现了很多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电影歌曲成为众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刚刚开始，一些经验丰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如何士德、王云阶、徐徐等人针对当时电影音乐创作的弊端撰写文章，并开始对部分影片进行音乐角度的评论，观点鲜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跃进等运动给电影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一批重点影片的创作。周总理特别提出：献礼片缺少载歌载舞，使人看了高兴的少数民族影片。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音乐片。随后颁布的《文艺八条》、《电影三十二条》是这一时期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恢复的纲领性文件。此时出现了很多在音乐的使用上可圈可点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诗玛》、《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而此时的电影音乐理论争鸣也更加热烈，周扬、李焕之、赵氵风、王云阶、徐徐、葛炎、黄准、萧远、吴应炬、李树宝等纷纷撰文，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对电影音乐艺术创作做理论上的探讨。在颠簸的历史演进中，电影事业几经挫折，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音乐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阶段。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探索，电影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电影局艺委会下设音乐处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音乐工作，各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自己的乐团和电影音乐创作组，这些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1953年以后，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一方面选派大批干部出国学习；另一方面组织了为期一年半的作曲干部训练班，由有丰富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何士德、王云阶、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专业课，李焕之、马可、杨荫浏、姚锦新教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培训班还观摩了国内外的影片，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经验，这个培训班对满足各电影制片厂影片生产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更加成熟起来。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阿Q正传》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插曲都广为流传。他的作品以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刘炽曾为《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电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瞿维、张鲁、马可，《平原游击队》的作曲车明、《李时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红色娘子军》的作曲黄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贤、《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草原上的人们》的作曲向异、《祝福》的作曲刘如曾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当时创作的很多电影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电影音乐概念被廓清，很多创作方法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促进了电影音乐的成熟。由于有了成熟的创作队伍，电影音乐渐渐摆脱了“拼贴”的传统，大部分电影配乐都是原创音乐。这就使人们对音乐与影片的结合有了更多的探讨，认识到音乐在影片中不能仅处在伴奏的地位，作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情元素，应与画面有更加紧密、更多层面的结合。在音画的配合上，艺术性更强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击队》中用日本的调式音阶写了日本兵主题，用在鬼子进村等场景里，大家耳熟能详。《董存瑞》中为董存瑞设计了一个诙谐、欢快的音乐主题，并且和其它场景音乐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蕴，另一方面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更使影片处在统一的情绪气氛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等则将主题歌的音调加以变奏，成为片中的主题音乐。

这个时期，主题音乐的概念逐渐建立和成熟，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音乐整体设计。比如《南征北战》中为敌我双方设计的主题音乐，伴随着在强攻摩天岭的情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交错表现敌我双方从山脊的两边争分夺秒抢占高地，音乐也随着画面的切换而转变到各自的主题，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频繁转换中，音乐保持着很好的连接，并通过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绪一层一层推向高潮。特别是当敌军溃败、仓皇逃遁的时候，杂乱、霸道的敌军主题音乐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节奏和残留的微弱情绪，体现出他们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样的音乐处理十分形象。在我军将士最后攻入敌军指挥部的时候，画面上反映出敌军畏惧投降的场面，而音乐却是极其昂扬、激越的我军主题，音乐在这里与画面共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音画对位的这种表现方式当时并不多见，它有效地拓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使音乐与画面配合的层面更加丰富。

除了主题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段落。《铁道游击队》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车一场中，游击队员的随手弹拨原是画内乐，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气氛，随着剧情的紧张发展，各种画外配器逐渐加入，汇成了气势磅礴的画外交响乐。诸如此类的运用，显示了当时对于电影音乐规律的进一步了解。

技术的提高也直接影响了电影音乐的发展。1958年出现了第一部立体声电影《老兵新传》，用四个声轨记录声音，但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声音处理上。录音技术的不断提高，多声轨录制技术的运用给声音元素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有了足够的声轨来分别录制音乐和音响，使得声音更有层次。《林家铺子》里有一段阿秀与同学去赶庙会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声起，这是声音的第一个层次；阿秀和同学愉快地走向庙会，渐渐丝竹的主观配乐插入，伴随着她们走进人群中看杂耍，这是声音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庙会上客观的锣鼓声又渐渐取代了主观配乐，这是第三个层次；而此时又一个音响———远处的汽笛声把人们带到了江边刚刚靠岸的上海难民的轮船上，这是声音的第四个层次。在这些音乐和音响的衬托下，人物的语言也十分清晰，声音的强弱对比明显，各种声音元素的连接自然顺畅，层次感强。

17年电影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电影歌曲，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缺少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下，电影不但负载着鼓舞士气、宣传教育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丰富老百姓娱乐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电影歌曲都能够随着电影的放映而传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幸福不会从天降》、《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形式多样，体现了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独唱的形式出现，《芦笙恋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恋用《阿哥阿妹情意长》的对唱形式表现，《五朵金花》里阿鹏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对唱，《刘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对歌场面。《英雄儿女》中《英雄赞歌》和《上甘岭》中《我的祖国》则以一领众和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洪湖赤卫队》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动。

建国17年期间一种新的插曲形式被广泛应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剧中人演唱的，这一时期有了以画外乐的方式出现的插曲，这些歌曲不再是有声源的，而是由创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词仍然结合电影的内容，从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拓展画面空间的作用，将影片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用歌曲加以表现，有的和画面的蒙太奇联系起来，起到连接画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开篇就用“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剧配唱拉开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发展的各个关键点、转折点都会借助配唱对故事情节加以总结概括，并且对情节发展起到预示的作用。当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板等人的卑鄙行径时，法庭上一片骚动，这时歌曲唱道“雀乱群，鸦噪庭，黑手难遮日月明……”。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牧民卡勒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特务打死，这时出现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这些都体现出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显现出越来越浓烈的主观意识，在文革电影中这种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极端了。

当时对电影有一个评价标准“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音乐好”，但是也有由于太注重音乐的使用而适得其反的例子。在进行综合声音合成的时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乐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乐的段落减少和压低对话和音响，甚至为了“争取音乐的完整性”和导演发生争执，没有摆正音乐在电影中的位置，这是对电影音乐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的。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艺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文艺界的创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理论界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电影艺术》、《电影文学》、《人民音乐》等杂志都曾刊登理论文章对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不断探讨修正中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建国17年期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氛围中，创作者的注意力事实上转向了对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上的深度挖掘，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艺术探索也呈现出极高的成就。

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配器渐渐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以管弦乐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岭》中交响乐的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主题，烘托环境气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扬琴、笛子等特色乐器，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到了后来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小兵张嘎》中就以民族配乐为主，乐器也增加了板胡、筝、响板、唢呐、阮等大批的民族乐器，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用民乐刻画各种情绪气氛。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大量结合了民歌、地方曲艺。《枯木逢春》中的评弹，《舞台姐妹》中的越剧，《林则徐》中的广东民间音乐和地方戏，《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上的来客》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调更不必赘述。这些民族音乐语汇有时作为主观配乐，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影片中的电台节目、集市上的卖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观音乐，显得更为真实亲切。《红旗谱》朱老忠回乡在车站巧遇同乡一场戏，当朱老忠走在嘈杂的车站上时，配乐是一段介绍朱老忠一家被恶霸欺负，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整个过程，随着镜头的运动，画面上出现了集市上的说唱艺人，音乐由主观转为客观，既交待了剧情，又交待了环境。
17年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为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族特色的电影配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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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电影音乐的两大特点是什么

①音乐构思须根据电影的题材内容、风格样式、人物性格及导演的艺术总体构思，使音乐的听觉形像与画面的视觉形像相融合，体现综合性的美学原则。
②音乐常常与对话、自然音响效果相结合。

⑩ 中国电影电视音乐的特点

电影：价值观明朗 政治立场分明 一些独立电影颇具人文关怀，伪大片不知道再讲什专么
电视：敌我属分明，内容和谐，规避政治敏感话题，
音乐：被恶俗的网络歌曲拉低了整个行业的水平，大都数歌曲歌词内容浅陋，深度不够，娱乐至上，缺少人文关怀和自我发现。还有一个致命的就是，行业内版权意识不高。不尊种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