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传统音乐赏析
小调
（一）定义：
产生在群众生活种的休息、娱乐、集庆等场合中，流传最广泛、普遍、形式较规整、表现手法较多样，具有曲折、细致特点的民间歌曲。
（二）分类 吟唱调（儿歌 摇儿歌 叫卖歌 吟诵调） 摇曲 时调 舞曲
〈1〉吟唱调
定义：出于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而哼唱、实用性较强的民间小调。
特点：处于民歌的萌芽状态、尚不成熟。
1、儿歌
定义：儿童在游戏、生活中唱的歌调。
内容：关于儿童的游戏、逗趣和在成长中的收获体会等
特征：曲调音域较窄、乐汇较单一、结构不很严谨、手法不多、但形象生动活泼。
谱例：〈花蛤蟆〉
2、摇儿歌
定义：是大人摇哄婴儿入睡时哼唱的歌调。
特征：音乐材料比儿歌多，歌调大多即兴哼成，结构较散，唱词内容简单，形式自由，常用拖腔。
谱例：〈眠暖调〉上海松江
注：暖 别字 本意应该时小女孩的意思。
3、叫卖调
定义：大多流行城镇，商贩为招揽顾客，吸引人们注意而唱的歌。
特征：歌调响亮，远传，旋律上扬，句末自由延长。
谱例：〈卖菜〉湖南 〈卖茶叶鸡蛋〉 湖南
4、吟诵调
定义：是文人在念诵诗词、古文时用的歌词。
特点：形式多样，于方言语音音调结合紧密。
谱例：〈天净沙秋思〉四川
〈2〉摇曲
定义：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吟唱的小调民歌
特征：乐段结构完整，篇幅较小，音调节奏接近口语，音域一般不宽，节拍规范，形象表现较单纯真实，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分类：长工诉苦歌 女儿诉苦歌 情歌 生活歌曲 嬉游
谱例：〈长工苦〉上海 〈小白菜〉河北 〈青丝鸟〉浙江
〈绣荷包〉山东 〈打酸枣〉山西 〈懒婆娘骂鸡〉河南
〈3〉时调
定义：在民间休息娱乐时唱的小调民歌
特征：曲式结构规整严谨，功能清晰。逻辑性强，旋律音调和节奏变化形态较丰富，表现力强，常加用乐器伴奏。
典型曲调：孟江女调 鲜花调 剪定花调 对花调 无锡景调 绣荷包调
妈妈娘糊涂调
1、孟江女调：
其他称谓：“春调、梳妆台、十杯酒、尼姑思凡”
流行地域：全国各地
基本旋律形态：zi 调式：四句体乐段，各句篇幅整齐，匀称，落音分别谓商zi 羽 zi式典型的起承转合式乐段结构。（孟江女十二月花名）
变体：〈十杯酒〉〈梳妆台〉〈哭七七〉〈绣花灯〉
影响意义：宣传工具 成为戏曲、曲艺音乐中的曲牌。
2、鲜花调
又称：茉莉花调
流行地域：遍及南北
基本旋律形态为四句体乐段，落音分别为zi宫羽zi起承转合结构。
3、剪ding 花调
唱词：四句为一段，第三四句大多相叠，第二句间与第三句后常又衬词。
音乐：五句体。第一乐句常分为明显地两个相互对应的短句，第二句结构较宽，一般只唱一句唱词，第三四句唱词结构较紧，分别唱第二、三句词，最后十衬腔重复句，每句落音宫 zi zi 宫宫
谱例：〈打西瓜〉河北 〈姑苏。风光码头调〉江苏苏州
〈放风筝〉选段 河北 〈小看戏〉东北 〈丢戒指〉黑龙江
无锡景：〈无锡景〉江苏 〈探清水河〉河北
绣荷包调：〈绣荷包调〉辽宁海域 〈走西口〉河北
银扭丝调：〈探亲家〉河北 〈会亲家〉
妈妈娘糊涂调：〈妈妈娘糊涂调〉〈拉骆驼〉
〈4〉舞歌
谱例：〈龙船调〉湖北 〈黄杨扁担〉四川 〈铜钱歌〉
（三）小调的特征：
①小调的曲调具有流畅、婉柔、曲折、细腻的艺术特色。
②小调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根据旋律进行本身的内在要求，追求词曲协调一致的均衡性和表现手段的灵活性。
③小调的结构大多以单曲体为基础，讲究结构内部的规整性和匀称性。
④小调中的衬词、衬腔定型化和规整化。
山歌（地区局限性大）
（一）定义：节奏自由、声调高亢、具有自由抒发感情特点的民歌
（二）一般山歌
1、信天游
谱例：〈蓝花花〉 〈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脚夫调〉
2、爬山调 也称酸曲（内蒙西部 山西西北部 陕北北部）
谱例：〈阳婆里抱柴嘹哥哥〉内蒙
〈三天里路程两天到〉山西
〈想亲亲想在心眼上〉山西
〈毛葫芦眼眼该叫哥哥怎〉山西
3、花儿
4、浙江山歌 流行地域：苏南、浙江
谱例：〈对鸟〉浙江乐清
〈救命恩人共产党〉
5、西南地区山歌
谱例：〈槐花几时开〉四川
〈弥渡山歌〉云南
〈赶马调〉云南
〈小河淌水〉云南
6、〈1〉客家山歌
谱例：〈奥嗨〉广东梅县
〈新打梭镖〉福建
〈打只山歌过横排〉江西兴国山歌
〈2〉放牧山歌
1、呼牛调
谱例：〈放牛呼声〉浙江 〈江门牛歌〉广东
2、遥唱山歌
谱例：
〈放马山歌〉云南
〈太阳出来喜洋洋〉四川
〈牵牛歌〉浙江金华
3、对山歌
谱例：〈牛歌对唱〉安徽
4、田歌 谱例：〈赶牛〉上海
〈3〉田秧山歌
1、江浙田山歌
2、巢湖秧歌
（三）山歌的音乐特征：
1、坦率、直露的表现方法和热情奔放的音乐性格
2、自由悠长的节奏节拍
3、高亢的曲调
4、曲式结构单纯
2. 最熟悉的一首中国经典歌曲进行赏析600字
《义勇军进行曲》
这是一首极富于创造性的歌曲。这首进行曲在战争年代曾激励着亿万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去战斗。现在唱起它，仍然会感到今天的革命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从而激励我们去为保卫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更加努力地奋斗。
作曲家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此歌的创作。首先，他成功地把这首散文诗般的歌词，按照音乐的规律，处理得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在旋律创作上，他既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西欧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又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而使此歌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发挥其战斗作用。
1、前奏：歌曲开始是六小节进军号般的前奏。它具有铿锵的节奏、明亮雄伟的旋律，其中三连音的妙用，更增强了歌曲的战斗气氛。我们还可以从中窥见全曲所采用的音阶、调式和音域概貌。前奏虽然短小，但却蕴含着整个歌曲情感和旋律发展的基础，这是很值得我们在欣赏中加以注意和分析的地方。歌曲的引子用分解的大调主三和弦音(do、mi、sol)和三连音节奏构成号角式音调，似在热情奔放地召唤人们奋起战斗。歌曲就在这一基础上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一进行贯穿全曲，曲末并作多次重复，给人以坚定不移、势不可挡之感。
2、聂耳根据歌词分句的特点，把这首歌曲处理成由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所形成的自由体结构。虽然每个乐句的旋律、结构都各不相同，但乐句与乐句之间，衔接紧密，发展自然，唱起来起伏跌宕、浑然一体。
3、歌词第一、二句都是带有号召性的。作曲家把这两句旋律按“5—1—3—5”的上行趋势处理，特别是节奏的安排，采用了后半拍起句，更能给人以紧迫感。歌曲由第二拍弱起，并作四度上行跳进，显得庄严雄伟而又富有推动力。
4、歌词第三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全部歌词中最重要的警句。聂耳在这里不仅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强音，而且创造性地在“中华民族到了”之后，突然休止半拍，从而使“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得到突出的强调。我们似乎听到了曲作者在奋力呐喊、疾呼！这一字一音都包含着号召人民奋起挽救祖国危亡的情感和力量。
同时，歌曲的第三乐句“中华民族到了”用重音(“〉”)唱出，强调了形势的严峻；突然乐句被一个八分休止符打断，接着唱出“最危险的时候”，告诉人们：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
5、第四乐句，“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一长达十四个字的词句，聂耳出色地把它放在中低音区进行了密集性的处理。这里，蕴酿着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6、歌词的最后两句是全歌的中心思想和高潮所在。随着大三和弦不断作上行推进，在三次层层向上的“起来!”呼喊之后，号角式的音调再现了，像一声冲锋号，激励着无数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结尾时再三强调“前进”两字，音乐上富有动力，象征着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号角式的前奏音调的再现，既加强了全曲的整体感，又使歌曲的主题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肯定。
7、全歌是采用重复最后一个乐句的方法来结束的。但作曲家在歌词的处理上却非常有创造性：原词结束句是“前进！前进！前进！”聂耳在这三个“前进”之后，又添加了一个“进”字，从语法上看它似乎有些多余，但这确是画龙点睛之笔。经过谱曲，它使歌声更加有力和富于特色，同时也加强了这首战歌的终止感。
3. 中国民族音乐经典代表作
中国民乐发展的三个时期
1.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
这时期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奏汉。在音乐体裁方面，经历了由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进化。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间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页）、曾"体系，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旋法的五声性特点。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自学说的理论端点。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一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音乐思想的变化；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乐器、乐律、乐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其冲击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之一变，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一方面是世界音乐的中国化，包括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外来乐器的运用，外来乐调的传入，外来乐队的民族化，以及外来乐人为发展中国音乐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化，即：中国音乐以其辉煌的成就给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等）以重要的影响。
3.中国传统音乐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
包括辽、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点是：从纷乱和分裂到相对的统一，又从南北对立到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音乐文化方面则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谓世俗性，就是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此时期的传统音乐，无论在演出人员和观众、听众对象方面，都已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音乐理论方面，表现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和清理的倾向。音乐形态特点已逐渐趋于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后世，并广泛吸收当代音乐新成果，成为集古今音乐大成的音乐宝库。
中国民乐的发展
先秦：编钟改写先秦的音乐历史
李教授认为，在我国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先秦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它的出土改变了一段时间内在民族音乐领域内所认为的先秦音乐只有五声音阶的观点，彻底改写了整个先秦的音乐历史。
据了解，曾侯乙墓被发掘以后，其中有陪葬的64枚编钟。从编钟以及钟上的铭文反映出的内容看，中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制造出七声12律齐全，还可以旋宫转调的编钟，因此这些编钟被视为考古界和民族音乐一个历史性的符号。编钟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既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乞求平安的祭祀用品。
唐朝：以弹拨音乐为主体的华丽浪漫民乐时代
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乐器的制造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唐朝音乐的特点是以弹拨音乐为主，李教授认为，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经济水平相比于秦朝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应的，在民族音乐领域内，先秦那种在室外演奏的、相对粗糙的编钟渐渐衰落，而具有浪漫和华丽色彩的弹拨音乐、歌舞乐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包括高丽、胡人、西域等地音乐开始传至中原，极大丰富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种。
进入宋朝后，弹拨音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管弦乐得到了了发展，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趋势和宋朝的战争不断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音乐其实是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缩影。” 李教授得出了如上结论。
元朝：文人推动下繁盛的元曲时代
元朝没有科举制度，于是大批的文人都转入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元曲因此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性，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进一步促进了它的繁盛。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元曲同外国歌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元曲重要形成了一系列的曲牌名，每一个新的创作都是利用已经形成的曲牌名。而外国的歌剧就没有这样的“格式”可以套，所有的创作结构都是全新的。
到清朝以后，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乐器繁盛的时代，以明末清初出现的二胡就是这个时代民族乐器发展的一个缩影。汉人的音乐一直都是以“单字”居多，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萧、笛、琴、钟等。通常在乐器中出现的两个字的乐器多是外国传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唢呐、二胡等。
近代：民族音乐发展艰难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为大部分观众所耳熟能详，但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期，民族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步履蹒跚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人物就是阿炳和刘天华。
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刘半农的弟弟，他是与瞎子阿炳同时代的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经典代表作有《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李教授特别强调这位民族音乐的宗师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第一人。从他开始，中国民族音乐进入了学堂化的发展时期，这使中国民族音乐发生了质的变化。
建国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国建设战天斗地的气氛使社会各阶层群情激昂，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由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广泛开展，出现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乐曲，如很多人熟悉的《赛马》、《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的一些旧的观念得到了剔除，很多西洋乐曲中的一些新的元素被借鉴。
2005年春节，天津歌舞剧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鸡年中国民族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音乐会不但通过卫星直播传送到国内，而且由美国休斯敦音像公司无偿提供音乐会的录音，将制作成CD在全世界发行。
自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代表中国民乐第一次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八年来，在“金色大厅”举办的“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著名品牌。
从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曲《茉莉花》和二胡表演，以及现代民乐组合如《女子十二乐坊》在东南亚的如潮好评，到中国各地民族乐团在国际国内演出市场的日益活跃，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力量的积累正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自信，也带来民族音乐的回归——中国民乐正在交流与创新中走向复兴。
4. 放飞激情——中国抒情诗经典作品欣赏 中的预言 瞿弦和朗诵的 背景音乐是啥 求大佬答疑
安妮的仙境。吧。。。
5. 赏析一首中国音乐（古代、现代均可）写一篇文章2000字
古诗是我国优秀文化的瑰宝之一，它的语言含蓄凝练，句子间跳跃性大，意境深刻而悠远，很多诗词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佳句。这里的“名”和“佳”恐怕不仅仅指那几个或者几行精炼的字和词，而是这简短的几个或几行字词所表达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这些内涵往往不是显示在这些字和词的表面形式，而是隐含在字里行间，隐含在篇章，甚至是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的，例如：阮籍的一首律诗《咏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何相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诗从字面意义上看描写了作者深夜弹琴的情景和孤独不安的忧思。如果我们不知道作者生活在魏晋南北朝相交的时代，不知道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作者自身所处的地位境况，我们就不能很好的理解作者的情怀，不知道作者为何夜不能寐？不知道其实诗中的“孤鸿”、“翔鸟”都是另有所指，更不知道诗的背后还另有所隐，即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愤懑以及对浑浊的社会政治的揭露和批判。由于当时黑暗高压的政治环境，此诗多用比兴，写得比较隐晦曲折。
诗在言志，诗歌的内容往往表现出意义的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这也是所有诗歌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是诗歌一贯的手法，在对诗歌的内涵进行阐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到隐含理论，隐含理论是诗歌意义阐释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指导方法。篇章分析已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诗歌作为文学篇章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无论是从体裁、内容、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存在很大的丰富性，但关于它的隐含意义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国内一些学者借鉴了俄国诗学篇章中隐含意义的分析理论，对俄汉诗歌进行了隐含对比分析，在数量和深度上都很有限。本文借鉴了以往学者的理论观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古代诗歌中的隐含现象进行了分析。
（一）隐含的概念
1967年，美国哲学家格赖斯（H. P. Grice）在哈佛大学做了三次讲座，在他的第二讲Logic and Conversation (逻辑和会话) 中首先提出了隐含现象和会话合作原则，在世界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格赖斯开创了大规模隐含研究的先河。隐含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隐含包括听话人从语句里能够推导出来的任何间接性信息内容，不论这种间接性信息内容是不是说话人意思，是否符合说话人的意向，也不管这种间接性意思是否已经实义化；狭义的隐含只包括说话人通过语句传达的、听话人理解出来的间接性的、隐晦的说话人意思，听话人解读出来的狭义隐性内容必须符合说话人的意向，必须是已经实义化了的，而不能是潜在的，是否是说话人的意向是区分广义隐含和狭义隐含的主要标准。
和会话活动的形式不同，文学作品的文本大都是书面形式的，它脱离了对话式语言的现场性，作者和读者之间不能像说话人和听话人那样可以相互打断、解释或者补足，读者在解读文本内容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自己的世界知识、语言知识和逻辑能力，所以，在对文本的产生背景缺少全面掌握的情况下，作者所解读出来的间接性信息往往带有很多的个人痕迹，这些间接性信息可能并不是作者意欲表达的意思。在做初高中试卷的诗歌解析题目时，如果学生对一首诗的内容及其作者情况全然无所知，那么你肯定不会得到千篇一律的答案。例如对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的解读：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唐代知识分子十分注重考取进士，一旦考中便前程似锦。此诗便是朱庆馀在考进士之前寄于水部员外郎张籍的行卷，他将自己此时期盼又有点不安的心情描写成刚出嫁的妇人，委婉含蓄，希望能得到推荐。如果对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不甚了解的话，很有可能就把它当成一首描写出嫁新娘心态的闺情诗，当然还可能存在其他更多的解读，这在逻辑和情理上都未尝不可。难道说除了标准答案之外其他的解读都是错误的吗？这里就存在一个广义隐含和狭义隐含的判断标准问题，采用的标准不同，对这些答案的态度就不同，这一点在判卷标准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很多学者在研究文学文本的时候主张作者死了，认为应该完全以读者、解释者为中心来欣赏、理解文本，这时采用的就是广义隐含的概念。
为了方便对隐含进行分类，本文将采用狭义隐含的概念，即只包括读者解析出来的和作者意向相符合的那部分内容。
（二）隐含产生的机制
诗歌中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隐含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1、根据格赖斯会话合作原则，会话行为的顺利进行是建立在言语双方的相互合作的基础上的，他将此界定为对合作原则的绝对遵守，对其四个准则中的任何一个的破坏都会导致隐含。如果说会话合作原则是会话行为应该遵守的规范，那么，对篇章而言，语篇的衔接和语义的连贯就是应该遵守的规范。如果篇章违反了语篇的衔接和连贯规范就会产生语篇隐含，而这种隐含在诗歌中是最常见的。例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第一句和第二句由于格式的对称尚且能找到语篇上的衔接，但第二句和第三句之间从表面上确实找不到形式和语义上的连贯。此时，因为这种“犯规”，诗句之间便产生了很多隐含的内容。
2、相对于其他体裁的篇章，诗歌是一种在格式、韵律、手法、字数上都有严格限制的体裁，追求精炼短小，既要求“句中无余字，篇外无剩语”；又要求“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要求炼句、炼字、炼意，使得诗歌不能像其它的文本或者自然对话一样更显明或充分地展开叙述，所以有很多缺失的内容情节需要读者自己去推导。尤其是四言绝句、五言绝句等在字数、韵律上要求及其严格的诗歌，作者用短短的几句话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量的内容情节都隐含在字词或语句之间。例如：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第三句和第四句之间，在内容上出现了很大的跳跃，诗中没有写主人在听到狗吠之后接下来的举动，比如如何去门口看视，如何和客人寒暄、请客人进门等具体的情节，但根据事件的自然发展顺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我们仍能从中推测出当时的情景，这也是为什么诗歌能给人无限遐想空间的原因。
3、利奇的礼貌原则可以说是对格赖斯的会话合作原则的补救原则，人们违反合作原则有时候是出于礼貌或者不好意思，比如刘禹锡《竹枝词》中的“道是无晴却有晴”。由于道德、风俗习惯的约束或者社会环境的压力，作者也会采取委婉曲折的表述方式。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还有一些讽刺诗。
4、修辞手法的运用。为了语言的精炼、含蓄，内容的丰富，生动，诗歌经常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比如夸张、暗喻、借代、衬托、比、兴、引用典故，象征、陌生化、虚实结合等。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丰富了诗歌隐含的内容。例如：李白的《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诗中采用夸张的手法，极言白发之长，按照正常的逻辑和事物的固有规律，白发不可能长到三千丈，其实，作者在这里借白发之长隐含忧愁之重。后面的秋霜代指白发，言白发之白，隐忧愁之重。
（三）隐含分析所涉及的因素
语境是篇章分析领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与传统的语境概念不同，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言语交际活动，提出了认知语境这个概念，认知语境是听话人用来处理新信息的知识，是一个人明了的全部事实的一个子集。相对于传统语境，它是心理的，是个变量。听话人在处理每个新信息时都会使用不同的认知语境，传统语境先于语句而存在，而认知语境在处理新信息时才存在。关联理论将含义的推导过程界定为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在推导的过程中，更注重了听话人或读者的认知能力在隐含分析中的作用。
认知语境又分为语言内知识和语言外知识。就诗歌而言，语言内知识包括语法知识、语用知识、词汇知识、上下文。语法体系是语言的重要表达方式，比如诗中设问句式、反问句式、倒装句式的运用；语用知识如各种修辞格的运用；词汇知识如对词汇的选择（“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的选择）、词语的超常搭配、词性的改变等词汇的语义语用关系等；上下文包括题目和前后语句。
语言外知识包括即时场景、逻辑知识、网络知识、背景知识。在诗歌中，即时场景主要指诗歌写作的时间、地点和写作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逻辑是人的思维规律，语句预设问题、语句的前后逻辑关系、荷恩等级关系都是逻辑问题；网络知识包括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学的等其他知识；背景知识包括生活常识、作者所处时代的背景、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以及作者个人的生平遭遇等。
（四）隐含类型分析
曹威凤在她的《论俄汉抒情诗中的隐含意义》一文中将隐含分为自然隐含、篇章隐含、诗篇的潜台词三种类型。自然隐含又分为语义兼含、语法兼含；篇章隐含又分为篇首隐含、篇中隐含和篇尾隐含。其实，可以看作是根据存在隐含的语言单位的大小对隐含所做的分类。
赵雪华在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俄罗斯诗歌的语篇隐含分析》中将隐含分为辞法隐含、背景隐含和文化隐含三种，可以说是根据隐含在诗歌中的表现形式对隐含进行的分类。
本文则根据诗句所传达的隐性信息内容的性质将隐含分为指称隐含、客观内容隐含、主观内容隐含和交际内容隐含。我们可以通过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来了解这几个概念：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天宝年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作者闻讯，作此诗寄给他，以表同情。
先看指称隐含。指称隐含是指间接性指称。诗中的“五溪”、“君”和“夜郎西”就是间接指称，“五溪”指去龙标途径的雄溪、樠溪、酋溪、无溪、辰溪。“君”指王昌龄；“夜郎西”指王昌龄被贬之地。
客观内容隐含指读者从诗句里推导出的一些间接性的、隐晦的表述的对象和表述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作者写出这些诗句必然具有的意思，有时候甚至是作者意欲传达的内容。“闻道龙标过五溪”，表明此去龙标要途径雄溪、樠溪、酋溪、无溪、辰溪五地；“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表明你我虽相隔两地，但却共享一轮明月，我寄于明月的“愁心”将一直追随于你。
主观内容隐含指读者从诗句里推导出的一些作者传达的间接的、隐晦的评价——情感意义（包括肯定/否定、积极/消极、欣喜/忧愁等）。第一句“杨花落尽子规啼”中所描述的景象就隐含了一些伤感的情怀。“杨花落尽”表明已经是晚春，刻画了一片残败的景象；“子规啼”更是有一种悲凉的味道，“子规啼血”其实是一个典故，子规即杜鹃鸟，子规鸟有思念故土以致泣血的意思，从这句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友人被贬的消息充满了同情和忧愁。
有时诗句欲传达的交际目的与诗句形式上、表面上显示的交际目的不一致，通过语句间接、隐晦地传达交际目的的现象就称为交际意向隐含。诗歌的第一句表面上描写了春深的景象，实际上作者想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渲染来表现自己对友人被贬事件的同情和感伤之情；第二句叙述了去龙标所经历的路途，作者通过极言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含蓄地来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担忧和牵挂之情；最后两句作者用了陌生化的手法，将明月比作人，将不可能之事变作可能之事，委婉地表达了诗人之心追随友人直到天涯的深情。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根据规约化的程度将指称隐含、客观内容隐含、主观内容隐含和交际意向隐含分为规约性的和非规约性的。规约性隐含与词汇和语法结构的直接的字面的意义相近，或者说是在人们认识中相对固定的意义，所以，我们在分析规约性隐含的时候往往付出较少的努力。非规约性隐含和语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一定语境的制约下，读者通过间接、隐晦、曲折、委婉地传达自己的意思，作者的意欲表达的意思与语句的词汇、语法结构所传达的常规性信息内容相距较远，读者就必须付出较大的努力才能理解语句所承载的隐性信息内容。当然这种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也是相对的，随着某个义项或用法在人们认识中的逐渐固定化，非规约性的信息也会转化成规约性的信息。
（五）其他看法
中国古代诗人很讲究炼字。我们身边也流传了不少关于诗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故事。例如：王安石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最先用的是“到”字，吟完之后，王安石觉得“到”字太平直，不够形象，缺乏诗意，后先后又改为“过、入、满”，一直到“绿”字，几经变换，最后才确定，不仅表现出春风吹到江南，更能表现出春风吹，大地变绿，万物生长的盎然春意和勃勃生机。我们可以援引荷恩等级理论把<到、过、入、满、绿>看成一个选择等级，从“到”到“绿”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深度的意境。与荷恩等级不同的是，这里的等级是对表现力强弱或者说蕴含力强弱的词语的排列。表现力不同，它的隐含信息内容也不同。同样的例子还有贾岛的《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其中“僧敲月下门”中的“敲”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作者最初想用“推”字，再三斟酌，最后才改为“敲”字，<推，敲>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等级隐含，不同的选择，给了我们不同的隐含意境。
本文从隐含的概念、产生、影响因素、分类等角度对诗歌中的隐含现象进行了分析，整体来说比较粗略，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其实有很多细节性的东西需要进一步的分类、研究，比如诗歌中特殊句式、特殊手法的隐含意义、不同题材以及不同体式的诗歌的隐含研究等，其实诗歌领域的隐含是一个蕴含了无限趣味的研究，很值得深入探索，希望本文浅显的分析能对阐释诗歌的意义起到一定的借鉴意.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倾心于它们的创作，让多少百姓醉心于它们的品读。无数的价值寄托，无尽的情感宣泄凝结其中，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文人精神。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大众。流行音乐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受众集中体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独特的情感选择与对当前社会的感触。流行歌曲是通俗的，但不一定是俗的。
因此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主动地将唐诗宋词和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高峰上的千年积雪，一个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相隔着太遥远的距离。但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抹灭的关系。
一、诗词与流行歌曲的本质趋同
如果把唐诗、宋词称为唐宋时的流行音乐也不为过，更何况词更多的时候是配乐演唱的。说诗词与流行音乐的本质趋同是结合了一定的时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无论诗词还是流行歌曲都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气质文化在诗词与流行歌曲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而且是作为主流文化反映的。古典诗词在那个时代与流行歌曲具有共同的一个特点：流行。诗词流行音乐在抒情言志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是抒情言志的良好的载体。人是需要情感表达的，更需要情感表达的良好方式。当一个人在诗词与流行音乐中读到自己相同的情感寄托，那瞬间的感动足以说明诗词、流行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对莫大作用。诗词、流行歌曲的本质是趋同，只不过音乐文学（歌词）还没有古典诗词一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它永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只是这需要历史的积累与时间的积淀。
二、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影响。
唐诗宋词直接成为流行歌曲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给了流行歌曲另一方表现空间，一方面考较着流行歌曲创作人对文化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流行歌曲的表现功能，且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
从创作的形式上来看，唐诗宋词也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一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现在的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除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现代的流行歌曲也是从唐诗宋词身上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向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唐诗宋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词的写作中，例子那更是不胜枚举。
三、 流行歌曲相对于古典诗词的优势
尽管现代歌词的创作沿袭着古典诗词的创作的路子起步并发展起来的，然而，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还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毕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
我们说文学是为了体现生活而存在的，那么任何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体现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正如我们都说唐诗与宋词，而并没有泛称为唐宋诗词，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流行歌曲则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同于唐也不迵异于宋，所以它与前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更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也正是如今很少将他们主动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
而流行歌曲更为通俗，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受众，其次留心歌曲的传播方式是古典诗词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传播途径的多元化，流行音乐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时代在变，今人对音乐的感受程度和古人自然有很多的不同。比方说，姜白石是了不起的词人兼音乐家；他的词句，傲视古今，但是他写的音乐，若就现代的音乐观点而论，除了「古意」之外，未免失之单调。古意虽好，但是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人的音乐品味。今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是很难造就像「小红低唱我吹箫」那样的环境和情调的。若是要靠他留下的古谱乐曲去推广宋词，恐怕很难被现代人接受。古谱有它们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但是却不能为推广传统诗词发挥多大实用。同样的道理，魏氏乐谱和碎金词谱等等古籍译出的乐谱，可以教导现代人学习古意，提示深含传统韵味的旋律，然而在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诗教」工作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从欣赏古典诗词上来说，无情的现实，难以配合当时的情调，的确是现代人的悲哀。然而，我们如想挽救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还须面对现实。这个历史责任，就落在现代有民族文艺思想的音乐家们的身上.
前人留下许多的诗词，多的是美不胜收的歌词资料。这些宝藏里的每首歌词，今人可以全首引用，或者截句接收，也可以利用前人的意境构句或词汇溶入自己的思想，应该可以谱出许多优美的歌曲。很可惜现代的中国音乐家们，能够去发掘这宝藏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作曲家若要利用这些优美的歌词，自己必须先能了解诗词的内涵，才不会写出不合词意的怪谱，白白糟蹋了前人宝贵的智慧结晶。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音乐家们，应该多读诗词。音乐院校的作曲系，应该把中国诗词列为必修科，无论学生们以后要作可唱的歌曲，或是写演奏的乐曲，有了诗词的内涵，对表现乐曲中的民族风格和弘扬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益处。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唐诗宋词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中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唐诗宋词会是流行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从遣词用句，主题营造，意境铺陈方面，都为现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
而歌曲是诗词传播的触媒，诗词可以藉音乐的帮助，广为流传。唐宋前人的例子，很值得今人效法。乘着音乐的翅膀，载着优美的中国歌词，飞扬五洲四海，让普天下都唱中国歌曲，传诵千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衷心地希望现代的音乐家们，今后多多创作能歌唱中国诗词的曲子，不要再轻易错过中华诗词这个无尽的宝藏。先人留下的这些古典诗词是我们现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应该用好这些资源。幼年时期依靠音乐帮助所掌握和学到的东西让人难以遗忘、终生受益。衷心希望华人儿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愿中华古典诗词唱响神州！
6. 强烈需要15首中国音乐作品及其作曲家，作品寓意和内容或场景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何占豪 陈钢)
1959年写成并初演。当时，何占豪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为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选择了这一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为题材，吸取越剧中的曲调为素材，成功地创作了这部单乐章带标题的小提琴协奏曲。
作品从故事中择取“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和“坟前化蝶”三个主要情节，分别作为乐曲的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的内容，以表现这对青年男女的忠贞爱情，和对封建宗法礼教的控诉和反抗。最后化蝶的描写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理想。作品在音乐形象的塑造上并非是越剧“卡戏”式的模仿，而是根据协奏曲的形式特点，对原剧内容和曲调进行综合提炼，加以发展和创造。结构上根据标题内容的需要，运用了西洋协奏曲中的奏鸣曲式，很好地表现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在艺术处理上，为了充分发挥交响性效果，使之具有民族特色，吸收了我国戏曲中丰富的表现手法，如在呈示部尾吸取了戏曲中歌唱性的“对话”形式，用来表现“梁祝相爱”的主题；展开部中的“哭灵投坟”则用了京剧中的倒板和越剧中的嚣板。
在小提琴演奏上，借用了我国民族乐器的某些演奏技法和效果，听来别有风味。这部协奏曲旋律优美，色彩绚丽，通俗易懂，艺术性很强，在国内被誉为“民族的交响音乐”，国外音乐评论家则称它是“《蝴蝶的爱情》协奏曲”；是一部“迷人、新奇、具有独创性的作品。”
2. 良霄(刘天华)
良霄,（二胡独奏曲），原名《除夜小唱》，刘天华作于1927年。这是刘天华著名十大二胡名曲之一，为除夕之夜即兴之作。曲调音乐形象单一、抒情、清新、明快，给人的怡然自得之感，族律轻盈柔层展开，引人入胜，充满了诗情画意。
乐曲由四个乐句组成，悠扬如歌，情绪活泼开朗，表达了欢快的心情,作者借用了中国诗歌的起、承、转、合的手法，使旋律层层展开并一唱到底，曲中欢快的情绪，能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3. 新疆之春 （马耀中 李中汉)
《新疆之春》小提琴独奏曲，是由马耀先和李中汉于1956年创作的。当时两位还都是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先是由马耀先写出了作品的初稿，然后，李中汉参加修改并添写了华彩段和钢琴伴奏（本乐谱采用了司徒华诚编写的华彩乐段）。作品首演于1958年，同年署名耀中由音乐出版社出版。后来，还被陈又新主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小提琴曲集》。以及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1949-1979小提琴曲选》。
《新疆之春》旋律欢乐优美，热情奔放，具有鲜明的维吾尔族民间音乐风格，生动地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疆人民欢乐的生活情趣。该曲曾被改编为重奏、齐奏、管弦乐和民乐合奏等多种器乐曲形式。为单三部曲式。第一部分的主题强劲有力，并以装饰音镶嵌的二分音符长音起始，音乐逐渐分裂，转入以跳弓演奏的活泼跳跃节奏音型，继而出现流畅华丽的连弓奏法。中段先后转至D大调与原调性A大调，在双弦上演奏舞蹈性节奏的旋律，以表现人们跳起欢乐的手鼓舞的情景。音乐进入高潮后，突然引入一段以左手拨弦、和弦音型以及快弓奏法交替出现的华彩乐段，然后进入主题再现的第三部分。曲尾出现三小节以核心音调材料构成的慢速尾奏，小提琴与钢琴同奏一个强有力的和弦，干净利落地结束全曲。
4. 在银色的月光下(王洛宾)
《在银色的月光下》，歌曲旋律动人，但源头模糊，据说王洛宾先生是听了一位塔塔尔族的青年演唱了这首歌曲后记录整理的，而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塔塔尔族民歌。而经过编导的认真调研，至今没有找到它的源头。
多少中国人吟唱、弹奏的青海民歌.这首歌里面对往事深浓依恋的感情,追忆背叛自己的恋人的歌曲，无限思忆诉诸月光下，温婉低沉.只有中国人才能演绎出这首歌里面对往事深浓依恋的感情，也只有潜心修造音乐与中国文化的人，才能演练出歌曲深含的意境。
5.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刘奇)
乐曲取材自四十年代在中国陕甘宁边区传唱的歌曲，这首高亢奔放的陕北民歌，以它独特的魅力，至今为人们普遍传唱。歌曲改编后除了保留浓郁的地方风格，更发挥了小提琴特有的技巧，使乐曲成为中国小提琴曲作品的经典。
这首歌用了两首民歌素材，一首是陕北《信天游》，一首是陇东（甘肃东部——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分区）的《十八姐担水》。《信天游》的节拍，改变成二分之二，使它的气息更悠长，更舒展；并运用调式转调手法，把上下句的单乐段，变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段落。《十八姐担水》在结构上基本没变，只作了音的调整和中间加了间奏。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幅历史画卷，它生动的描绘了一段重要的革命历史史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此之后，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南方移到了西北。西北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