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间音乐

㈠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十大乐曲”是

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

1、《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 ，中国古琴曲，属于中国十大古曲之一。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 描绘“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

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钟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生不弹，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2、《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它是中国古代一首大型琴曲，中国音乐史上非常著名的古琴曲，著名十大古琴曲之一。

即古时的《聂政刺韩傀曲》，魏晋琴家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今所见《广陵散》谱重要者有三，以《神奇秘谱》的《广陵散》为最早，也较为完整，是今日经常演奏的版本。全曲共45段。全曲贯注一种愤慨不屈的浩然之气，“纷披灿烂，戈矛纵横”。

3、《平沙落雁》

《平沙落雁》又名《雁落平沙》，是一首中国古琴名曲，有多种流派传谱，其意在借大雁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最早刊于明代《古音正宗》（1634）。

自其问世以来，刊载的谱集达五十多种，有多种流派传谱，仅1962年出版的《古琴曲集》第一集收入了六位琴家的演奏谱。

关于此曲的作者，有唐代陈子昂之说，宋代毛敏仲、田芝翁之说，又有说是明代朱权所作。因无可靠史料，很难证实究竟出自谁人之手。

4、《梅花三弄》

《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梅花曲》、《玉妃引》，根据《太音补遗》和《蕉庵琴谱》所载，相传原本是晋朝桓伊所作的一首笛曲，后来改编为古琴曲。

琴曲的乐谱最早见于公元1425年的《神奇秘谱》。《梅花三弄》全曲共分十段，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前六段，采用循环再现手法，后四段为第二部分，描写梅花静与动两种形象。

乐曲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等特征，借物抒怀，来歌颂具有高尚节操的人。一首琴曲《梅花三弄》觉别具风情。

5、《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是一首中国琵琶大曲，同时也是中国十大古曲之一，其演奏为独奏，乐曲激烈，震撼人心，清楚地表现出了当时项羽被大军包围时走投无路的场景。为上乘的艺术佳作。

6、《夕阳箫鼓》

夕阳箫鼓为古代中国琵琶曲文曲中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中国十大古曲之一。此曲为琵琶曲中的大文套，由此曲改编的古筝曲名为《春江花月夜》，此曲最迟在十八世纪就流传在江南一带。作者佚名。

7、《渔樵问答》

《渔樵问答》是一首中国古琴名曲，为中国十大古曲之一。此曲在历代传谱中，有30多种版本，有的还附有歌词。现存谱初见于明代萧鸾编纂《杏庄太音续谱》。

谱本有多种。《琴学初津》云此曲：曲意深长，神情洒脱，而山之巍巍，水之洋洋，斧伐之丁丁，橹声之欸乃，隐隐现于指下。

由于音乐形象准确、生动，因此近几百年来在琴家中广为流传。杨表正修订曲谱，配制歌词。清代琴家又略去歌词，将曲调稍加改易，成为独立的器乐曲。此曲优美清逸，以对答式的旋律，描写渔夫与樵夫的对话。

8、《胡笳十八拍》

《胡笳十八拍》是一首中国古琴名曲，据传为蔡文姬作，为中国古代十大名曲之一。

《胡笳十八拍》是古乐府琴曲歌辞，一章为一拍，共十八章，故有此名，反映的主题是“文姬归汉”。

9、《汉宫秋月》

《汉宫秋月》是中国名曲。原为崇明派琵琶曲，现流传有多种谱本，由一种乐器曲谱演变成不同谱本，且运用各自的艺术手段再创造，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这是民间器乐在流传中常见的情况。

《汉宫秋月》现流传的演奏形式有二胡曲、琵琶曲、筝曲、江南丝竹等。主要表达的是古代宫女哀怨悲愁的情绪及一种无可奈何、寂寥清冷的生命意境。

10、《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是中国琵琶十大名曲之一，中国著名十大古曲之一。

表现的是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欣欣向荣的初春美景。旋律清新流畅，节奏轻松明快。

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的古琴曲。

现存古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国古代十大名曲

㈡ 急急急……跪求中国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大全

您好抄，我是华师大作曲系的一个学袭员，我也很喜欢中国民族音乐。只是在回答之前想问您下，您主要想要哪种风格的、或者说是哪个民族的音乐？因为短时间内无法写出经典的曲子，并需要大量的课外基奠，这也是写曲必备。因为作品种类的繁多，在这里列要列到天亮了…所以，给您推荐几本我们常用的书吧。
其实要民族音乐大典书店里可以买到很多相当不错的版本。我推荐您去买湖南出版社的声乐教材，或者余开基老师编著的声乐教材，这也是我们老师要求必备的。作品应该说相当全。我觉得能碰到喜欢作曲的网友很高兴那～.n 。n.
除此之外您可以去关注一下各个电影，尤其是大陆经典片与日本作曲家的作品（在学术方面，我只能给予您真心建议，也许无法全面遵从您的国家界限了…不过希望您不会介意～），尤其是『喜多郎』和『川井宪次』，讲到中国民族风，这两位大师的作品不得不一一听遍。（嘿嘿、川井老师大爱～）
喜多郎多为电声和声，川井的民族风总是显得那么兴手粘来…而那些经典的中国古典动画您恐怕不得不屈尊去听了哟～《哪吒闹海》和《大闹天宫》是必备的！
祝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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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中国的传统音乐分为哪几类

中国传统音乐在学界被分为4个部分，分别是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和民间音乐。

1、宫廷音乐：

一般认为，到1912年清王朝结束以后，宫廷音乐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田青认为其实在清朝中后期宫廷音乐就已经成为了摆设，从故宫珍宝馆里所藏的金编钟就可以看出。

作为礼器象征的金编钟，根本无法敲出乐音来。此外，从广义上讲，宫廷音乐也包括孔庙的祭孔音乐这类的礼乐，而这部分音乐现今仍有延续。

2、宗教音乐

我国古代的宗教音乐主要包括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不同的宗教音乐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存在很多交叉、相似的部分。

在近代，随着佛教、道教的衰落，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也逐渐衰落。北京智化寺所存宗教音乐，包括乐谱、乐器、乐僧，可以作为我国宗教音乐的典型代表。目前，智化寺的音乐已经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文人音乐

真正的文人音乐其实只有古琴音乐。古琴，又称琴、瑶琴、玉琴、丝桐和七弦琴，是中国的拨弦乐器，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进行音乐活动的主要乐器，甚至有“左琴右书”的说法。

近代，随着这一阶层的消失，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文人音乐也几近消失殆尽。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曾在全国范围内做过一次普查，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会弹古琴的人竟不足百名。因此，文人音乐相比其他传统音乐来说衰落得最为严重。

不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2003年古琴成功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古琴音乐在新世纪又迎来了一片新天地。

4、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可以分为民歌和民族乐器两大类，现代舞台上很多所谓的民歌，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真正的民歌是来自底层的，一般没有具体的创作者，代代相传、口口相传，最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

(3)中国古代民间音乐扩展阅读：

传统音乐现状

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近百年来遭遇了和传统文化同样的命运。田青说，中国的音乐曾影响了整个亚洲，日本、韩国至今有所保留，而在中国却逐渐没落，甚至被遗忘。

在当下的音乐教育领域，西方音乐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传统音乐大多只存在于乡间的舞台上，苟延残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反思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近些年逐渐兴起的非遗保护项目，让包括古琴艺术在内的中国传统音乐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㈣ 中国古代民间歌谣

古代民歌
《诗经》“风雅颂”里边的“风”就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 《风》诗是从周南、召内南、邶、鄘、卫、容王、郑、齐、魏、唐、 秦、陈、桧、曹、豳等 15 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大部分是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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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㈤ 中国古代音乐的古时音乐

约在公元前21世纪时，夏朝建立，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奴隶制时代。由夏、商、西周到春秋末约1700年间，中国奴隶社会经历了由产生、发展、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在这段时期中，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等新的客观条件，音乐文化得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在奴隶社会中，创造音乐的是奴隶──大量的乐工都是名副其实的奴隶，而享有音乐的则是贵族奴隶主阶级。他们不仅把音乐作为享乐的手段，也把它用作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在当时，最受尊崇的就是奴隶主阶级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的乐舞。其内容多为歌颂统治者列祖列宗的功德，意在宣扬宗族奴隶主统治的合理性，为巩固其统治权服务。音乐于是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传说中夏代的代表性乐舞是《大夏》，以歌颂夏禹治水的业绩为内容，由9个段落组成，演出时用作伴奏，故又称《夏》。据说这个乐舞在周代还在演出，由八列（八佾）头戴皮帽、下著白裙、裸露上身的演员表演。看来还多少保留有早期社会的简朴风貌。此外，夏代的乐舞还有启的《九招》和《九歌》。《招》即《韶》，可以认为《九招》就是《韶》在夏代有所发展的形式。 商代的代表性乐舞名《》，亦称《大》。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辞中不少片提到过商王用《》乐的事，如“乙亥卜，贞王大乙，亡尤”（《殷墟书契考释》七十九下）等，说明商代帝王常在祭祀祖先时用它。据文献记载，《》的内容是歌颂商汤灭夏开创商朝的功绩，同样具有为商族奴隶主统治造舆论的意思。商代的另一个重要乐舞是在“桑林之社”中用的《桑林》。“桑林之社”既是祭祀祖先，也是男女聚会结交的活动。《桑林》之舞在后人看来似有颇涉淫秽的表现，故有在郑重的交际场合宾客回避观看的记载（《左传?襄公十年》）。此外，商代还有一种求雨的舞蹈，称为《雩》。“舞者吁嗟而请雨”。
周代的代表性乐舞有《武》和《象》，它们都是以歌颂周王朝统治者的功德为内容的。武又称《大武》，歌颂周武王伐纣战争的胜利和国家在周、召二公的辅佐下得到有效的治理；《象》又称《三象》，歌颂周成王讨伐殷人叛乱的胜利。这些乐舞也都是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服务的。
巫以歌舞娱神，故商代歌舞特别发达，而且这种歌舞不可避免地带着比较浓厚的神秘的和迷信的色彩。
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强盛时期，作为宗族奴隶制国家的上层建筑的宗法制度以及相应的礼乐制度均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在周代的礼乐制度中，对于各种礼仪中音乐的应用都按不同的等级而有严格的规定。如钟、磬类编悬乐器有“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周礼?春官?大司乐》）的规定，即王列四面，诸侯三面，卿大夫两面，士一面；舞队的行列则有“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左传?隐公五年》），即分别用八佾、 六佾、 四佾、二佾的规定，一佾即一个由 8人组成的行列；乐曲的应用也有明确的规定。如《雍》只能在天子祭祀时撤除祭品之时使用（《论语?八佾》），《三夏》是“天子享元侯之乐”，《文王》是“两君相见之乐”（《左传?襄公四年》）等。这些规定如果违反便是“僭越”，或者“非礼”。西周这些与礼仪结合的音乐。
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微。随着奴隶起义的不断发生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奴隶制在春秋时期已逐渐趋于崩溃，作为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礼乐制度和宫廷雅乐也已处??“非礼”的现象在到处蔓延，原来备受尊崇的雅乐越来越受到冷遇，许多宫廷乐师都纷纷离去。另一方面，新兴的民间俗乐“郑卫之音”等则逐渐进入各诸侯国的宫廷，取代了旧时雅乐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在奴隶社会中，音乐文化曾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时宫廷的乐舞，从参加演出的舞队行列、编悬乐器的编制、乐队和歌队的人数等来看，其规模是相当盛大的。所演出的乐舞作品，也多属宏伟而复杂的巨构。以周代著名的乐舞《武》为例，就其表演情节的丰富和节奏层次的多变来看，都已达到相当发展的程度。我们从《诗经》中保存下来的300多首周代歌词。
据统计，周代乐器之见于记载者约近70种，其中见于《诗经》的就有29种之多。随着乐器品种的增加，开始出现了按乐器的制作材料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8类的“八音”分类法。“八音”之中，金石乐器（青铜铸造的钟、铙、镛、铎等以及石制的磬）占有重要地位，是青铜时代奴隶主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钟、磬的大小和编列的多少成了统治阶级不同等级的标志。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这类乐器的制作无论艺术造型或音乐性能都不断得到改善，并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水平。由现已出土的实物可知，商代便已有编钟（铙）和编磬出现，除个别特例外，一般均以3件为1组。这时，一钟发两音的技术已经出现，3件1组的编钟（铙）有的已能发出一个完整的五声音阶。西周时，有了8件1组的编钟，音域随之扩大。到春秋晚期的1套钟已达13件，据测音，各种隧部发音依次为↑、、、、、、、、、↑、↑、、↓（↑、↓箭头表示略高或略低），构成以为宫、有清角而无变宫的六声音阶，如果再加上右鼓音，几乎12个半音全备，显然已具备有一定旋宫转调的能力。编钟制作技术的高度成就，在近年出土的战国初期入葬的曾侯乙编钟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套编钟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共64件。每个钟都可发相距为小三度或大三度的两个音。总音域为～，达五个八度又小三度甬钟的基本音列属于以姑洗（C）为宫的七声音阶，中部音区十二律具备，可以旋宫转调。整套编钟，其规模之宏大，制作之精美，音质之优良，发音之准确，无与伦比。尤其值得珍贵的是刻在这些钟上的总数约2800字的音乐铭文，标明了当时曾国及楚、齐、晋、周、申等国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为了解当时的乐律学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一些在原始社会中已经出现或稍具雏形的乐器，此时已有了显著的进步。原来是将兽皮蒙在瓦罐（缶）口上敲击的土鼓，此时发展为木框两面蒙皮的鼓。殷墟武官村一商代早期大墓（HPKM1217）就发现有蟒皮鼓和鼓架的遗迹。原来只有1、2个指孔的埙，逐渐进步，到商代中、晚期已有了5个指孔。在已发现的几个5指孔的埙当中，河南辉县出土的一件可发的音，不仅包含七声音阶的全部音级，而且包括许多半音。原来是传说中的龠，在甲骨文中已有了它的象形字和，可以看出是编管乐器，它的进一步发展便是见于周代的箫（排箫）。此外，甲骨文中的言()，据郭沫若解释为单管乐器，它和周代的管、篪等都可说是滥觞于原始的骨哨等而又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的。

㈥ 中国古代音乐的明清音乐

明清两代（至鸦片战争之前）是封建制度渐趋衰落的时期，明中叶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成了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催化剂。
杂剧和南戏在明代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就是杂剧的渐趋衰微和南戏的转趋兴盛。由于南戏（传奇）主要流行在中国南方，在流传当中，不断与各地民间音乐相结合，并根据各地语言音调的不同，而不断派生出多种南方的戏曲声腔如：“海盐腔”（浙江）、“余姚腔”（浙江）、“弋阳腔”（江西）、“昆山腔”（江苏）等。其中出现较早的是“海盐腔”，而在明初流传最广的则是“弋阳腔”。它不仅流行于江西、福建和安徽各地，而且还远及于云南、贵州两省。“弋阳腔”是高腔一类戏曲声腔中最早出现的一种，运用帮腔和滚调是它的特色。明代的“乐平腔”、“青阳腔”，以及清代盛行的“京腔”等多种高腔剧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 “昆山腔”是明代戏曲声腔中成就极高、影响极广的一种。它在元末明初时即已形成，但当时海盐腔盛行，故未能受到广泛重视。明中叶，魏良辅等人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在总结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声腔的优点，对“昆山腔”作了重大的创造性发挥，创造了称为“水磨调”的新唱法，更加突出了舒缓优美和细腻的风格用新的“昆山腔”演唱的第1个剧本《浣纱记》（明梁辰鱼作）上演之后，“昆山腔”遂风靡一时，为其他声腔所不及。
作为一种声腔或剧种的“昆山腔”（亦称“昆曲”），并非它的所有音乐皆为昆山一地的产物。相反，它的音乐的绝大部分都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南北曲曲调，只是在昆曲中经过不同程度的特殊处理，使之具有昆曲的风格色彩而已。在昆曲中，不仅有在杂剧与南戏中便已出现的南北合奏的形式，而且有将整套南曲和北曲间杂使用的“南北联套”形式，同时，还有许多整套的北曲剧目被作为昆曲的保留节目而上演不辍。这说明，南北曲在明代出现了另一个重要趋势：走向融合。而昆曲就是南北曲的集大成者。不幸的是，作为南北曲发展的顶峰的昆曲，由于适应上层观众的需要，创作和表演上过分追求文雅和雕琢，到明末清初便逐渐趋于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多种地方戏曲声腔兴起的新局面。 明末清初兴起的多种戏曲声腔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梆子腔”和“皮黄腔”。梆子腔起源于陕西一带，故又称“秦腔”。早在明代就已产生，逐渐流行于黄河以北诸省，又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梆子戏。南方的许多剧种中，梆子腔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声腔。
皮黄腔是“西皮”、“二黄”两腔的合称。二黄是在安徽、湖北一带形成的新声腔；西皮则是梆子腔流入湖北后逐渐演变而成的。18世纪末徽班艺人首先把二黄带进北京；19世纪初汉班艺人相继入京，他们大多数以唱西皮著称。在北京的徽汉艺人的合班演出，进一步促进了两腔的结合。其后著名演员辈出，艺术上广为吸收昆曲等多方面的经验，有了重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皮黄腔为主要声腔的新剧种──京剧。
梆子腔和皮黄腔的音乐都属于“板腔体”。这种板腔体的戏曲，音调虽较简单，但却颇为灵活。能作多层次的节奏与色彩等的变化，富于戏剧性，也便于欣赏和学习，因而深受群众欢迎。它的出现，是戏曲音乐发展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 明清时期，器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具有悠久历史的鼓吹乐，早已突破官家的垄断，在各地普遍流行。现存北京的“管乐”、西安的“鼓乐”等，都还保留明清以来的遗制。江南一带的“十番锣鼓”、“十番鼓”在明清之际已有了广泛的影响，还有多种形式的锣鼓在南方（尤其是沿海）各地得到发展。和元代的“达达乐”有一定渊源关系的“弦索”合奏形式，明清时也相当流行。18世纪蒙古族文人荣斋曾给这种合奏记下分部总谱，名为《弦索备考》传世，还有丝竹乐合奏的形式也在各地广泛流行。这时期的器乐，大都不同程度地受着戏曲和说唱音乐的影响。它们所奏的乐曲，不仅有许多曲牌是从戏曲和说唱中吸收和发展起来的（包括许多整套曲牌的移植），而且有一些大型器乐的创作构思也是从戏曲或者说唱的节目中得到启发或依据的。另一方面，许多声乐曲牌被引入器乐之后，适应器乐的需要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与变化，并获得了新的气质。
随着琵琶、三弦等乐器在戏曲、说唱等多种音乐形式中的广泛运用，演奏这些乐器的名手愈来愈多（明代北京的“都城八绝”中就包括了“琵琶绝”李近楼和“三弦绝”蒋鸣岐），演奏技巧愈来愈高，创作也日益丰汤琵琶”）是杰出的一个，他能弹《胡笳十八拍》等“古曲百十余曲”，“而尤得意于《楚汉》一曲”（王猷定《汤琵琶传》），这首《楚汉》就是至今仍在流传的琵琶曲《十面埋伏》的前身。至于琴曲，明清时期没有出现十分优秀的作品，但在琴谱的整理和刊印上却有显著成绩，自1425年汇集较多琴曲的第 1部琴谱集《神奇秘谱》出版之后，陆续刊印的琴谱为数不少。它们保存下大量琴曲，是研究琴的艺术和音乐历史的珍贵资料。一些经过整理的琴曲在艺术上也有发展和提高。 明清时期音乐科学的重大成就是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明代杰出的音乐理论家朱载，经过数十年刻苦钻研，大量的科学实验和精密计算，创造了“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彻底解决了千百年来旧的三分损益律和旋宫转调的创作要求之间的矛盾，为音乐艺术和音乐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明清时期的音乐，继续着宋元时期开始的发展趋势，在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众多的城市以至农村集镇不断兴起的形势下，各种民间音乐形式普遍得到发展，形成了数以百计的戏曲剧种、说唱曲种和器乐乐种，积累了无比丰富的音乐财富，为近代音乐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㈦ 求一些关于中国古代民间艺术的音乐

中国古代十大名曲
有先秦的琴师伯牙的《高山流水》；
汉魏时期嵇康的《广陵散琴曲》；
明朝的《平沙落雁》；
古曲《梅花三弄》
楚汉战争时期的《十面埋伏》；
古乐曲《夕阳萧鼓》后 编成丝竹乐曲《春江花月夜》；
历代传谱的《渔樵问答》
汉末汉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汉代的《汉宫秋月》；
春秋时期晋国师旷的《阳春白雪》。

㈧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分类

中国民间音乐可以分为如下六个类别：

1、民间歌曲简称民歌。

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劳动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集体创造出的、最能直接反映现实、被子人民群众普遍掌握、广泛流传的一种短小的歌唱艺术。

2、歌舞音乐

指的是伴随着民间舞蹈的歌唱和器乐演奏。各地的民间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在汉族地区普遍淬的有龙舞、狮舞、秧歌、花灯、花鼓、打莲厢、跑旱船、车灯、太平鼓、竹马灯、高跷等。

少数民族的歌舞更是多样，如：蒙古族有安代舞、鄂尔多斯舞，朝鲜族有农乐舞、维吾尔族有乃赛姆、多朗舞，藏族有果谐、弦子、堆谐、囊玛，瑶族有长鼓舞，苗族有芦笙舞，侗族结合；曲调明朗活跃，旋律线条较为朴直，棱角鲜明；节拍规整，节奏明快有力，富有动作性；结构更为匀称，多对称曲式等。

3、说唱音乐

说唱艺术又称曲艺，是说（白）、唱（腔）、表（作）古位一体的艺术。说唱音乐大致有：与语言紧密结合，富有地方色彩，伴奏乐器简便，叙事与代言相结合等特点。

4、戏曲音乐

戏曲是音乐、舞蹈和戏剧三者紧密结合的综合艺术。戏曲音乐作为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善于以其抒情性功能、叙事性功能和节奏功能来刻画人物形象，渲染戏剧气氛，统一协调舞台节奏。

5、民族器乐

中国传统民族器乐乐种如按其演奏形式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两大类，即：（1）独奏音乐，包括管乐器独奏、拉弦乐器独奏、弹弦乐器独奏、打击乐器独奏和其他乐器独奏；（2）合奏音乐，包括弦索乐、丝竹乐、鼓吹乐、吹打乐、锣鼓乐。

中国民族器乐具有与声乐紧相关联、与习俗密切结合、注重旋律的横向发挥和乐器之间的音色组合等特点。

6、综合性乐种

兼具民歌、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器乐等四种类型于一身的综合性乐种。

(8)中国古代民间音乐扩展阅读：

民间音乐（Folkmusic），又称民间歌谣、民俗音乐、民间短篇诗歌等，简称民谣、民歌、民乐，于国际民间音乐协会（IFMC）之解释定义为「经过口传过程发展起来的普罗大众音乐」，也就是该音乐散布过程，纯粹是由演奏者或音乐接收者记录教习，并亲自相传所得。

民间音乐由广大人民群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通过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的音乐形式和音乐作品。它无论从使用的乐器、演奏的乐谱还是演奏形式，都有着极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与当地的民俗习惯相融合，与当地的民俗活动相结合。

㈨ 中国古代民歌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古代民歌的传承与发展，可以分为民间歌谣、骚体诗、乐府民歌和杂言诗四种基本体裁。

诗歌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产生在有文字记载的文学产生之前，和音乐、舞蹈一体。由於没有文字媒体辅助记载记忆，这种文学体裁要求语言既精练又形象，音调要和谐，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韵律。

诗歌的原始形态是民间歌谣。在今天看来，最早的民间歌谣的艺术特徵是朴实无华，它只具备诗歌形式的基本内涵，而在音调的模式、节奏的类型、韵律的规则等方面都没有定式，这就决定了它是最彻底的自由诗。民间歌谣的自由属性还表现在具体作品的不定状态。一首民间歌谣被创作出来以后，是通过口耳相传得以保留的。在传播当中，人们会对其中的句子、用词、节奏、韵律等作一些修正，使之在艺术和思想上更具感染力，所以它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后世的民间歌谣，一方面继承著传统的某些要素，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拘泥於传统所有要素，只要表达需要，它们就往往突破传统，产生新的形式，这些新的形式，当然有优秀的，也有低劣的，低劣的很快就被淘汰了，而优秀的则被广泛的模仿定型为新的典型模式。

民间歌谣是孕育诗人和正统诗歌的摇篮。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诗人及名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歌谣汲取营养后，经过对生活实践的感受、认识、理解与思考，运用传统与创新相结合艺术手法加以表现而产生的。

上古时代，民间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被记录在先秦的经史子集中保留下来的很少。这些记录，不排除有所加工润色，但是其基本风貌应该说还是得到了保留。清代大学者沈德潜编辑的《古诗源》中，选录了《古逸》103首，其中一部分是上古民谣，如《击壤歌》、《康衢谣》等，还有一部分是《诗经》以外的周代民歌。上古民间歌谣，与后世的诗歌相比，句子不受字数限制，篇幅不受行数限制，用韵位置不固定，韵律也很自由，这是其共性。但上古民间歌谣也有一些个性：

1、与音乐保持著密切的联系，是唱的，而不是诵的，是歌词，而不是狭义的诗；

2、四言句最多，占主导地位；

3、每篇行数以双数的居多；

4、出现了三言句、五言句、六言句和七言句，有杂言倾向；

5、出现了骚体诗的雏形。

上述这些特徵，可以说明四言诗为什麽会成为中国诗歌最早的正统体裁，也可以说明汉乐府民歌为什麽会有明显的杂言倾向；又可以说明为什麽在《诗经》之后会有骚体诗兴起。

由於四言句式是上古民间歌谣的基本形式，所以自《诗经》起，四言诗首先登上了正统诗歌的宝座。四言诗只有两个双音步，没有单音步，在节奏上死板，在表达的空间上局促，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些缺点便越来越明显。为了表达的需要，也为了节奏富於变化，屈原第一个学习南方民歌和上古歌谣中的一唱三叹的句式，创作了篇幅宏大、数量可观的骚体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自觉的诗体革命，他与四言正体分庭抗礼，其作品的基本艺术形式在汉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项羽、刘邦、刘彻，都有过骚体诗作，汉代一些有影响的文人，在创作四言诗的同时，也大量尝试骚体诗，使屈原的骚体革命得到了继承和推广。汉代这些骚体诗，表达方式多平铺直敍，修辞手法也不如屈原那样丰富多彩。最有成就的还是汉末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关於这组诗歌是否蔡作，学术界颇多不同见解，但从这个作品大致产生於那个时代和它对后世的影响的角度看，无论是否蔡作，并不损伤它的历史地位。骚体诗的另一条支脉在两汉变成了散文化的“赋”，到六朝时代进一步演变成既区别於诗歌又区别於散文的骈体文，已经同诗歌分道扬镳了。所以此后保留原有风格的骚体诗越来越少，到唐代李白等人之后，就寥若晨星了。

骚体诗有以下两个特点：

1、用叹词“兮”连接两小句构成一个较长的句子，或者放在句子末尾，连接下一句，使诗句更有节奏感和音乐性。

2、句式突破了四言正体，向三言小句方向（如《国殇》）和五言句型（如《东君》）、七言长句（如《橘颂》）方向变革。

骚体形式的出现，无论其所表现的创造性、突破性，还是其句式有意识有规律的增损，都为汉代乐府民歌及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的产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乐府民歌与民间歌谣的不同，在於它是被官方加工和认可过的。其实，就其本质意义而言，《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也是乐府民歌，只是那时还没有出现“乐府”这个概念和名词，所以十五国风不叫做乐府民歌。汉武帝创建乐府，作为宫廷礼仪的音乐机构和从民间采风的专门机构，后来渐把这个机构创作的歌曲和采集加工的民歌称为乐府，才有了乐府民歌这个新的诗歌体裁称谓。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经过多次加工的民歌，其民间性已经被淡化，因而表现为四言诗句的压倒多数；汉代乐府民歌则不同，它只经过了一次性的加工，因而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本色。

南朝时期沿用了汉代的体制，官方依然注重从民间采风，所以这一时代也有许多民歌得以保留传世。隋唐以后，正统诗歌完全居於统治地位，采风也不再是官方统一组织的社会活动了，但民间的与音乐密切相连的歌词却在不断产生并广泛流传。由於乐曲的存在，按照曲调所提供的乐句填词成为风气，后人把曲子词叫做近体乐府，是有道理的。

乐府民歌的出现有两大意义：

1、被官方采集加工过的民歌，经过了文人的加工润色，其艺术价值超过了民歌的原始状态；

2、被官方采集加工过的民歌的广泛传播，使民歌中的最新艺术成就，能够被众多的文人借鉴，使个别的艺术进步变为全社会的历史性的艺术进步。

乐府民歌由於保留了民间创作的基本艺术成就，对於正统诗体来说是一场变革。这种变革对於正统诗歌形式的突破，使之成为自由性质的诗体。汉代的乐府民歌，五言体和杂言体交相辉映，是继承上古歌谣中杂言倾向的传统，是对四言正体句式的平行扩张和参差损益两种倾向的结果，前者带有改良意味，后者代表变革趋势。

乐府民歌的出现，是新的正统诗体形成的基础。周代民歌，更远一点说上古民谣，他们的基本句式决定了四言诗的形成；汉代乐府民歌中所产生的基本句式，决定了五言诗的形成；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基本句式的扩张，则决定了七言诗的形成。

杂言诗是真正的自由诗，这种自由是由自发到自觉发展起来的。杂言诗在自发阶段朴实自然，还没有割断与散文之间的联系，而到了自觉阶段则生动活泼，在变化中表现音韵、节奏和句式和谐统一的规律性。自觉的杂言诗，实际上比半自由诗难作。杂言诗句式的转换，要能够於变化中存统一，於错杂中见和谐，所以它不能藏拙。中国传统诗歌中，文人的杂言诗很少，成功之作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可见高度自由的诗要作得好，甚至比严格的律诗还难。

杂言诗的发展主要是在民间进行的，它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上古歌谣，而汉代乐府民歌则是它的第一次繁荣。到了唐代，在近体诗鼎盛发展的正统诗歌黄金时代，在民间则悄悄地兴起了杂言的曲子词，这是杂言诗第二次繁荣的序幕。杂言诗的自由性，是对正统诗体的挑战，而杂言诗一旦被文人所普遍模仿，它就失去了自由的属性，成了新格律诗，按谱填词填曲，就不再是自由的杂言诗了，而是严格的格律诗了。

亢 民间歌谣
民间歌谣是诗歌发展的源泉。这不仅仅是从诗歌的发端意义上讲，而且在诗歌的流变中依然起著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一切传统诗体的产生，无不得益於民间歌谣中的最新艺术成就。民间歌谣的基本特徵是：它既保持著以往艺术形式的基本传统，又不以这些形式为桎梏，为了表现上的需要，它总是积极地、顺乎自然地对其有所突破。

上古时代的民间歌谣，保持了四言句式占主导地位的原有基本传统，但在需要的情况下往往突破。如《击壤歌》，其前四句完全是整齐的四言，而在结尾，则突然出现了七言句，增加了表现力，使全首诗在艺术上升华。如果用两句四言句结尾，变成“帝力於我，有何益哉”，艺术上就大为逊色了。再如《南风歌》，如果用四言正体也是可以作出的：“南风之熏，解吾民愠；南风之时，阜吾民财”但在艺术感染力上，就远不如原诗一唱三叹的骚体句式那麽强烈了。

两汉乐府民歌是在骚体诗产生之后出现的，它的自由和突破，是相对於四言诗和骚体诗而言的。如《有所思》，也可以用四言诗体：“我有所思，在大海南。何用遗君，玳瑁珠簪。……”但风格上就显得很陈腐了，没有新鲜感，意境也远不如原诗。再如《战城南》，也可以用骚体来写：“战城南兮死郭北，野死不葬兮乌可食；为我谓乌兮且为客号。……”但在风格上则显得凄婉有余而悲愤不足。可见，所谓自由，并不是为了自由而自由，而是为了艺术表现力的增强而自由。民歌对传统形式的突破，莫不以此为原则。这两首乐府民歌，是最能保持民歌风貌的，文人加工的痕迹绝少，可以作为民间歌谣来认识。

东周时的歌谣《饭牛歌》是从《淮南子》上摘录下来的，未必是甯戚的原作，但是至少代表了西汉时的诗歌水平，应当早於张衡的《四愁诗》，代表了最早的七言歌行。它是对骚体诗的突破，基本去掉了叹词“兮”。此后的歌谣中，出现的七言形式越来越多，如《临河歌》、《楚聘歌》、《巴谣歌》等，也出现了《匈奴歌》这样的五七言相交的杂言诗，为文人的七言、杂言歌行的出现提供了营养。

在民间歌谣和文人歌行的相互借鉴、相互推动中，七言四句的“乐府”诗得到了发展。说它是“乐府”诗，不仅是因为它有浓厚的民歌特色，还因为它们是合乐的歌词，也是为了和唐代出现的律体七绝相区别。因为这种“乐府”不太讲究粘对，其对偶性和音乐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风格。到了隋代的《送别歌》，已经发展成与七言律绝完全相同的艺术形式了：

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其平仄结构完全是一首仄起式首句入韵的七言律绝，而且首联用了对仗，其句法、章法与唐代七言律绝佳作相比了无逊色。可以认为，这种“乐府”是唐人七绝之母。

《送别诗》这种体裁，后来向著三个方面发展：一是七言律绝，二是通俗活泼的《竹枝词》、《折杨柳》等民歌，三是增损变化个别句式，向《渔歌子》、《捣练子》之类的曲子词小令方向演变。而第二种则作为民歌的正宗形式一直流传到现代略无衰减。

盛唐时代李白、王维、王昌龄等诗人的七言绝句，有些是律体，有些则是“乐府”体。这种七言“乐府”，对於此前500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五言诗而言，是自由的、非正统的，而其艺术表现力则往往超过五言诗，其节奏、韵律、平仄变化，也逐步向规律化方向发展。

唐代的民间歌谣，一部分突破了其既往500余年五言、七言整齐句式为主流的传统，发扬了从上古民谣到《诗经》楚辞和汉魏六朝乐府的杂言倾向，从而产生了曲子词。不过这时的曲子词不是后来的格律化的歌词，而是完全自由或基本自由的，在依据现成音乐曲调的基本前提下，句子中的字数是不完全确定的，也不受平仄的限制。在“词”和“曲”被格律化以后，民间的“挂枝”、“寄生草”之类的歌谣仍然保持著这种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品格。

氐 骚体诗
骚体诗得名於屈原的《离骚》，而且在这种诗体创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者也是屈原。但骚体诗毕竟不是屈原独创的，他只是这种诗体的集大成者。

骚体诗萌芽於上古。最早的一唱三叹式的诗歌，有文字可考的是《尚书》所载的《卿云歌》：

卿云灿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早期文献中记载的这种形式的诗歌还有《南风歌》、《采薇歌》、《孺子歌》等等：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南风歌》（载於《家语》，舜帝弹五弦琴所歌）

登彼西山，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孺子歌》（载於《史记》。春秋末年楚国民歌）

其定型时代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形式的诗歌代表著上古诗歌的一个体裁流派。《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差不多都有这种形式的作品：如《周南》中的《麟之趾》；《邶风》中的《绿衣》、《旄丘》、《简兮》；《卫风》中的《淇奥》；《郑风》中的《缁衣》、《将仲子》、《遵大路》、《狡童》、《丰》；《齐风》中的《还》、《东方之日》、《猗嗟》；《魏风》中的《十亩之间》、《伐檀》；《陈风》中的《宛丘》、《月出》；等等，都是骚体诗的渊源，可见这种体裁的雏形出现，远远早於屈原。

但是，屈原以前的“骚体诗”，除了一唱三叹的“兮”之外，还是与四言诗有著密切的联系，因为其基本句型还是四言的。屈原的楚辞则不同，它打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创建了五言、七言句的基本雏形。《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少司命》、《东君》、《河泊》，开创了五言体的基本模式。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及，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恻。 桂棹兮兰枻，斲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龙飞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鼂骋骛兮江臯，夕弭节兮北渚。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